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2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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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它吞进来的只是敌人，送出去的只是它生产的财富和尸体。如果那位“高瞻远瞩的建筑师”看到自己这一伟大体制如今竟也遭到破产，他这位设计人所感受的痛苦该会有多么深啊，我们甚至难以想象。其实，他生前这个体制就早已经开始颤动了，有些地方冒出火花，到处出现裂痕。但是，看来，他并不了解这些，因为人们出于谨慎而不敢向他报告。特种劳改营这个体制起初是惰性十足的，它呆滞少动，趋于保持安定；但是，它的内部温度却在迅速升高，几年之间就达到了火山熔岩的状态。假如那位“泰斗”再多活一年半载，就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对他隐瞒这些小爆炸了，那么，这就必然会给他那老迈衰竭的思想又增加一项沉重负担，他不得不作出新抉择。要么放弃这个得意的主意而重新把各种劳改营打乱混编起来，或者相反，有步骤地把所有按字母表排号的千千万万囚犯统统枪杀，从而使这个主意能够功德圆满。
但是，这位“大思想家”在人们的失声痛哭声中死得稍微早了些。并且，他死去不久，就用他那正在变得僵硬的手一把拉住自己那个老搭档——当时还是红光满面、精力充沛、意志坚定、掌管着最广泛、最错综复杂、最棘手的内部事务的部长贝利亚，并把他咕咚一声拉倒在地，拖带走了。
古拉格群岛的这位总管大人的倒毙，又灾难性地加速了“特种劳改营”体制的崩溃。（这是一个多么严重而不可挽回的历史错误啊！怎么可以把掌管着最隐秘事务的部长的五脏六腑都翻弄出来呢？怎么可以往蔚蓝色肩章上涂抹沥青呢？！）
二十世纪劳改营思想中最伟大的发明——号码布被匆匆撕下来，被扔掉和忘却了！只这一点就使特种劳改营失掉了它的严格划一性，何况又拆下了工棚窗户上的铁格子，拿掉了门上的锁呢！这样，特种劳改营就完全丧失了它区别于普通劳改营的、可爱的监狱特点。（拆掉铁格子这件事可能办得过于匆忙些。但按当时那种情况，实在是不敢怠慢，必须同过去的作法决裂嘛！）不管多么可惜，埃克巴斯图兹的石砌监狱—一加强管制工棚（它当年曾经顶住了暴乱者的围攻呀！）如今也已正式完全拆除了……既然霎时间把特种劳改营的人纷纷释放出去，还要它干什么？是的，突然间把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全释放出去了，不管他们犯了多么肮脏的罪行，也不管判了十五年还是二十五年。这种作法自然在囚犯眼里把判决书的分量大大降低了。通信方面的限制过去曾使特种劳改营的囚犯感到自己犹如被活活埋葬，现在，这限制也取消了，甚至还允许接见家属。接见！连提起它都可怕：接见呀！……（就连发生过暴乱的肯吉尔营如今也建起了一些小小的接见室。）不可遏止的自由主义湮没了不久前的特种劳改营，甚至允许囚犯们留长发了（致使伙房里开始丢失铝盘子：囚犯们偷铝盘去改制成梳子）。现在囚犯们可以不用特种劳改营里的内部流通券，不立个人帐户，可以直接持有全国通用的货币，可以和外界的自由人一样用现钱买东西了。
他们未经深思熟虑就草率地摧毁了自己过去赖以生存的、苦心营造了几十年才建立起来的体制。
那么，怙恶不使的囚犯们是否由于这种宽宏大量的政策而多少有所收敛呢？没有！恰恰相反！他们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堕落和忘恩负义，竟然学会了使用一个根本不准确的、使人难堪的、毫无意义的词——“贝利亚分子”。现在，只要稍有不称心的事，罪犯们动不动就用这个词辱骂那些诚挚善良的警卫战士、苦口婆心的生活管理员和对他们关心备至的劳改育首长。这种称呼不仅伤害这些“实际工作者”，使他们寒心，而且在贝利亚倒台不久时甚至还包含着危险性呢：说不定会有什么人利用它来作为谴责你的根据。
