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1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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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小牛肉留给他一些，他送给我们一些火柴，领我们到岸边，还告诉我们船走到什么地方要靠哪一边走。我们离岸后急忙划开，想在这最后一夜尽可能走得远些。抓我们的事发生在右岸，所以现在我们尽量靠近左岸走。月亮挂在低空，天气晴朗，我们可以看见右岸的高坡上有一片树林，离岸不远有一只船也正向下游行驶，但是不如我们的小船走得快。
那是不是行动人员小组的船？……我们的船和那只船平行了。我决定不顾一切，采取主动。我用力摇桨，把船向那只船靠过去。
“老乡，您这是往哪儿去呀？”
“去鄂木斯克。”
“从哪儿来的？”
“巴夫洛达。”
“干什么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搬到那儿去住。”
听他那“噢”音很重的口音，不像是行动人员。回答问题很痛快，看来是愿意搭个伴儿的。他的妻子睡在舱里，他趁着夜晚打桨赶路。我仔细一看，这原本不是一只船，是一辆大车改装的。里面装满家具什物，大包小包。
我迅速地盘算着。这是我们在河上的最后一夜，最后几个小时了，却有这样的巧遇！既然他是搬家的，他船上必定是食物、钱、公民证、衣服、甚至刮脸刀，什么都有。而且哪儿也没有人抓他们。我们是两个人，他是一个人（他妻子根本不在话下）。我可以用他的公民证，科利亚打扮一下可以装成女人，他个子瘦小，脸上没有胡子；至于体型，可以伪装一下。当然，他们也会有皮箱。这对我们装扮成旅行者有用处。这样，任何一个汽车司机都会同意把我们带到鄂木斯克去，今天早晨就能到。
俄国的河上哪个时代没有打劫的呀？既然是险恶的命运之神这样安排的、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自从我们在河上留下踪迹之后，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当然，不忍心夺走他用血汗挣来的财富，他是有些可怜，但是，谁可怜过我们呢？或者将来有谁会可怜我们呢？
这就是我和日丹诺克一瞬间所想到的。我只轻轻地问了一声：“嗯？”日丹诺克小声回答说：“玛赫玛杰拉。”
我使船慢慢靠过去。已经开始把他们的船逼近河岸了，岸上是一片黑压压的树林。我加紧靠过去，尽量不使船走进前面的河曲处，说不定那里就是树林的尽头了。我忽然改用首长的语气命令说：
“你听着！我们是内务部的行动小组。你把船靠岸吧，检查一下你的证件！”
划船的人把桨扔下了：不知他是害怕还是因为遇到的不是强盗而是内务部行动小组而高兴。
“请吧，就在船上检查也行啊！”
“告诉你靠岸，你就靠岸！快点！”
我们都靠岸了，两只船紧挨着。我们跳上岸，他却好不容易才爬过那些包袱。原来他是跛脚。他妻子醒了，睡意惺松地问道：“还远吗？”小伙子把公民证递给我。
“你的服役证呢？”
“我是残废。因伤致残，免役了。这是证明……”
我看到他的船首有金属的闪光，那是一把斧头。示意科利亚把它拿掉。科利亚猛地扑过去，一把抓起斧头。那个女人尖叫了一声，她感到不对头了。我厉声说：
“你喊什么？！别叫！我们是在搜查逃犯。斧头也是凶器嘛！”女人安静下来。我命令科利亚：
“中尉，你到哨所去看看，沃罗比约夫大尉应该在那儿。”
