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2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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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打击。
但是，假如你手中的石头掉下来呢？……假如你自己陷入深重的灾难中呢？那时，你就会产生某种新的观点了——对罪行，对罪人，对他人和对自己，都会产生某种新的观点。
在这本厚厚的书里我讲了许多宽恕的话。人们以惊奇而愤怒的口吻反驳我：还有个界限没有？总不能对什么人都宽恕吧！
我回答说：并不是什么人都宽恕。我只宽恕倒下的人。只要那个偶像还高踞在统治者台上，额上显出一道无上威严的皱纹，还在冷酷无情地、随心所欲地糟踏我们的生活，那你就给我挑选更重些的石头吧，不，让我们十个人一起抬起一根大原木来朝他撞去！
但是，当这个偶像一旦滚落下来，一旦倒在地上，当这大地的撞击能使悔悟的犁耙在他脸上耕出第一道犁沟时，那就放下你举起的石头吧！
因为他自己正在回到人类中来。
不该剥夺神指给他的这条道路！
除了上述种种之外，总的说来，我们科克切列克作为一个流放地，也同整个南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地区一样，还算是比较优越的。这是流放到有人居住的村庄，这里有水，土地也不是最坏的（如果是楚河流域，库尔代地区，土地还很肥沃呢）。许多人能够被分配到城市里（留在江布尔、奇姆肯特、塔拉斯，甚至留在阿拉木图和伏龙芝），而且这些人的无权地位同其他公民比较起一来并不很突出。这些城市的物价便宜，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尤其在那些工业市镇。因为当地居民对工业、手工业和脑力劳动向来不感兴趣。即使那些落到农村的人，也不全被无情地赶进集体农庄。科克切列克村共有四千人口，大部分是流放者，但只有哈萨克人参加集体农庄劳动，其他人大都在农业机械站或别的什么地方找到个职位，工资虽说不高，但都可以分到四分之一公顷水浇菜地，可以养牛羊，喂猪。有一批西部乌克兰人是经过五年劳改营之后作为行政流放被送到这里的，他们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他们给当地的建筑公司做土坯，劳动相当艰苦。但他们认为，尽管这个地区气候干旱，土地是粘土，浇水不足庄稼会枯死，但这里没有集体农庄，生活比在可爱的乌克兰沃土上的集体农庄里要好过得多。因此，当他们接到释放命令时，竟一致决定永远留在这里。
科克切列克的行动人员很懒惰；这可以说是哈萨克人的普遍懒惰性格中唯一对我们有利的一点。我们中间也有告密考，但我们却感觉不到这些人的明显威胁。
行动人员和告密者的无所作为，制度变得温和起来，这主要是因为赫鲁晓夫时代的到来。时代的这种力量，经过多级传动装置的撞击和摇晃之后虽然大大减弱了，但毕竟还是传到了科克切列克。
起初，是用“伏罗希洛夫大赦”进行欺骗。（虽然大赦是由共同执政的“七诸俟”发布的，但在古拉格群岛上我们把它称为“伏罗希洛夫大赦”。）虽然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就曾戏弄过政治犯，但那次教训不够深刻，早已被人遗忘了。流放地也同劳改营里一样经常开着“小道消息”之花。现在又有人在暗地传说要大赦了。盲目信仰的力量是惊人的！就拿H·H·格列科娃来说吧。她经过十五年的折磨，两次被判刑，可她这时竟在她小土坯房的墙上挂起了一张伏罗希洛夫的照片，而且相信它会带来奇迹。说来也怪，奇迹果然发生了！政府就是以伏罗希洛夫的名义和签字又嘲弄了我们一次。那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的确，在一个为悲痛所震惊的国家里，为悲痛所震惊的统治者们为什么恰恰必须在一九五三年三月把罪犯们释放出来呢？这件事表面上不可能作出合理解释。难道只因为感觉到日子不好过了吗？安葬斯大林之后，他们就开始收买人心了。提出的理由’是：“由于我国已经根除了犯罪现象”！（既然如此，监狱里关的是些什么人？那岂不无人可赦了？！）但是，他们照旧站在斯大林的水平上，仍然奴隶般地沿着同一条思路思考，所以他们只对流氓和土匪实行大赦，对第五十八条犯人的赦免则只限于“五年刑期以下的人，包括五年刑期的在内”。不了解情况的人会根据正派国家的作风推断，会认为规定“五年刑期以下”就会使四分之三的政治犯回家了。实际上，我们的难友中被判这种“幼儿园刑期”的人最多不过百分之一二。（可是这样却放出了大批小偷，使他们像蝗虫一般扑向老百姓。只是许久之后民警机关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那些大赦出狱的土匪重新抓回来。）