因此，肯吉尔劳改点的一位首长（这时肯吉尔已经清除了暴乱者，补充进了一些从埃克巴斯图兹来的囚犯）有一次不得不在讲台上说出这样的话：“小伙子们！”（在一九五四—一九五六年这一短短的时期内，他们曾认为同囚犯打招呼时称呼“小伙子们”是可以的。）你们常常使用‘贝利亚分子’‘这个词。这使管理人员和警卫人员觉得很委屈。我想请求你们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对于他的这个请求，当时发言的小个子弗拉索夫却回答说：“这才叫了几个月，你们就觉得委屈了，可是十八年来我们从你们警卫人员那里除了‘法西斯分子’这个叫法之外，就没有听到过别的。我们不委屈吗？”少校马上答应：今后禁止再叫“法西斯分子”。这也算是等价交换吧。
经过这一切后果不佳的破坏性改革，可以说，特种劳改营的“断代史”在一九五四年已告结束，此后它和普通劳改营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期间，秩序混乱的整个古拉格群岛上出现了一个优待时期，这是一个空前的宽大时期；如果不包括二十年代中期的普通关押所，也许这就是古拉格群岛历史上最自由的时期了。
为了使自由主义在劳改营里得到无限制的发展，一道道命令，一个个视察员竞相大卖力气。不再迫使妇女参加代木劳动了。现在认识到伐木劳动对妇女来说是过重的（虽然过去持续三十年的经验证明它一点也不过重）。对服满三分之二刑期的人恢复了提前假释的办法。所有劳改营现在都发现钱，于是囚犯们涌向小卖部。这些小卖部竟也没有任何合理的限制。其实，总的看管制度已经放松，限制买东西能起什么作用呢，囚犯们可以用这些现钱到市镇商店里去买东西嘛．所有工棚里都装上收音机，订了报纸，办起了墙报，每个劳动大队指定了宣传鼓动员。此外，还时常请宣讲员同志（上校们！）到劳改营来给囚犯们作各种报告（甚至还讲了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如何歪曲历史的问题），但是军官们要召集大家到礼堂去听报告却不那么简单：现在不能拿棒子赶了，必须用说服或其它施加影响的间接办法才行。而且，勉强召集来的囚犯也不认真听台上的话，而是在下面嗡嗡地谈论自己的事。现在允许囚犯认购公债，但是，除了那些正统派分子之外谁也没有兴趣。因此，教育员们不得不把每个人的手硬拉到认购签字单上，以便从他们那里挤出哪怕十卢布来也好（这是赫鲁晓夫时期的卢布）。每逢星期天还组织男女营区的文娱联合演出。人们倒是很乐意看这种演出，有人甚至为此买来领带系上。
同时，古拉格群岛体制的精华中的许多东西又恢复起来了，又重新强调建设大运河时期赖以支持的忘我精神和首创精神了。组织起了“积极分子会议”，它下面还没有教育生产、文娱活动、生活管理等各组，很像工厂的基层工会委员会的样子；它的主要任务是：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纪律性而斗争。重建了“同志审判会”，其职权是：对犯错误的人进行批评、处罚，请求领导对其加强管制，直至建议当局对该犯不适用有关“三分之二刑期”的规定。
这些措施过去都曾经是劳改营当局手中的有效工具，不过那是在没有见过特种劳改营的“屠宰”和没有经过骚乱训练的劳改营里。现在这里不同了。很简单：第一任“积极分子会议”主席被“屠宰”了（在前吉尔），第二任遭到毒打。于是，谁也不敢再去参加积极分子会议。（原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这时就在积极分子会议里，工作得很自觉，很有原则性，但经常受到刀子的威胁，十分谨慎，而且还要时而参加班杰拉分子们的会议去听取对自己行为的批评。）
