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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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年轻的心灵努力不去相信，有一个什么五十八条1一乙，在战时根据这一条给的刑罚没有轻于枪决的！一个士兵如果不愿死于德国的子弹，因为这事他就应当从俘虏营中出来后死于苏联的子弹！有人死于他人之手，而我们则应死于自己人之手。
（话又说回来，这样说是天真的：因为这事。各时代的政府决不是道德家。他们把人关起来和处死人并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关人和处死人是为了不让他们做什么事情。把所有这些
被俘人员关起来，当然并不公因为他们背叛了祖国，因为傻瓜都清楚，只有弗拉索夫分子才能因为背叛祖国而受审判。把所有这些人关起来，是为了使他们不在自己的同村人中去回忆欧洲。没有看到，就不会妄想……）
因此，在俄国战俘面前有些什么样的道路呢？合法的道路只有一条：躺下来让人在你身上践踏。每一株小草都要用脆弱的茎寻找出路以便活下去。而你却躺下任人践踏吧。虽然晚了些——但既然未能捐躯疆场，那就现在死掉吧，将来就不会受到审判了。
战士长眠。有话已说完
从此永远不受责难。你那已绝望了的脑子所能想出来的一切其他道路——都将导致你与法律发生冲突。
逃回祖国——穿过集中营的封锁圈，越过半个德国，然后经过波兰或巴尔干。这个举动会把你带到死灭尔施，带上被告席：别人都逃不出来，你怎么逃出来的？有问题！说吧，毒蛇，让你带了什么任务来的（米哈伊尔·布尔纳采夫、帕维尔·邦达连科及其他许许多多人）。
在我国的评论中有一种确定的看法，认为肖洛霍夫在自己的不朽名作《一个人的遭遇》中说出了关于“我们生活这一方面”的“痛苦的真实”，“揭开了”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谈谈看法。这篇总的说来很无力的短篇小说，描写战争的篇幅是苍白的，没有说服力的，（看来作者不了解最近这次战争），对德国人的描写标准化和粗俗到可笑的程度（只有主人公的妻子写得成功，但她纯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基督教徒），——在这篇关于一个战俘的命运的小说中真正的俘虏问题被掩盖了或被歪曲了：
1．选择了一个最无可指摘的被俘情况——失去知觉，使它成为“无可非议”的，回避了问题的全部尖锐性。（如果像大多数人所遭遇的那样，在有知觉的状况下当了俘虏，——那该怎么办呢？）
2．没有说明俘虏的主要问题是祖国抛弃、拒绝、诅咒了我们（对此肖洛霍夫只字未提），正是这样才造成没有出路的处境——一而说成是那里我们的人中间出了叛徒（如果这算是主要的，那就请刨刨根，并说明一下，这个得到全民支持的革命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这些叛徒是从哪里来的？）。
3．牵强附会地虚构了侦探幻想小说式的从战俘营逃跑的情节，以便不发生回来的俘虏必不可免地要经过的一套接收手续：死灭尔施——甄别审查营。索科洛夫不仅没有按照条令被关进铁丝网里去，而且——简直是笑话——他还从上校那里得到了一个月的假期！（就是说，得到去执行法西斯侦探机关的任务的自由？那样的话，上校也会镣铐叮铛地上那里去的！）
逃往西方国家游击队那里，投奔抵抗运动的部队，这只能略微推迟的受军事法庭严厉惩办的时间，而且还会使你成为更大的危险人物：在和欧洲人自由相处的日子里，你可能沾染上了十分有害的精神，如果你竟有胆量越狱，而且继续作战，说明你这人很果敢，那你在祖国就是一个加倍危险的人物。
