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1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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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糟糟的一团，你要我这个蹲了十八年监牢刚出来的人怎么弄清？……我羡慕你们这些头脑灵活的有学问的人。你们用不着长久思索就能决定该怎么行动，该怎么适应，而我对这些，说实话，根本不感兴趣。”　
　　说得实在好呀！“我不感兴趣”。难道能说怀着这种心情出狱的人是败坏了？但另一方面他是不是按国家的含意“被改造过来了”？当然不是。对于国家说来这个人简直是毁了。　
　　国家期望（？）的那种“改造”在劳改营里永远实现不了。劳改营的“毕业生”学到的只是虚伪——假装改造好了。还学会冷言冷语地挖苦国家的号召，国家的法律，国家的诺言。　
　　要是一个人没有什么可以改造的呢？要是他压根不是罪犯呢？如果他被捕的原因是向上帝祷告，或是发表了独立的见解，或是当过战俘，或是受老子的株连，或者不过是摊派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劳改营能给予他什么？　
　　萨哈林监狱督察官对契柯夫说：“如果一百个苦役犯人当中最后能出来十五至二十个正派人，应当感激的与其说是我们采用的感化措施，不如说是俄国的法院，因为它们把这么多良善可靠的分子送来眼苦役。”　
　　如果我们把无辜入狱者的数字提高到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这也可以当做是对群岛的论断。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劳改营里人们变坏的系数也大大提高了。　
　　如果谈的不是为成百万不合意的人准备的绞肉机，不是狠心地把本国人民抛进去的污水坑，而是认真的改造体制，那么这里就会发生一个最复杂的问题：怎么可以按照一个统一的刑法典判给千篇一律、彼此雷同的刑罚呢？因为外表上平等的刑罚对于不同的人，即较有道德的和较败坏的，较细腻的和较粗糙的，有教养的和没有教养的，实际上是完全不平等的刑罚（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的多处内容）。　
　　英国思想界懂得了这个道理，他们现在正谈论着（不知道实际做了多少），刑罚应当不仅与犯罪行为相适应，而且也要适应于每一个罪犯的个性。　
　　例如，全面丧失外部自由对于一个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人比对于一个不成熟的、主要在肉体方面活着的人容易忍受。后者“更多地需要外界的印象，本能更强烈地促使他争取出狱”（雅库博维奇）。对于前者，连单身监禁也感到较轻松，特别是如果有书看。（啊，我们当中有的人多么渴望以这样监禁代替劳改营！身体受到拘束，但是它却为理智和灵魂打开了多么宽阔的境界！尼古拉·莫罗佐夫在入狱之前没有显示过什么特别的素质，最叫人奇怪的是，出狱以后也没有显示出什么特殊才能，可是坐牢时的冥想却使他有可能想象出原子的行星式结构、带不同电荷的原子核与电子——比雷瑟福早十年！但是没人给我们纸笔和书籍，自己仅有的一点也被他们没收了去。）反之，后者对于单独监禁也许连一年也受不了。他简直会像蜡烛一样熔化在里面，他会奄奄待毙。他需要同伴，不论什么人都行。而对于前者来说，不愉快的交往比孤独还难受。另一方面，劳改营（尽管饭给得很少）对于后者比对于前者要轻松得多。四百人一间的工棚，所有人都在叫嚣、胡闹、打扑克、玩骨牌、狂笑、打鼾，在这些噪声之上，还有专以白痴为对象的广播喇叭一刻也不停地发出刺耳的尖叫。（我蹲过的几个劳改营没有安装广播喇叭，这算是对它们的处罚！——我们却因此而得救！）　　所以说强迫犯人从事过度的体力劳动、强迫犯人成天挤在侮辱人格的闹哄哄的人堆里的劳改营体制正是比监狱更有效的消灭知识阶层的方式。被这个体制虐杀得最快、最彻底的正是知识阶层。
