细胞生命的礼赞-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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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器官，在这样广大的规模应用它，只是为了制造某种背景噪声，那是说不过去的。在断片的谈话、几纸往日的书信、书刊的断帐残篇、关于老影片的回忆以及纷乱的广播、电视节目的掩盖之下，一定有更加清晰可辨的信号存在。
或许，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学着使用这个系统，而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整个的进化过程几乎还都在后头。也许，我们今天产生并在大脑之间疾速传播的思想，就好象在香港和波士顿的宴会桌上同时讲着的笑话，就好象我们发式的突然改变，就象今天流行的所有爱情歌曲。它们不过是日后更复杂的聚合结构的原始阶段，可以跟生物进化早期漂游在浅水洼里的原核细胞相提并论。后来，时机适宜的时候，那些片片断断之间出现了融合与共生，那时，我们就会看到真核的思想，看到思维的后生动物，看到思维彼此生长在一起的巨大珊瑚礁。
这样的机制已经存在，并且无疑已经能够发挥作用，尽管迄今为止的全部产品基本上还是些断片。但不得不说，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运用大脑的时候还极其短暂，不过区区几千年，而人类的历史怕要延续几十亿年。在这几千年中，人类思想一直是斑斑块块地分散在地球各处。这样的思想交流，或许有某些规律，规定了它可以有效地运行的临界浓度和质量。只有到了本世纪，我们才大规模地彼此靠近，才得以在整个地球范围内开始融合，而从今往后，这一进程可以迅速向前了。
如果进展顺利，前景相当可观。很侥幸，我们已经看到，点点滴滴交流的思想汇集成今天的艺术和科学的结构。作到这一步，只需要把那些断片在大脑之间传播起来，直到某种自然选择作出最后的选择。选择的依据也是适者生存。
真正让我们吃惊的，在他们出现时让我们惊倒的，总是那些突变型。我们已有过这么几个，他们象彗星一样，周期性掠过人类思想的原野。他们对于从其他头脑倾泻而来的信息有着稍为不同的感受器，还有着稍为不同的处理机器，因此，经他们的大脑流出来再汇入整个大流的是新东西，充满了种种新的意义。巴赫就是这样，从他那儿来、汇入音乐大流的，是原基。在这个意义上，《赋格的艺术》和《马太：受难曲》，对于人类思想这一进化途中的生物，是鸟生出有羽的翅膀，是人有了与其他四指相对的拇指，是前额有了新的大脑皮层。
但是，从今往后，我们也许不会这样依赖于突变型。或者，我们周围有了更多的突变型，多到我们认不出来。我们需要的，是更密集、更不受限制、更执着的交流，需要更多开通的渠道，甚至是更多的噪声，还需要更多一点的运气。我们既是参与者，同时又是旁观者，扮演这样的角色让人困惑。作为参与者，我们对事物的进程没有选择；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就是这样的。作为旁观者，我的劝告是，站开点，给这个进程让点地方。