在集中营靠出卖自己的同胞和同志活下来？成为营警、管理人员、德国人和死神的助手？斯大林的法律对此不会惩罚得比参加抵抗运动部队严厉些。（可以猜到为什么：这种人危险性小些2）但无法解释的深藏在我们内心的法律，禁止我们所有人，除了败类，走这条道路。
扣除了这四个力不胜任的或不能接受的可能性，还留下了第五个：等待招募人员，等待着被什么地方叫去。
有时幸运地碰到农业区的代表前来为该区的农民招募雇工；商行派人来给自己选用工程师和工人。根据斯大林的最高指示，你在这种场合也应当不承认你是工程师，隐瞒你是熟练工人。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或电气技师，只有留在战俘营里挖土、受罪、在脏水坑里找吃的，你才能保持住爱国的纯洁性。这样你才能指望有朝一日能骄傲地抬着头去接受因纯洁地背叛祖国而获得的十年徒刑加五年的戴笼口。现在你为敌人做了工作，况且是做了专业工作．因而加重了背叛祖国的罪行，你就得低着头去领取十年刑期加五年的戴笼口。
这好比是一只河马在干雕琢首饰的细活，斯大林正有这个特色！
有时来的是完全另一类性质的招募人员—一俄国人，通常是不久以前的红军政治指导员，白卫军分子是不去干这种事的。招募人员在战俘营里召开大会，咒骂苏维埃政权，号召报名上间谍学校或去弗拉索夫的部队。
谁没有像我们的战俘那样挨过饿，谁没有嚼过飞进集中营里的蝙蝠、煮吃过旧鞋掌，谁就未必能理解每一声召唤、每一个论据具有多大的不可抵制的物质力量，如果在他的后面，在战俘营大门外，行军伙房正冒着烟，每个同意的人马上就能用粥填饱肚子—一即使是一次！即使一生中还有这一次！
但如果除了冒着热气的粥以外，在招募人员的召唤中还有着自由和真正生活的幻影——不管他号召到哪里去！到弗拉索夫的营里去。到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团里去。到劳动营去——用混凝上修筑未来的大西洋障壁。上挪威的峡湾去。到黎巴嫩的沙漠去。去当希维（hiw）——Hilfswillige——德国国防军志愿助战队（在每个德国连里有十二名希维）。最后还可以去当乡村的伪警，去追捕游击队员（他们当中许多人也将遭到祖国的摈弃）。不管他召唤到哪里去，不管上哪里去都行——只要不在这里象被忘掉的牲畜那样倒毙。
我们把一个人弄到了嚼蝙蝠的地步，我们自己不仅撤消了他对祖国的任何义务，而且也撤消了他对人类的义务！
那些从战俘营被招募到短期间谍训练班去的小伙子们，还并没有从自己的被抛弃遭遇中作出极端的结论，还做出非常爱国的行动。他们认为这是逃出战俘营的最合算的方法。他们几乎人人都这样设想，只要德国人把他们派到苏联方面去——他们马上就向当局自首，交出自己的装备和指示，同善庭的指挥官们一起把愚蠢的德国人嘲笑一顿，穿上红军制服，精神抖擞地回到战斗队伍中去。清说说看，按人之常情而论谁能期待不同的情况呢？怎能不这样呢？这是一些淳朴的小伙子，我见过很多，——长着憨厚的圆圆的脸，说话带着使人发生好感的维亚特卡的或弗拉基米尔的口音。他们兴冲冲地去上间谍学校，只有乡村学校四、五年级的文化程度，并且没有使用罗盘和地图的任何技能。
这样，好像他们所设想的自己的出路是唯一正确的。好象招募这些人对德国指挥部说来完全是一个既浪费又愚蠢的举动。其实不然！希特勒正是与他的大国兄弟配合行动的。间谍狂是斯大林丧失理智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斯大林看来，他的国家里间谍成群。所有住在苏联远东的中国人都得到了间谍罪条款五十八条6，被关进北方的劳改营并在那里死绝。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中国人，如果没有及时地溜之大吉，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几十万朝鲜人全都被怀疑是间谍而放逐到哈萨克斯坦去。