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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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十足（涉及的材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弄熟了的政党问题）——带上舞台的有十四名被告。
一切经过得不仅顺顺当当，而且顺当得令人发傻。
我当时是十二岁，已经第三个年头认真阅读大《消息报》上的全部政治新闻。我一行一行地读了审理这两个案件的速记记录。在“工业党”一案中，我的儿童的心灵里已经感觉到有添枝加叶、弄虚作假、暗中安排的情形，但那里至少有宏伟的布景——全面的外国武装干涉！整个工业的瘫痪！分配部长职位！而在孟什维克一案里，挂出来的还是那些布景片，但已经褪了色，演员念台词没精打采，戏乏味得令人打呵欠，沉闷而平庸的重复。（莫非斯大林通过自己那犀牛般的皮肤竟能感觉到了这一点吗？怎样解释劳农党一案的撤销和几年里没有搞审判呢？）
如果又是依据速记记录去分析，可能很枯燥。但我手头有这次审判的一名主要受审人——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雅库博维奇的新鲜证明材料，目前，他那份历数了种种作弊手段的要求恢复名誉的申请书已经传给了我们的救命恩人——私下出版物，人们已经能读到当时的情况。
他恢复名誉的要求被拒绝了，因为对他们的审判事件已经载入了我国历史的金色史册，一块石头也不能抽出来——否则整个大厦就会垮掉！给雅库博维奇留着前科，但为了安慰起见，决定发给他个人特定养老金，以照顾他的革命经历。我们这里真是无奇不有。
他的叙述用实例向我们说明了三十年代莫斯科的一连串审判的真相。
根本不存在的“联盟局”是怎样组成的呢？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一个列入计划的任务：证明孟什维克抱着反革命的目的钻进了国家机关并夺取了许多重要职位。实际情况和这个公式不对头：真正的孟什维克没有人担任国家职务，并且这种人也没有陷进这个案子。（据说，B·K·伊科夫的确是那无声无息、什么事也不做的孟什维克莫斯科局的成员——但是审判中不知道这一情节，也就作为次要人物走了个过场，得到了八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计划是；要有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两名，贸易人民委员部两名，国家银行两名，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一名，国家计委一名（多么令人厌烦的老一套！一九二0年也是规定“策略中心”里要有两名是“复兴同盟”的，两名是“社会活动家委员会”的，两名是……）。因此，抓人是根据职务是否合适。至于他们真的是不是孟什维克——只是根据耳闻。有些被抓进去的人根本不是孟什维克，但命令他们认为自己是孟什维克。被告的真正政治观点，国家政治保卫局完全不感兴趣。被定罪的同案人有的彼此连认都不认识。把人犯凑齐了，又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些孟什维克当证人（后来所有的证人也都必然地得到了自己的刑期）。
库兹马·格沃兹捷夫就是其中一个，他是一个命运悲惨的人——他担任过军工委员会工人小组主席，二月革命把他从克列斯特监狱解放出来，后来使他当了劳动部长。格沃兹捷夫成了古拉格长期受难者。肃委头一次抓他是在一九一九年，但他设法溜掉了（他的家属长期受软禁，如同坐牢，也不让孩子上学）。后来撤销了逮捕令。但一九二八年最终抓进去了，一直蹲到一九五七年。那年放回了家，一身重病，不久就死了。
拉姆律也作为证人出庭，做过极力效劳的、冗长噜苏的发言。但国家政治保卫局寄希望于主要被告弗拉基米尔·古斯塔沃维奇·格罗曼（声名狼藉的国家杜马活动人物）和好细彼图宁身上。
现在来介绍一下雅库博维奇。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是那么早，连中学都没有能毕业。一九一七年三月他已经是斯摩棱斯克苏维埃的主席了。由于具有坚定的信仰（它总驱使他去追求什么目标），他是一个很有力的成功的演说家。在西部战线代表大会上他冒失地把那些号召继续进行战争的新闻记者称为人民公敌——这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呀！他差点儿被赶下讲台，他道了歉，但是他马上把话头一转，把听众牢牢地抓在手里，所以在讲话结尾再次把他们称为人民公敌时竟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并被选进了派往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团。由于当时办事手续简便，他刚一到那里就被增选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左右着任命军队政委的事务，最后他自己也到了西南战线当了集团军政委，并在文尼察亲自逮捕了邓尼金（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很后悔没有当场把他枪毙（在审判中仍是这样说）。
