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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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将会同情导演？读者会想，戏剧小组陷入了绝境，现在让谁去演女主角呢？哪有时间去教她呢？可是，对于契卡行动科说来，是不存在绝境的！他们能系铃——他们也就会解铃！过了两天，达维坚科夫本人也戴上手铐被带走了：因为企图把什么书写的东西（又是大事记？）传递到区外去，将进行新的侦查和审判。
这是——关于他的劳改营回忆。从另一方面偶然查明，利·科·楚科夫斯卡虹一九三九年在列宁格勒排队探监时认识了科里亚·达维坚科夫，他在叶若夫时期结束时被普通法院宣判无罪，而他的同案人对·古米廖夫仍继续坐牢。没有恢复这个年轻人在学院的学籍，而是把他送进了军队。一九四一年在明斯克附近他当了俘虏，从德国的俘虏营中逃到了……英国，在那里他用笔名（为了保护家属）刊印了一本关于自己一九三八年在列宁格勒坐牢情形的书（应当认为，那些年代对苏联盟友的热爱妨碍了英国读者理解这本书的内容）。后来这个人就被遗忘了，湮没了。但是我们的人没有忘记。他在西方战线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旅作战。战后被劫持回到苏联，判处了枪决，后来改判为二十五年。显然、由于再一次的劳改营内案件，他得到的是枪决，而已经不是改判的刑期（承蒙一九五0年一月的法令给我们恢复了死刑）。在一九五0年五月，达维坚科夫从劳改营监狱里寄出了自己的最后一封信。请看从信中摘录的几句话：“把我在这些年代的难以置信的生活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我抱着另一个目的：十年内我做了一点事；散文当然已经全部丧失了，诗还留着。我几乎还没有向任何人读过——没有可读的人。我回忆起我们在五角……旁度过的夜晚……我设想这些诗应当落到……你的机智灵巧的手里……请读一读，如果可能，请保存下来。关于未来，如同关于过去一样——无一言可说，一切都完了。”这些诗在利·科那里完好地保存下来了。我多么熟悉（我自己也这样写过）这种小字——三十来首诗写在一张两面的练习本纸上——小小的地方要放进多少东西去呀！应当想象到生命本目的这种绝望：在劳改营监狱里等待死亡！他把自己最后的无望呼声托付给了“小道”邮局。
我不需要干净的内衣，
请不要把门打开！
我大概真的是，
一只可恶的野兽！
我不知道怎样对待，
怎样把你：
像鸟一样歌唱，像狼一般嗥叫，
怒吼或者狂喊？……
因此，不需要指定什么人去演主角！拿破仑不会再次受到嘲弄，俄罗斯的爱国主义不会再次受到颂扬j戏根本不会演出。合唱也不搞了。音乐会不开了。这样，业余文娱活动就进入了退潮。晚上在食堂里的集合和幽会终止了。直到下一次来潮。
它就这样像抽风似地活着。
有时，一切都已经排练好，所有的参加者都完整无缺，在音乐会前谁也没有被捕，但是北铁劳改营文教科长波塔波夫少校（科米族人）拿起节目单看到：格林卡的《怀疑》。
“什么——什么？怀疑？不许有任何怀疑！不一不，你们求也没用！”——说着就亲手把它勾掉了。
而我却想要念我心爱的恰茨基“的一段独白——“但法官是谁？”我从童年时代起就已习惯念这段独白——而且纯粹是从朗诵的角度去评价它的，我没有发觉它会有讽今的意味，我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但是事情没有发展到把“但法官是谁？”写上节目单并被他们勾掉的程度——文教科长前来观看排练，听到下面这一句就已经跳了起来：
“他们对自由生活的敌意是毫不妥协的。”
当我念到：
一请向我们指出，祖国的父辈们在什么地方……
莫非是这些明抢暗夺罪行累累的人们？……”
他顿着脚做着手势，要我立即从台上滚下来。
我在少年时代几乎当了演员，只是因为嗓音太弱才没有当成。现今在劳改营里我不时参加演出，力求在这短暂的、不真实的忘怀中恢复一下精神，就近看看被演出激奋的女人的面孔。当我听到古拉格系统里存在着由犯人组成的脱产的专门戏班子——真正的农奴剧院！——就渴望能进这种班子去，借以使自己得到解救并轻松地喘喘气。
在每个省劳改营管理局属下都有农奴剧院，在莫斯科甚至有好几个。最著名的是——内务部上校马穆洛夫的霍夫林诺农奴剧院。马穆洛夫死死钉住不让一个在莫斯科被捕的知名演员从红普列斯尼亚递解监狱漏出去。他的代理人还到其他的速解站去搜索。他就这样在自己手下凑成了一个大话剧班子和初具规模的歌剧团。这是这位地主引以自豪的东西——“我的剧院比邻居的好！”在别斯库德尼科沃劳改营里也有一个剧院，但远逊于此。地主们带着自己的演员彼此往来作客，借以炫耀。在一次演出时，米哈伊尔·格林瓦尔德忘记了用什么调来为女歌手伴奏。马穆洛夫当即给了他十昼夜的冷禁闭室，格林瓦尔德在那里得了病。