我们科克切列克对大赦的反映也很有趣。这里恰好有一些人是已经服满五年“幼儿园刑期”的，但满刑后没有释放，而是未经法院判决就强行流放到这里来了。他们中间有乌克兰人，也有诺夫哥罗德人，大都是孤独的妇女和老人。他们最老实．也最不幸。他们听到大赦的消息很兴奋，以为终于可以回家乡去了。但是，两个月后却接到一纸冷冰冰的解释：这批人的（补充的、未经法院判决的）流放不是为期五年，而是永久性的，所有流放之前的原五年刑期已不起作用，这些人不在大赦之例……有一位叫东尼娅·卡扎丘克的妇女，她本来是个自由人。她从乌克兰到这里来看望被流放的丈夫时，当局为了“整齐划一”起见把她也填写成了流放移民。听到大赦消息后她向警备司令部提出了请求。但人们“合理地”驳回了：你从未被判过五年刑，和你丈夫不一样，你的流放没有期限，所以大赦不涉及你。
这样的话，什么德拉古、梭伦、查士丁尼连同他们的法典”就都得统统见鬼去了！……
这样，谁也没有从大赦中得到什么。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特别是贝利亚完蛋之后，真正的缓和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来到了我们这流放的国度。判五年刑期的人被释放回家。流放者的子女可以到附近的大学去上学了。在工作单位无人再指着鼻子说“你是流刑犯！”。一切都有所缓和。有的流放者甚至得到了职务上的升迁。
警备司令部里有些办公桌空了出来。“这位警备部军官哪去了？”“他吗？他不在这里工作了。”警备司令部的编制在压缩，人员大大减少！态度比从前和气了。神圣的汇报制度如今也不那么神圣了。“今天上午没来按时汇报？行啊，下次再说吧！”忽而给这个民族，忽而又给那个民族恢复了部分权利、流放者可以在本区范围内自由旅行，申请去其他州的手续简化了许多。人们越来越多地传说：“快要放回家乡了。回家乡！严确实，那些因当过俘虏而被流放的土库曼人回家乡去了。接着又放回了库尔德人。有些人开始变卖房产，房价大大跌落。
还放回去一些“行政流放”的老人，这是因为有人在莫斯科替他们奔走，现在他们恢复了名誉。波动遍及各个角落，所有流放者心里都热乎乎地：莫非我们也要动一动？莫非我们也……对
可笑！好像这个制度真会发善心似的。不能相信！劳改营教给我flJ的就是：不能相信！我个人更是没有必要相信，因为在那里，在宗主国本土，我一个近亲好友也没有，而在这里，在流放地，我几乎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也许这只是由于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生活吧。
不错，流放的第一年我被病魔折磨得很厉害，疾病像是监狱看守的盟友，一心要扼杀我。整整一年，科克切列克的所有医生都不能确诊我的病。我勉强支持着上课，睡眠时间很少，食量很小。从前在劳改营写下来保存在记忆里的和到流放地后写的东西，我都必须尽快写成文字并埋在地下。（启程去塔什干的那个夜晚，一九五三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我记得十分清楚：我感到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全部文学活动就要结束了。真嫌太短，太少！）
可是，病好了。这才开始了我长达两年的真正美好的流放生活。只在一点上有些苦闷，感到美中不足，便是我没能结婚：这期间我未能找到一个能够把这孤独之身托付给她、把我的全部写作和秘密宝藏托付给她的妇女。尽管如此，这整个期间我的情绪高昂、饱满，我是幸福的，没有感到不自由。学校里分上下午两部上课，我愿意教多少节课就教多少节，我在教课中找到了幸福。我的课从不使学生感到厌倦乏味。每天我还可以抽出些时间来写作，而且在这段时间里精神从来不紧张：刚一坐下，笔下的字就自然地一行一行写出来。每到星期天，只要不赶我去替集体农庄创萝卜，我就一直写作，全天时间都用在这上面！我还同时开始写小说（十年之后被查封了）。我还有许多素材，够我写很长时间的。至于出版，反正得在我死后。
我手头有了些钱，便首先买了一所单独的僻静的小土房，定做了一个坚固的写字台。晚上仍睡在那两只空木箱上。我还买了一架能收短波的收音机，夜间把窗帘拉起来，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透过瀑布般的干扰声捕捉那微弱的、禁止我们收听的西方广播，倾听着渴望听到的消息。听不清的地方就只好按它的思路自己补充了。
几十年的谎言把我们害得好苦，如今哪怕是支离破碎的真相的一些小小片断也都是我们所渴望得到的！不然的话，便不值得花费这许多时间了；西方在患幼稚病，它已经无力继续以其智慧和坚定精神丰富我们这些群岛上成长起来的人们了。
我的小土房位于村镇的最东头。篱笆外面就是灌溉渠道，草原。每天早晨可以看到地平线上的日出。草原上只要有点微风，就足够人敞开胸膛尽情呼吸了。黄昏和夜晚，不管是明月当空还是漆黑，我都同样在草原上散步，忘情地呼吸草原的空气。土房周围一百米之内没有其他住宅。
我已经安于这种生活。就算不是“永久”吧，至少也准备在这里住上二十年（我不相信完全的自由会在二十年内到来。我是有些估计错了）．我似乎已不想再到别处去（尽管一看见俄罗斯中部的地图就抑制不住心潮起伏）。对我来说，整个世界并不是外在的世界，不是那个吸引人的世界，而是我亲自经历的那个世界，它就在我的体内。我的全部任务就是要描写那个世界。