　　即使关于古拉格群岛的一切主要方面都写到了、读到了和懂得了，但关于我国的自由的真面目是不是有人能洞悉呢？人们是否知道这个几十年来肚子里装着群岛的国家是什么样子？　
　　我身体里曾有一个男人拳头大小的肿瘤。它把我的肚子撑高、变形，妨碍我吃饭和睡觉，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它（尽管它还不到我体积的百分之零点五，而群岛却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百！）。但是它的可怕之处倒不在于它压迫附近的内脏并使它们移位，最可怕的是它分泌出毒素，感染整个身体。　
　　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群岛的毒素逐渐感染了它的全身。天晓得它何年何月才能把这些毒素排除。　
　　我们能不能、敢不敢拒我们过去的（其实和今天也离得不远的）生活环境里的全部卑污描写出来？如果不透彻地揭示这种卑污，写出来的东西必定是谎言。据此我认为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我国根本就没有文学。因为没有全部的真实就不是文学。今天，人们正采用时髦的手法——暗示、插话、补白、影射——揭示着这种卑污，但结果又得到谎言。　
　　这虽不是本书的任务，但我们不妨试试简明扼要地把自由生活中的某些特征列举在下面。这些特征都是因为与群岛为邻而形成的，或者是与它的格调一致的。　
　　1．永恒的恐惧。读者已经注意到，群岛人员大扩充的年份并不止于一九三五、三七、四九年。逮捕一直进行着，正如没有一分钟不在死人、不在生孩子一样，没有一分钟不在抓人。有时候它逼近某人身边，有时候又离他较远。有时候人以自己没什么危险的想法欺骗自己，有时候他主动去充当刽子手从而减轻了危险。但是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成年公民，从集体农庄庄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永远知道，一句话不谨慎，一个行动不谨慎，都会使他落进无底深渊，一去不返。　
　　就和在群岛上每个杂役脚底下都有一个一般劳动的深渊（和阴曹地府）一样，我国每个居民脚底下都是群岛的深渊（和阴曹地府）。看表面，我们的国家似乎比它的群岛大得多，但是整个国家连同它的居民都像幻影似地悬在群岛的血盆大口的上面。　
　　恐惧——并不一概是对逮捕的恐惧。还有一些中间阶段：清洗、审查、填表（常规的表格和特别的表格）、解雇、吊销户口、驱逐或者流放声登记表设计得如此周密详细、追根究底，以致一半以上的居民都发觉自己是有“碴儿”的，无时无刻不在为填表期限快到而犯愁。一旦编造了一个假自传，以后就要努力不要把自己搞糊涂。但危险依然可能突然降临。卡德镇的弗拉索夫的儿子伊戈尔一直填写他父亲已故。他用这办法考进了军事学校。有一天他被叫了去，要他在三天内交出他父亲的死亡证明材料。瞧你怎么交吧！　
　　加在一起的各种恐惧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微渺和毫无权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娜塔莎·阿尼奇科娃听说她的爱人（未登过记的丈夫）在奥廖尔被捕入狱。她赶到那里去。监狱门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马车。车上坐着穿桦皮鞋和大棉袄的农村妇女，手里拎着监狱当局不肯转交的牢饭。阿尼奇科娃把头伸向阴森的监狱大墙上挖开的小窗户。“你来干什么？”里面的人严厉地问。听她讲了原委，里面的人对她说：“莫斯科来的同志，我劝你今天就离开这儿，因为夜晚就会有人来找你！”这类事外国人是听不懂的：契卡人员为什么不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反而给了这么一个人家并没有征求的忠告？他有什么权力要求一个自由的公民立即离开本地？究竟是什么人会来找她？？为什么事？——但是哪一个苏联公民能假装说他不懂这个意思或者说这不像真事？听了这句劝告以后，你反正不敢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留下来！　
