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生命的礼赞-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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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是将套膜外翻，使海星失去一个立足点；帽贝能感觉出一种特别的海星蛋白。公平地说，所有海星都制造这种蛋白，释放至周围的环境。这种系统显然是古老的一种，比我们现在为识别彼此而如此倚重的抗体的免疫感知早得多。最近已知，细胞抗原标记自我的那些基因和那些通过抗体形成而发生免疫反应的基因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可能，抗体的创生，来自共生所需的早期感觉机制，这种机制可能部分是用来避免共生活动失控。
一切生物，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它们之间进行化学通讯的非常普遍的系统，被惠特克（Whittaker；R。H。）称为“allelochemics”（不同种间化学作用）。每一种生命形式都用这种或那种信号，对周围的其他生物宣布它在近处，向来犯者划定界限，或向潜在的共生者散发出欢迎的信号。总的效果，是形成一种调节生长速度和领土占领的协调机制。这显然是用来使地球自我平衡的。
齐治·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阿根廷）在他新出的关于神话动物的动物寓言集中特别提到，许多善于思索的人都作出过关于球形动物的想象，而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则曾经认为，地球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存在物。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生物体内，化学信号可能起着整体内激素的作用，使种种相互关联的工作部件的操作保持平衡与对称，通过其他所有种类间相互联系的讯息，以没完没了的长途接力，把马尾藻海里的鳗鱼的境况告知阿尔卑斯山中的植物的组织。
如果能把一个个计算机做得足够大，大到能装得下附近的星系的话，它们可用来解决这个有趣的问题。想想还有这么多未解之谜等待生物学去解决，这倒是令人愉快的，虽然不知道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足够的研究生去研究它们。



Chapter　7　鲸鱼座


鲸鱼座（Ceti）这颗恒星离我们较近，又很象我们的太阳系，因此，它成了有生命存在的可信的候选者。看起来，我们正准备开始跟鲸鱼座以及我们感兴趣的更遥远、远在天边的天体进行接触。CETI还被人们有意地作为第一次关于与外星智慧进行通讯的国际大会的首字母组合。那次大会是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联合发起，于1972年在苏联的亚美尼亚举行的。与会者有来自许多国家的著名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相信，外星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很大，至于某个地方可能存在文明，掌握了堪与我们匹敌或超过我们的技术，这种情况也有相当的可能性。
基于这样的假定，会议认为，普遍接受的星际通讯方式很可能是射电天文学，因为这种方式既快速又经济。他们提出一项正式的建议，可以组织一项国际合作项目，用新的、巨大的射电望远镜探测空间深处，寻找有意义的电磁信号。我们最终会筹划自己发出一些讯息，然后接收回答，但在开始的时候，更实际的似乎还是捕捉外星人之间的谈话的片断。
于是，我们最尖端的科学里所有复杂高技术中的精英，很快就要全力从事于本质上是生物学的研究——这当然还包括社会科学的某些方面。
仅仅在最近十年中，地球就变成了过于狭小的地方。我们有一种被封闭起来的感觉，好象一个小城市要在一个小县里发展，被憋住了。我们已看到了火星表面的样子，它黑暗、千疮百孔，从最近获得的照片判断仍无生命。因而，这些景象似乎并没有扩展我们的视野，反而把我们所处环境中又一副令人不满的容貌拉得更近、太近了。晌午无云的蓝天，已失去了它旧日那广阔深邃的面貌。已经有一种说法，说天空并不是无限的。它是有限的。实际上，它是我们的屋顶，是我们生活于其下的一层膜，明亮，但充满阳光时又令人不解地有折射性。我们可以感觉到头顶上数英里处的这一曲面。我们知道它足够的韧，足够的厚，所以坚硬的物体从外部撞上它都要着起火来。地球的彩色照片比外面的任何东西都更让人惊叹：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座蓝色的屋子，是我们自己吹出的一个气泡。外层天空漆黑一团，令人惊骇，那是一片开放的乡野，让人不由得要去探索一番。
那我们就开始了。外星上的一个胚胎学家，不时仔细地观察过我们，可能就会得出结论说：地球的形态发生在正常进行，神经系统开始建立，有了以城市形式出现的相当规模的神经节，现在又分化出直径数英里的圆盘状感觉器官，时刻准备接受刺激。不过，他也很可能要纳闷，我们会怎样作出反应。我们正发展到斯金纳箱里的斯金纳鸽那种境地：四下瞅望，试图建立联系，到处探测。