（姓名、职称都是随口说出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朋友沃罗比约夫大尉也是个逃跑过的人，他现在还蹲在埃克巴斯图兹的加强管制棚里。）
科利亚明白了：到上面看看有没有人，可不可以行动。他跑上山坡去。我继续讯问、查看。我仔细看他的公民证和证明，被检查人讨好地不住地划着火柴给我照亮。年龄很合适，这个残废人还不到四十岁。他当过浮标工，现在卖掉自己的房子和奶牛（所有的钱当然都带在身边），想到外地去寻求幸福生活。他觉得只是白天走太慢了，所以晚上也在赶路。
这是一个绝好的、难得的机会，因为并没有人追捕他们。但是，我们想干什么？要他们的命？不，我从未杀过人，也不想杀人。侦查员和行动人员折磨和侮辱我的时候，我想过杀人，但对普通的劳苦人民，我下不了手。拿走他们的钱吗？只要拿一点点。嗯，多少算“一点点”？只够买两张去莫斯科的火车票加上吃饭的钱就行了。另外还要一点破旧东西。这不会使他们破产。不拿走他们的证件和船，同他们商量好，不许他们去报告，行吗？很难相信他们。况且，我们自己没有证件怎么行？
可是，如果拿走他们的证件，那他们就别无办法，只有去报告。为了不让他去报告，就得委屈他们，把他们绑在这里。要绑得能使我们有两三天的充裕时间才行。
这么说来，不是很简单吗？
这时科利亚察看回来了，暗示我上面一切正常。他等着我发出“玛赫玛杰拉！”的命令。怎么办？
奴役的埃克巴斯图兹营的图景又浮现在我眼前。我原意回到那里去吗？……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利……？
这时，突然，有一个什么东西非常轻柔地抚摩了我的腿一下。我看见一个小小的白东西。我俯身一看：原来是一只小白猫，从船舱里跳出来的。它把尾巴像旗杆一样竖着，鼻子里发出轻轻的呼噜声，用身体蹭我的腿。
它并不了解我此刻的想法。
由于这小白猫的轻轻触动，我仿佛感到自己的意志有些动摇了。从钻出铁丝网下的小洞以来二十昼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一根弦，似乎一下子断了。我感觉到，现在无论科利亚说什么，我都不仅不会夺取这两人的生命，而且不会夺取他们的一点血汗钱。
我保持着严肃的声调说：
“好，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们马上就会查清楚的！”
我和科利亚登上山坡，我手里拿着他们的证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科利亚。
科利亚不作声。他不同意，但是不吭声。
世界就是这样安排的：那些家伙能够随意剥夺任何人的自由，他们并不存在良心问题。而如果我们想把天赋予自己的自由取回来，他们就要求我们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要求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人付出生命。
那些家伙什么都能作得出，我们则不能。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强于我们的原因。我和科利亚没有商量出一致意见就走下山坡了。跛脚男人站在靠岸的船旁。
“你妻子呢？”
“她害怕，跑到树林里去了。”
“这是你们的证件，拿去吧！你们可以赶路了。”
男人道了谢，冲着树林喊道：
“玛——丽娘！回来吧！都是好人！咱们走吧2”
两只船划开了。我也尽快地往前划。跛脚男人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从我们身后喊道：
“首长同志！我们昨天可看见两个人，简直像土匪一样。我们要知道的话，非把他们抓住不可，两个坏蛋！”
