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删的文档:卫西谛电影随笔-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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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苏利文的旅行更像是《格列佛游记》里童话式的描绘，是轻喜剧的风格。他和一个漂亮女孩用“业余的”笨拙身姿跳上了一列火车，难耐恶臭、寒冷和饥饿，只行了一夜就在一座城镇跳了下来，一打听原来他们来到了拉斯维加斯，立即又召来随从们在左呼右拥中回到了好莱坞。第三部分，苏利文终于体验到流浪汉的生活，他和他们一起睡觉、吃饭、行走，最后在鞋子被偷走后终止了他的“伟大”的苦难生活。这一部分没有对白，以默片喜剧的方式呈现，不由令人想起卓别林来。
3．
《苏利文游记》的转折处在于第四部分，它似乎“将喜剧变成了悲剧”。苏利文在救济穷人的时候被匪徒打晕，并被火车运到了偏远的地方，在哪里他又因各种罪名，莫名其妙地被判处了六年徒刑。这一部分似乎成了典型的“监狱片”，有凶残的看守、怯懦的囚友、残酷的气候、沉重的劳作，还有犯错后被单独囚禁的黑笼，等等。但是导演史特吉斯并没有真的“将喜剧变成了悲剧”，其中的区别并不在它有一个happyending的结局。而是它的高潮戏：作为囚犯的苏利文和他的同伴们被恩准去看一场电影，当银幕上投射出米老鼠和高飞狗的影像时，全场大笑。倘若这部电影真的是悲剧的话，作为导演的苏利文应当潸然泪下，但是他却也笑了，他问自己“我应该笑吗？”，这时候他意识到了喜剧片的意义与价值，才真正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拍喜剧片？”，要为谁拍、要怎样去拍。（用更流行的话讲就是“人民到底需不需要喜剧片？”）
最终，苏利文用聪明的“喜剧的方式”，回到了好莱坞。他宣布放弃他的社会写实片——“OBrother；WhereArtThou”的计划，重新开始拍摄喜剧片了！而这个“原计划”的片名在2000年被科恩兄弟用在他们的“荷马史诗”上。《苏利文游记》是一部自始自终令人兴奋的喜剧片，不仅因为它的四部分剧情让人琢磨不透，它的多重风格变化莫测，更在于它有点天真般地对喜剧片的称颂。显然史特吉斯认为“贫穷无锥之地的人们也有发笑的权力”，这一点和卡普拉的乐观喜剧已经有所不同，史特吉斯的电影里到处可见对美国民主社会的质疑，他的笑回味到最后的时候是带着苦涩的。
4．
乔治·萨杜尔在他的《电影史》中认为《苏利文游记》是一部“具有18世纪风味的寓言影片”，但是他又认为史特吉斯并没有像卓别林那样“通过富有人情味和批判性的喜剧表现出来”，而是“故意”选择了“米老鼠”那种“没有人或社会价值的机械喜剧”，把它变成了“麻醉人民的鸦片”……。萨杜尔自有他极为深刻和高度的眼光，论点犹如手术刀一般切中这部电影最终的弊病之处。但谁也不否认《苏利文游记》是喜剧电影史上一部闪烁着奇异之光的影片，它充满智慧、谐谑和怜悯之情，而且用最直接的方式探讨了喜剧片的功能。
《苏利文游记》的花边新闻集中在女演员VeronicaLake的发型上。据说当年派拉蒙不晓得这部影片到底讲什么；所以海报都以VeronicaLake为宣传重点（实际上她的戏份不能与男主角相比）；宣传语也是用“VeronicaLake'sonthetake”；之所以如今的DVD封套依然沿用这个让人一头雾水的海报方案，大概是VeronicaLake当年的“躲猫猫”（peekaboo）发型（弯曲着半遮住脸）实在过于风靡。（随便说一句，史特吉斯本身是一位对时尚潮流有着影响的人物，他曾发明了20世纪生活中的重要物品——不退色的唇膏）。相比VeronicaLake的追随者无数——1940年代有成百万妇女争相模仿她的发型——普莱斯顿·史特吉斯在好莱坞相对寂寞。用乔治·萨杜尔的话说，“史特吉斯一直是孤零零一个人，既没有门徒，也没有模仿者。”一直到1980年代，科恩兄弟的出现（尤其是《抚养亚利桑大》）才让人又再度想起史特吉斯，很多人、甚至科恩兄弟自己都说，他们狂热地迷恋史特吉斯的电影，并从中得到了灵感。