在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索利卡姆斯克，在所有的古拉格的大岛屿上，都有这样的农奴剧院。在那里，这些剧院几乎成了城市剧院，差点儿成为模范剧院，它们在城市的剧场里为自由人演出节目。在头几排位子上坐着当地内务机关的大头头和他们的太太，带着又好奇又不屑的神色瞧着自己的奴隶们。押解队员则带着自动步枪坐在幕后的包厢里。演出后，赢得掌声的演员被运回劳改营，犯有过错的，则送进禁闭室。有时连掌声也不让享受一下。在马加丹剧院里，远北建设总局局长尼基舍夫中途制止当时颇有名声的歌唱家瓦季姆·科津向听众还礼：“够了，科津，没有什么可点头哈腰的，走！”（科津企图上吊自杀，被人从绳索上救了下来。）
在战后年代有许多知名演员通过了群岛，除利津外，还有：电影演员托卡尔斯卡妮、奥库涅夫斯卡哑、卓娅·费多罗娃。对于鲁斯兰诺娃的被捕入狱，群岛上一度议论纷纷。关于她在哪些递解站上蹲过，被送进了哪个劳改营，传闻互相矛盾。有人担保说，她在科雷马拒绝唱歌，而在洗衣房工作。我不知是否属实。
列宁格勒人的崇拜偶像，男高音歌唱家佩奇科夫斯基战争初期在卢加附近的自己的别墅里陷入了占领区，后来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为德国人举行过音乐会（他的妻子，钢琴家，当即就在列宁格勒被捕，死于雷宾斯克劳改营）。战后，佩奇科夫斯基因叛国罪得到了十年，被送进伯朝拉铁路劳改营。在那里，长官把他像名人一样养着：住在单独的小房间里，配备两名勤务员，给他的配给口粮中包括黄油、生鸡蛋和热葡萄酒。他常到劳改营长夫人和管理主任夫人处作客吃饭。他在那里演唱，但据说有一次他造了反：“我是为人民而不是为契卡人员歌唱的。”——于是就落入了明斯克特种劳改营（刑满后他已经高攀不上列宁格勒以往的那种音乐会了）。
在凑集莫斯科民兵队伍时对著名的钢琴家托皮林也没有留情，让他拿着一支一八六六年的别旦式步枪走进了维亚兹马包围圈产但是，在被俘期间，集中营司令官，一个热爱音乐的德军少校怜悯了他，帮助他取得东部劳工的身份，从而开始了音乐会演出活动。为此，托皮林当然在我们这里得到了标准的十年（从劳改营出来以后他没有重新爬起来）。
住在“水兵的安宁”大街、经常到各劳改点演出的莫斯科劳改营管理局歌舞团突然临时调到我们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来了。多好的机会呀！我现在要同他们拉上关系，我现在可以挤到他们那里去了！
哦，多么奇怪的感觉！在劳改营的食堂里观看当了犯人的职业演员的演出！哄笑，微笑，歌唱，白色的连衣裙，黑色的常礼服……但是——他们的刑期多长？他们是按什么条文判刑的？演女主角的是女贼？或是触犯了“大众化”的五十八条的？演男主角的是犯了行贿罪的？或是“八七”犯？普通的演员一般只有一次再现：即再现剧中人，而这里的演员则需要做双重表演，两次再现，先是把自己扮演成自由演员，然后才是扮演剧中人。犯人演员背负着监狱的重压——他意识到他是农奴，首长公民明天就可能因他演得不好或和另一个农奴女演员的关系而把他关禁闭，送到伐木场或发配到万里迢迢的科雷马。除了背着这一个沉重的磨盘，犯人演员还和自由演员一样忍受着另一个重压，那就是硬让一些空洞无物的所谓戏剧和无生命力的思想的机械宣传破坏性地通过自己的肺叶和喉管。
歌舞团的主要女演员尼娜·B是触犯了五十八条一10而被判了五年的。我们很快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熟人——莫斯科文史哲学院艺术学系的教师，教过她也教过我。她没有读完大学，现在还很年轻。她滥用女演员的特权，用化妆品和那些可厌的棉垫肩破坏着自己的外貌，当时在外面所有的妇女都用这种棉垫肩把自己搞得丑陋不堪，而土著妇女却避免了这种遭遇，她们的肩膀只因抬担架而发达起来。
在歌舞团里，尼娜像任何主要演员一样，有一个情人（大剧院的舞蹈演员），但还有一个戏剧艺术上的教父——奥斯瓦尔德·格拉祖诺夫（格拉兹涅克），瓦赫坦戈夫剧院最老的演员之一。他和他的妻子都曾被（也许是自愿被）德国人在伊斯特拉附近的别墅里抓住。三年战争期间他们是在自己的小祖国里加市度过的，在拉脱维亚的剧院里演出。我们的军队来到后，两人都按背叛大祖国的罪名得到了十年。现在两人都在歌舞团里。
伊佐利达·维肯季耶夫娜·格拉兹涅克年纪大了，跳舞已感到困难。我们只见过她表演过一个对当J戈显得不平常的舞蹈节目，这舞蹈我想称之为印象主义的，但我怕行家们不会同意。她穿着闪着银光的紧领口的深色服装在半明半暗的舞台上跳舞。这个舞蹈给我印象很深。大多数现代舞蹈无非是显露女人的肉体。而她的舞蹈则好似某种神秘精神的显示，某种与她对灵魂不灭的坚定信仰相呼应的东西。
过了几天，像群岛上准备起解时历来所做的那样，伊佐利达·维肯季耶夫娜偷偷摸摸地被提走起解了，使她离开了丈夫，不明去向。
这在过去的农奴主身上说来是残忍和野蛮：拆散农奴农庭，把夫妻分开卖掉。因此他们受到了汉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列斯科夫的谴责，遭到了万人的咒骂。而在我们现在，这不是残忍，这不过是一种合理的措施：老太婆抵不上口粮的价值，白占了编制名额。