“听，怎么样？你可怜他们吗？”科利亚问我。
我没有吭声。
就从那天晚上起，从我们进屋取暖的时候或者从看到那只小白猫的时候起，我们的整个逃跑计划就被打乱了。我们似乎失掉了某种东西——是信心？果断？分析判断能力？两人和谐的决定？在这里，在即将到达鄂木斯克时，我们开始犯错误，两人开始不往一处想了。而这样的逃跑者就注定逃不远。
没等天亮我们就弃舟上岸了。白天睡在草垛上，但很不放心。天黑了，肚子饿，应该煮点肉吃。可是跑的时候把水桶丢了。我决定用火烤。找到了一个拖拉机上用的破座子。就把它支起来烤吧。土豆可以扔到灰里烧。
旁边有一个草窝棚，是割草人搭起来休息用的。我这天不知怎么那样糊涂，竟决定在窝棚里点火烤肉，我以为这样别处就看不见火。科利亚根本不想吃晚饭，他说；“咱们赶路吧！”老是意见分歧，合不来。
我在窝棚里点起火来。但是，草放多了，火一下子就上了窝棚顶，我好容易才爬出来。火顺着风势，把旁边的草垛（就是我们白天睡觉的那个草垛）也烧着了。我倒忽然心痛起这些干草来：多好的草啊，白天我们还在上面睡觉呢！我急忙把着了火的干草扔开，在地上滚动，企图把火扑灭，不让它蔓延。科利亚坐在一旁，气得鼓鼓的，一点也不想帮忙。
我们又留下了一个多么明显的痕迹呀！看，这照得满天通红的火光！几公里之外都能看到。这还要算敌人的破坏行为哩！对逃跑犯还会判原来的刑期二十五年，再加上放火烧农庄草垛的“破坏行为”，高兴的话，可以判你“极刑”（死刑）了！
主要的是，每犯一个错误，它又会引起新的错误，因此也就更失去信心，失去对环境的判断能力。
窝棚烧掉了。土豆倒也烧熟了。拿草灰当盐，我们把它吃了。
夜里继续走。绕过一个大村子。抬到一把铁锹，我们便拿着它，心想：会有用处的。我们沿着额尔齐斯河走，不久就遇到一个河湾。要绕过去吗？太费劲了。我们在附近找了找，发现一只没有桨的船。没关系，铁锹也可以当桨使。我们渡过河湾。我在这里用皮带把铁锹绑住，背在身后，揪把向上，从远看像是背着一支猎枪。在黑暗中人们会把我们当成猎人的。
没走多远，从旁边过来一个人，问了一声：“彼得罗？”“认错人了，不是彼得罗！”
我们走了一夜，白天又是睡在草垛里。轮船的汽笛声惊醒了我们，钻出来一看：不远处就是码头。几辆汽车正往码头上运西瓜。鄂木斯克市就在眼前。鄂木斯克就在眼前！该是刮刮胡子，弄一点钱的时候了。
科利亚不断折磨我：“这回我们该完蛋了。既然可怜他们，咱们为什么还要逃跑呢？正在决定命运的关头，你却发起慈悲心来！这回我们该完蛋了。”
他说得有理。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没有意义啊。现在我们没有刮脸刀，没有钱；本来是两者都已经到手了的，可我们却没有拿。我们为了逃跑，想啊，盼啊，多少年。耍了多少花招，作了多少戏。铬铁丝网，随时等待着子弹穿过后背，六天六夜滴水不进口，在草原上挣扎两个星期——而到最后，却没有拿那已经到手的东西！像这样满脸胡子怎么进鄂木斯克？到哪里去弄钱从鄂木斯克坐车到远处去？……
白天我们还是躺在干草里。当然，睡不着。下午五点左右日丹诺克说：
“现在趁着天还亮的时候出去看看情况吧！”
“那可不行！”我说。
“跑出来快一个月了。你可真是个保险主义者！我去，我一个人去。”
“你敢！我捅你一刀！”当然，我是不会捕他的。
日丹诺克不说话了。躺着。突然，他爬起来，钻出去，走了。怎么办？就这样分手？我也只好出去，追上他。我们在大白天顺着额尔齐斯河边的大路走。走到一个草垛旁坐下来商量：如果再遇到一个人，就不能放走他了。天黑之前绝不能让他去报告。科利亚不小心跑出去（想看看路上有没有人），被一个小伙子看见了。只好把小伙子叫过来：
“朋友，请过来！来一支烟解解闷儿吧！”
“你有什么可发愁的啊？”
