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族源新考-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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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崇拜虽然取代了图腾崇拜，图腾的形象却仍然存在于人类的思想深处，只是不再产生新的图腾罢了。在后世的润色中，差不多都把祖宗的形象和图腾揉合在一起了。例如《高车传》的单于幼女与狼结合，《突厥传》的突厥小儿与狼相配，《魏书·序纪》的拓拔力微与神女会，以及人化白鸿等把人与物揉合在一起了。
《蒙古秘史》的开篇第一章便说：“天命所生的苍色狼与惨白色鹿同渡腾吉思水来到斡难河源的不儿罕山前，产生了巴塔赤罕”。这是很明显的图腾崇拜，是两个以狼鹿为图腾的姻族。蒙古民族的图腾崇拜，就是形成于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的有力证据。《国语·周语》记载着：“穆天子西狩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史学家翦伯赞考证：“白狼白鹿是当时的氏族”（翦伯赞《中国史纲》，三联书店，1950年版。）。
《多桑蒙古史》第二章云：“成吉思汗诞生之二千年前，蒙古被他族灭”。
这个“他族”正是周穆王的劲旅。两书遥相呼应，证实此狼鹿氏族正是蒙古部落。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云：“蒙古民族祖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年代，即原始公社制度时代。”俄国学者俾丘林也说：“蒙古民族的起源约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11…13世纪蒙古史研究概况》（内蒙图书馆藏）。），“远在纪元前二千五百年，这个民族游牧于中国的北部沙漠。”这个地方在中国称做“北狄之地”（张穆著《蒙古游牧记·喀尔喀西部总叙》。）。
根据以上的资料足以证实蒙古民族是形成于图腾崇拜社会阶段的北狄之地，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土著民族。
蒙古的正音是“忙豁勒”、“蒙古勒”。此语做何解释？说法各异，终无正解。抛开以往许多曲解不谈，有两种说法颇可参考。“蒙”乃山名或河称，依此山傍此河之人群，谓之“蒙”氏族：“高勒”（即豁勒、古勒）是河或核心之义。
本文取其“核心”之解，蒙古勒就是以“蒙”部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魏书·序纪》写做“没歌部”，《魏书·秃发乌孤传》写做“没骨人”，《魏书·蠕蠕传》写做“木骨闾”，皆是以“蒙”为核心的部族联盟——蒙古勒（忙豁勒）。
另一种说法是，蒙古云者，天族之义。蒙古族史学家道润梯步说：“忙豁勒是由长生天演变而来”（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第二页。）。《多桑蒙古史》云：“忙古，突厥语生长天”，“蒙哥，突厥语为生长”（见《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六章、第八章夹注。）。《太平寰宇记·突厥传》云：“始波罗亦呼为莫贺咄”。高楠顺《印度哲学宗教史》第二六六页：“始波罗为人格神”，同书第二七九页又译作“自在天”。莫贺咄为忙豁勒之音变，始波罗即莫贺咄。上面所说的突厥语也就是蒙古语。在历史上蒙古人承认与突厥民族为同族，如《多桑蒙古史》第七章突厥族之“康里人以为突厥与蒙古人为同种，必受善待”。同书第八章蒙古军使人告诉突厥族的钦察人说：“彼此皆突厥，何必助异族而害同类。”至于详细划分为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那是后来的事。在历史上突厥人与蒙古人的交往频繁亲如一家，何曾有过“舌人”译者。在远古时代蒙古与突厥并非异类，乃是同族分支。
