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给我们带来的挑战-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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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现在我们都知道，一个最重要的，所谓全球的恐怖主义，global　terrorism，他这个不再是来自历史上的战争，就是说我跟你打，这个族跟那个族打，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打，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宣战，目前的恐怖主义是可以来自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区域。一方面他好像是很个人化的，但是另一方面，它有可能是一个全球联网似的这么一个东西。　

　　　　当然第三就是说，还有就是目前全球，也不一定是负面的，但是是一个挑战，就是多重身份，它其实包括形成了，包括我所说的心理的问题，我们的紧张焦虑、而这些东西呢，对于特别是后发的国家，要追赶、要实现很多东西，特别是以人们总是以所谓最好的为榜样，你就有一种急躁，有一种恨不得马上实现，我觉得可能，近代以来，我们当然是很慢，磕磕碰碰，但是另一方面，经常出问题出在太着急。一着急就忽略我说的那个历史和那个更广阔的东西。　

　　　　观　众：黄教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有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现象，在全球化人口流动的过程中，有一种比如说流动到其他国家人口的这种移民，和在城市化过程中，流动到城市的这些农村人口对自己这种新身份的一种不认同感，譬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到美国经过我的奋斗以后，我还是觉得美国的主流社会不能容纳，不能容纳我，产生一种失落感，或者说一些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以后，可能城市人对他们的一种限制是一个作用，但是他们自己内心对自己的身份也有一种不认同感，譬如说他们不在城市，不按城市人的思维方式来消费，来进行一些娱乐的活动，而是把他们工作的一些成果转移到农村，还有一些不愿意参加像城市一些，像社会保障之类这种福利性的这样的服务项目，您是怎么样看这个问题的呢？谢谢。　

　　　　黄平：这个认同，我就刚才说，当代一个很大问题其实是人们身份的多重性，身份就是认同，认同就是身份，就是我是谁，我现在可以说出二十个我是谁，就不再是以前就是一个，流动的这批人口，因为他在漂泊，不止是知识分子的漂泊，劳动力在漂泊，因为他在漂泊，他就是本身处于动态的，我是谁，这个问题他在自己的脑袋里就没有解决，他今天在东莞这个皮鞋厂，明天就到了玩具厂，后天离开了东莞去了深圳，因此他的身份认同就更是处于不定。　

　　　　第三就是说接纳的地方，比如发达国家也好，大城市也好，往往有一套不只是制度政策，而且有一些城市人的规矩，这种规矩有时就成了一偏见。就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了，那么他们一来了之后，一次性的，不管他多聪明、多能干、多能吃苦、和他作了多大的贡献，他已经一次性成了，比如说一种特殊类型的下等人。这样一来，他们不认同城市。很大责任，我觉得是在我们，当我们没有给他一个让他舒适、让他感觉安慰和温暖的，让他觉得有同等的机会，享受这儿的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福利，和城里人对他那种平等待人的那些东西的时候，他怎么会珍惜这儿的一草一木呢？　

　　　　第二，这一草一木，他怎么辛勤工作也不属于他的，最后没他的份儿，这的制度安排、包括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养老那些，没他的份儿，就是我们讲的那些北京人，就是指有北京户口的人，有正式职业的。那么，既然没有他的份儿，耗在这儿，不就是打工吗？打工不就是挣钱回家盖房子、给母亲看病、给弟弟上学，或者自己结婚吗？那么这种情况下，说实在我觉得，全国几千万，北京几百万，他们这个工作，不但是累，而且他们态度已经够好的了，好到了我大冬天回家，比如说我们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就冻得不行了，而他们可以半夜了，就大冬天，坐在长安街的路边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啃着一个冰凉的馒头，喝着那个冷水，他们没有什么怨言。　