“这不是嘛2我跟大舅子找个星期天出来划船玩玩。我是鄂木斯克人，他是巴夫洛达造船厂的，是个钳工。你看。夜里船脱了碇，漂走了，我们就这样留在岸上。你是干什么的？”
“看管浮标的。”
“你看没看见我们的船？说不定漂到芦苇丛里去了？”
“没看见。”
“你的岗位在哪儿？”
“那就是！”小伙子指指附近一间小屋。
“那就到你那儿去吧。我们带着肉，咱们煮点吃。我们也刮刮脸。”
我们三个人走去。原来这间小屋是另一个浮标工住的，我们这个小伙子住的那间离这里还有三百米。又不是一个人！我们刚进屋，邻居就骑自行车来了，还背着一支猎枪。他用眼睛嚼着我的满脸胡子，问起鄂木斯克的生活来。向我这个政治苦役犯打听鄂木斯克自由人的生活！我只好连猜带编，反正少不了什么住的地方太挤，食品供应不好，工业品质量差之类。我想，这大概不会错吧。谁知这个人不以为然，他撇着嘴反驳我，原来他是个党员。科利亚这时正在煮肉场，我们应该多吃点准备着，也许到达鄂木斯克之前再吃不到东西了。
到天黑这一段时间真难熬。这两人一个也不能放走。可是，如果再来第三个呢？天色黑下来，两人都要去点浮标灯。我们也要求跟去帮忙。那个党员拒绝说：
“我只要点两个浮标就行了，点完还得进村给家里送柴火去。我还要回来的。”
我暗示科利亚盯住这个党员，情况不妙就拉进草丛。并暗示他会面的地方。我自己跟另一个人去点浮标。我从船上留心观察附近岸上的地形，一边向他打听去附近城镇的路程。我看到那个党员和我们同时往回走，有些放心了：他还没有来得及去告密。不一会儿，他果然拉来一车柴火。但他却把车放在屋旁，不往家里送，坐下来喝科利亚煮的肉汤。他不走，有什么办法呢？那就对付他们两个？把一个弄进地窖，另一个塞到床下？……他两人都有证件，其中一人还有猎枪和自行车。是吗？啊！逃犯的生活啊！人家只是接待了你，你还嫌不够，还要强夺他们的……
突然，我听到吱拗一声，是桨架的声音。往窗外一看，三个人坐小船来了。这样就是五比二了。小屋的主人出去了一下，立即返回来取小铁桶，一边说：
“是班长来送煤油。奇怪，怎么他亲自送来，今天是星期天啊？”
星期天！我们都忘记星期见了。对我们来说星期见都一样。我们是星期日晚上逃出来的。那就是说已经过了三个星期。劳改营里怎么样？……猎犬们大概绝望了。认为再也抓不到我们。如果当初坐汽车跑，有这三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大概早在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或者白俄罗斯共和国安顿下来了，已经有了居民证，找到工作了。顺利的话，也许还能往西走得远些……现在，经过三个星期之后，要是再投降可太遗憾了！
“喂，科利亚！差不多了吧，该打起精神整理行装了吧？”我们两人出去，蹲在草丛里观察着：小屋的主人从船上取了煤油，他的邻居。那个党员，也凑过去，小声在说什么，我们听不见。
送煤油的人走了。为了不给他们单独谈论我们的机会，我叫科利亚赶快回小屋去。我自己悄悄摸到主人的船旁，为了不弄响铁链子，我使了很大力气才把木桩子拔了出来。我估计了一下时间：如果浮标班长去报告，到村里约有七公里的路程，大约需要四十分钟，如果村里有武装人员，他们集合起来乘汽车赶到这里，也还得十五分钟。
我回到屋里。邻居还没有去送柴火，两人还在聊天。奇怪。那就不得不对付两个人了。我对日丹诺克说：
“喂，科利亚，睡觉前咱们到河里去洗洗罢？”（我们俩总得商量一下呀。）
我们刚刚出屋，就听到黑暗中传来皮靴的声音。我们弯下腰，借着灰暗的天空反光（月亮还没有升起）看到几个人影鱼贯地从树丛旁跑过去，把小屋围起来。
我对科利亚小声说：“上船去！”说着就向岸边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