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1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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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们）必定感到了恐怖和无路可走。峡谷两面的山都向他逼压过来，留下的只有两条路：一死了之或者被判苦役刑。
当然，他们中间并不都是布罗涅维茨基这样的人。还有一大群嗜血嗜权的乌鸦也凑集到这一短暂的灾祸中的筵席上来了。但是，这些东西是到处都飞的！这些东西对内务部同样十分合适。马穆洛夫就是这样的人，杜金卡劳改营中的安东诺夫也是，还有什么玻绥沙普卡之类。难道还有比这些人更残忍的刽子手吗？他们称王称霸了几十年，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我们看到一个叫特卡契的看守（第三部第二十章），这个人在德军和内务部两边的宴席上都是座上宾。
讲过城市的情况之后，我们还应该谈谈农村。今天的自由派喜欢责怪农村，说它保守，说它在政治上迟钝。但是，战前的我国农村——几乎是整个农村——却都是清醒的，远远比城市清醒。农村根本没有像城市那样把老爷子斯大林神化（对世界革命也是一样）。农村只是在用正常的理智思考问题。农民清楚地记得怎样向它许诺过给他们土地，然后又怎样把土地收回去了；他们记得在集体农庄化之前是怎样生活的，吃的穿的是什么，在集体农庄里又是怎样的Z记得怎样从院子里牵走了他们的小牛和羊羔，甚至连母鸡也给捉去了；他们还记得人们是怎样站污辱骂教会的。那时候广播喇叭还没有在每个农户家里哇啦哇啦叫，还不是每个村里都由一个识字人来读报纸，因此，什么张作霖们、麦克唐纳们、希特勒们等等，对于俄国农民来说都统统无所谓，几乎等于一堆没有用的碎木头。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梁赞省的一个小村子的庄稼汉们聚集在铁匠坊前的广播喇叭下面收听斯大林的广播讲话。当斯大林这位迄今为止一直是铁面无情的、对俄罗斯农民的眼泪无动于衷的老爷子以仓皇失措的哭丧声调说出第一句甜蜜蜜的话：“兄弟们和姐妹们！……”的时候，一个庄稼汉冲着黑色广播喇叭大声回答说：
“啊，野X！……你想的可好！要这个不？”说着，他把手往另一只胳膊的肘窝一砍，摇晃着胳膊，朝着扩音喇叭做了个俄罗斯人惯做的、极粗俗的动作。
人群中顿时进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假如我们去问问所有农村的每一个目击者，我们便会发现千万起这样的情况，也许还会更多。
战争开始时，俄罗斯农民的情绪，也就是说，那些在小火车站上喝下最后一碗酒，接着便与送行的亲人们在飞扬的尘土中跳舞的后备兵员的情绪，就是这样的。更何况不久就遭到了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惨败，以致新旧两个首都附近的和直到伏尔加河沿岸的大片农村地区沦入敌人手中，千百万农民转瞬间脱离了集体农庄政权。于是（不要再撒谎和伪造历史了吧！）真相大白了：原来各共和国所希望的只是独立！农民所希望的只是脱离集体农庄！工人所希望的只是摆脱那农奴制的命令！假如那些外来的德国人不曾是那么愚蠢透顶、傲慢无礼的话，假如他们没有为了大德意志帝国的方便而把集体农庄这一官定的机构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的话，假如他们没有产生那种把俄国变为殖民地的卑鄙妄想的话，那么，民族独立的意识也许就不会再回到那永远窒息它的地方来，我们也就未必会庆祝俄国共产主义的二十五周年了。（将来必定还会有人来讲讲那些游击队的情况，说明被占领区的农民完全不是自愿参加游击队的。会有人讲讲农民们最初是怎样武装起来反对游击队、不让游击队抢走粮食和牲口的。）
谁还记得一九四三年一月大批居民从北高加索的伟大出走吗？谁能在世界历史中找到与此类似的先例？那是大批居民，特别是农村人口，成群结队地跟随着被击溃的敌人，跟随着外国人逃走啊！他们可就是不愿意留在胜利了的自己人这边。看吧，在
北风呼啸的一月严寒中，望不到头的载重马车的行列，后面还是马车的行列！
为什么会有几十万人甚至在希特勒的丑恶制度下毅然穿上了敌人的军装？其社会根源就在于此。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再说明一下弗拉索夫分子了。
阅读本书的第一部时，读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全部事实。（何况我也并不掌握全部事实。将来肯定会有专题研究报告的。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附带的题目。）在那里，在本书的开头，当读者还没有跟我们一道走过劳改营的全部道路时，我只是向读者发出了一个注意信号，请他想一想。现在，当我们已经见过了那些囚犯宿泊点、递解站、伐木场和劳改营的泔水池之后，或许读者会变得更容易谈得拢了吧。在第一部中，我只谈到了那些由于绝望、俘虏营的饥饿、走投无路而拿起武器的弗拉索夫分子。（其实，在那里也可以深思一下：德国人本来是只想利用俄国俘虏替他们执行非战斗任务和后勤任务的，按理说，这对那些只想保住性命的人来说该是最好、最安全的出路吧。那么为什么还有人硬要拿起武器去面对面地打苏联红军呢？）