自由主义的无情打击使劳改营体制越来越软弱无力。建立了所谓“轻管制劳改点”，（在肯吉尔也建立了这样的点！）这里的隔离区实际上只是睡睡觉的地方，因为去劳动时不再有人押送，行走路线和出发时间都由自己掌握（大家都尽量早些走，晚些回来）、每逢星期天，上下午各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离营到城里去走走，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享受不到这种散步的权利。
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这么松散。仍然有一些惩罚性的劳改点。例如，布拉茨克市郊的安德焦巴的“全苏惩戒营”就是其中之一，原在奥泽尔拉格的两手沾满鲜血的米申大尉就在这里。一九五五年夏季这里关押着大约四百名受惩戒的囚犯（包括腾诺）。但是，即使在这里，隔离区内的主人也不再是看守人员，而是囚犯了。
请读者投身处地替劳改营的统治者想想：在这种条件下还能够工作吗？还能够指望取得什么成绩？
一九六二年，我去西伯利亚时遇到一个旅伴，他是内务部的军官。他关于一九五四年前一段时期的劳改营的情况是这样描述的：“完全的放纵！谁不愿意劳动就不去。囚犯们甚至自己出钱买了电视机！”他对这一个短暂时期的印象是极不愉快的。
因为如果教育员背后没有皮鞭，没有强管棚，没有饥饿等级制，反而作为一个请求者站在囚犯面前、那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是，这一切似乎还嫌不够！古拉格群岛还受到了所谓“营区外拘禁”这个攻城大相的撞击。按照这个办法，囚犯可以完全住到营区外面主，可以自己购置房子，也可以安家，工资像自由工人一样全部发给本人（不再扣除什么营区费、警卫费、劳改营。行政管理费等等）。这些囚犯和劳改营的关系只限于每隔两周来报到一次。
这已经是到头了！……是世界的末日，或者是古拉格群岛的末日，或者就是两者的末日！而司法机关竟把这种“营区外拘禁”当作共产主义制度的最人道的、最新的发明来加以称赞碑
看来，经过这些打击之后只有解散劳改营这一条路了。那就得毁掉伟大的古拉格群岛；毁掉几十万“实际工作者”及其妻室、儿女和家畜，使他们多年服务的工龄、职称和勤恳而无可指责的工作统统变得一钱不值！
连这个过程似乎也已经开始了：有一些称为“最高苏维埃委员会”的，或者简称为“卸包袱委员会”的人们陆续来到劳改营。这些人一来便“踢开”劳改营的领导，在营本部的工棚里直接召开会议，签发释放证，而且签发得那么随便和不负责任，就像当年签发逮捕证一样。
“实际工作者”的各个阶层都面临着覆亡的威胁。必须设法应付这种局面！应该进行斗争呀！
在苏联，任何重大社会事件都只可能有两种命运：或者以沉默将其扼杀，或者加以捏造歪曲。我不知道国内有哪一次重大事件曾经逃脱了这两种命运。
对于古拉格群岛的整个存在，也是如此。大部分时间是绝口不议它的，如果有时提到它，那就是谎话连篇。关于建造大运河时期和一九五六年的“卸包袱委员会”，也都是这样。
关于这些“委员会”，尽管没有报纸上的喧嚣和客观需要，我们自己还是在感动之余把它夸大了。是呀，怎么能不感动呢？要知道，许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连辩护律师都对我们进行攻击了，而现在却是检察长在为我们辩护！我们多么渴望过自由的生活呀，我们觉得在狱外已经开始了某种新的生活，我们从劳改营内的变化中已经看到这一点。就在这个时候，派来一个神奇的、拥有全权伪委员会，它把人们一个个叫去，谈话不到十分钟就立即交给他一张火车票和身份证（某些人还拿到了在莫斯科落户的证明）！面对这种情景，从我们这极端虚弱的囚犯的胸膛中，从我们经常伤风的嘶哑的喉咙中，除了赞颂之外，还能够发出什么别的声音呢？
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抑制住自己那原为了把破衣烂衫急忙塞进旅行袋而猛烈跳动的心，站得稍微高一点的话，就会很自然地想到：难道斯大林的暴行就应该这样来结束吗？难道这个委员会的代表们不是应该站到队伍前面去，摘下帽子，对大家讲下面这样一段话吗？
