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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1113-景山的晚风-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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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枢要职空缺,而朝中诸臣中也无合适之人,崇祯帝便想到了杨嗣昌。此时正好田贵妃之父田弘也上疏称赞杨嗣昌之才,于是崇祯帝便正式下诏,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崇祯十年(1637)三月,杨嗣昌抵达京城,崇祯帝立即召见,君臣相见甚欢。崇祯帝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能敢作敢为、能以宏大的气魄彻底解决多年祸患的能干之臣,因此他屡屡召见杨嗣昌,商讨军国大计,并予以绝对的支持。如此知遇之恩,也使得杨嗣昌决心一倾其才,竭尽全力为崇祯帝出谋划策,排忧解难。    
    不久,杨嗣昌便向皇帝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宏大计划,即“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战略。“四正”,即陕西、河南、湖广、江北4个地区,此4区被作为正面战场,由当地巡抚主剿。“六隅”,即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此6地被作为辅助战场,由该6地巡抚分防协剿。以此“四正六隅”,形成“十面之网”,由总督、总理协调。这一计划,是朝廷主动出击的攻势计划。杨嗣昌企图步步围逼攻剿,把农民军一网打尽。    
    杨嗣昌与洪承畴有明显不同。洪承畴老于世故,对农民军能剿则剿,不过分强求,有时甚至是抱着“知其可为而不为之”的态度。杨嗣昌则不然,他具有盲目的自信心理,不讲条件,不看主客观形势,总以为只手也可力挽狂澜。不过,他的这种态度,崇祯帝当时实在是太需要了。    
    为了贯彻这一计划,杨嗣昌一方面议兵议饷,一方面物色人选。    
    杨嗣昌建议增兵12万。其中:凤阳和泗州祖陵官兵5千,承天祖陵官兵5千;陕西三边总督官兵3万,总理军门官兵3万,作为追剿之用;凤阳、陕西二巡抚官兵各1万,湖广、河南二巡抚官兵各1万5千。    
    为了应付新增官兵的军饷开支,杨嗣昌要求增饷260余万两。户部尚书程国祥则认为至少需要280余万两。这笔饷银,崇祯帝当然是拿不出来的,因此杨嗣昌建议按田亩加派。但其具体办法,却与卢象升不同。卢象升主张让地主、富户承担重头,而杨嗣昌却主张依田亩一体均输,不计贫富。崇祯帝接受了这一主张,并于崇祯十年(1637)四月正式下诏加征剿饷。剿饷之征,可谓是饮鸩止渴,给本已艰难的穷苦小民加上了重压,朝廷因此也大失人心。北京城里的百姓甚至称崇祯为“重征”。    
    杨嗣昌还竭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王家桢为总理。他上疏说:    
    “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识,临机应变之才,非现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    
    熊文灿何许人也? 与他素无交往的杨嗣昌,为什么却要如此力荐呢?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籍,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崇祯元年(1628)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不久升任福建巡抚。在巡抚任内,他成功地招抚了海盗郑芝龙,得以升任两广总督。后又借郑氏之力,平定了海盗刘香,一时声誉鹊起。崇祯四年(1631),徐光启曾向崇祯帝推荐过熊文灿。后来,崇祯帝为了了解熊文灿其人,曾以赴广西采办药材的名义派出一位亲信太监,赴广东密访。熊文灿不明真相,自然不敢怠慢,不免馈送宴请。没想到他酒后一时失言,竟把自己从两广总督这个肥缺位置上推到了中原火山口。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一日熊文灿宴请太监。席间太监谈到了日益严重的中原形势,连称无人能为朝廷出力。已有几杯酒下肚的熊文灿,听到此言,故作姿态,竟拍案而起,大声骂道:    
    “诸臣误国!要是我去,怎么也不会弄成这样!”    
