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1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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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小册子，伊里奇读过并在空白处留下了一个亲笔批语：“作为经济学家——狗屎！”“嗯，您自己明白，”谈话者向我露出了一个信任的笑容：“有了这个，整倒那个在理论上制造混乱的自称马列的家伙就不费吹灰之力。我们把他赶了出去，取消了他的学衔。”车厢里只听见隆隆的响声，人们都睡了。躺着、坐着的都有。押解队的士兵偶尔在走廊里经过，打着哈欠。列宁传记中又一个没人记载过的插曲白白地泯灭了。为了对思想纯正者获得完整的概念，我们还必须对他们在劳改营生活中的若干主要方面的表现做一番考察：甲．对劳改营管理制度和犯人争取权利斗争的态度。既然劳改营管理制度是我们苏维埃政权制定的，就应当不仅心甘情愿地而且还要自觉地遵守。即使看守人员还没有要求或指出，也要有主动遵守管理制度的精神。前面说过的E·金兹布尔格的书里包含着这样一些令人吃惊的观察记载：女犯们为自己被（用推子）剃光头一事辩护（既然管理制度要求这样嘛，有什么办法！）。把她们从围着大墙的监狱送到科雷马去丧命，她们对此也有现成的解释：这说明大家信任我们，相信我们会在那里自觉地劳动！有什么活见鬼的斗争可说的？斗争——反对谁？反对自己人吗？斗争——为什么目的？为自己的释放？那不需要斗争，而要按合法程序提出请求。为推翻苏维埃政权？——叫你舌头上长疔疮吧！劳改犯当中有的想斗争但不能斗；有的能斗但不想斗；有的既能斗又想斗（而且斗了！到时候我们还要谈谈这些人！）。正统派是第四种人：不想斗，而且即使想也不能斗。他们以前的生活使他们只能适应于虚应故事、打电话、按电铃、对上级批准的决议和指令收收转转而已。劳改营里的斗争更多是白刃战，是赤手空拳迎着刺刀上，是枪林弹雨中贴着地面爬。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是一群“西多尔·波利卡尔波维奇”和“乌克罗普·波米多罗维奇”，既不能唬人，也毫无用处。这些为全人类的幸福而斗争的原则斗士们，更不消说，从来不是盗窃犯们打劫逞凶的障碍。他们不反对盗窃犯在厨房里和在杂役当中称王称霸。要知道，社会亲近分子正是按照他们的理论才在劳改营里获得了这么大的权力。当着他们的面抢劫弱小者，他们不干涉；自己遭抢劫，他们不反抗。这本来合乎逻辑，愿打愿挨，谁去管它。但是轮到写历史的时候了，传出了第一声关于劳改营生活的信息。“无不同政见者”这时回顾过去，感觉颇不是滋味：这是怎么搞的？自己这么先进，觉悟这么高，竟没有斗争过！连有过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回事都没有觉察到！而且没有预料到亲爱的拉夫连秀·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是人民的死敌！需要赶紧制造一些表明他们斗争过的模模糊糊的说法。从此所有杂志上的无论哪条咬狗都朝我的伊万·杰尼索维奇吠叫两句，说你这狗崽子为什么不斗争？《莫斯科真理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甚至这样责怪伊万·杰尼索维奇：共产党在劳改营里时常举行地下集会，他却不参加，不向善于思考的人们学习智慧。这都是些什么梦话？什么样的地下集会？集会干什么？想把手指放进衣兜里做个侮辱人的手势吗？侮辱谁？既然从最小的看守员到斯大林本人都代表整体一块的苏维埃政权。他们究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进行过斗争？