Chapter　27　世界最大的膜


站在月亮上远望地球，让人惊讶得敛声屏气的事儿是，它活着。从照片上看，近景中干燥的、备受击打的月球表面，死沉沉如枯骨。高高地漂浮于天际，包着那层湿润的、发光的、由蓝天构成的膜的，是那正在升起的地球。在茫茫宇宙的这一方，唯它才是生机四溢的活物。假如你能看上足够长的时间，你会看到大块盘旋的白云半掩着陆地，陆地隐现于白云之中。假如你能看到从很远古的地质纪年的演化，你就会看到大陆本身也在移动，看到它们在地火的推动下，在地壳的板块上漂移。看上去，地球就是一个有组织的、自成一体的生物，满载着信息，以令人叹羡的技巧利用着太阳。
在生物学上，从无序中理出秩序的，是膜。你须能获取并抓住能量，贮存起准确的需要量，然后再把它均衡地释放出来。细胞会这样做，它里面的细胞器也会这样做。每一个生命集合都在太阳能的粒子流中摇摆不定，从太阳的代谢物中攫取着能量。为了活着，你必须能够跟平衡抗争，能够保持不平衡，积聚能量以抵抗熵的增加。在我们这样的世界上，只有膜才能处理这样的事务。
地球活起来之后，它就开始构造自己的膜，其基本的目的就是处理太阳能。起初，在地球上由水中的无机成分合成肽与核苷酸的前生物期，除水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来遮挡紫外线的辐射。最初的稀薄大气直接来自地球慢慢冷却时的排气过程，其中只有丝丝缕缕的几乎察觉不到的氧气。从理论上讲，水蒸汽在紫外线的作用下也能发生光解而产生氧气，但量不会多。如尤里（Urey；H。C。，1893－1981，美）指出，这一过程会有自我限制的作用，因为，光解作用所需的波长正是氧气所屏蔽的波长。氧气的制造几乎一开始就被切断了。
氧的制造需等待光合细胞的出现。它们生存的环境。必须有充足的可见光以便进行光合作用，同时又必须遮蔽，不受那致命的紫外线的照射。伯克纳（Berkner，L。V。，1905－1967，美）和马歇尔（Marshall）推算出，绿色细胞必须生存在约十米深的水下，很可能是在水塘里，这些地方水比较浅，没有很强的对流（海洋不可能是生命的起源）。
你可以说，向大气释放氧气是进化的结果。你也可以反过来说，进化乃是有了氧气的结果。你怎么说都通。一旦光合细胞——很可能相当于今天的蓝绿藻——出现，未来的地球呼吸机制就形成了。从前，大气中氧的水平增高到今天氧气浓度的百分之一时，地球上的厌氧生物便受到了威胁，下一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带有氧化系统和ATP（三磷酸腺苷）的突变型。有了这些，我们来到了一个爆炸性发展的阶段，千万种会呼吸的生命，包括多细胞的生命形式就可以滋生繁衍了。
伯克纳提出，曾有过两次这样的新生的爆炸，象大规模的胚胎学的转化一样；两次飞跃都有赖于氧的水平突破某一临界值。第一次飞跃，氧的浓度达到了现在水平的百分之一，遮挡住相当的紫外线，使细胞能够移居到河湖海洋的表层水域。这一变化发生在大约六亿年以前的古生代前期，这一时期的地质记载中海洋生物化石陡增证明了这点。第二次飞跃，出现于氧的浓度达到今天水平的百分之十的时候，距今约四亿年，这时，已经形成一个足够强大的臭氧层，减轻了紫外线幅射，使生命可以从水中出来，移居到陆地上。从此以后，生物的发展便畅通无阻，除了生物创造性的限度外，再没有什么能限制物种的发展了。
还有一件事说明我们极其有福。氧气吸收的，正是紫外线光谱带中对核。酸和蛋白质最具杀伤作用的部分，而同时它又允许光合作用所需的可见光充分通过。如果不是氧气的这种半透性，我们不会这样进化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球也呼吸。伯克纳提出，氧气的生产和二氧化碳的消费，也许存在一个循环的过程，这个循环有赖于地球上动植物的相对繁盛，而几次冰期则代表呼吸的暂停。植物的过分繁茂可能曾使氧的水平高于今天的浓度，于是相应地引起二氧化碳的耗竭。二氧化碳含量的下降可能损坏了大气层的“温室效应”。二氧化碳温室效应为大气层保持着来自太阳的热量，温室损坏，热量就从地表辐射散失。气温的下降又反过来抑制了很大部分生物的生长。一阵长长的叹息，氧的水平可能下降了百分之九十。
伯克纳推测，这就是使大型爬行类动物所遭到的灾难。它们的块头在一个含氧丰富的大气环境中还不成问题，但此时它们遭到了氧气耗尽的厄运。现在，我们有离地球表面三十英里处的一层薄薄的臭氧层。它保护我们不受致命的紫外线的损害。我们很安全，通风良好，安然无恙。如果我们能避免那些可能乱鼓捣臭
氧层、或者可能改变二氧化碳浓度的技术的话，氧气还不是我们的大患，除非我们放手进行足够次数的原子爆炸，去杀死海洋中的绿色细胞。如果我们这样干，当然，那就是拉着绞绳往自己脖子上套。
大气是全然没有人情味的，本来很难跟它动感情。然而，它却又实在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是生命的产物，就象葡萄酒和面包。总的来讲，天空是奇迹般的成就。它在运行着，就它的设计功能来说，它就象自然界的一切一样运行无误。我不相信任何人能想象出什么办法使它更加完善，我们能作的，也就是偶尔把某一块云从一处移往别处。用“偶然”来解释天空这样的宏伟建筑是解释不通的。叶绿体的出现，也许有点幸运的成分，然而，一旦这些东西登场，天空的进化就绝对是命中注定了。“偶然”暗示着有替换物，暗示着有其他的可能性、不同的出路。在腮、鳔、前脑之类细节问题上，“偶然”可能起了作用。但天空的造成不会是这样。对于它，简直就没有别的出路。
我们应该称颂现在这样子的天空：就它的大小、就它功能的完美，它都是自然界万物之中最伟大的、无与伦比的协作成果。
它为我们而呼吸。它还为我们的欢乐保护着我们。每天都有几百万个陨星落入这层膜的外层，由于摩擦它们被化为乌有。没有这层屏障，我们地球的表面早就会象月球表面一样，在流星的轰击下化为齑粉。尽管我们的感受器还没有灵敏到听见那轰击，但我们还是感觉到了，我们会感到安慰：那声音就在我们头顶上，就象万点夜雨敲打着屋顶。






