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1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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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那是斯大林送去的！是贝利亚干的！”
很抱歉，不对！那些遣送她们的、羁押她们的、打死她们的人们目前还呆在退休人员委员会里，并且还在监视着我们社会的道德发展情况！而我们自己呢？我们听到“给德国鬼子当褥子”这样的话时，不也只是会心地点点头吗？我们至今仍然认为这些妇女有罪，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甚至是更加危险的，比她们当年坐牢本身还要危险。
“好，就算是这样吧。可是那些男人们总是罪有应得吧？！他们是祖国的叛徒，是社会的叛徒！”
这里也还是能够设法开脱的。可以提醒人们（而且这是事实）：那些主要罪犯们，当然不会留在当地坐等我们的军事法庭和绞刑架到来。他们千方百计逃往西方，而且许多人确实逃掉了。我们的惩罚性侦查机关是靠了一些羔羊才凑满它的任务数字的。邻居的告密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不知为什么他家里住过德国鬼子。为什么德国人偏喜欢他家呢？”“那个家伙用自己的雪橇给德国鬼子运过干草。直接通敌！”
当然，可以大事化小，或者是把这一切都推到个人迷信上去：确实有过过火的地方，可现在全都改正了。现在一切正常！
好吧，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了。
那么，教师们呢？当时教师们同他们的学校和学生一起统统被仓皇后退的我国军队所抛弃，有的抛弃一年，有的两年，有的竟达三年之久。由于领袖人物的昏庸，由于将军们的无能，弄到了如此地步，叫这些教师们怎么办呢？他们应该教育还是不该教育自己的学生呢？让孩子们怎么办呢？我指的不是那些已经达到十五周岁并可以靠自己劳动维持生活或能去参加游击队的孩子，我是问小孩子们该怎么办？他们应该学习还是该像公羊似地闲逛上两三个年头，从而为最高统帅的错误赎罪呢？既然老爷子没给我买棉帽子，我就应该让耳朵冻着，是这样吗？……
不知道为什么，不论在丹麦、挪威、比利时，还是在法国，这些事都没有成为问题。那里的人们并没有认为被各种情况所迫或被本国的不明智的统治者轻易地送到德国人政权统治下的人民，现在就根本不该活下去了。那里的学校在德军占领期间曾照常上课，铁路曾照常通车，还曾有过地方自治机构。
所以，总是有些人（当然是他们喽，绝不是我们！）的脑筋被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因为在我们这里，学校的教师们往往会收到游击队偷偷送来的条子：“绝对不许你上课！否则将来跟你算帐！”而你如果在铁路上做工，反简直就是与敌人合作了。至于地方自治，那更是大逆不道的叛国行为。
谁都知道，小孩子一旦脱离了学习，很可能以后就无法再学习。那么，如果那位各时代、各民族的英明战略家失算了，在这种情况下，青草是该继续生长还是该枯萎掉？教师应该继续教孩子们念书，还是应该暂时不教呢？
当然，为了教孩子们念书，就得付出一些代价。就得从学校里把留着八字胡髭的人的像片拿掉，并且，也许还不得不挂上留着鼻下小胡子的人的像片。枫树晚会不能按苏联的习惯在新年举行了，要改在圣诞节举行，而且在这种晚会上（还有在帝国的别的什么纪念日仪式上，反正不是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仪式上）校长还必须致辞颂扬新的美好生活，尽管实际生活十分糟糕。但是，要知道，在这之前校长不也是常常致辞颂扬美好生活吗？那时的实际生活也是很糟糕的呀！