    太监见到熊文灿义形于色,正中下怀,便推心置腹地告诉他实情:    
    “我此行目的,并不是赴广西采办,而是奉旨来专门考察你的。此事非你不可!我这就回去覆命,圣旨很快就会下来,你赶快早作准备。”    
    熊文灿没想到竟有此等巧事,深悔失言,连忙补救,举出“五难四不可”等客观原因,希望能推辞掉此职。太监听后笑道,这些事等我见了皇帝后立即帮你请求解决,如果皇帝能不吝答应,你也就不能推托了。    
    太监回京后,果然如实汇报,崇祯帝便有了重用熊文灿的念头。杨嗣昌见此,也就投其所好,力荐熊文灿出任总理。    
    崇祯十年(1637)十月,杨嗣昌准备就绪后,便正式上疏,提出了“下三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的所谓“三月平贼”的狂妄计划,经崇祯帝批准后正式下达。    
    杨嗣昌的计划,十分详细。其主要内容是,以河南、陕西作为主战场,并彻底切断陕、豫之间的联系,防止两地义军合流。具体分工是,陕西巡抚扼守商、洛,郧阳巡抚扼守郧阳、襄阳,湖广巡抚扼守德安(今湖北安陆)、黄安(今湖北红安),安徽巡抚扼守英山、六安,凤阳巡抚扼守住颍州、亳州(今安徽阜阳、亳县)。同时,应天巡抚应堵住太湖、潜山一带,江西巡抚应堵住湖广之黄梅、广济一线,山东巡抚南下堵住徐州、宿州等地,山西巡抚应截住河南陕州(今陕安)、灵宝一线,保定巡抚应前推至河南延津一带。    
    各地守住之后,由总理提督边兵,监臣率京兵禁旅,河南巡抚率左良玉、陈永福等部,合剿中原。如果陕西的闯王、过天星诸部杀出潼关,则洪承畴应率左光先、曹变蛟、祖大弼等部进入河南作战。    
    杨嗣昌的计划,首先遭到了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反对。他认为,各边精锐已经调空,各地民膏也已刮尽,增兵加饷只能是句空话,而且农民军的主力集中在陕西,因此应先集中力量解决陕西的问题,只要陕西一定,各地的农民军自然就会平定。    
    


第七章 深谷寒风熊文灿的抚局(2)

    孙传庭的看法,代表了陕西将领的立场。洪承畴、孙传庭等秦将,与杨嗣昌是有矛盾的。不过,他们也明显感到了杨嗣昌的压力。尤其是李自成等部突入四川,朝野纷纷指责洪承畴有意纵寇入川后,洪承畴更是日子难熬,惟有竭尽全力,加紧拼杀。至崇祯十一年(1638),洪承畴、孙传庭基本击溃了李自成部,总算是保住了面子。    
    就在洪承畴在川、陕拼杀时,熊文灿也想竭力做出点成绩。不过,熊文灿本钱不足,无法像洪、孙那样风光,无奈之下,他又施出了旧法,最终酿成了大祸。    
    熊文灿走马上任后,请求以左良玉部6千为亲兵,另外招募了2千粤人和精通火器的“乌蛮”作为自卫。十月,熊文灿到安庆。左良玉不大看得起他,更不愿受其节制,便纵兵与熊文灿的卫兵发生冲突。熊文灿只得把那些粤兵和乌蛮兵遣开,而左良玉也不受其节制。无兵可调的熊文灿,只得再请调边兵。朝廷便把冯举、苗有才部约5千人拨给熊文灿。    
    熊文灿自江北进击湖广后,便在通衢大道上张贴招降告示,劝张献忠、刘国能投降。十一月,熊文灿到达了广济(今湖北蕲春东南、黄梅之西)后,便正式上疏,一方面提出冯举、苗有才的5千之兵,人少势弱,请求增调边兵,另一方面又说什么蕲春、黄梅一带,农民军在此活动已近一年,原因就是此地野有鸡鹜,食有稻粮,沿江一带物产丰富,所以招来了农民军。他竟然建议,如果把百姓移入城中,坚壁清野,使农民军得不到给养,则肯定不战而退。    
    崇祯帝阅后大怒,连斥熊文灿是在“玩寇”。杨嗣昌也是哭笑不得,但仍为熊文灿辩解,并增调了真、保、山西之兵3千人给他。    
    熊文灿此举,虽遭否决,但从中已能看出他想用非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企图。    
    熊文灿确实想用招降的办法来不战而胜。在他看来,武力解决困难重重,不如走偏锋,用招安之法瓦解农民军,说不定事半功倍。他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早在崇祯元年(1628),他就成功地招降了海盗郑芝龙,立了大功。崇祯七年(1634),熊文灿曾试图招抚海盗刘香,没有成功,还受了处分。不过,熊文灿并未因此而放弃此道。到了湖广,他便又想再试此法。    