　　曼德尔施塔姆说得很好，她指出我们的生活被监狱渗透得这样深，以至于像“抓”、“关”、“蹲”、“放”这一些多意的单词即使没有上下文我们也只会按一方面的含意去理解！　
　　无忧无虑的感觉与我国公民向来是无线的！　
　　2。依附性。如果改换居住地点、离开变得对自己危险的地方以便摆脱恐惧和使自己松一口气都很容易做到的话，人们的行为可能会比较大胆，甚至可能敢于冒点风险。但是在漫长的几十年内我们一直被下面这些规定卡得死死的：任何一个有工作的人不能按自己的意愿离职。还有，人人都被户籍制度栓在一定的地点。还有，你也被住房挂着，这房子既不能卖，也不能交换，也不能租赁。由于这些原因，你在自己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进行抗议，那就是一种发疯的大胆妄为。　
　　3．隐秘性和互不信任。这两种习性取代了我国旧时的（二十年代还没有消失殆尽的）开诚相见与殷勤好客。这两种习性是每个家庭、每个个人的天然保护伞。特别是因为谁也不能自己另找工作，离开本地，因为每件细小的事情都在被人偷看、偷听。苏联人的隐秘习性并不是多余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外国人有时会觉得是超人的。前沙皇军官K·Y全仗着结婚时没有把自己的历史告诉妻子才保住了性命，连一次也没有被抓过。他的兄弟11·y被捕了，被捕者的妻子利用逮捕时她没有和丈夫住在一个城市这个条件，向她自己的父亲和姐妹隐瞒了丈夫被捕的事，以免他们说出去。她宁愿对他们以及所有的人说（并且长期装成）是她丈夫抛弃了她！这是三十年后的今天才说破的一个家庭秘密。而哪一个城市居民的家庭没有秘密？　
　　一九四九年大学生B·H的中学女同学的父亲被捕。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赶紧躲得远远的，这被认为是很自然的，可是B·H偏偏没有躲开，他公开对这女孩子表示同情并尽力帮助她。这姑娘被他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惊呆了，她拒绝了B·H的帮助和关心，她撒谎说她不相信她父亲的诚实，说她父亲一定是一辈子向全家隐瞒着自己的罪行。（只是到了赫鲁晓夫时代才谈开：这女孩子当时断定B·H或者是告密者，或者是专门搜罗不满分子的某个反苏组织的成员。）　
　　这种普遍的互不信任把奴役制度的万人坑挖得越来越深。谁一开口大胆而公开地说点什么——大家忙不迭地躲得老远：“这准是故意挑动！”这样一来，任何一声冲口而出的真诚的抗议都注定会遭到孤立和疏远的对待。　
　　4．普遍的闭塞。我们互相隐瞒，互不相信，从而自己促成绝对的封闭性、绝对的情报虚假性在我们当中生根。这是以往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成百万人的逮捕以及对这些逮捕的群众性支持——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彼此间互不通消息，既不叫苦，又不呻吟，从别人嘴里什么也打听不出来，只好完全听从报纸和官方演说家们的摆布。他们每天都要塞给我们一点什么刺激情绪的东西，如像五千公里之外的某处发生的火车翻车事故（暗害分子造成的）的照片之类。可是我们应当知道的事，例如我们的楼道里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却没处去打听清楚。　
　　如果你对周围的生活一无所知，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公民？只有当你自己掉进陷阱之后才会知道真相，可是晚了。　
　　5．告密制度。它发达到了使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几十万名行动人员在他们公开的办公室里，在机关大楼的普通房间里，在供秘密接头用的民宅里，不惜纸张和他们无用的时间，孜孜不倦地收买眼线，召他们来汇报。眼线的数量远远超过收集情报的需要。连明知没用的、不适合的、肯定不会同意干的——如死于劳改营的浸礼会长老尼基金之妻这样的女教徒———他们也要去收买，照样叫她站在他们面前受好几小时的审问。一时把她抓进监狱，一时通知厂子里派她干最吃亏的活儿。收买面撒得这样宽的目的之一很明显的是：要使每一个黎民百姓都能亲自闻到告密渠道的气息；要做到在每一群人里、每一个办公室里、每一所住宅里都有一名眼线或者使所有人都担心身旁有眼线。　