也就是说，从前不得不昧着良心对孩子们撒谎的情况比这时还要厉害得多呢，因为那时有足够的时间让那些谎言固定下来，并且在教学法专家和教育视察员们的精心设计下使谎言渗透到教学大纲里去。那时候在每一节课上，不管是否合适，也不管是讲昆虫躯体结构还是讲从属连接词，都必须对上帝踢上一脚（哪怕你自己是信奉上帝的），都必须不放过机会来歌颂我们无限的自由（尽管你实际上由于担心夜里的叫门声而睡眠不足）。不管你是在朗诵屠格涅夫的诗篇，还是正用教鞭指出地图上的第聂伯河流，你都必须诅咒从前的贫苦并权力称颂今天的富裕生活，虽然你和孩子们都亲眼看到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曾有整村的人死光，而城市里的孩子们凭配给卡片每天才能领到三百克面包。
所有这一切都既没有被看作对真理的犯罪，也没有被看作对孩子心灵的，对神圣精神的犯罪。
如今呢，处在侵略者短暂而不稳固的制度下，需要撒谎的情况少得多了，况且这是对另一方面撒谎。对另一方面撒谎呀！谁知道，原来这也就是症结之所在！正因为如此，祖国的声音和地下区委的铅笔就来禁止你教学生们国语、地理、算术了。你如胆敢去教，就判你二十年苦役刑！
同胞们，你们点头吧！看，那不是正带着军犬把人们送进有马桶的工棚吗？你们快朝他们身上扔石头吧，因为他们竟敢给你们的孩子讲课呀！
但是，我的同胞们（特别是一些从优惠的领导机关退休的同胞们，那些在四十五岁就开始领养老金的聪明人们）却都向我围拢过来了。他们挥着拳头对我说：当初我保卫的是什么人？我应该保卫那些给敌人当市长、村长、警察、翻译的坏蛋和渣滓吗？！
那么，好吧。让我们往下看吧，看下去。因为我们把人只看成小木棒，我们砍倒的森林太多了。不管怎样，有朝一日，未来一定会迫使我们反省，迫使我们思考其原因的。
音乐奏起来了，歌声在耳边回荡：“让我们那神圣的愤怒，去把……”这怎么能不使人激动万分呢？我们那固有的、曾经受到禁止、嘲弄、打击和诅咒的爱国主义，今天忽然被允许了，又受到鼓励了，甚至被歌颂为崇高的了。这怎么能不使我们所有俄罗斯人精神振奋？怎能不把我们胸中激荡着的一颗颗圣洁的心联结在一起呢？况且我们俄罗斯人本性就是宽容大度的——随他去吧！——此时，在外来的刽子手逐渐逼近时，还能够不饶恕那些土生土长的刽子手吗？！可是，后来呢？后来却要压制住内心隐隐约约的怀疑和自己那匆忙的宽宏大度，反而要尽量异口同声地、激烈地去咒骂那些背叛祖国的人，咒骂那些显然比我们坏的、不忘旧怨的人吗？
俄罗斯耸立在大地上已有十一个世纪了，它有过许多敌人，进行过多次战争啊！但是，俄罗斯出现过许多叛徒吗？它产生过大群的叛徒吗？似乎并没有。即使在敌视劳动人民的旧社会制度下，连敌人也都没有指责过俄罗斯性格是背叛、反复无常、不可信任的呀！
如今，我们这里建立起了最公正的社会制度，爆发了最正义的战争，而我们的人民却忽然暴露出自己的队伍中有成万的、数十万的叛徒！
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会这样？
也许是并未熄灭的当年的内战如今又重新进发了吧？他们都是没有被消灭干净的白匪吧？不，完全不是这样！前面已经说过，许多逃亡国外的白俄（包括那个臭名昭著的邓尼金）都站到苏维埃俄罗斯一边来了，他们也反对希特勒。这些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他们却做了这样的抉择。
这几万人．几十万人（伪警察、惩罚队队员。村长和翻译）的叛徒都是从苏联公民中间产生的，其中有不少是年轻人，他们也是在十月革命后长大的。
