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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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会有陷入死牢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做了些什么或者没有做些什么—一而是决定于一个巨大车轮的转动、强大的外部因素的进程。例如，列宁格勒遭到了围困。如果列宁格勒的国家安全机关在这样的严峻岁月处理的案子里没有死刑，那该市最高领导人日丹诺夫同志会怎样想呢？“机关不起作用”，不是吗？应当破获一些德国人从外面指挥的地下大阴谋吧？为什么一九一九年在斯大林领导下破获过这类阴谋，而一九四二年在日丹诺夫领导下却没有这类阴谋呢？有了结论——便有了结果；几起错综复杂的阴谋揭露出来了！你正在列宁格勒没有生火的自己的房间里睡着觉，而一只长着利爪的黑手已经在你头上垂下。这一切是不依你的意志为转移的！看中了一个什么人，比如伊格纳托夫斯基中将——他住所的窗户向着涅瓦河，他掏出一块白手帕来擤鼻涕——打信号！还有，伊格纳托夫斯基作为一个工程师喜欢跟水兵们谈谈技术。好材料！伊格纳托夫斯基被抓了起来。到了算帐的时候了！—一那么，请把你们组织的四十个成员说出来，他说出来了。如果你是个亚历山大剧院的检票员，那你被说上的机会不大，但如果你是个工学院的教授——那你准得上了名单（又是这个该死的知识阶层！）——这和你主观意志有什么关系呢！根据这种名单——统统都得枪毙。
所有的人果然都被枪毙了。那么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斯特拉霍维奇，俄国的著名流体动力学家，是怎样活下来的呢：国家安全部门的某个更高的领导感到不满意，认为名单太小，枪决的人也太少。于是斯特拉霍维奇就被内定为即将破获的一个新组织的合适的中心人物。阿尔特舒列尔大尉把他叫去：“你是怎么回事？是故意赶紧全招认下来，逃到阴间去，好把你们的地下政府掩盖起来？你是那个政府里的什么人？”这样，斯特拉霍维奇就继续蹲在死牢里，同时进入了另一轮侦查！他建议把他当作教育部长（想赶快结束这一切！），但阿尔特舒列尔还不满足。侦查在继续进行，同时伊格纳托夫斯基集团成员陆续在枪决。在一次审讯中，斯特拉霍维奇突然怒气上来：他不是想活下去，而是这种慢慢的死法把他搞疲倦了，更主要的是不断的扯谎使他恶心了。于是在一次交叉审讯中，当着某个大官的面，他拍桌子说：“应该把你们统统都枪毙！我再也不说假话了！我过去的一切供述都收回！”这个发作却起了作用！——不仅不再对他进行侦查，而且好长时间把他忘在死牢里了。
大概，在普遍的顺从中，绝望的突然发作总是起作用的。
你瞧枪毙了多少人——起初几千，后来几十万。我们加、波乘、除，叹息诅咒。但毕竟只是数字。它们使人震惊，然后就被遗忘。如果有一天被枪杀者的亲属把所有被处死者的照片交给一个出版社，如果能出版一种照相集，分为几大册的照相集——只要随便翻翻它，只要朝着照片上失去光彩的眼睛看上最后一眼，我们就可以为自己的余生汲取到许多东西。阅读这样一本无字天书，将在我们心中留下永恒的积层。
在我所熟识的一个人家里，过去的犯人们有这样一种仪式：每逢三月五日，即总杀人犯的忌日，在桌子上陈列出被枪杀的和在劳改营中死去的人的相片——偶然搜集到的，有几十张，住宅中整天笼罩着一种半教堂半博物馆的庄严气氛。奏起哀乐。朋友们纷纷前来，观看相片，沉默不语，听着，轻声交谈；然后不辞而去。
要是到处这样做才好哩……让这些死亡在我们心上刻下一点小小的痕迹也是好的。
为了—一总不至于白白地死去！……
我也有几张偶然得到的相片：
维克多·彼得罗维奇·波克罗夫斯基——一九一八年枪决于莫斯科。
亚历山大·施特罗宾德尔——一九一八年枪决于彼得格勒。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安尼奇科夫——一九二七年枪决于莫斯科。
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斯维钦，总参谋学院教授——一九三七年枪决于莫斯科。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列福尔马茨基，农学家——一九三八年枪决于奥廖尔。
伊丽莎白·叶夫根尼耶夫娜·安尼奇科娃——一九四二年枪决于叶尼塞河畔的劳改营中。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人们曾是怎样等待的？他们曾有什么感觉？他们曾有什么想法？他们曾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他们是怎样被带走的？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所感觉到的是什么？……究竟怎么样把他们……这个……的？
人们渴望钻到幕后去看看，这种想法是自然的。（尽管他们认为这种事情当然永远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经历过的人所讲的也不是最后的时刻，这也是自然的——因为他们被赦免了。