天堂可以等待，1943
尽管人们对“刘别谦式笔触”有这样那样的争论，但都逃不过“优雅、迷人、慧黠、风趣”几个字眼。《天堂可以等待》（HeavenCanWait）依然贴着这样的标签。刘别谦赋予了“天堂”另一番轻佻的滋味。那种“轻佻”如果形容，就是“温柔敦厚，端庄清丽”。影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生的缩影。他生平不学无术、风流倜傥，做过恶作剧、好过色、说过慌，偏偏很愉悦地告别了这个世界。这个人自己掂量了一下自觉地前去地狱报到，然而判官告诉他应该去天堂，那里有亲人等待他团聚。这个花花公子的一生由他的若干个生日组成，叙事节奏平稳，一个人的生命井井有条地显露发生。
《天堂可以等待》也是19世纪末纽约上层社会的缩影。溺爱儿女的富商、热情明理的族长、暴富的西部财主、傲慢的法国女佣、自以为是的亲戚……一副由“人”组成的城市画卷展现在银幕，亦有德国影评者说那是导演故乡柏林曾经的图景。刘别谦总是用温和的人生态度去看自己电影里的角色，他觉得任何阶级的人，只要是不太令人憎恶（比如纳粹），天堂上都有位子等待着他。这是刘别谦第一部彩色电影，也是他倒数第二部独立导演的作品。他病了四年后，离开人世。在他的葬礼上，导演比利·怀德感伤地说：“不会再有另一个刘别谦了。”威廉·惠勒回应说：“更糟的是，不会再有刘别谦的电影了。”
，1946/1964
海明威经常被称为“电影化作家”，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好莱坞对他的作品趋之若骛。《杀人者》（TheKillers）仅是一部极短篇，却不断吸引大导演将它改为影像。除了这里所说的罗伯特·西奥德马克（RobertSiodmak）和唐·西格尔（DonSiegel）的黑色与暴力的两个版本之外，塔尔科夫斯基也曾经拍摄过21分钟的学生作业。这篇小说迷人之处在于全部动作皆外化，全部视点都是客观与戏剧的。
西奥德马克的这部“黑色海明威电影”前十分钟来自原著，接着一个半小时乃是编剧安东尼·维勒尔的创造。但是海明威依然说在所有根据自己的作品改编的电影中，只有这部是“不错的”。前十分钟餐厅的戏精彩之极，受维内和茂瑙的表现主义风格熏陶过的西奥德马克，用高调光影造出对比度很强的黑色电影气氛，紧接着最重要的黑色电影明星之一伯特·兰卡斯特（BurtLancaster）出场了，并接受了死亡。接着是借助对谋杀的调查——为什么一个男人欢迎别人来杀他——而展开阶段性的倒叙。在黑色的回溯之海上，暗涌的漩涡中心是一位“蛇蝎美人”——巨星爱娃·加德纳（AvaGardner）。影片在她自私而绝望的哀告中达到高潮。一部早期黑色电影风格的作品就此诞生。当年的《LIFE》杂志评这部电影是卓越的情节剧，“段落没有一刻沉闷，对白没有一句陈腐……有的只有咄咄逼人的动作。”诚然。西奥德马克的版本告诉我们，如何将一部短篇小说变成一部电影，他延续、拓展了原著的精神和风格，而没有像拉面一样一味将其拉长。