蒙古民族的远祖狄历与丁零，确为“天族”。狄历、丁零、古音颠连（见《双溪醉隐集》丁零诗注。）。匈奴语颠连为天。祁连山即颠连之音变，是谓“天山”。匈奴刘勃勃改姓赫连，解之曰“徽赫与天连”，是谓“天”也。匈奴语与蒙古语的关系，后面有专文论述，这里先指出蒙古之称为“天族”之义。再证以成吉思汗口中的“长生天”，蒙古之为天族是有其一定根据的。笔者以为“二者兼收”可矣。前者有蒙山、蒙河之存在，以及《隋书·铁勒传》有“独洛河北”、“蒙陈”（“蒙陈”的“陈”字为衍文，独洛河北有“蒙山”和“蒙河”。）部落可证。以蒙为核心的部族联盟的见解应当承认。至于“天族”也符合蒙古民族的风情信仰，尤其在蒙古学者的笔下，处处有所表现。《蒙古源流》、《大黄册》、《白史》、《青史》等都发挥了“蒙古是为天族和以蒙为核心”的内在含义。
如“我这如琼珍之必塔国经辛惫至以致建立总中心而号称至高无上的库克蒙古勒，此后曰库克乌鲁苏蒙古勒。”（见《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蒙古版，第144页。）《恒河之流》说：“蒙古勒之意为：征服了各种语言的人为‘蒙’，占据中央而统帅一切为‘古勒’”（见乔吉校注：《恒河之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蒙文版，第51页。）。“中心”是“蒙古勒”第二音节“古勒”（即高勒）。“库克”是“青天”的“青”字，表示“天”的颜色，象征“天”的存在。全语的汉译是“以蒙部族为总中心的至高无上的天国蒙古”。以往对“库克突厥”、“库克蒙古勒”，汉译为“青突厥”、“青蒙古”。但突厥尚赤，蒙古尚白，所谓“青突厥”、“青蒙古”者，乃“天族突厥”和“天族蒙古”。“库克乌鲁苏蒙古勒”则是“天国蒙古”或“蒙古天国”。所谓“必塔”，即“北狄”音转。《黑鞑事略》云：“沙漠之北有蒙古山”，《青史演义》也说：“在居住古代蒙部落之河的蒙国中央举行了会盟，此后我们这个国家便成了被尊崇之极的库克蒙古勒”（见尹湛纳希《青史演义》蒙文新版，第1251页。）。“蒙河”的流入斡难河的穆丽哈河。
蒙山、蒙河都在沙漠以北，正是蒙古人土生土长的祖籍“北狄之地”，是蒙古民族起源发迹之区。
以山河之名命其部族者，北方民族有之。如沿黑龙江东徙依乌桓水（即黑龙江）以居的称乌桓，傍鲜卑山游牧的称鲜卑。蒙河之族称蒙部落，完全符合历史现状。
“蒙古”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公元之初（《晋书·乞伏国仁传》和《十六国春秋。西秦录》两书略异。《西秦录》称“纥干为佑邻五世祖”，《国仁传》为“佑邻五世孙”，共十代。）。乞伏国仁十世祖乞伏纥干称为“乞伏可汗托铎莫何”。《晋书》解释“托铎”为“非神非人”。“托铎”乃蒙古语“索多”的异书，超圣非凡之义：“莫何”即《突厥史》中之莫贺咄，《北狄传》中之“莫弗何”乃“忙豁勒”之音变，永恒长生之义。全译是：“永恒长生超圣非凡之乞伏可汗。”俄国学者俾丘林提到之“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已经出现了蒙古民族”
一语，与公元初“蒙古”一词的使用，并不矛盾。公元前二十世纪的蒙古民族，尚未用“蒙古”为部族名。《魏书·高车传》云：“初号狄历”，当时是以“狄历”称之。古史谓“尧北教乎八狄”。唐虞以前的“狄”就是蒙古民族的古称，或是蒙古民族为“狄”之一种。史学家只说蒙古民族存在于公元前二千五百年的时代，未明示其称谓是什么。公元以后，北方各族多以“蒙古”为尊号，冠于官衔之上。三世纪虽然已出现“没歌部”、“没骨人”、“木骨闾”等以“蒙古”为名号的部族，但六世纪兴起的突厥汗国，仍以“莫贺咄”为尊号，北方各族仍以“莫何”、“莫弗何”、“莫贺咄”为部族首领的尊称。“蒙古”一词既然为“天”字，与汉文的“帝”与“皇”则为同义词了。
公元以后，漠北之族，大量南下阴山一带，其中包括蒙古人，居于拓拔之北。
拓拔什翼犍战败，率国人避居阴山之北，高车尽叛。这些高车人虽不能断定都是南迁的蒙古人，至少也包括大量的蒙古人在内，其迁来时代，当在“没歌部”出现之前。阴山，在萨满赞词中称之为“母纳山”，急读曰“蒙”，是蒙古人的第二故乡。阴山因蒙部落的迁入而得“母纳”之名。布利亚特学者班兹罗夫《黑祭祀》中的“蒙山”，就是“母纳山”，即古之阴山，今之大青山。“忙豁勒”的正确解释是“以蒙部为总中心的永恒天族”。