当终于从外层空间传来第一句话时，我们很可能已经习惯于这一思想了，我们已经能提供关于这里或外星生命起源的相当不错的解释了。如果一个湿润的行星上有了甲烷、甲醛、氨和一些有用的矿物质，每样都有足够的量，在适当温度下受到雷电轰击和紫外线的照射后，几乎任何地方都会生出生命。未解决的难题，就是怎样让那些聚合物组成膜，发明出复制繁衍的方法。剩下的事就畅通无阻了。假如它们遵循我们的法规行事，那么，首先会有厌氧生物，然后再有光合作用，呼出最初的氧气，然后有呼吸生物，变种迅速增多，后来是新种形成，最后有了某种意识。这些讲起来很容易。
第一次发现别处有生命的迹象，我们虽感惊讶但还较易接受。但是我担心，当我们从这最初的惊讶恢复过来、点头问好、微笑之后，我们恐怕就要震惊了。相对来说，我们一直独善其身，独一无二了这么多年，因此很难面对这样的想法；我们周围那无限大的、转动的、钟表一样的宇宙，它本身就是活的，只要条件适合，便能随时产生生命。
毫无疑问，我们会照既有生命的样式去进行联系，飘放出我们的细丝，伸长我们的菌毛，以此作出反应，但到头来我们不免会觉得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渺小，小到象一单个细胞。不过也会感觉到相当新鲜的连续性，这还要人去慢慢适应。
不过，直接的问题，还是一个实际得多的现实问题，CETI的与会者想必正为这个睡不好觉。不妨设想，在遥远空间的某个地方确有有感觉的生命，并且，我们能成功地跟它取得联系。那么，究竟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如果它离我们有一百或更多光年——看来很可能是这样，我们的谈话就要有一些很长的停顿。仅仅是我们开始谈话的那些寒喧——从这头的“喂，听见了吗？”到传来那头的“听见了，你好？”这就得至少两百年。
到我们找到受话人时，我们也许已经忘了要说什么了。
我们可以碰碰运气，把宝押在我们技术的正确性上，而只是发出关于我们自己的消息，象发一封印制的圣诞信一样。但我们得仔细选定要说的项目，那些事必须在我们心目中有长久不变的意义，不管我们提供什么信息，它都必须在二百年后还对我们有意义，而且必须仍然显得重要。否则，谈话会让有关的人都觉得啼笑皆非。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二百年后，思路很容易断。
如果技术条件允许，最初能作的最保险的事，是发出音乐。要对空间其他生命解释我们是什么样子，这种语言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东西，它最少模糊性。我要投票选巴赫，将巴赫的全部乐曲源源不断地播向太空，一遍又一遍。当然，我们那会是自吹自擂。但对这样的新相识，一开头摆出尽可能好的面孔，当然是情有可原的，更加严峻的事实可在以后讲。说句公道话，比起我们可能发送的其他东西，比如《时代》周刊，或联合国的历史，或总统演说等，音乐更能清晰地显示我们的真实面貌。我们当然可以发出我们的科学，但是，不妨想一想，两百年后那头的礼貌的评语传到我们这儿，会使我们多么惊讶。我们能提供的在今天看来是最热门的任何项目，到那时一定会过时，会变得无关紧要，甚或是滑稽可笑的。我想，还是应该发送音乐。
也许，如果技术可以适应，我们应该发出一些绘画。可以用塞尚表现一个苹果实际上是一半果子一半泥土的那些绘画。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些绘画更好地向外星人描画这块地方是什么样子了。
我们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呢？作出选择是很难的。每个人都希望先问他自己的特殊问题。你们那里最小的粒子是什么？你们曾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吗？你们也感冒吗？你们有没有比光快的东西？你们总是讲真话吗？你们哭吗？这样的问题单没完没了。
也许，我们应该等一会儿，直到我们拿准了我们想知道的是什么，然后再坐下来商讨细节问题。毕竟，主要的问题将会是开头语：喂，听见了吗？如果回答会是：听见了，你好？那我们也许想在那儿停一停，考虑这问题，多花点时间想一想。



Chapter　8　一个长期的习惯


尽管我们在理解生物学某些深奥方面比祖先前进了很远，但对于死亡，我们仍然象我们的祖先一样采取十分复杂的、逃避的态度：我们象他们一样厌恶谈论个人的死亡，也同样不愿想到个人的死亡。那是不雅的事，就象旧时对男女混杂的人群谈论性病或堕胎一样。大规模的死亡倒没有以同样的特殊方式让我们不安：我们可以团团围坐在晚餐的桌边谈论战争，其中有六千万生命一朝灰飞烟灭。谈起这个，我们就象谈论坏天气一样。我们可以天天在电影和电视上观看突然的血淋淋的死亡，并且是色彩鲜活的景象，而用不着去忍住一滴眼泪。只是当死亡的数目很小、又发生在近处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焦躁不安地苦思苦想。问题的核心，乃是人们自身赤裸的、冷酷的死亡。这是自然界一切现实之中我们最有绝对把握的现实，而它却是说不得、想不得的。也许，我们比我们的前辈更不愿意面对这一现实，因为我们心中希望这事会离开我们。为了掩盖这种想法，我们愿意认为，我们有这么多似乎能驾驭自然的令人惊叹的方法，只要在今后，比如明年，变得更精明些，我们也许就会避开这一核心问题。
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Sir；1605－1682，英）说道：“活着这一长期的习惯使我们不愿死亡。”现下，这习惯成了一种瘾：我们执迷于活着；它牢牢抓住我们，我们牢牢抓住它，这中间的纽带越长越坚韧。我们不能考虑戒除这一习惯，甚至当活着已失去原来的热情，甚至连对热情都失去热情之后，也不想戒除它。
