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脑遇到金钱-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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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财务投资决策时，并不是只有肠胃病医生才跟着感觉走。1999 年，电脑读写公司（puter Literacy， Inc。 ）的股票在一个交易日内狂涨33％ ，至于背后的原因，仅仅是公司名称在这一年里和疯狂至极的 联系到了一起。1989 年至1999 年期间，出现了一类特殊的股票，它们的市场业绩居然比业内其他股票高出63 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仅仅是因为这些股票的发行公司堂而皇之地把 、 或Internet 放在自己的名字里。
在波士顿凯尔特人队（Boston Celtics ，主场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球队获得过17 次总冠军，位居NBA 球队之冠。译者注）股份公开上市交易的那段时间里，其股票价格基本不受新球馆建成等重要经济因素的影响，相反，股价的涨跌几乎完全依赖于球队在前一天晚上比赛的胜负结果。至少从短期来看，凯尔特人队的股价并不取决于收入或是净利润等基本面因素，而是被球迷最关心的东西所左右，比如说昨天晚上的比分。
其他投资者对感觉的依赖，甚至比哈里斯医生或是凯尔特人队的球迷们更加严重。2002 年年底，一位交易商在解释自己买进脆奶油甜甜圈公司（Krispy Kreme Doughnuts Inc。 ）股票原因的时候，在网上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太不可思议了，我们老板竟然以每个6 美元的价格为全公司买了300 多个甜甜圈。天哪，太美妙了！千万不要用咖啡就着甜甜圈吃，那就糟蹋了这么好吃的东西了。还是再买点股票吧。”谈到奶油甜甜圈公司的股票，另一位投资者在网上论坛中大肆宣称：“这只股票肯定会直线飙升，因为他们的甜甜圈太好吃了。”
这些判断的第一个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源于直觉。购买这些股票的投资者并没有对投资进行研究分析，相反，他们只是在跟随着自己的感觉、情绪或是预感。而第二个共同点则在于他们都是错误的。自从克拉克·哈里斯医生买进CNH 之后，该公司的业绩就一直低于市场大盘，很多互联网股票在1999 年至2002 年期间的跌幅竟然超过90％ 。事实上，在休战期，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股价甚至比赛季期间还要高，而脆奶油甜甜圈公司股票的下跌幅度则高达75％ ，此时的甜甜圈和以前一样酥脆可口。
但是这样的思维模式绝不只属于那些看似天真幼稚的散户投资者。一项针对250 位金融分析师进行的调查发现，在投资估值中，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干瘪枯燥的事实编织成一个楚楚动人而又不乏说服力的“故事”。基金经理总喜欢高谈阔论一只股票是否让他们“感觉良好”，而专业交易商们则习惯凭“直觉告诉我”这样的论调，每天将几十亿美元把玩于自己的手指之间。据说，世界上最富声望的对冲基金经理乔治·索罗斯，就曾因为背痛而抛掉手里的股票。
在《决断2 秒间》（Blink）一书中，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 ）指出：“眨眼之间作出的决策，完全有可能和那些经过深思熟虑、搜肠刮肚作出的决策一样，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格拉德威尔绝对是一个超一流的作家，但在投资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绝对是相当冒险。当所面临的状况比较简单时，直觉的确可以为我们带来灵光一现的精彩决策。遗憾的是，我们在投资中所面对的选择很少会这么简单，而影响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也很可能起伏动荡（至少短期来看是这样的）。在某些时候，债券也许符合这个条件，但是当你买进债券后会发现，它只能带来可怜巴巴的那么一点回报；手里的新兴市场股票也许让你郁闷不已，然而，就在你刚刚出手时，它们却有可能急转上涨，甚至转眼之间便翻上几番。在嘈杂喧嚣的金融市场上，唯一永恒的也许就是墨菲定律（Murphy‘s Law ，即有可能出错的事情，就会出错。——译者注）。这个定律缘于美国一位名叫墨菲的上尉，他认为自己的一位伙伴是个灾星，便讽刺他说，“如果有什么事可能会被弄糟的话，只要让他去做，就一定会弄糟。”墨菲定律在理论上可以表述为：如果做一件事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且其中至少有一种方法可能会带来失败，那么，必定有人会采取这种做法。事实就是这样：任何可能会出错的事情注定会出错，而且总会出现在你最不希望它出现的时候。
为什么聪明的你，总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举动
然而，思维系统并非无懈可击。庞培法布拉大学的心理学家罗宾·霍格思（Robin Hogarth），提出了一个在超级市场排队付费的例子。
假想一下：你的购物车已经堆积如山，那么这些日用品到底会花费多少钱呢？