所有出过国的、在“国际旅行社”旅馆旁边放慢过脚步的、被照进有外国人面孔的相片中的、或者自己拍摄过城市建筑物（弗拉基米尔的“金门”）的苏联人——都被指控为间谍。对铁路线、对公路桥梁、对工厂烟囱瞧的时间过久——也被指控有间谍行为。所有滞留在苏联的为数众多的外国共产党人，所有大大小小的共产国际人员，不区别个人情况，一股脑儿首先被指控有间谍行为。对拉脱维亚的步兵——革命初期年代最可靠的武力，在一九三七年把他们全部关进监狱时，也都指控为有间谍行为！斯大林好似把风骚的叶卡捷琳娜的一句名言翻转过来并加以扩大了：宁可错杀九百九十九，决不能放过一个真正的间谍。所以怎能相信那些确实在德国侦探机关手里呆过的俄国士兵呢？！所以当成千上万个士兵从欧洲蜂拥而来并且不隐瞒他们是自愿应幕的间谍时，国家安全部的刽子手们感到多么轻松呀！最最英明的人的预言得到了多么惊人的证实！来吧，来吧，傻小子们，条文和报酬早就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这里适宜于提出一个问题：毕竟有这样一些战俘，他们没有去应任何招募；也没有给德国人做过专业方面的工作；没有当营警；整个战争时期蹲在战俘营里不露头，而终于没有死去，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像电气工程师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谢苗诺夫和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卡尔波夫那样，用金属废料做打火机，靠此增加点食物。难道祖国也没有原谅他们当了俘虏吗？
没有，没有原谅！我认识谢苗诺夫和卡尔波夫是在布蒂尔卡，那时他们都已得到了自己合法的……多少？机灵的读者已经知道：十年加五年的戴笼口。他们是出色的工程师，但是拒绝了德国人让他们做专业工作的建议！谢苗诺夫少尉一九四一年是自愿上前线的。在一九四二年他还没有手枪，只有个空枪套（侦查员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用枪套自杀）。他曾三次从战俘营逃跑。一九四五年从集中营被解放出来后，他作为受惩戒人员坐进我军的坦克（坦克空投部队）——拿下了柏林，因此得到了红星勋章—一只是在此以后才最终给关进监牢并得到刑期。请看，这就是我们的涅墨西斯的镜子。
战俘中很少有人能作为一个自由人越过苏联国境线，如果在忙乱中给漏了过去，那后来也会被抓起来，即便是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有一些是在德国境内的集合站上逮捕的，另一些似乎并没有被捕，但从边界就被装上了货车，在押解之下运到分布在全国的为数众多的甄别审查营（甄审营）中的一个去。这些甄审营和劳改营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安置在里面的人还没有得到刑期因而必须在营里得到它这一点外。所有这些甄审营都是有活干的，它们附设在工厂，附设在矿场，附设在建筑工地，因此过去的战俘们从头一天起就可以投入十小时的工作日，同时，也像他们曾通过铁丝网观看德国一样，今天也是通过铁丝网观看他们失而复得的祖国。空余时间——黄昏和夜晚——就对被审查人进行讯问，为此在甄审营中配备了比一般多几倍的行动人员和侦查员。侦查照常是从一个定论开始，即你肯定是有罪的。你就必须身在铁丝网之内设法证明是无罪的。为此你只能接举证人，也就是其他的战俘，而这些人则可能根本不在你的那个甄审营里，而在遥远的省份，于是克麦洛沃的行动人员向索里卡姆的行动人员寄去质询，那里的人便讯问证人并寄回自己的答复和新的质询，你又被作为证人加以讯问。