“弟兄们！最高苏维埃派我们来向你们道歉，请你们原谅。你们没有犯任何罪过，竟然几年、几十年地被关在这里受折磨，而我们却在挂着枝型水晶大吊灯的豪华大厅里开会，一次也没有想到你们。我们驯顺地批准了那个‘吃火魔王’的每一项灭绝人性的命令，我们是他的杀人罪行的同谋者。如果可以的话，请各位接受我们这过迟的忏悔吧！现在，大门敞开着。你们自由了！我们派飞机来了，就停在那边儿，飞机上备有药品、食物和冬衣供你们使用。飞机上也有医生。”
虽然这两种情形同为释放。但释放的作法不同，它的意义也就迥然不同了。现在的“卸包袱委员会”干的不过是一个细心的清洁工的工作，它是在顺着斯大林呕吐出来的脏东西进行认真的打扫，如此而已。这里并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生活的道德基础。
现在，让我来引用一下A·斯克里普尼科娃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我是完全赞同她这种见解的。囚犯们一个一个（又是互相隔绝的！）被叫到委员会办公室去。人们提出几个关于他的案件的问题。这些问题提得很客气，是善意的，但总的倾向是要使囚犯（可不是最高苏维埃，而是那不幸的囚犯！）必须承认自己有罪。他应该保持沉默，应该低头，应该处于被宽恕者的地位，而不是宽恕者的地位！这也就是：人们现在企图以自由为诱饵从囚犯口中得到过去用非刑拷问未能逼出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这很重要：使囚犯回到外界时必须谨小慎微；同时，还可以把委员会的记录提交给历史，用以说明：坐牢的人基本上都是有罪的，而被某些人所着力描绘的那些残暴的、无法无天的事情则根本没有发生过。此外，也许还打了一个小小的财政方面的算盘——既然不是恢复名誉，就无须发给平反补偿款。这样来解释释放囚犯的行动，就既不会毁掉劳改营体制本身，也不会妨碍向劳改营补充新囚犯（这种补充甚至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也从未中断过），还可以不承担必须释放这些人的任何义务。
那些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自尊心而拒绝在委员会面前承认自己有过错误的人呢？这些人便被继续关押在劳改营里。这类人的数目也并不很小。（一九五六年在杜布罗夫特种劳改营就把那些不肯认罪悔过的妇女集合起来，转押到克麦罗沃州的劳改营去了。）
斯克里普尼科娃还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西部乌克兰人妇女当初只因她丈夫是班杰拉分子便被判劳改十年。现在委员会要求她承认自己是因为丈夫是土匪而坐牢的。“不，我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我们就释放你！”“不，我不能这么说。他绝不是土匪，他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好吧，既然你不愿意，你就在这里呆着吧！”（当时那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索洛维约夫。）过了几天，她丈夫从北方来看望她。她丈夫原被判刑二十五年，在北方劳改，这次他轻易地承认了自己是土匪，因而就被赦免了。见面时，他不但没有称赞妻子这种坚定性，反而气冲冲地责怪她：“你就该说我是魔鬼！说我长着尾巴，还看见过我的蹄子嘛！现在你叫我自己怎么管这个家和孩子们？！”
我还要指出：斯克里普尼科娃拒绝承认自己有罪，所以她又在劳改营蹲了三年。
这样，甚至连自由时代来到这古拉格群岛时也是穿着检察官的法衣的。
然而，“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