在进行直觉性估计的时候，如果现在购物车的商品大约比平时多出30％ ，反射系统就会按平时的花销乘以1。3 ，计算出目前的采购成本。几秒钟之后，直觉就会告诉我们：这次大概要花掉100 美元。在进行这个计算过程的时候，你也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但是如果你用大脑的思维部分计算总花费时，结果会怎样呢？此时，你肯定会把购物车里的所有商品加到一起，在大脑里进行加总计算，直到数完每一样商品（当然还要包括很多已经含糊不清的记忆，比如说“1。8 磅（约0。82 千克）葡萄的价格到底是每磅1。79 美元，还是2。79 美元”。最可能的结果是：在你费尽心机地尝试回忆每种商品的价格之后，却发现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你的大脑已经乱作一团，于是只好放弃。
计算神经生物学（运用电脑对大脑功能和结构进行研究）家认为，思维系统可以依赖于我们所说的“树状搜索”（tree…search ）过程。伦敦大学的计算神经学家纳撒尼尔·道（Nathaniel Daw ）对此的解释是：这种处理方法的名称源于传统的树状决策过程，比如说，在国际象棋的棋盘上，每走一步之后，未来可能采取的选择就越多，就像距离树干越远的枝条越长一样。如果纳撒尼尔·道及其同事的研究正确无误，那么为了得出结论，我们的思维系统就会不遗余力地在纷繁复杂的经历、预测和结果之间进行筛选，就像蚂蚁为了寻找食物而在树枝上爬上爬下、来来去去一样。正如前面提到的用购物车购物，树状搜索方法的成功，取决于我们的记忆力以及被衡量事物的复杂性。
在金融市场，那些盲目依赖思维系统的人，最终的结局往往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尽管医生在投资方面的表现一直不尽如人意，但据我所知，工程师在投资上的业绩更糟糕。或许是因为他们接受过的学习和培训仅仅是为了计算和衡量每一个可能变量。我就曾遇到过每天都要花上两三个小时研究股票的工程师。他们总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打败市场的统计秘诀。由于直觉受到压制，大脑的分析部分自然无法让他们认识到这样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事实：在华尔街上，永远都不会缺少可以衡量的东西。可以说，只要是太阳底下的东西，就会招来无数的投资者乐此不疲地去衡量和测算。遗憾的是，对任何一个数据，总会有上亿名和你一样的投资者去钻研和分析。于是，这个数据也就没有特殊的价值了。与此同时，任何意料之外的事件都有可能会掩盖市场的本来面目，这同样会让所有人的分析毫无意义——至少在此时此刻是这样的。
这正是1987 年发生过的事情。当时，即使是那些玄妙莫测、自称“投资保险”（portfolio insurance ，为规避对冲股票投资的市场风险而卖空股票指数期货。译者注）的程式化投资，也无法让投资者逃脱赔钱的厄运——美国股市创下单日下挫23％ 的纪录。1998 年，投资者再度经历这样的噩梦，但即使是在此时，仍有不计其数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乃至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对冲基金经理，信心百倍地去测算他们所能想到的每一个数据，但唯独没考虑到大肆举债的危险。他们依然想当然地以为市场将一如既往，平安无事。
在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思维系统可能会“退出”挑战，在反射系统面前甘拜下风。对此，罗宾·霍格思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研究所的希勒尔·艾因霍恩（Hillel J。 Einhorn ）先后进行了实验。在实验中，实验对象事先被告知：一位专业人士声称，只要他预测股市上涨，市场一般会出现上扬。同时，要求实验对象在如下证据中，选择出能验证这位专业人士说法的最佳证据：
◆ 在他预测市场将会上涨之后，市场将作何反应；
◆ 在他预测市场将会下跌之后，市场将作何反应；
◆ 在市场上涨之前，他作出何等预测；
◆ 在市场下跌之前，他作出何等预测。
之后，要求实验对象确认：要验证这位专业人士的说法是否正确，至少需要具备上述4 类证据中的哪几个。足足有48％ 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只要有第1 条就可以验证真伪。只有22％ 的人给出了正确的答案：要判断这位专业人士的说法是否正确，至少需要同时具备第1 条和第4 条这两个证据。即使他说市场经常会像他预测的那样上涨，我们也要看他在市场下跌之前说了些什么（毕竟市场不可能永远增长）。同时经受住这两个检验，是我们肯定这位专业人士的唯一办法。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这个实验的对象居然是伦敦大学统计系的师生，按理说，这些每天都在和数字打交道的人，对这样的事情应该比普通人更在行。