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永远诚挚，永远被自己的正确或不正确的思想完全吸引，在孟什维克党内是个晚辈，他当时也的确年轻。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大胆地热心地向领导提出自己的方案，例如：在一九一七年春天他曾建议组织社会民主党政府，还有，一九一九年建议孟什维克加入共产国际（唐思等人一贯地、甚至态度傲慢地拒绝他提出的办法）。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他对于社会主义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意临时政府召来军队反对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尽管他们已经拿起武器出动了）一事深感痛心，并认为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十月革命刚一发生，雅库博维奇就建议自己的党完全支持布尔什维克，并以自己的参与和影响来改善他们正在建立的国家制度。他终于遭到了马尔托夫的诅咒，到了一九二0年，由于确信已无力使他们转到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来，他最终地退出了孟什维克。
我所以要详细地讲这些是为了说明：雅库博维奇不是个孟什维克，而在整个革命期间都是布尔什维克，最真诚的和完全无私的布尔什维克。一九二0年他还当过斯摩梭斯克省粮食委员（他们中间唯一的一个非布尔什维克），甚至粮食人民委员部曾通报表扬他为优秀的粮食委员（他现在保证说，当时没有使用过惩罚队；我不知道真假；在法庭上他曾提到，曾经布置过阻截队）。在二十年代他主编过《商业报》，还担任过其他显要职务。在一九三0年依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计划需要凑集一批像这样一类“混进来的孟什维克”的时候——他也就被捕了。
像大家一样，雅库博维奇也被交给了一群屠夫…侦查员，他们对他采用了全套办法——有冷禁闭室，有不透风的热禁闭室。还有打生殖器官。把他们折磨到这样程度，以至雅库博维奇和他的同案人阿勒拉姆·金兹堡在绝望中割开了静脉。在复原以后不给他们上刑了，也不打他们了，只是两个星期不让睡觉，（雅库博维奇说：“只要能睡一下！什么良心、什么名誉，都已不要了……”）同时还要同已经投降了的其他人进行当面对质，他们也撺掇你认罪，撺掇你胡说八道。连侦查员自己（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纳谢德金）也说：“我知道，我知道根本没有这些事！但是他们要求我们搞出材料！”
有一次，雅库博维奇被侦查员叫去，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受尽折磨的囚犯。侦查员冷笑一下说：“这位摩西·伊萨耶维奇·捷吉里巴乌姆请你接受他参加你们的反苏组织。你们两个人随便谈谈，我暂时走开。”说完就走了。捷吉里巴乌姆果真央告说：“雅库博维奇同志！我请求你，请你接受我加入你们的孟什维克联盟局。他们控告我‘接受外国公司的贿赂’，威胁说要枪毙我。但是我宁可当一个反革命，也不愿当个刑事犯死掉！”（多半是答应他当了反革命就不杀吧？他没有上当：结果得到了一个幼儿园的刑期——五年。）国家政治保卫局手头多么缺少孟什维克呀，只得从自愿者中招募被告……（要知道一个重要角色在等待捷吉里巴乌姆去扮演！——同国外孟什维克和同第二国际有联系！但约定好——只判五年，说话算话。）在侦查员的赞同下，雅库博维奇接受了捷吉里巴乌姆加入联盟局。
有些本人没有提出要求的，也被“列入”了。例如鲁宾。他在和雅库博维奇对质时成功地否认了这一点。后来他在苏兹达利隔离所受到长久的折磨，“补充侦查”。那里他在一牢房里遇见攀扯了他的的雅库博维奇和舍尔（他从禁闭室回到监室时，总是他们照顾他，分食物给他吃）。鲁宾问雅库博维奇：“您怎么能想出来我是联盟局成员的？”雅库博维奇回答（一个奇妙的回答，包含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整整一个世纪）：“整个人民都在受难——我们知识分子也应当受难。”
但是雅库博维奇的侦查期间也有过这样的鼓舞人心的时刻：克雷连科亲自叫他去审讯。原来他们彼此很熟，因为同样在“军事共产主义”年代，克雷连科（在审判工作的间隙）同样到过斯摩棱斯克省去加强粮食工作。甚至和雅库博维奇还同睡过一间屋子。现在且看克雷连科是怎么说的：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您是一个共产党员！——这很使雅库博维奇感到振奋并且挺起腰来——我不怀疑您的无罪。但是搞好这场审判是我和您的党员的义务。（克雷连科是受命于斯大林，而雅库博维奇的心却是为了思想而激烈地跳动起起来，像一匹干活卖力的马一样，自己急着把头伸进套包。）请您千方百计地协助和配合侦查工作。在法庭上如果发生没有预见到的麻烦，在最复杂的时刻我会请审判长让您发言。”
！！！
雅库博维奇答应了。义不容辞地答应了。可能在他整个任职期间苏维埃政权还没有给过他如此重大的任务。
审判前几天，在侦查组长德米特里·马特魏耶维奇·德米特里耶夫的办公室里召开了孟什维克联盟局的第一次组织会议：目的是进行协调，使每个人更好地领会自己的角色。（“工业党”中央委员会也就是这样开会的！这也就是克雷连科表示过不能理解的被告“能够见面”的地点。）但是不容易装进脑子的谎话堆积得太多太杂，与会者都弄迷糊了，一次排演熟习不了，所以又召开了第二次。