至于“忙古”是突厥语，“颠连”是匈奴语，两者语言并为蒙古人使用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匈奴、突厥、鲜卑、蒙古同源于蒙古高原的一个语系，后来分布四方，各奔前程，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不同的环境里受到了不同的影响，在语言文化上相互吸收、掘弃、融合。随着年代的消逝，语言、习俗、生产、生活都有了变化，逐渐形成了略异于古语的各自的语言了。匈奴早灭，语言所遗不多。
突厥、蒙古并存共长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语族，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原始时代形成的共同语言，紧密地联系着两族人民，有些语言既是突厥语也蒙古语，有时也相当于匈奴的遗语。俄国史学家俾丘林说：“从蒙古人与通古斯人和突厥人在语言的习惯和文法形式上的一些相似处去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三个民族来自一个根源。他们在大约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前就分为三支。”“蒙古语言在文法上与突厥语言相似，许多字根亦互同。”（见《11…13世纪蒙古史研究概况》。）由此可知，蒙古人使用匈奴语和突厥语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蒙古、突厥，分属于白狄、赤狄的狄历一系，与匈奴、鲜卑共为来自蒙古高原的三大系。这三大支系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按照形成、发展、繁衍、分裂、融合、变化，再发展、再繁衍、再分裂、再融合、再变化的社会发展规律，螺旋式地向前迈进和向上发展。一些民族壮大了，一些民族消失了，一些民族吸收了兄弟民族的文化，丰富了自己的精神文明，用这丰富多采的灿烂文化和强大的力量，招来一些民族的依附，不断地产生新的影响，吸收新的营养，多次的融合和被融合，形成了繁荣昌盛光辉灿烂的伟大中华民族。蒙古高原三大支系的匈奴、鲜卑在历史上放尽了光彩，发挥完了他们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偃旗息鼓，融合到兄弟民族的行列之中去了。只剩下狄历一系的突厥与蒙古两大支系，在继续发挥着她的热和光，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争芳吐艳。
匈奴和鲜卑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都有卓越的贡献，都创造了历史奇迹，都善于开拓疆土，开发资源，寻找牧场，远征荒原。发迹于阴山山脉的匈奴，足迹遍欧亚，引进了西域文明和欧洲文化，先与夏民融合，后投入汉庭的怀抱，制造了边界的长期宁静。鲜卑拓拔部，开发了西伯利亚，统治了中原的北方，主动放弃了本民族的特征，接受了汉文化的洗礼，自觉地融于汉族文明。白狄柔然汗国，在战略上牵制了元魏无力南征，制造了南北朝和柔然三足鼎立的局面。柔然国的后期，拼命吸收汉族文化，采用汉语年号和官制。隋朝的普六茹杨氏、唐朝的大野李氏都赖突厥以兴，借突厥之力统一了全国。元魏以降中原王朝的精兵猛将多来自北狄之族，如阿史那、契、仆骨……等。至于隋唐皇室，其族何属，尚无定论，然其自称汉臣之裔，史家又何必多所考究，其为民族融合之裔，自难讳言。