诚然，为了弄清一个人的命运可能要化上一年、两年—一但祖国于此并无损失：因为你每天都在采煤。如某个证人关于你做了不大好的陈述或者证人已经死掉，——那就怪自己吧，你的叛国罪马上就定案，巡回法庭当时就在你的十年叛决书上盖戳儿。如果不管怎样翻腾，各方材料一致说明你似乎真的没有给德国人做过事，—一而主要的你没有亲眼见过美国人和英国人（如果不是被我们而是被他们从俘虏营解放出来，那就是一个大大加重的情节）—一那末行动人员便决定你应受何种程度的隔离。对某些人规定变更居住地点（这样做必然使一个人和周围的人不易接近，使他易于受到打击）。对另一些人则体面地建议去干“沃赫拉”的工作，即营内准军事警卫工作：他好像仍保持着自由人身份，但却失去了任何个人自由，并要到穷乡僻壤去生活。对第三类人则握手告别，虽然这种人因单纯地当了俘虏本应枪毙，但人道地把他放回家。不过，这种人高兴得太早！他的案卷赶在他的前面，经过保卫部门的秘密渠道已经到达了他的故乡。这种人反正永远不是自己人，因此在第一次大规模抓捕时，如四八——四九年，就会把他们接反苏宣传或别的适当条文关进监狱，我同这样的人也曾一起坐过牢。
“唉，要是我早知道！……”——这就是那年春天监室里唱的一支主要歌曲。要是我知道会这样迎接我！这样欺骗我！会有这样的遭遇！——难道我还会回到祖国吗？决不干！！会闯到瑞士去，到法国去！到海外去！到大洋外去！到天涯海角去！
然而，当俘虏们即使已经知道了，他们往往也还会这样做。瓦西里·亚历山大罗夫被俘后到了芬兰。某个老彼得堡商人找到了他，问清了名与父名后说：“我从一九一七年起欠令尊一大笔款子，没有合适机会偿还。现在，对不起，请收下吧！”旧债—一真是意外收获！亚历山大罗夫在战后被接纳进了俄国流亡者的社交界，在那里还找到了一个他真地爱上了的未婚妻。未来的岳父为了教育他，给他读了《真理报》的合订本——从一九一八到四一年的全部报纸，不加粉饰和修改。同时给他讲了大体上如第二章中所述的各股水流的历史经过。终究……亚历山大罗夫还是扔下了未婚妻与富足生活，回到了苏联并得了很容易猜着的那种十年刑期加五年的戴笼口。一九五三年在特别营里他高兴地抓住机会当了小队长……
考虑周到的人纠正说：错误早就犯下了！用不着在四一年往前线钻，于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去打仗。应当从一开始就在后方安置下来，找个安安静静的活儿，他们现在都成了英雄。还有，当逃兵也不错嘛：命一定能保住，给他们的不是十年，而是八年、七年；在劳改营里也不会从什么职务上被赶下来——逃兵不是敌人，不是叛徒，不是政治犯，他是自己人，普通犯。有人愤怒地反驳说；可是逃兵必须坐满这些年，受完这些年的罪，他们是不能得到原谅的。而对我们——很快就会有大赦，我们大家都会给放出去（当时还不知道逃兵将享受到的一个主要优待条款！……）。
那些犯了第10分条，从自己寓所或从红军里给抓去的——一甚至常常羡慕地说：真见鬼！反正同样的代价（同样判十年），本来可以跟这些小伙子们一样，能看见多少有趣的事呀，哪里不能走走呀Z而我们就这样断送在劳改营里，除了臭气熏天的楼梯外什么都没有见到过（然而，这些犯了第10分条的人好不容易才掩盖起兴高采烈的预感，对他们嘛，大赦将会首先适用！）。
不唉声叹气地说“唉，要是我早知道！”（因为他们早知道干的是什么），不期待宽恕，不期待大赦的，只有弗拉索夫分子。
还在我意想不到地和他们在监狱板铺上相遇的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他们，并对他们感到困惑莫解。
起初这是一批淋湿了多次又晒干了多次的传单，它们散落在奥廖尔前沿阵地上三年没有刈割的长得者高的草丛里。传单上有弗拉索夫的照片，还有生平介绍。在模糊的照片上那张脸似乎是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