写到这里，我们无法再拖延了，只得也谈谈那些早在一九四一年之前就一心盼望有朝一日要拿起武器去痛打那些红色政委、契卡人员和集体化推行者的人们了。记得吗，列宁说过：“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就只配被人当做奴隶使唤。”在这里，值得我们自豪的是，苏德战争确实显示出：我们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历史研究论文中所唾骂的那种奴隶；当我们伸手操刀准备去砍掉老爷子斯大林的首级时，我们决不是奴隶！（而且，从这一角度来说，当年也不是作为奴隶挺起腰来穿上红军的军大衣的；可谁知道那军大衣仅仅象征着短暂的自由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在当时是不可能预见到的。）
这些亲身感受了二十四年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人们，早在一九四一年就懂得了当时在世界其他地方还谁也不懂得的东西，即：在整个地球上，在人类全部历史中，还从来没有比布尔什维克的自称为“苏维埃”的制度更残暴、更血腥、同时又更狡黠奸诈的制度。他们懂得了：不论是按其虐杀人数之多、延续年代之久、计谋策划之深思远虑来说，还是按其彻底统一化的极极性质来说，人世间的任何其他制度都不能和这个制度相提并论。甚至当时遮住了整个西欧的眼睛的希特勒制度，与此相比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现在，时机来了，武器落入了这些人手中。此时此地难道他们应该克制住自己，让布尔什维克度过这垂危时刻，让它重新坚定地站起来再压迫人吗？难道到那时再去同它进行斗争吗？（这种斗争直到今天还没有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开展起来呢！）不，当然是应该以布尔什维主义之道还治于布尔什维主义之身的：也就是象它自己当年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被削弱之机紧紧咬住俄国的躯体一样，应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样时刻狠狠地打击它。
是的，早在一九三九年苏芬战争时期我国人民的这种厌战情绪就已经暴露了。一度是斯大林的亲近助手、担任过联共（布）政治局书记兼组织部书记的B·l’·巴扎诺夫就曾经企图利用人民的这种情绪：他把被俘的红军战士交给逃亡的白俄军官指挥，让他们去与苏军对峙，不是为了让他们去战斗，而是为了让他们去说服苏联军队。他的这一试验由于芬兰突然宣布投降而未能进行到底。
苏德战争爆发了。那是在进行过令人窒息的农业集体化十年之后，在乌克兰发生大瘟疫六年之后（六百万人死于瘟疫，这事竟没有为比邻的欧洲所发现！），在内务部的恶魔肆行暴虐四年之后，在发布了有关生产的镣铐性法规一年之后的事。这时国内各集中营里总共关押着一千五百万人，全体老年居民对革命前的生活仍然记忆犹新。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民对于战争爆发的最合理、最自然的反应就是：可以端一口气并且获得解放了。最自然的感情就是：对本国政权的厌恶。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什么“措手不及”或德国人的什么“空军和坦克部队数量上的优势”（顺便说一下，当时苏联工农红军的各兵种在数量上都占优势）就能够那么轻而易举地造成灾难性包围圈的。（在别洛斯托克和斯摩．棱斯克两地各有三十万人，在勃良斯克和基辅各有六十五万名武装的男子汉被围歼了！）整条整条的战线垮掉了，逼得各野战军仓皇向纵深溃退。“这是俄国历史上一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概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次战争中从未见过的溃败。而且那个一钱不值的政权也就转瞬间瘫痪了，它的臣民们像离开一具耷拉着脑袋的尸体一样急忙地躲开了它。（许多区委会、市委会在五分钟之内就全被吹散了，这使得斯大林气急败坏。）一九四一年的这次震荡，本来是可以结束这个政权的（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止，苏联一亿五千万人口中已经有六千万不在斯大林统治下了）。难怪我们在斯大林的命令（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0019号）中听到这样的叫嚷；“在所有的（！）战线上，都有大量（！）的人员甚至朝着敌人的方向（！）跑去，有的部队刚一与敌人接触就扔掉了武器！”（一九四一年七月初，被包围在别洛斯托克的三十四万俘虏中就有二十万人投敌了！）斯大林认为情况十分危急，以致不得不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电请邱吉尔速派英军二十五个师团到三十个师团在苏联领土登陆。曾有哪一个共产党员比这更丧魂落魄过？