　　我可以提出一个自己的粗浅的估计。每四、五名城市居民中必定有一个人一生中至少曾有一次接到过当情报员的建议。也可能超过这个比率。最近期间，我曾在几批前囚犯以及在几批从未坐过监牢的人们当中进行过抽查：我问他们之中有谁、在什么时候、怎么样被收买过？结果发现同我围在一张桌子边的人全都接到过这样的建议。　
　　曼德尔施塔姆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除了削弱人们之间的联系这个目的之外，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凡是被收买过的人由于害怕被社会揭露，必定非常关心现政权的持续稳定。　
　　隐秘性向全体人民伸出了冰冷的触须。它潜入到同事之间，老朋友之间，同学之间，士兵之间，邻居之间，正在成长的少年之间——甚至潜入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待室里的送牢饭的妻子们之间。　
　　6．背叛成为生存方式。由于多年不断地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属担惊受怕，人们开始向恐惧纳贡称臣了。人们发现风险最小的生存方式就是经常地背叛。　
　　最轻微然而也是最普遍的背叛行为就是不直接做任何坏事，但是：对在你身旁遭灭顶之灾的人视而不见，不予帮助，扭开脸，缩成一团。你的邻居、同事甚至你的密友被捕，你一声不吭，装做连看也没有看见的样子（你决不能失去你今天的工作啊！）。在全体大会上宣布了昨天消失的那个人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你虽然跟他在同一张办公桌上趴了二十年，现在却必须以自己高尚的沉默（有时候还得用谴责性的发言！）表明你与他的罪行是多么水火不相容。（为了你心爱的家庭，为了你亲近的人们，你必须做出这个牺牲！你有什么权利不考虑他们！）但是被抓走的人还留下了妻子、母亲、孩子。或许至少该给他们一点帮助吧？不能，不能，太危险：这可是敌人的妻子、敌人的母亲、敌人的孩子（而你自己的孩子还得上好几年学呢）啊！　
　　帕尔钦斯基工程师被捕后，他的妻子尼娜在写给克鲁泡特金的信里说：“我现在已经身无分文。谁也不肯帮忙，所有的人都避开，都害怕。我现在总算看到了朋友是怎么回事。只有很少几个例外。”　
　　窝藏敌人的人同样是敌人！帮助敌人的人同样是敌人！与敌人保持友谊的人也是敌人。这家凶毛里的电话变成了哑巴。他们再也收不到信。人家在街上不认识他们，不伸手，不点头。更不用说邀请他们去做客。也没人借钱给他们。生活在一座热热闹闹的大城市里，他们感到是生活在沙漠上。　
　　而这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他，这个小鞋匠，正在胡子下面窃笑呢？　
　　谢尔盖·瓦维洛夫院士在自己伟大的哥哥被镇压以后当上了科学院的奴才院长。（这也是那位胡子诙谐家为戏弄他而想出来的点子，同时也是对人心的检验。）苏维埃伯爵A·H·托尔斯泰不但避免去看望他被捕的兄弟的家属，而且连钱也不敢给他们。列昂尼德·列昂诺夫禁止他的妻子萨巴什尼科娃去看望她被捕的娘家兄弟C·M·萨巴什尼科夫的家属。　
　　被法西斯法庭开释的波波夫和塔涅夫在苏联国土上以“企图谋害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罪名被各判十五年徒刑（并在克拉斯拉格服刑）的时候，传奇般的季米特洛夫，这位莱比锡法庭上的吼狮，竟置这两个老朋友于不顾，没有营救，甚至还出卖了他们。　
　　被捕者家属的处境是大家熟知的。卡卢加市的B·H·卡维尚回忆说：父亲被捕后，所有的人见了我们就跑开，好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我不得不退学——因为同学们都做得路（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