雅库博维奇是怀着什么感情出庭受审的呢？是为了所受的痛苦，为了被塞进胸腔的全部谎话——在法庭上闹出一场震动世界的大丑剧？但是：
1．这将是从背后对苏维埃政权的打击！这将是对雅库博维奇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活目标的否定，对他从错误的孟什维克主义挣脱出来转到正确的布尔什维主义方面去的全部道路的否定；
2．在这样的大丑剧之后，不会让你死去，不会简单地枪毙了事，而是将重新进行刑讯，这一次已经是为了报复，会把你搞得神经失常，而身体本来就已经被刑讯折磨垮了。要应付新的折磨——哪里能找到精神上的支柱呢？从哪里可以去汲取勇气呢？
（我趁着他的话音未落便记录下他的这些论据——这真是一个极端稀有的机会，能够获得这种审判的当事人的类似“身后”的自白。我还认为，如果布哈林或李可夫向我们解释自己在法庭上表现的那种难以理解的顺从的原因，也会和这一样：同样的真心实意，同样的对党的忠诚，同样的人的弱点，同样由于没有单独的立场而缺乏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
因此，在审判中，雅库博维奇不仅仅是顺从地重复那一套单调乏味翻来覆去的谎话（这是斯大林、他的徒弟们以及备受折磨的受审人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而且还扮演了自己答应给克雷连科的充满激情的角色。
所谓孟什维克国外代表团（实质上就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最高领导人）在《前进报》上刊登了自己与受审人划清界线的声明。他们写道，这是一出最可耻的审判喜剧，它是建立在奸细的假供和不幸的被告在恐怖手段逼迫下做出的供述上的；绝大多数被告早已脱党十年以上，并且从来也没有恢复过关系；在审判中令人发笑地提到巨大的经费数额——全党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钱。
克雷连科宣读了文章后，请什维尔尼克让受审人发表意见（也是像审理“工业党”一案时那样一下子牵动所有的线）。于是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大家都维护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做法而反对孟什维克的中央……
现在雅库博维奇回想起自己这次“回答”以及自己的最后陈述时是怎么说的？他说，他决不是单单因为答应过克雷连科的要求才出来说话的，他说他当时不是随随便便地站起来的，而是像一块小木片似地被愤恨和雄辩的激流卷起来的。是对谁的愤恨？饱尝过刑讯，割过静脉，多次死去活来的他，现在真地有着满腔怒火——但不是对检察长！不是对国家政治保卫局！——不是！而是对国外代表团！！！这就是心理学的对立面变化！他们在国外过着安全和舒适的生活（甚至最贫困的流亡生活和卢宾卡相比当然也是舒适的），不顾良心，只顾自己——对于留在国内的这些人怎么能一点不同情？怎么能这样厚颜无耻地声明脱离关系并把这些不幸的人交给他们的命运播弄呢？（回答得颇有力量，于是审判的安排者便洋洋得意了。）
雅库博维奇在一九六七年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对国外代表团、对他们的出卖、声明脱离关系、背叛社会主义革命（像他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责难过他们那样）气愤得浑身发抖。
然而当时我们手头没有审判的速记记录。过了一段时间我搞到了它：他明明在审判时声若洪钟地说过，外国代表团受第二国际的委托向他们下达进行瞻害活动的指示——对他们也声若洪钟地表示过愤慨。国外的孟什维克写的声明并不是不讲良心，只顾自己，他们正是对审判的不幸牺牲者表示同情，但同时指出，这些人早已不是孟什维克——这也是实话。雅库博维奇固执而真心地发了那么大的火，究竟是为什么呢？国外的孟什维克怎么才能不使被告们听任他们的命运播弄呢？
我们喜欢对不能回答的人，那些弱一些的人发脾气。这是人身上固有的。在这种时候，证明我们有理的论据自己就会灵活地凑上来。
克雷连科在公诉词中说，雅库博维奇是一个反革命思想的狂热分子，因此要求把他判处枪决！
雅库博维奇不仅在那天感激得热泪盈眶，而且直到今天，展转蹲了许多的劳改营和监牢之后，还感谢克雷连科在审判时没有贬低他，没有侮辱他，没有嘲笑他，而正确地把他称为任热分子（虽然是对立思想的狂热分子），并且要求给予他结束一切痛苦的干脆的、高尚的枪决！雅库博维奇自己也在最后陈述中表示同意：我所招认的（他对这个成功的提法“我所招认的”赋予极大的意义。明白人应当理解：不是我所犯的）罪行理应处以极刑—一因此我不请求宽恕！不请求留我一条性命！（旁边坐着的格罗曼焦急起来了：“你发疯了！你在同志面前没有这样的权利！”）
是呀，这对于检察机关难道不是一种难得的发现吗？
一九三六——三八年的那些审判难道还没有得到说明吗？
斯大林难道不是通过这次审判终于明白并且相信了，他也完全可以把那些多嘴多舌的主要敌人圈进牛栏里，他完全可以照样把他们组织进这样的一出戏里吗？
请宽大为怀的读者们饶恕我！写到目前为止我的笔头没有发颤，心也没有紧缩，我们满不在乎地滑行着，因为这十五年内我们一直处在或是法制革命或是革命法制的可靠保护之下。但往后我们要感到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