    据说熊文灿赴任时,曾专程上了趟庐山,去拜谒熟识的僧人空隐。空隐见他就说:“公误矣!”熊文灿急忙令人退避,询问原因。空隐说:“公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意思是说你自己估估你自己的兵力能否剿灭农民军。熊文灿连说不能。空隐又问他:“诸将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意思是问手下是否有独当一面的大将。熊文灿对此也无把握。空隐一针见血地指出,兵将既不足于剿灭农民军,而皇帝却仅以空名把你推到这样的位置,一旦失败,则必诛无疑。熊文灿听后,呆立良久,然后冒出一句:“抚之如何?”空隐答道:    
    “吾料公必抚。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    
    空隐似乎早已算定熊文灿的命运,并警告他流寇不同于海寇,要慎之又慎。然而,面对重重困难,熊文灿仍决意以抚代剿。    
    崇祯十年(1637)年底,熊文灿即派生员卢鼎进入张献忠、刘国能营内招降。张献忠一面表示愿意接受招安,一面却犹豫不决,把队伍经安陆移到承天(今湖北钟祥)、襄阳地区。    
    春节前后,太监刘元斌在10天之内,连续两次向朝廷上疏,报告张献忠愿意接受招安的信息。    
    正月初九日,张献忠部移驻湖北谷城(今湖北谷城),将闯塌天的部队赶走,并发布告示,说什么“本营志在匡乱,已逐闯兵远遁。今欲释甲归朝,并不伤害百姓”。同时,拘集当地绅士为他具结担保,要求朝廷同意招抚。    
    就在张献忠积极准备接受招抚时,闯塌天刘国能却先行了一步。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刘国能在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正式向朝廷投降。    
    刘国能是与张献忠、李自成同时造反的,而且此时的实力已与张献忠不相上下。但他的情况与其他首领又多少有点不同。他本是位庠生,家庭也较富裕,当初卷入造反浪潮,多少带有点偶然性。数年来,虽转战南北,稍具势力,但毕竟仍是流寇,且前途渺茫,既谈不上建功立业,也不能回乡安居,与张献忠等更是矛盾重重,因此便产生了改悔之意。朝廷招安,无疑是一条生路,加上他母亲也力主投降朝廷,于是便决意立即归附朝廷。    
    刘国能的归附,令熊文灿喜出望外。熊文灿立即为他向朝廷乞请赦罪,授予守备职衔,隶属左良玉指挥。刘国能也是知恩图报,竭尽全力为朝廷服务,终于在崇祯十二年(1639)被破格提升为副总兵。    
    刘国能的投降,对湖广的局势产生了很大影响。刘国能当时有部众五六万人,是农民军的主力。刘国能一降,朝廷顿失重负,官军不仅信心大增,而且更能集中力量攻击其他的农民军,局势因此大变。    
    四月,张献忠在谷城接收了朝廷的招抚。    
    刘国能一降,张献忠明显感到了压力,加紧了投降的步伐。他得知熊文灿贪财这一信息后,便派孙可望拿着两块1尺多长的碧玉和两枚直径逾寸的珍珠献给熊文灿。这一招果然有效!熊文灿立即上书朝廷,建议招抚张献忠,并派张大经为其监军。    
    张献忠是位老谋深算之人,深知受抚仅是权宜之计,不论是真降还是假降,保存实力最为紧要。于是,他利用熊文灿等人急于招抚的心理,辅之以行贿等手段,与朝廷讨价还价。    
    他坚决不遣散部众,更不愿交出兵权。在乞抚之时,他不说“解散归农”,而是称带兵万名“剿贼自赎”。当熊文灿要调他4千兵马时,他却又以“安集未定”为借口,不肯奉命。    
    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其中的问题。兵部尚书杨嗣昌就很担心张献忠可能是假降,弄不好要养虎贻患,所以他主张要张献忠先袭杀李自成或老回回(马守应)后,方许招抚,否则就应借此机会“厉兵剿杀”。不过崇祯帝却在太监刘元斌和总理熊文灿的影响下,惟恐剿之不胜,错过了招抚的机会。于是崇祯帝便当面驳斥杨嗣昌道:    