凡是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各族人民，首先要接受汉文化的洗礼，在历史上则标榜本民族是炎黄之裔，以示夸耀！此风此俗，除金、元之外，各代皆然。如匈奴祖夏后氏、元魏祖黄帝、慕容氏祖轩辕、辽祖神农。其民族姓氏亦牵强附会地用汉字美化。如赫连本为匈奴语“天”字，却用“徽赫与天连”解之，铁伐车为拓拔或秃发本音，却解为“鲜精铁足堪伐人”。匈奴贵族呼衍氏即鲜卑之呼延氏，此氏族流入中原至今不绝。屠各氏亦即鲜卑独孤氏。匈奴须卜氏乃鲜卑拓拔辽金阻之卜。“北匈奴西走，遗民数十万落，诣辽杂处，自称鲜卑而服属之。”（见《汉书·匈奴传》。）这数十万落遗民，本来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又有鄂尔浑河畔的匈奴拔也稽部落的遥相呼应，本可独立经营，何以不战自溃改变氏族呢？这是一支从东胡收降的鲜卑部落，匈奴盛时自称匈奴，为匈奴服役，匈奴破败，岂能不思乡念祖而“诣辽”称鲜卑呢？
鲜卑的个别高门，跻身匈奴贵族，这就是呼衍、须卜之流。
鲜卑慕容氏，自释其姓为“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慕容先人无此姓氏，曾祖莫护跋率部入居辽西，祖木延位至左贤王，父涉归拜为单于迁辽东。二子以河为名曰吐谷浑（吐护真水，今之老哈河），曰奕洛（古袅娜个水，又名饶乐水，今之西拉木仑）。
奕洛取河为姓，蒙古语“木仑”为江河之江，美书为慕容。
从大兴安岭北上西伯利亚与丁零错居的一个群体，自称拓拔氏。拓拔氏在洛阳奠都以后，美化其姓曰“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拔，故姓拓拔。”
（见《魏书·序纪》。）匈奴须卜氏即鲜卑拓拔氏，卜读拔音。须卜、阻卜、都波、秃巴思、秃马敦、秃麻、吐麻、图瓦等历代之姓，莫非皆以黄帝的土德王为纲吗？北族之倾慕汉族文化竟至如此地步。
蒙古与鲜卑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尤其是鲜卑拓拔部长期与蒙古先族杂居共处，故有蒙古民族源于鲜卑之说。此说殆受《唐书·室韦传》之影响。书云：“契丹之类也”，“契丹别种”等云。契丹源于宇文。宇文、拓拔皆索发。人以为蒙古之源非拓拔即契丹，然无证无据，只凭推断，势难成立。拓拔北据幽都之北，广漠之野，与丁零同壤历两千余年，终未化丁零为鲜卑，反被丁零排挤南徙。
拓拔之裔阻卜（塔塔儿）与突厥、蒙古为世仇。突厥文阙特勤碑文有“三十姓塔塔儿吾之仇敌也”。杀害蒙古可汗俺巴孩，毒死蒙古领袖也速该，终被成吉思汗所灭，是仇而非亲。蒙古与契彤为邻，《契丹国志》云：“北有蒙古里国，不与契丹战争”，和睦相处，非仇非亲，皆非蒙古族族源。
《蒙古源流》中之“诸葛那颜”乃隐讽清朝皇帝。“诸葛”乃蒙古语“东方”。
满洲在蒙古之东，清朝的政策真正削弱了蒙古的实力。对蒙古，以“满蒙同源”
怀柔与镇压相结合。对汉族，以“刘备转世”大施关羽的伎俩，欺世骗人。满洲是女真部落，女真是之裔，远古之肃慎也。有谓蒙古民族源于者，非是。
《唐书·室韦传》、《隋书·室韦传》虽有“其语言也”，“与同俗”，所指乃室韦本部。西北数千里外之大室韦、蒙兀室韦则非。文中有“丁零之苗裔”，是丁零，非。
原始群落在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应有的条件和环境进入了氏族社会，又经过很长的时间，具备了前面所说的形成民族的若干要素后，才逐渐地形成了民族。
当社会进入高级阶段，各民族除了繁衍分支外，就不会形成新的民族体了。凡是把“蒙兀室韦”当做蒙古族族源者，就是明示蒙古民族是八、九世纪形成的新兴民族，这种设想是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的。
在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蒙古民族形成于蒙古高原，成长于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的森林和草原上。世世代代活动于贝加尔湖周围，阴山山脉以北，大兴安岭以东，阿尔泰山以西。成吉思汗雄跨欧亚是北方晚盛的强族。
黄帝斩尤灭苗黎代神农而有天下，北逐獯鬻。虞舜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搜、氐、羌等是民族融合，诸夏称雄之始。“流共工于幽陵，北燮北狄”，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