谁也说不出来。如果他们只许自己重复这句话：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他们还能思考些什么？如果他们的祷词通篇就是：皇上的鞭子，不要抽我吧！他们还能思考些什么？乙．和劳改营长官的相互关系。“思想良好”分子对劳改营长官除了恭敬和亲近还能有什么别的态度？要知道劳改营的长官全是党员，执行党的指示。“我”（一唯一的无事者）被判刑送进这里不是他们的过错。正统派们心里十分明白，哪天他们自己当了劳改营长官，也会照样行事。现在我国报刊把托多尔斯基（神学校毕业，记者，被列宁看中的。虽然不会开飞机，三十年代却不知为什么当上了空军（？）学院院长）捧成劳改营中的英雄。据季亚科夫的描写，他跟一个普通犯人都不屑理睬的供应科长说话都是这个口气：“首长公民，您有什么吩咐？”托多尔斯基管卫生科长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笔记。如果托多尔斯基想的和《简明教程》有丝毫不一致，他怎么能全照斯大林的意思编写笔记？他的原则性何在？而如果他的思想和他完全一样。但是光你爱长官还不够，还得要使长官爱你。必须向长官申明，我们和你们是用同一块面团捏成的，你们可千万要照顾我们。因为这个原故，谢列布里亚科娃、谢列斯特、季亚科夫、阿尔丹…谢苗诺夫笔下的英雄们一遇机会，不管必要不必要，适当不适当，是办理解犯接交手续也好，是按卡片点名也好，总要申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实际是声明想得到个舒服位置罢了。谢列斯特还臆想出这样一个场面：科特拉斯递解站。按卡片点名。“党派？”站长问。（这不知是写给哪个傻瓜看的？监狱卡片上哪有“党派”这一栏？）“联共（布）党员！”——谢列斯特回答这个有意编造的问题。对于长官们也应给一个公正的评价，无论是捷尔任斯基式的还是贝利亚式的干部对这样的回答都是听得到的，都肯负责安排的。可能是有过一条应把共产党员安排得体面些的书面指示吧？或者至少是有过口头的指示吧？因为即使在对“五十八条”迫害最凶的那些时期，在把“五十八条”们从杂役职位上撤下来的时期，原共产党大干部们不知为什么仍保住了地位。（例如，前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阿拉洛夫仍然是蔬菜作业班班长，前旅长伊万奇克仍是房修班长，前莫斯科市委书记捷德科夫也保住了一个美差。）即便没有什么指示，恐怕单纯的团结精神和简单的盘算——“今天是你，明天是我”。——也会迫使内务部人员们对忠实信徒们特别关照。结果正统派成了长官手下的红人，在劳改营里构成了固定特权阶层。（但那些不是三天两头跑到长官屋里表忠心的安安静静的共产党员们不在此例。）缺心眼的阿尔丹一谢苗诺夫把这句话直截了当地写在纸上了：共产党员首长们尽力把共产党员犯人们调到比较轻松的岗位上。季亚科夫也是直言不讳：新犯人罗姆向医院院长声明自己是老布尔什维克，马上被留下做了卫生科办事员——十分令人羡慕的职位！营长还指示不许把托多尔斯基从卫生员职位上刷下来。但最精彩的还是r·谢列斯特在《科雷马记实》里说的一件事；一个内务部大干部新到这里来上任，发现犯人扎博尔斯基就是他国内战争时期的军长。战友重逢，老泪纵横。好了，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扎博尔斯基接受了“由厨房供给特殊伙食，面包管够”的待遇。（这无非是强夺苦力们的口中餐，因为上头决不会单另批给他新的伙食标准。）他只要求给他一套列宁著作六卷集，以便晚上在油灯下攻读。一切安排得很妥帖：日食昧心粮，夜读列宁书！卑劣行径受到如此坦白而得意的颂扬。谢列斯特笔下还有一个什么神乎其神的作业班里的“地下政治局”（对于作业班不太大了点么？）。