那么，是什么迫使他们去干那些事的呢？……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这首先是那些其家庭和他们本人曾被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履带辗过的人，是在我们的下水道浊流中失去了双亲、家属和恋人的人们，或者是本人就曾经在劳改营和流放地的深渊中沉浮而再沉浮的人，是那些站在探监者送食物包裹的小窗口前排队把腿脚冻僵或落下病根的人们。也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则是在这残酷的几十年中丧失了获得大地上最宝贵的东西——土地本身——的一切希望。这里不得不顺便提一句，那土地曾是伟大的法令应允给予他们的呀，更何况他们在内战年代里为了获得这些土地曾经流过血！（然而，苏军军官们则可以继承别墅和莫斯科近郊那些用板墙围起来的大片房产，这是另一回事：这是给了我们的，那当然是可以允许的！）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偷割了麦穗”坐过监狱，有些人则是被剥夺了自由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或者是被剥夺了操持自己从事多年的心爱的手艺的权利（我们曾经以宗教的狂热摧毁了所有的手艺行业，可我们现在却把这事忘掉了）。
一提到那些人，我们这里的人们都会十分轻蔑地（宣传鼓动员们则是加倍轻蔑地，而那些十月革命的护宪派们更是倍上加倍地轻蔑地）撇着嘴说：这些人都是“受过苏维埃政权委屈的人”，是“过去受过惩罚的人”，是“从前的富农子弟”，他们都是“对苏维埃政权怀恨在心的人”。
一个人这么说，另一个人点点头，似乎就什么都清楚了。似乎人民政权本来就有权利委屈自己的公民。好像最根本的毛病，主要的病症就出在这里，出在他们“受了委屈”……他们“怀恨在心”上面……
而且，竟没有一个人喊一声：你住口吧！见你的鬼去吧！你们到底是不是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决定不决定？或者你们想说：只有在对你们有利的时候存在才决定意识，而对你们不利的时候就不决定了，是吗？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人会微微蹙着额头这样说：“是啊，是犯过某些错误。”而且永远使用这个恶作剧而又不受惩罚的无人称句子——犯过。可就不知道是谁犯过的。似乎就是那些干活的能手、搬运工和农庄庄员们犯过的了。谁也没有勇气说：是共产党犯的！是那些永不换班的、不负责任的领导人犯的！除了掌握着政权的人们之外，那些错误还会由谁“犯过”呢？都推到斯大林一人身上行吗？总该有点幽默感吧。是斯大林犯的，那么，请问，你们这．些人，几百万领导者，当时干什么来着？
不仅如此，连这些错误本身也在我们眼里仿佛很快地就消散开了，变成了某种朦朦胧胧的、不清楚的、没有轮廓的斑点，它已经不再被看作迟钝、狂热、用心险恶所造成的后果了。而只有在一个问题上，即在共产党人把共产党人关进了监牢这个问题上，承认了所有的错误。至于一千五百万到一千七百万农民被弄得家破人亡、被送去消灭、被迁移到全国各地而且被剥夺了记住并且提起自己父母的权利——这些似乎就都不是什么错误了！我们在本书的开头提到的那些下水道的水流，看来也不算是错误了。对于同希特勒作战毫无准备，摆出一副骗人的架式在不断变换口号中可耻地后退，仅仅依靠俄国伊万的精神和为神圣的俄罗斯而战的口号才在伏尔加河一带迫使德国人止步——对于这一切，不仅不算是斯大林的失策，反倒一变而几乎成为他的主要功勋了。
在仅仅两个月之内，我们就把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丢给了敌人，同时也抛弃了上述那些没有消灭干净的家庭和在警卫逃跑后才四散逃亡的千万个劳改营里的犯人，丢下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许多监狱，在那里直到敌人到来时还弥漫着枪杀触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的硝烟。