译后记


这本书讲的是生命和死亡、人和自然的大题目。一个博通古今哲学的学问家，对它一定大有可说。可译者却是一个普通的、顶多是个热情的读者，对它决无评判的力量。这里仅就所了解到关于作者的一鳞半爪，写出如下译后记，或许能使愿意看完的读者不觉得枉费时光。
医生、生物学家、教授、行政官员、诗人和散文作家刘易斯·托马斯，1913年生于纽约城边、一个小镇医生的家庭里，受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医学院，毕业后作过实习医生，可能还作过为期不长的住院医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繁荣时期，他辗转并领导了好多个教学、科研和医疗机构，其中包括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和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疗中心。在耶鲁大学任医学院院长数年之后，他又接任纽约市癌症纪念中心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所长。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托马斯写书，看来似乎是偶然的。1970年，托马斯任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时，应邀在一个关于炎症的学术讨论会上作“定调演说”，他轻松幽默的泛泛而谈被录了音。不知怎么，演说的整理稿传到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的手里。主编是托马斯自实习医生时的年兄契友，他喜欢这篇东西，便命托马斯为他的月刊写一系列短文，让他照此泛泛而谈，条件是题目不限，一文不给，一字不改。托马斯本具文才，可惜大半生献身研究，只好搁起他的锦心绣口，去作那些刻板的学术论文。他得此机会，自然乐于应命，一连写了六篇，甫议搁笔，但已经欲罢不能了。热情的读者和批评家们要他把专栏写下去，于是，他一发而不可收，连写了四年。这时，出版商已争相罗致出版。The　Viking　Press的总编条件最惠，许他不加修改，原样成书。于是，我们就有幸看到了这本辉煌的小册子。
托马斯写书，实非偶然。用句中国的老话说，此老前身合是诗人。他在医学院读书时就曾发表过诗作。作实习医生时，受同事怂恿，他经常写诗，赚取稿酬，在献血之外，用以补贴不足的日用。从可以见到的部分诗作看来，显然存在济慈的遗痕，只不过在优美哀婉之上，加了一些些不敬。1941年发表于《大西洋月报》的一篇《黄金时代》，是关于未来的热核战争的，写出他对人类前途的殷忧和悲悯。不知为什么，珍珠港之后，托马斯把他的诗笔连同梵阿铃一起，束之高阁，而专心于严峻的科学研究了。
这些文章，我们自可当诗来欣赏。其奔放不羁的哲思，其蕴藉缭绕的结构，其字里行间不尽的余味，使人觉得就是在读无韵的诗。不过，假如我们稍稍了解一点这些美文背后的严肃的研究，我们似乎可以通过这些别具一格、引人入胜的文章，更加满怀敬意地领略其中的视野和洞见。托马斯一生中研究过非常广泛的领域，写下二百多篇学术论文，涉及神经病学、免疫学、内毒素、胚胎学、气味学，以及多种疾病的病理学和药理学研究等。他认真涉猎过的学科就更多了。他甚至兴致勃勃地研究过比较语言学和汉语词源学。书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来自他本人的直接研究成果。也有些篇章是有感而发和有为而作的。比如，第二篇写于人类第一次登月成功之际，面对人们对“月菌”的警惕，揭出了这种态度深处的人类沙文主义本质；关于计算机的一篇，是有感于其时某些科学家对人工智能的夸大；有几篇关于医疗保健制度和科学规划的，乃是作者对于这些方面社会问题的深思熟虑。托马斯作过纽约市的卫生官员，1967年还被任命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1968年，鉴于医疗费用的增高，白宫令委员会研究一下美国现行保健制度在科研方面的需求。托马斯领导一个小组工作了一年，得出的结论是，“半拉子技术”我们负担不起。要降低医疗费用，就要突破这种“半拉子技术”，真正认识自己，认识疾病，这就要政府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有风险”的基础研究。小组的报告由于越战而被搁置。后来，在尼克松执政时期，连科学顾问委员会本身也由于反对反弹道导弹计划和超音速飞机计划而被取消。这些文章坚持了当时的意见；过了几年，1978年，作者又在《华尔街日报》著文，重申这些主张。由此可以看出托马斯对于这些社会问题的执著的关心。
这本书里的文章，从题目看来显得很驳杂，但实际上却有着共同的主调。总的来说，它们是讴歌生命的，一反圣经启示录以来对于世界前途的悲观论调，一反整整一个世纪里占统治地位的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托马斯对于自然界、至少对生物圈的前途是持乐观的态度。他看到，自然界众生之道是趋向结合、合作、和谐，而不是弱肉强食的竞争和残杀。他谈音乐，谈气味，谈语言，谈细菌、昆虫和其他星球，其实都是谈一个主题：通过交流与合作来达到生命的和谐。托马斯的书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欢迎，可能就是因为它们给人以积极的启迪和力量。
内容的庞杂，文风的恣肆，使我在译这本小书时倍觉困难。多亏美国同事钱杰西博士（Jessie　Chambers）给予许多语言上的帮助，同窗好友徐培君又认真地阅校了译文，才使之避免了许多错误。今天写这后记时，还不禁记起学者的惠助和畏友的诤言。谨志于此，以申远怀。
　　　　　　　　　　　　　　　　　　　　　　　

李绍明
于济南·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