唐·西格尔的《杀人者》，故事的源泉是西奥德马克的版本，尽管海明威的维护者不承认这是一次好的改编，但勿庸置疑这是一部杰出的B级片。在这部《杀人者》中，暴力数次突如其来。虽然风格并不接近小说，但对死亡的书写，却十分接近海明威。唐·西格尔是完全依靠动作完成叙事的导演，这部影片也有着一目了然的硬汉风格（伊斯特伍德是后来为数不多的继承这种风格的人）。得知杀手即将到来，为何坦然等待死亡？这是两个《杀人者》都力图解决的问题。唐·西格尔的版本是由杀人者的直接追查推动剧情，用了三个大段落的倒叙，比西奥德马克更为干脆。最终，死亡的召唤依然来自金钱和女人，这是遗传了黑色电影的某些基因。这是一部典型性冷漠的B级片，除了坏女人，所有人都不会笑，或者笑得很难看。唐·西格尔有意将主角的身份由拳击手变做赛车手，由速度替代力量。他将最终的法律惩罚与真相大白直接转换为死亡，主要人物全部倒下后，影片就此终结。
这个版本的演员全部赫赫有名。杀人者由李·马文扮演（LeeMarvin，一头白发的动作巨星）；被杀者由约翰·卡萨维兹扮演（JohnCassavetes，具有传奇色彩的独立电影导演）；蛇蝎美人由安姬·迪金森扮演（AngieDickinson，黑色电影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金发女星）；盗匪头目由罗纳德·里根扮演（RonaldWilsonReagan，后来的美国总统）——这也是他从政前最后一次演出电影。
没有剧情，只有“现实的积分”：偷自行车的人，1948
无论重温多少次，《偷自行车的人》（BicycleThieves）在我看来都堪称完美。曾经是偶像演员维托里奥？德？西卡对电影史的贡献是创造了“新现实主义”的高峰之一。仅从直觉来说，我被它的道德感所感动的同时，反而觉得它有一种纯粹（日常）的视觉诗意，这或许来自于影片简洁的构图，以及克制的、缓慢的、带有漂浮感的移动摄影。事实上这部电影的造价并不便宜，一亿里拉成本在当时罕见，某些场次的戏甚至动用了六台摄影机，完美的“现实主义”有时意味着片比极高（加上非职业演员的使用）。
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安德烈？巴赞的影评是最重要的、最有洞见的之一，收入《电影是什么？》中。——以下文字仅是对巴赞文章的消化。（若是想对新现实主义有一个粗浅的认识，那么可以看标准（TheCriterion？Collection，DVD发行公司，以发行大师级艺术电影作品著称）版碟2中的一个30多分钟的学者访谈）。
《偷自行车的人》的立意鲜明，描写战后意大利民生的困苦，这或许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倘若仅是如此，这部电影无法成为地位如此之高的经典。工人里奇在偷车后罗马追寻了一整天，可是没有人愿意帮助他，警察局、教堂、工会，以及广大群众，这样影片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孤独的场域，那种孤立、无助、绝望渐渐扩散，超越了时代。更关键的“神来之笔”是加入了孩子布鲁偌，这个对故事没有影响的角色，最终令影片从道德伦理层面深化了原本仅是社会性的悲剧。
很多人争论《偷自行车的人》到底有没有故事？我们也许应该说它有“故事”，但没有“故事性”，它的故事“大抵只不过两行”的社会新闻（我们城市当中可能还有这样的故事，但也绝对是会被媒体忽略的）；而它绝没有“电影故事”所具备的戏剧张力。影片由一系列的偶发事件组成，很多事件没有严谨的序列：大雨、天主教会、饭店，巴赞曾说这些事件完全可以互换，我们甚至无法确定里奇追逐的那个人是不是偷车贼，而他是不是真的有癫痫病。但这就是“现实的积分”，巴赞说《偷自行车的人》不依赖于戏剧性的基本程式，剧情不再先于电影存在。
关于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父亲在偷车被捉后，遭到羞辱后释放，走在人海之中，儿子伸手握住父亲的手——这很容易被理解成对观众的某种讨好，给影片带来一丝善意的温暖。巴赞对这个镜头的读解非常敏锐：这标志着布鲁偌从一个只能尾随和仰望父亲的孩子，成长为一个与父亲并肩而行的青春期少年，父子真正的平等了。