要正确回答罗宾·霍格思和希勒尔·艾因霍恩提出的问题，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要确定某个事物的真伪，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证明其错误性（即证伪）。证伪也是所有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人类能推翻“世界是平的，地球是宇宙中心”之类的悖论，靠的就是证伪原则。证伪原则是最基本的思维方式。然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可能是对我们直觉的诅咒，因为最让直觉感到信手拈来的，就是处理“是什么”这样生动可见的现实。面对“不是什么”这样的抽象概念，我们则需要动用思维系统去发掘自己的思维潜能，对纷繁复杂的事物进行比较，对杂乱无章的证据进行评判。这无疑要求我们提出这样的质疑：它在什么条件下不再正确，或是难以为继？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 ）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谢利·泰勒（Shelley Taylor ）把人类的大脑称之为“认知吝啬者”（cognitive miser）：它总是懒得活动，而倾向于享受。如果思维系统不能轻松自如地找到答案，反射系统就会重掌大权，以知觉和情感提示为线索，循捷径而为之。也正是这个原因，即使是专业统计学家也无法正确解答罗宾·霍格思和希勒尔·艾因霍恩的问题：既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认为“答案1”准确无误的话，为什么还要煞费苦心地研究所有4个问题呢？
你在乎股价的变动，还是关注股价的总体水平
“思维”与“情感”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导致不可理喻的现象。马萨诸塞大学的心理学家们曾做过一个实验：
他们把软心豆糖分别装进一个大碗和一个小碗。小碗装有10 个软心豆糖，并且始终保持9 粒白豆和1 粒红豆的组合。大碗装有100 粒豆糖，在每一轮实验中，白豆的数量始终保持在91 到95 粒之间，其余均为红豆。参加实验的人只要能从任何一个碗中取出一粒红豆，就可以得到1 美元。但是，实验人已经事先提醒实验对象：小碗中10％ 的豆糖是红豆，而大碗中的红豆比例不超过9％ （实验示意图见图2…2）。每个人在尝试取出红豆之前，都要摇动两个碗，然后再用遮蔽物把碗遮盖起来，这样，实验对象在取豆糖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到豆糖的颜色。
那么，人们到底会从哪只碗中抓豆糖呢？使用思维系统进行分析性思考的人，往往会选择小碗，因为小碗提供的成功概率始终保持在10％ ，而从大碗中抓出红色豆糖的概率永远也不可能超过9％ 。但是，还是有将近2/3 的人选择了只包含9％ 红色豆糖的大碗。
实验中，即使是在大碗只含有5％ 红色豆糖的情况下，仍有近1/4 的实验对象选择了大碗。对于这些人，思维系统提供的逻辑和概率，根本就无济于事。一位实验对象对研究人员说：“我之所以选择红色豆糖数量更多的碗，原因很简单虽然这个碗里的白色豆糖也更多，从百分比上看也不利于我，但我还是觉得，红豆越多，取出红豆的机会就越多。”马萨诸塞大学的西摩·爱普斯顿（Seymour Epstein ）和韦罗妮卡·德内斯拉贾（Veronika Denes…Raj ）认为，实验对象“欣然承认自身行为的非理性……尽管他们知道，从概率上说，大碗的成功概率更小，但他们觉得，红色豆糖越多，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大”。
如果用术语描述这种“软心豆糖综合征”，那就是“分母盲目性”（denominator blindness）。当然，所有分数无非都是这样的形式：分子/ 分母。同样，如果用最简单的话解释每项投资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也都可以表述为如下形式：收益或损失的金额/ 你的财产总额。
在这个最基本的投资分数中，分子始终处于波动状态，而分母随时间的变动则相对较为稳定。比如说，你的净资产总额为20 万美元，投资股票的前一日价值未发生任何变化。如果这些股票今天能实现1 000 美元的收益，那么投资分数的分子就马上从0 激增至1 000 美元，但分母只是缓慢地从200 000 美元增加到201 000 美元。从0 到1 000 美元的飞跃显然令人振奋，而且实实在在，就在眼前，但是从200 000 美元到201 000 美元的变化，根本就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但是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分母，因为只有这个分母，才是你真正的财富，而且代表财产总额的数字毕竟要比任何既定时日的涨跌数字重要得多。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投资者把眼睛紧紧盯在变化最大的数字上，而对总体更稳定的分母置若罔闻。
20 世纪80 年代末，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保罗·安德烈亚森（Paul Andreassen ）进行了一系列颇具轰动性的实验。为进行实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实验室里建立了模拟股票市场。在实验中，一组投资者只能看到股价的总体水平，另一组只能看到股价的变动趋势。实验结果显示，与只关心价格变动的投资者相比，关注股价的投资者实现的收益率要比前者高出5 倍～10 倍。其原因在于，为避免利润受暂时性波动的干扰，关注股价变动的投资者就需要频繁交易，而注重股价水平的投资者，则倾向于长期持有。
我们还可以用其他方式对“软心豆糖综合征”作出解释。尽管共同基金收费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年费率一般还不到2％ ，但收益率是一个大数，有时，年收益率甚至可以超过20％ 。在年费率几乎毫无变动的情况下，业绩数字却永远处于振荡之中。因此，我们自然不会感到奇怪：散户投资者总是说，在挑选基金时，他们对当前费用的关心远不及基金的历史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