    “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    
    皇帝的话自然是一锤定音,没有人敢再罗嗦。    
    三月二十五日,郧阳巡抚戴东旻造报了招献忠部的花名册,其中解散归农的约1万8千人,精兵约1万1千人。    
    张献忠就抚后,把大营安扎在谷城外10余里的白沙洲,造屋买地,定居下来,并派兵监视谷城。    
    对这种情形,朝廷中不少官员表示担心。有人主张把张献忠部调至前线作战,也有人主张予以彻底遣散,以免后患。最后还是崇祯帝发了话,说张献忠在谷城“造房种田,正是招抚的好处,又要遣散往哪里去”。    
    有了这句话,张献忠便能在谷城立住脚了。张献忠派人去北京,遍行贿赂,以求支持。对熊文灿等地方大员,更是大献媚心。他向巡抚林铭球行跪见礼,求封总兵职务,但又不到驻地襄阳驻防。兵饷不足,他就自立关梁征税,并抄没豪绅大户家产。张献忠显然想通过招抚成为一方霸主,并不是像刘国能那样死心塌地地投降。    
    朝廷竟然能容忍这种局面,真不知是自身无能、腐败,还是张献忠神通广大!    
    对张献忠的所谓成功招抚,大大鼓励了熊文灿等主抚官员。熊文灿积极派人去招抚曹操(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射塌天(李万庆)、革里眼(贺一龙)等,其手法也相当妥协、软弱,以至于当时不少人讥笑他的做法是在“求贼”。    
    至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一度战火又起,双方互有胜负。    
    但是,随着李自成在陕西战败的消息不断传来,湖北、河南的农民军首领开始动摇。    
    十一月,罗汝才率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过天星、王国宁、常国安、杨友贤、王光恩等首领,从均州(今湖北均县)上了武当山太和宫,向太监李继政投降。李继政移文熊文灿,熊文灿立刻派人招罗汝才等至襄阳,大宴于官署,并奏授罗汝才为游击,分驻其众于上津、房县、竹山、保康、南漳等地。但罗汝才不肯受官领粮,愿为山农耕稼过活,并暗中与张献忠来往。    
    早在此年的七月,顺义王就已在河南信阳投降。不久,射塌天李万庆也在河南投降。    
    一时之间,农民军投降之风盛行。即使没有投降的,像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刘希尧、蔺养成等(即革左五营),也由于势单力孤而进入低潮。陕西方面的李自成等部,也被彻底击败,不成气候。10年以来一直困扰朝廷的内乱,至此似乎已得到初步平息。    
    其实,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内乱并没有彻底解决,只不过是暂处低潮。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时机成熟,那些暂时归顺朝廷的首领必将卷土重来,再树大旗。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照顾到整体性,这里必须先叙述一下清军方面的情况。    
    


第七章 深谷寒风卢象升战死疆场(1)

    崇祯九年(天聪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正式登基即位,建国号大清,定年号为崇德,仍以盛京为国都。    
    皇太极建元立国,充分显示出他将与大明朝争夺天下的决心。自此以后,他展开了一系列攻势,与明朝进行决战。    
    崇祯九年六月底,勇敢善战的阿济格率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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