奥斯瓦尔德在老伴起解的那一天来到了我们的（畸形人的）房间，眼光茫然若失，靠在他那柔弱的养女肩上，好像只有她一个人还支撑着他。他处于半丧失理智的状态中，令人担心他会自杀。他低着头，一言不发。然后逐渐说起话来，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不知为什么建立了两个剧院，为了艺术，他好几年留下妻子一个人过日子。要是能够，他现在真想按另一个样子过这一生……
我栩栩如生地记住了他们的形象：老人把手放在姑娘的后脑上把她贴在自己胸前，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在他的手臂下同情地望着他，竭力克制住不哭出声来。
咳，有什么可说的——老太婆抵不上自己的口粮的价值嘛……
不管我尽了多大努力，我还是没有能够进那个歌舞团。不久，他们离开了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我也就不知他们的下落了。一年后，我在布蒂尔卡听到了一个传闻，说他们坐着卡车去作例行的演出时撞了火车。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格拉兹涅克。以我自身而论，我再一次确信，天意是不可测的。我们自己永远也不知道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一生中我已经有多少次竭力去争取我并不需要的东西，并为受到挫折而绝望，而这种挫折实际上倒是走运。
我与阿涅奇卡·布列斯拉夫斯卡娅、舒罗奇卡·奥斯特列佐娃和廖瓦·格…曼一起留在卡卢加的默默无闻的业余文艺小组里。在我们被解散赶走以前，我们上演过一些节目。我参加这种业余文娱活动，现在回想起来认为是精神上的软弱，是屈辱。一个小小的中尉米罗诺夫星期日的晚上在莫斯科找不到别的娱乐，可以醉醺醺地来到劳改营里下令：“过十分钟我要看演出！”演员们从被窝里被提了出来，从劳改营的炉子旁拉走（有人在那里心醉神迷地用小锅煮着什么东西）——过一会我们就在灯光通明的舞台上，对着只坐着一个傲慢愚蠢的中尉和三名看守的空旷的大厅，唱歌、跳舞、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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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泽克民族
（法恩·法内奇的民族学论文）
在这篇论文里，如果不会遇到什么障碍，我们打算提出一项重要的科学发现。
在发挥自己的假说时，我们决不愿同“先进学说”发生矛盾。
本篇文字的作者为居住在群岛上的土著部族的神秘性所吸引，到那里作了一次长期的科学旅行，并搜集到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结果我们现在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群岛上的泽克们构成着一个社会阶级。这是一个为数众多的（几百万的）人们的集团，它对生产有同一的（全体共同的）关系（即：从属的、依附的关系，并且不拥有领导这种生产的任何权利）。它对劳动产品的分配也有同一的、共同的关系（即：没有任何关系，所得到的只是为苟延残喘所必需的微不足道的一份产品）。此外，他们的全部劳动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而是整个国有经济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光指出这一点，我们的虚荣心已经感到不满足了。
要是能够证明，这些退化的生物（过去无疑曾是人）比之homosaPiens（智人，也许正好是进化论所缺少的一个中间环节。）完全是另一种生物学类型，那才能引起更大的轰动。然而，这些结论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里只能向读者提示一下。请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被迫突然地、本不愿意但非如此不可，并且水无返回的希望地加入熊或獾（我们已经不使用那用滥了的狼的比喻）的族类，而他在肉体上果然又经受住了这个转变（谁马上就蹬了腿，当然就算了）——那么，他在过着新的生活的时候，能否在獾中间依然保持着人的体形呢？我想不能，他会变成一只獾：毛会长起来，嘴脸会变尖，他再也不需要吃煮的炸的东西，而完全可以去吃生食了。
要知道，岛上的环境与普通的人类环境截然不同，它残忍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