当我们还有力量的时候，我们窒杀、毒害所有这些不幸的人们，不雇佣他们，不给他们机会做工，把他们赶出住宅，逼死他们。而一旦我们的无能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又立即要求他们忘掉强加给他们的一切灾祸，忘掉他们那被枪杀的亲人，忘掉他们那饿死在冻土地带的父母和孩子们，忘掉自己家庭的破产和我们对他们的志恩负义，忘掉内务部的审讯和酷刑，忘掉饥饿的劳改营了。不仅要求他们忘掉这一切，还要求他们立即去参加游击队，转入地下，并且不惜生命地去保卫祖国。（但却绝口不提我们自己应该改变态度！何况我们谁也没有给予他们希望，没有使他们能够指望我们有朝一日回来之后会改变过去对待他们的态度，会与从前有所不同，不会再毒害他们、驱逐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牢，不再枪杀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对什么感到奇怪才合乎逻辑呢？是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欢迎德国人到来呢？还是应该奇怪这样的人太少了呢？（甚至德国人还有时不得不搞一点“司法审判”之类装装门面呢。例如，他们审判苏维埃政权时期的告密者们，在基辅市枪决临河街尼科尔斯克教堂执事等。而且这类情况并不是个别的。）
还有那些信仰宗教的人们呢？我们连续二十年迫害宗教、关闭教堂。德国人来了，他们开放了教堂（德国人撤走之后，我们没好意思立即再关闭它）。就以顿河罗斯托夫为例吧，那里开放教堂的仪式受到了群众的欢呼，招来了大批群众。不，这些人应该为此去诅咒德国人，是吗？
就在这个罗斯托夫市，战争爆发后没有几天，工程师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姆…弗被捕了，他随即死在侦讯室里。其后好几个月，他的妻子一直在战战兢兢地等待自己被捕。只是在德国人来到之后她才“放心地”躺下睡觉了，心想：“今天至少可以足足睡一觉。”不，她应该衷心祝愿那些杀害她丈夫的刽子手们回来，是吗？
一九四三年五月，还是德国人占领的时候，在文尼察市的林边大街的公园里（这个公园在一九三九年初就被市苏维埃用很高的围墙围了起来，并宣布这里是“国防人民委员部用地，禁止入内”）偶然地开始挖掘几个已经很难辨认的、杂草丛生的坟墓。结果，在这个公园里总共发现了三十九个死人坑：每个都是深三米半，长三米，宽四米；每个坑里最上层是死者的外衣，下面便是一层层交叉垛起来的尸体。所有尸体的臂膀都用绳子绑着，所有人都是用小口径手枪从脑后打死的。显然，他们是在监狱里被枪毙后，夜间拖出来埋掉的。根据某些人保存的文件辨认，曾经识别出了一些人，他们是在一九三八年被判处“徒刑二十年，并剥夺通信权”的。这里的一张珍贵的照片就是文尼察市的居民们到现场来观看或者来辨认尸体的情况。越往后，发现的死人坑越多。到了六月，便在东正教教徒的墓地一带开始挖掘，在皮罗果夫医院旁边又发现了四十二个墓穴。然后是在“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在公园的“游艺室”下面、在“笑室”的底下，在小体育场和露天舞池的地下，又发现了十四个死人坑。在这总共九十五个坑墓里共埋有尸体九千四百三十九具。这还仅仅是在一个文尼察市，而且是偶然发现的。那么，别的城市里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呢？那些市民们看了这些尸体之后，应该拚命去参加游击队，是吗？
说到这里，如果我们是公正的，就该作这样的设想：既然人们践踏我们的身体和我们所喜爱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难受，那么，被我们践踏的人当然也会感到难受。不是吗？那些被我们消灭的人们有权憎恨我们——这个想法或许也是公正的吧？或者不对？他们没有这种权利？他们应该怀着对我们的无限感激而死去？
我们总是说那些伪警察和伪市长们都具有某种久已有之的、几乎是天生的仇恨。可是，要知道，这仇恨是我们自己播种在他们心里的呀，它是我们的“生产下脚料”。国家公诉人克雷波科是怎么说的？他说：“在我们看来，每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