时间的剖面：晚春，1949
关于这部小津安二郎四十五岁时的重要作品，已经无数评论者和导演剖析过。既有“透彻极了”（侯孝贤）这样的赞叹，又有“小津电影的奇迹”（贾璋柯）这样的论断。无论剧作、构图、表演，都可以找到详细而优美的论述。但是看小津的所得决不是读那些（或这些）文字可言说的。只要坐定，他人的论点观感全部忘却，剩下的就是自己自然而然进入的是小津的世界。如CC版《晚春》的封套，重温这部电影，如同私下再翻看一本旧的相簿。更如同凝视一个时间的剖面。
乍看小津电影几部，多半觉得重复，总是嫁女儿的故事、总是对称的画面、总是这几个演员。乍看没有新意，甚至咀嚼出的滋味也略有相同。但时间、时代所带来的感受却是不同的。《晚春》看似没有跌宕的戏剧性，但总也能让人看得定定的。不觉枯燥，大概最常见的人情世故、街景风貌，最能勾引人。以我们的日常经验，最有趣味的永远是发生身边的、生活里的戏。当然，小津的电影不是生活的写实，只要你看到《晚春》中父女观赏能剧的那个段落，就了解这仍然是“戏”，是表演，是故事。在小津电影里这种抽离式的、简约的描摩大概又都是真的、善的、美的。
《晚春》中的空间极少，大部分在这对父女的家中。门口、客厅、过道、楼上、楼下，几处所在，反复地、工整地出现。直将观看的人带进去，仿佛这是我们到过的地方，甚至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一旦这里的女儿嫁走了，空余妆镜和桌椅，那种怅然若失的共鸣自然发生了。最终，此处的空间成为时间的剖面——女儿走了，略嫌安静空荡的房间，父亲削着苹果，黯然顿住，孤单的手臂的特写，切入海边涨落的潮水的画面，结束。若说这是“无语的叹谓”稍嫌轻浮，这对照出的是生命与情感在悠悠岁月某一处的凝固。
费里尼电影总揽：大路，1954
费里尼曾称《大路》（LaStrada）是“我的电影的总揽”，认为这部作品具有诗意超现实主义的评论家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罗列了其中的意象，诸如：马，棕发，嫉妒，婚宴，歌声，小丑，圣母像仪式，翅膀，大海，修女，风……当然还有马戏团。它们几乎反复出现在费里尼作品中。
人们对《大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读解。文学家看到了自《奥德赛》以降的“自我追寻”的主题；社会学家看到了现代社会“零沟通”的隐喻；幻想家看到了《美女与野兽》类的永恒而诗意的童话；太太小姐们看到了一个不幸女人悲惨遭遇的通俗剧；当然更多人看到了一宗圣方济涵义的救赎之旅——因此影片上映时受到了教会的赞美与左派的挞伐。而费里尼只是说，《大路》谈的是人的孤寂，以及孤寂感如何在两人紧密结合侯消失不见了，在表面上看最不可能结合的男女，却在灵魂深处发现了这样的关系。
我个人同意一种说法，这部电影之所以能打动各个阶层的人，是因为以上这些读解都相互交织在一起，被画面与音乐输入我们的潜意识中。孩子一样、小丑一样、天使一样的杰索米娜的不幸固然令人悲伤，但是赞巴诺最后扑倒在海滩上哭泣的一幕将这种哀痛推向更高的境界。没有什么比目睹一个粗暴野蛮、只有兽性的人在爱的启示下，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人性来得更震撼的了。
“当你是个孩子，二十四小时就像整个人生”：无因的反叛，1955
1。
片名：RebelWithoutaCause，意即“反叛不需要理由”。香港翻译为《阿飞正传》，视角从少年出发，稍嫌其大（王家卫1990年作品特意借用这个名称）；台湾翻译为《养子不教谁之过》，视角从社会着眼，稍嫌其土。其实不必另辟蹊径，用《无因的反叛》还是比较贴切，自然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