为了免除死亡，我们在技术能力方面已经走了遥远的路程，可以想象，我们也许能把死亡延迟更长的时间，或许能使寿命比得上俄国的阿布哈兹人。据说，那些人能延年益寿，身心旺盛地活过一个半世纪。假如我们能够摆脱某些慢性的、使人衰老的疾病，以及癌症、中风和各种冠心病，我们就会长寿。这话听起来很吸引人，也合乎情理，但一点也靠不住。假如我们摆脱了疾病，我们会在最后十来年中更好地安度晚年，但仍可能会按大约跟现在一样的时间表而终结。我们可能象那些遗传上不同种族的老鼠一样，或者象海弗利克（Hayflick）那些不同的组织培养系，在程序事先规定的天数内死去，控制它们寿命的就是它们的基因组。如果事实如此，我们终将老死，只是其中一些人可能在60岁就散了架，而另一些人则晚得多，这要依遗传的时间表而定。
假如我们真能摆脱今天的大多数疾病，甚或能摆脱所有的疾病，我们临终也许会干枯，随一阵轻风飘走，但仍然要死亡。
我的大多数朋友不象我一样看待这件事。他们愿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死亡，只是因为我们生病，是由于这种或那种致命的疾病所致。假如没有这些疾病，我们就会无限期地活下去。尽管在生物学家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已经有证据表明死亡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也愿意认为死亡是疾病所致。什么东西都死亡，我们周围的一切，树木、浮游生物、苔藓、老鼠、鲸鱼、苍蝇、线粒体，概莫能免。最简单的生物有时难以认为那是死亡，因为它们身后留下的丝丝缕缕能不断复制的DNA，明显地是它们自身的活的部分，而我们的情况则不那么明显（并不是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但看上去是这样）。苍蝇并不是一个个因疾病缠身而病死。它们只是衰老、死亡，象苍蝇一样死亡。
我们渴望活下去，即使有明明白白的证据摆在面前：高龄长寿在我们迄今构造成的这种社会里未必是什么可以享受的乐趣。如果我们能把寻找新技术的事暂搁一旁，直到发现了一些更让人满意的事可以在延长的时间里干，那就是幸事一桩。当然需要找到一些事来取代坐在大门口一遍又一遍地看手表。
也许，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憎恶辞世时的不适，我们就不会这样急于延长生命。尽管我们在生物学其他方面取得了令人目眩的进展，可关于这一举世普遍的死亡过程，我们的知识还少得惊人；似乎是我们不希望了解它。即使我们能够想象，死就是死，用不着先痛苦地病倒然后再过度到死，我们也会怕那件事。
有迹象表明，医学也许正在对这一过程表示新的兴趣，部分是出于好奇，部分是由于困窘地意识到，我们在处理疾病的这一方面时，并没有显示出过去的内科医生曾经表现出的技巧。在那些年月里，他们还没有象我们现在这样确信，疾病是孤立的，有时是可以战胜的。那时，一个好医生最难、也是最重要的服务，就是在病人临终的时候守护在近旁，安慰他们。这些通常是在家里作的。现在，这些事是在医院里，并且是悄悄进行的（人们今天越来越惧怕死亡，原因之一，也许就是相当多的人对死亡全然陌生；他们从未真的在现实生活中看死亡发生）。我们的有些技术，让我们可以否认这事的存在。我们把闪烁不定的生命在细胞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群体中维持很长时间，就好象我们在使一面旗子持续飘扬。死亡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事；细胞一个接一个地死亡着。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生命之光熄灭几个小时之后，把细胞大量救活，还可以用组织培养使它们继续生长，因为不可逆转的死亡消息最终传遍身体的所有部位，需要几小时甚至几天时间。
也许我们就要发现，死亡毕竟不是一件太坏的事。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1849－1919，加）就曾这样看。他不同意人们讲死亡的痛苦，坚持认为并没有那回事。
在一本19世纪关于非洲探险的回忆录中，有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英苏格兰）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他自己的一次濒死的经历。他被一头狮子抓住，那头野兽撕裂了他的胸膛，只是由于朋友及时射来一颗幸运的子弹，他才死里逃生。后来，他历历在目地回忆起那段经过。他是那样惊异于与死亡相联的那不同寻常的安宁、平静和绝无痛楚的感觉。于是他创造了一种理论，说所有动物都有一种保护性的生理机制，在死亡的边缘开始起作用，将它们在一团平静的云雾中带到彼岸。
我只有一次见过死亡的痛苦，那是在一个狂犬病患者身上。长达二十四小时之内，他极其清楚地知道他自身解体过程的每一步，直到最后一息。在狂犬病人的特别神经病理学中，好象保护机制遇到障碍，没有开启。
从越来越多的心脏病患者那里，我们有新的机会来了解更多关于死亡生理学的第一手知识。有些病人经过那整个过程，然后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