　　　　所以我觉得这个认同应该是一个相互的，而且认同变成了一个，社会心理文化和政治问题，那么要解开这个认同之间的障碍，可能是我们大家，包括每一个人。　

　　　　从制度、政策、到我们统计口径，一直到我们怎么对待外来的人，这么一个问题。　

　　　　主持人：下面这个问题，网友是叫“正在上网的猫”，他说我记得，黄所长与汪丁丁有过一个对话，在对话中您提到韦伯，曾经把标准官僚描绘成铁笼子里面的人，他们坐在办公桌后面，按章办事，但没有思想，接着黄所长拍案叫绝，您拍案叫绝，大喊到，〃这种官僚当然好，咱们现在就缺这个〃网友接着说，我怎样越听您的话，越觉得别扭呢？如果我们的官僚都是这种没有思想的榆木疙瘩，那我们这些黎民百姓还不苦死了；而且如果让您作这样奇货可居的官僚，您是否愿意放弃思想，呆若木鸡的坐在桌子后面？我想您肯定不愿意，您的老婆孩子也不愿意。　

　　　　黄平：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我讲韦伯这个恰好是批评现代制度化、官僚化、职业化把人变成了木头、变成了铁笼子里的没有激情、没有痛苦、没有追求的人。我说了这样的一个官僚，当然好像就缺这个，实际上是反讽，讽刺。因为我们是后发国家，因为我们在追赶。因为我们需要大量的懂规矩、办事廉明、守纪律，可能这个网友提这个问题，当然是很好了，就是说至少提醒我你的表述，要让读者知道你是在反讽，还是在说正话。　

　　　　观　众：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出国留学。到学成，是回国还是留在国外的问题，咱们中国每年都有很多很优秀的高材生，他们到国外以后就不再回来了，所以我们就是对这个问题，是众说纷纭，有的说，他们不爱自己的祖国，有的说他们是在一种全球化的观念上说，把这一个地球看成一个家，在哪个国家效力都是在创造财富，为人类创造财富，有的这样说。所以有一个观点，就是在全球化的形势下，爱国主义是不是已经过时，它们两个是不是相悖的，在这情况下，我们是更爱国呢？还是更爱全球主义呢？谢谢黄教授。　

　　　　主持人：谢谢你。在哪个地方，就为哪个地方效力是不对吧，万一他在塔利班呢？　

　　　　黄平：第一确实这个所谓流动的时代，全球资金技术信息商品到人，已经确实很难说，在哪儿工作就一定是为那服务，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北京工作，可能不是为北京服务的，像刚才有的同学举例子，我是攒着钱寄回家，也有人是为跨国公司服务的，跨国公司利润都拿走了。第二呢，那反过来说也一样，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杨振宁、李政道，那还有很多别人，他在某一个物理、化学的某一个领域，那个领域，某个地方其实无所谓在哪个国家，就是那的设备，研究条件，也有一些是与社会有关的，比如说他是研究温室效应的，那温室效应确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如果他对这个全球有所贡献，具体地说，就是所谓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小我，大我那么对立的，就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是为国家，还是为全社会，或者说全球，而是说哪些领域是需要人的。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怎样创造培养这样的人，创造这样的人，吸引这样的人。那么发展中国家，肯定都是一方面是，人多地少，一方面是需要大量的人才。这个意义上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知识的返回，是需要返还给社会的，其实我们受的教育，都是前人积累的财富，才使我们能够受教育，这个意义上说，有一个返还，至于你个人是回到北京，是在上海，是回到农村，还是在国外，在国外是呆一段，还是呆得很久，呆了一段是，就在北美还是又去了什么地方，比如说去了香港、新加坡。这个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甚至很具体个人技术的因素。　

　　　　但总的说来，我认为是，目前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很严重，第二，广大的剩余劳动力，是出不去，必须就地解决，内部解决，而这形成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一个很大的内部问题。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有一个良性的关系，不希望出现比如说大量的难民，不希望出现恐怖分子，也不希望出现什么打黑工的，满街乱跑的，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或者至少是偷税漏税的，并且也不希望看到老龄社会，一个社会老龄的同时，就没人来干很多事，最后也不希望看到一个社会，是一个单一的，而是一种多民族、多文化，一种多样性的，可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还要有更良性的一种对话，而不只是比如说七国集团，他们的对话。也不只是原来狭义的南北对话。　

　　　　主持人：好，谢谢您。　

　　　　主持人：在节目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呢，希望您用一句话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人口流动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黄平：一句话就是，动的就是美的。　

　　　　主持人：动的就是美的。好，谢谢黄教授，谢谢现场的观众，圣凯诺·世纪大讲堂，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