往后如何，刽子手们知道。但刽子手不会说。（那个克列斯特监狱的著名的辽沙叔叔，他把犯人的手拧到后面，戴上手铐，如果被带走的犯人在夜间走廊里大声喊出“永别了，弟兄们！”便用一团东西塞进他的嘴里——他干吗要向我们叙述呢？他现在大概还衣冠楚楚地在列宁格勒大街走来走去。如果你在岛上的啤酒店里或在观看足球赛时碰到他，你就问问吧！）
然而，刽子手也不彻底知道一切。在故意开动的某种机器的轰隆声伴随下，子弹无声无息地从手枪筒出来往后脑门飞去，他对自己做的事情注定是懵懵懂懂。彻底情形连他也不知道！彻底知道的只有死者——那就是说谁也不知道。
诚然，还有艺术家——对于直到射出子弹、套紧绞索前的情形，他能够模模糊糊地但或多或少知道一点。
我们也就是从被赦免的人和艺术家们那里得知死牢的大体情景的。例如，我们知道，犯人们夜里不睡觉，而是等待着。只在早晨才安下心来。
纳罗科夫（马尔琴科）写了一部叫做《虚量》的长篇小说，因为预先打定主意一切要像阳思妥耶夫斯基那么去写，而且把死字写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令人心碎，令人感动，所以就把这本书写坏了，但枪决的场面，在我看来是写得很好的。不能核实，但令人相信。
比较早的一些艺术家，例如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猜测，现在已经不禁散发着克雷洛夫时代的气息了。是呀，哪个幻想家能够想象得出譬如三七年的死囚牢房呢？他一定会去编织心理学的细绳：是怎样等待的？是怎样倾听的？……可是谁能预见到并向我们描述死囚们的这样一些出乎意外的感觉呢；
1．死囚受寒冷之苦。只能睡在水泥地上。窗口下是零下三度（斯特拉霍维奇）。还没有枪毙，你就冻坏了。
2．死囚受拥挤和憋气之苦。一间单人监室要塞进七名（从来不少于此数）、十五名或一十八名死囚（斯特拉霍维奇，列宁格勒，一九四二年）。他们就这样几星期或几个月挤压在一起！所以你那七个吊死者的恶梦又算得了什么！人们想的已经不是死刑，怕的不是枪决，而是——现在怎样伸伸腿？怎样转个身？怎样吸口空气。
一九三七年，在伊万诺沃的各监狱里——内监、第一监狱、第二监狱和羁押所，同时关押的犯人达四万名，虽然这些监狱原定的总容量未必达到三、四千名——在第二监狱里，把受侦查的、已到劳改的、死囚、得到减免的死囚、还有小偷，都混合关在一起——他们一连几天在大监室里紧贴在一起站着，以至手都不能举起或放下，而被挤到板铺边的，则有可能折断膝盖。这是在冬天，为了不致憋死，犯人们挤掉了窗上的玻璃（在这个监室里，有一个已被判死刑的白发苍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八九八年的党员阿拉雷金，在等待处决，他于一九一七年的《四月提纲》以后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党）。
3．死囚受饥饿之苦。他们在死刑宣判以后要等待那么久，所以他们的主要感觉已经不是枪决的恐怖，而是饥饿的折磨：什么地方能找点吃的呀？亚历山大·巴比奇一九四一年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监狱的死牢里呆了七十五昼夜！他已经完全屈服了，他等待枪决，好像是等待自己那坎坷一生的唯一可能的结局。但他饿得浮肿了——这时，他由枪决被改判为十年劳改——自此以后，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劳改营生活。——一般说坐死牢的时间有什么样的最高纪录？谁知道最高纪录？……弗谢沃洛德·彼得罗维奇，死囚监室的室长（！），在那里蹲了一百四十昼夜（一九三八年）——但这是不是最高纪录呢？我国科学的光荣瓦维洛夫院士等待枪决等了几个月，差不多快有一年；他作为死囚被撤退到萨拉托夫监狱，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监室里，当一九四二年夏获准减刑而转到普通监室的时候，已经不能走路了，放风时把他抬着出去。
4。死刑犯受无医疗救助之苦。奥赫里缅科因长时间坐死牢（一九三八年）得了重病。他不仅没有被送入医院，而且医生好长时间都不来，来了也不过监室，不看也不问，就把药粉从栅栏门里递进去。斯特拉霍维奇的脚开始出现水肿，他向看守说明了这个情况——却派来了……一名牙医。
就算医生来过问病情，他是否应当治疗死因呢，就是说是否应当延长他等待死亡的时间呢？或许医生的人道精神应当表现为坚决要求尽早处决？请看斯特拉霍维奇描述的又一个场景：医生走进监室，一边同值班员谈话，一边用手指头点着死囚说：“死人！……死人！……死人！……”（他这是挑出营养不良症患者指给值班员看，坚决反对继续这样折磨人，该到枪决的时候了！）
真的，为什么要把他们留得那么久呢？刽子手不够吗？这个问题要和下述情况一并考虑：监狱当局向许多死囚提出建议甚至请求他们在赦免请求书上签名，如果他们过于执拗，不愿再作交易，则往往代替他们签名。而公文旅行起来起码得几个月。