它在规定以外的时间，又能从切面包间搞到一个大面包，又能搞到一钵燕麦粥。这表明各处的杂役里都有咱们自己人，是吗？也表明咱们时常搞点小偷小摸，是吗？“无不同政见”的先生们。最终结论也是这位谢列斯特提供的：“一种人是依靠精神力量活下来（这是偷吃稀粥和面包的正统派——作者注），另一种人是靠多吃到一钵燕麦粥（这是伊万·杰尼索维奇）。”好吧，算你说得对。伊万·杰尼索维奇在杂役中可没有熟人。不过请问，石头呢？石墙是谁在砌？啊？是你们吗？死硬派先生们。丙．对劳动的态度。正统派一般地说是忠诚于劳动的（埃赫的副手害伤寒病说胡话，护士向他保证说征购粮食的电报已经发出去了，他才安定下来）。一般地说他们也赞成劳改营的劳动：这是建设共产主义的需要。犯人如果不劳动而喝菜汤，岂非无功而受禄？因此他们认为逃避劳动者理应关强制室，战时则应枪决，这都极为合理。当派工员、作业班长以及随便哪一种奴隶班头都是完全道德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正经窃贼”有分歧而与“母狗”们意见一致）。例如伐木作业班班长前基辅市共青团委书记叶连娜·尼基京娜。据说她把本作业班成员（“五十八条”）的产量据为己有，拿去和盗窃犯们做交易。柳震·贾帕里泽（巴库政委的女儿）常用外边送进来的巧克力向她换取少干活的权利。另一方面，这位女作业班长却一连三天不让女无政府主义者塔季扬娜·加拉谢娃走出森林，一直到她被冻伤。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又是一例。他也是布尔什维克，尽管是党外的。他揭发犯人们故意不完成定额（并跑到长官那里去报告，被告小小的机关。每天夜里我取出来写作。如果我惹恼了克格勒，他们准会来找我的茬儿，抓点什么有问题的材料。要是突然被他们发现怎么办？
不行，必须和平解决。
噢，国家呀！噢，可诅咒的国家呀！在这里，在它最自由的几个月，一个内心最自由的人竟不能允许自己和宪兵们吵一架！……他竟不能把心里想的全部朝他们脸上抖出来。
“问题是这样的，我有严重的病。我的病不允许我到处去打听。我的麻烦事够多了。我们谈到此为止吧！”
这当然是可怜的托词。可怜，是因为我承认他们有收买人的权利，而这正是应该给予嘲笑和否定的。跪在地上的拒绝。
可是他仍不肯罢休，不要脸的东西！他又花了半个钟头的时间证明一个重病人也应当跟他们合作！……但是看到和我实在说不通，就想出了另一招：
“你有富余的一份证明吗？”
“什么证明？”
“证明你病成这样的。”
“证明……有”
“那就把证明拿来。”
原因是他需要工作成果！一个工作日的成果！说明对象还是选得正确的，只是原来不知道这个人病得这么利害。他要证明并不光为看看，而是为了钉进档案，了结这桩公事。
我把证明交给了他，彼此清帐。
这是我国半世纪以来最自由的几个月！
要是这个人没有证明呢？
特派员的本事就在于一下手就选准合适的钥匙。西伯利亚劳改营里的一个精通俄语的（正因为这一点才选中了他）波罗的海沿岸人y被叫去“见营长”。可是坐在营长办公室里的却是一个陌生的鹰钩鼻子大尉，他有一双有催眠力的眼镜蛇的眼睛。“把门关牢！”他很严肃地警告，好像敌人马上要闯进来，同时用两只冒着火光的眼睛从蓬松的长眉下死死盯住y，y精神上马上被压倒了，觉得什么东西烧着他的皮肉，掐着他的脖子。在传唤y以前，大尉当然收集了有关他的一切资料。还没见到人就已断定第一、二、三、四号钥匙全不管用，合用的只有最后的也是最利害的一把。但他仍然先用刺入的目光对准y的尚未浑浊的、毫无防护的眼睛注视几分钟，以便进行目测的检验，同时使他丧失意志，把立刻要压下来的东西事先无形地举到他的头上。