看看这个时期的士气吧：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第四三六步兵团团长科诺诺夫少校公开对全团人员说他要投到德国人一边去，加入解放军以推翻斯大林政权。他希望志愿者跟他一块走。这时他不但没有遇到反抗，而且是全团都跟着他走了！三个星期之后，科诺诺夫在对方建立了哥萨克志愿兵团（他本人就是顿河流域的哥萨克）。后来，当他到莫吉廖夫市近郊的战俘营里去招募志愿兵时，全营五千名红军战俘中就有四千名立即表示愿意跟他去，但是他没法全要。——同年，关在提尔吉特市附近俘虏营里的苏联战俘的一半人（既一万二千人）签署了一份声明，宣称现在到了把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忘记布良斯克州洛克奇地方的全民运动：他们在德国人到来之前就建立了不靠德国人的俄罗斯人自治机构，他们全州八个区一百多万人口一直过着繁荣的生活。洛克奇人的要求是很明确的：成立俄罗斯人的民族政府；全占领区的俄国人自治；宣布俄国独立，其国界应为一九三八年的国界；建立由俄国军官指挥的解放军。
顿河哥萨克村镇的居民捧着面包和盐迎接德国人的到来。他们可没忘记共产党是怎样把他们十六岁到六十五岁的男人一个不留地杀光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在卢加城十，列宁格勒医学院学生马丁诺夫斯基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主要成员是苏联大学生。目标是摆脱共产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在波尔霍夫城下，不久前的列宁格勒研究生鲁特琴科中尉建立了一支由列宁格勒（瓦西里耶夫岛）大学生及陷入包围的士兵们组成的同样的反共部队。但是德国人把这支部队拉去当德军服务队用了。
一九四一年以前，苏联国民很自然地认为：外国军队的到来也就意味着共产主义制度的覆亡，外国军队的到来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有别的意义。人们期待着一个能够把他们从布尔什维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政治纲领。
难道走过了苏维埃宣传的密林，穿过了层层叠叠的希特勒军队之后，我们还能够轻易地相信西方各盟国参加这次战争不是为了普遍的自由。而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西欧一地的自由吗？难道会相信他们只是为了反对纳粹主义和更好地利用苏军的力重，将来如何就不闻不问了吗？相反，我们会相信我们的盟国将忠于自由原则本身，将不会再把我们抛回最坏的专制下面去，这不是更加自然吗？……不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曾为这些盟国出生入死，而它们当年却置我军的溃亡于不顾而急于保全自己。是有过这种经验，但这个经验过于严酷，以至于叫人心里难以接受。
我们已经根据自身的体验学会了不再相信任何苏联的宣传了。因此，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不相信那些关于纳粹分子想把俄国变为殖民地、想把我国人民变为德国人的奴隶的童话了，因为实在难以设想二十世纪的人类头脑中还会有这般荒唐的想法。在没有亲身经历之前是不可能相信这些的。还有，一九四二年在奥辛托尔夫成立了一支俄罗斯人的新编部队，它募集到的志愿兵远远超过部队定额。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和白俄罗斯，农民为了保卫农村，并且为了对付莫斯科指挥下的游击队的袭击，自己组织起了“民警”队，人数达到十万人（后来德国人害怕了，禁止了他们的活动）。甚至到了一九四三年春天，弗拉索夫到斯摩棱斯克和普斯科夫两地去进行宣传活动时，还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当时人们还在期待：什么时候才能有我们自己的独立的政府和独立的军队呢？我有证据可以证明，当时普斯科夫州波热列维茨区的农村居民是多么欢迎驻在当地的弗拉索夫部队，那个部队不抢劫，不打骂，穿的是旧式俄军制服，帮助农民收割庄稼。所以，这支部队曾被当做俄国人自己的非集体农庄的政权。不少普通居民志愿报名参加了这支队伍（就像在洛克奇报名参加沃斯克博伊尼科夫的队伍一样）。这难道还不值得想一想吗？他们有什么必要这样干呢？他们并不是呆在俘虏营里的呀！而且德国人是禁止弗拉索夫扩充队伍的呀（德国人说：叫他们去当警察吧！）。直到一九四三年的三月，哈尔科夫市近郊的一个俘虏营里还有人在宣读关于（假的）弗拉索夫运动的传单，其结果竟有七百三十名军官签名要求参加俄国解放军！而且这是在他们经历了整整两年的战争之后，其中’户少人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英雄呢，包括一些师长、旅长和团政委在内！还应该指出，当时这个俘虏营里的人是能吃得很饱的，因此，绝不是饥饿时的绝望迫使他们签名的。（但是，这七百三十个签名者中的七百二十二人竟然直到战争结束时也没有被释放出来并吸收他们参加活动，这足以证明德国人迟钝到了什么程度。）甚至到了一九四三年，还有许多万人从苏联地区成群结队地跟着退却的德军逃亡：人们就是不想留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
我敢断言：假如说我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即使是放过了一次哪怕从远处朝着斯大林政府晃几下枪杆子也好的机会，即使是放过了朝着生身慈父哪怕是挥挥拳头、骂一声娘的机会，那末，这个“人民”也可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