我感到自己很有信心。
当年拉季舍夫的好友库图佐夫在写给被流放的拉季舍夫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朋友，我对你说这些话是很痛苦的，但我还是要说……你的处境也有它有利的一面。你现在远离一切小人，同一切令人目眩的事物隔绝，这样，你就能够更好地……在你自己的世界里漫游了；你可以冷静地观察自己，从而也就可以对于那些以前往往是透过虚荣和世俗的帷幕看待的事物作出偏执观念较少的判断。这样，或许很多东西将会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你眼前。”
正是这样。我十分珍视这种得到净化的观点，因而我也完全自觉地珍视我的流放。
可是，流放本身却越来越不稳定，它已开始动荡。警备司令部现在简直变得可以说和蔼可亲了。它的人员进一步减少，对逃跑者现在规定只判五年劳改，实际上五年也不一定判。对一个又一个的民族宣布今后不必定期向警备司令部汇报，随后又批准他们返回故乡。喜悦和希望扰乱了我们流放地的宁静。
突然，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一九五五年九月又来了一个“阿登纳大赦”。在这之前，阿登纳访问莫斯科时曾征得赫鲁晓夫同意释放所有的在押德国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便下令释放他们。可这时忽然发现有点荒唐：德国人倒是全释放了，而给他们帮过忙的俄国人却仍在眼长达二十年的刑期。但是，这些人大就是在德国人占领时期当过伪警察和村长的，还有弗拉索夫分子，公开宣布赦免他们又似乎不妥。怎么办？最简单的还是按照我国言传工作的一般原则办事：微末小事大叫大喊，重要事件一笔带过。于是，十月革命后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政治大赦就在一个不是＃目的、“什么也不是”的普通日子——一九月九日宣布了，只在《消息报》一份报纸上发表，而且不登在第一版上，也没有发表任何
评论和文章。
噢，怎能叫人不激动呢？我看到了“关于赦免曾同德国人合
作的人员”的消息！怎么会这样？那么我呢？这与我无关？因为
我本来一直在苏联红军中服役？算啦，见你们的鬼去！这样我就
更心安理得了。这时我的朋友列·季、科佩列夫从莫斯科写信来
说，他凭着这项赦免令在莫斯科警察局争得了临时落户的权利。但
是，很快警察局又把他传去了。“你是在同我们搞什么鬼名堂？你
并没有同德国人合作过呀！”“是没有。”“那就是说，你一直在苏
军中服役？”“是的。”“那么，二十四小时之内你滚出莫斯科去！”
当然，我的朋友还是没有走，可是，他写道：“晚上十点之后就有
些提心吊胆，一听见大门铃响就担心是来赶我走的。”
我可是很高兴：我这里有多好！把手稿藏起来（我每天睡觉
之前都把它藏起来）就可以像天使般睡觉了，高枕无忧！
呆在这洁净的沙漠地带，我想象着首都那熙熙攘攘、纷乱嘈
杂、追求虚荣的生活。那里一点也不吸引我。
可是莫斯科朋友们的来信却极力敦促：“你怎么想的？为什么
还呆在那里？……应该要求复查你的案件！现在正在复查！”
我为了什么呢？……在这里，我可以整小时地观察蚂蚁的生
活：它们在我的房基土坯上钻出一个洞来，排着队把自己的货
物——一颗葵花子皮搬运进洞储备过冬，它们并没有班长、看守
和劳改营的长官管理。忽然，一天早晨，虽然房前扔着不少瓜子
皮，可是蚂蚁却不出来了，原来是它们预先就知道今天要下雨。尽
管晴朗的天空和阳光没有一点下雨的迹象，但它们却老早就知道
了。雨后，虽然天空还布满阴云，可它们却出来劳动了：它们确
切地知道今天不会下雨。
在这里，在这寂静的流放生活中，我仿佛确切看到了普希金
生活的真实道路：他的第一件幸福是被流放到南方来，第二件，也
是最大的幸福是流放到原籍米哈依洛夫斯科耶村。他本应该在那里一直住下去，哪里也不去就好了！不知是什么命运把他又拉到彼得堡去？又是什么劫数推动他结婚的呢？……
但是，凡夫俗子的心很难始终听从理智的声音。一块小木片很难不漂向整个水流流去的方向。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关于赫鲁晓夫的报告我们很长时间毫无所知。（到了给科克切列克的人们传达它的时候，也还是对我们这些流放者保密的。我们是从英国B·B·C·电台得知的。）但是，只须普通公开报纸上刊登的米高扬的一句话，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他说，这次代表大会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列宁式的代表大会”。我立即明白：我的敌人斯大林倒了，这就意味着我正在起来。
于是，我写了复查申请书。
春天，便开始取消对触犯第五十八条的全体囚犯的、刑满之后的流放刑了。
这时，我才拖着病弱的身躯离开清澈的流放地，进入了混浊的世界。
当一个原来的囚徒从伏尔加河东回到了河西，当他乘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