特派员只在一个短短的开场白上花费了一点时间，但他不是用抽象的政治课的语调说话，而是用很紧张的口气，好像讲的是马上或明天就要在他们劳改点里爆发的事情：“您知道世界划分成了两大阵营，其中一个必败。我们确定不移地知道是哪一个。您知道是哪一个吗？……所以如果您想活下去，您就应当脱离注定灭亡的资本主义海岸，游向新岸。您知道拉齐斯的《走向新岸》吗？”——他还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眼睛一直虎视眈眈地望着对方。当他最终地确定了钥匙的号码以后，便用令人不安的深沉口气问道：“您家里的人怎么样？”他能随口说出他家里人的名字！他记得每个孩子的年龄！这表明他已经和家属打过交道，这太严重了！“您当然懂得，”他开始实施催眠术。“您和家属是一个整体。一步走错，您就完了，您的家属马上也完了。我们不会让叛徒家属（他的声调逐渐提高）生活在健康的苏维埃环境里。现在您在两个世界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做选择吧！我建议您承担协助契卡行动科的义务！如果拒绝，您的家属马上全送劳改营！大权在我们手里（他说得对！），我们对于决定了的事没有后退的习惯！（又说得对！）既然我们选中了您，您就会和我们一起工作！”
这一切对y如晴天霹雳。他没有精神准备，他过去连想都不能想这种事，他一向认为只有坏蛋才告密，哪能料到会向他建议这个？正面打击，没有浪费动作，没有拖延时间。大尉等着答复，瞧，他马上要爆炸，要把一切炸毁！y心里想，他们这些人什么干不出来？他们什么时候饶过谁的家属？他们整家整户地“消灭富农”，连小娃娃也不放过，不是也下得了手吗？不是还当做自豪的事在报上报道过吗？一九四O——四一年机关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所作所为，y是亲眼见过的，他还到监狱大院看过苏军撤退时枪杀的犯人的大堆尸体。一九四四年又听过列宁格勒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广播。那些广播也和现在这个大尉的眼神一样充满着威胁和散发着复仇的气息。广播声言将来要毫无例外地惩办一切帮助过敌人的分子。那么现在有什么能迫使他们表现仁慈呢？请求吗？没用。非进行选择不可。（y自己也上了关于机关的传奇的当，他还不懂得这一点：这部机器里其实并没有这么完美的协同动作和彼此呼应，似乎他今天在西伯利亚的某个劳改点里拒绝当眼线，过一星期就会把他的家属拖到西伯利亚来。还有一点他不懂得：不管他把机关想得多么坏，实际它要比这更坏。不久以后，所有这些家属，所有几十万这样的家属全都要被送到共同的流放地去毁灭，并不查问他们的家主在劳改营里表现如何。）
如果只为自己一个人，他可能不会被恐惧所动摇。但是y设想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在淫乱秽行都不用布帘遮掩、六十岁以下的女人得不到任何保护的劳改营工棚里将会如何。于是他动摇了。钥匙选得正确。别的都打不开，这把打开了。
不过他还在拖：我需要考虑。——好吧。考虑三天，但是不许和任何人商量。泄露出去就枪毙你！（y去和一个同乡商量，后来特派员要他写的第一份报告，就是关于这个人的。他就和同乡一块编了一份材料。这个人也认为绝对不能拿家属冒险。）
第二次去见大尉，y就在魔鬼的契约上签了字，领受了任务和联系办法：不要到这里来，一切通过免除看押的杂役弗罗尔·里亚比宁接头。
在营内普遍安插这类接头人是劳改营特派员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弗罗尔·里亚比宁在人们中说话嗓门最高，是个快活人，是个颇得人心的人物。弗罗尔·里亚比宁干着点什么不明不白的营生，还有个小单间，并且手里总摸着闲钱。他在特派员的帮助下摸透了劳改营生活的底细和动向，在其中可以说是如鱼得水。这些接头人正是维系着整个鱼网的钢绳。
弗罗尔·里亚比宁指点y说，传递情报要在黑暗的角落（“于我们这一行，顶主要的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