原因大概在这里：死牢是两个不同部门的交接点。侦查和审判部门（我们听军事庭的审判员说，这两个部门是一家）追求的是破获骇人听闻的要案，并且必须判给罪犯以应得的惩罚——枪决。但死刑判决一经宣布，一经记入侦查审判机关帐本上的资产项目下——他们对这些称为已决犯的刍狗再也不感兴趣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事，这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到底是留下来活着还是死掉，对国家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他们就被交给了监狱部门全权处理。监狱部门是附属于古拉格系统的，它已经是从经济观点来看待犯人了，对他们有利的数字——不是多枪毙一些，而是多给群岛送去一点劳动力。
大楼内监监狱长索科洛夫就是这样来看斯特拉霍维奇的。他在死因监室里呆得实在无聊了，请求给点纸张和铅笔进行科学工作。起初他写了一本《论液体与在其中运动的固体的互相关系》、《弹射器——弹簧和缓冲装置的计算》，后来写了《稳定性理论基础》。这时，便单另把他关进一间单独的“科学”监室，伙食也改善了，从列宁格勒前线开始送来指定项目，他为他们设计了《对飞机的立体射击》——结果是日丹诺夫决定把他的死刑改为十五年劳改（但是这全怪从“大后方”来信太慢：不久就从莫斯科送来普通的减刑决定，它要比日丹诺夫的慷慨些：总共只有十年）。
斯特拉霍维奇的所有狱中笔记本现在都完整无缺地保存着。而他的铁窗中的“仕途”于此刚刚开始。他不久后就开始领导一项苏联最早的涡轮喷气发动机的设计。
对于数学副教授A·H·ll·，侦查员克鲁日科夫（木错，不错就是那个小扒手）决定为私人目的在死牢里加以利用：因为他是个函授大学生！他时常把ll·从死牢里传来——让他代替自己（甚至还替别人）解算测验作业中的复变函数论习题。
所以世界文学对临死前的痛苦懂得些什么呢？……
最后（恰夫达罗夫的叙述），死牢可以利用来作为侦查的组成部分，作为施加影响的方法。突然把两个不肯招认的犯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传去“审判”，“判处了”死刑，转入死囚监室。（恰夫达罗夫无意中透露了一句：“对他们的审判其实是做戏。”但是，在任何审判都是做戏的情况下，该用什么词儿称呼这种假审判？舞台上之舞台？戏中之戏？）让他们在这儿饱尝一番死囚生活的滋味。然后派几个耳目，假装也是死囚，放进牢里。这些人忽然纷纷表示悔悟，说自己不该在侦查时顽固不化，请求看守转告侦查员，愿意在任何文书上签名。于是让他们签署了请求书，然后在大白天把他们带出死牢，这表示不是拉去枪毙。
而那些作为这场侦查游戏的对象的真正的死因，看到别人如此悔过和被赦，心中必定会有所触动吧。这一套把戏算是导演付出的额外开支。
据说，后来当了元帅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一九三九年两次被押进森林里去摘夜间的假枪毙，枪口对准了他，然后放下，又押回监牢。这是作为侦查方法采用的“最高措施”。也没有什么关系，事情过去了，照样活得不错，也没有怨言。
被拉去杀头的时候，人差不多总是俯首听命的。死刑判决怎么会有这样的催眠作用呢？受赦免的人们往往回想不起他们的死囚监室里有什么人进行过反抗。但是这种情形也是有过的。一九三二年在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里，死囚们夺下了看守们的手枪，并且用它们射击。从此以后，便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在监视孔里看准了该抓走的人以后，五个不带武器的看守一下子闯进监室，一齐扑过去抓一个人。监室里有八至十名死囚，但是每个人都已经向加里宁呈递了上诉，每个人都期待得到宽恕，因此：“今天你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他们让开路，袖手旁观怎样把死期已到的人反绑起来，他怎样叫喊求救，怎样把儿童玩的小皮球塞到他嘴里去。（瞧着儿童玩的小皮球，难道你会猜想到它的各种各样可能的用途吗？……对于讲解辩证方法的教师是一个多好的实例呀！）
希望啊！你更多地使人坚强还是使人软弱？如果在每个监室里死囚们都协力把前来的刽子手掐死——这不比向全俄中执委上诉能够更可靠地使死刑终止吗？已经到了坟墓的边缘——为什么不反抗呢？
但是，难道在被逮捕时不是也同样没有任何指望了吗？然而，所有被捕的人都是在希望的境界里，象割掉了脚似的用膝盖匍匐爬行。
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弗拉索夫记得，在宣告判决后的夜里，当四支手枪从四面摇晃着把他押过黑沉沉的卡德镇时，他的想法是：千万别用陷害的方法马上把他毙了，假冒说是在他企图逃跑的时候开枪的。可见，他还不相信自己的判决！还希望活下来……
现在把他关在民警所的一个房间里，让他躺在一张办公桌上，两三个民警在煤油灯光下不断在这里值班。他们彼此间议论：“一连四天，我听呀呀呀，还是没有闹明白：为了什么把他们判刑的？”——“唉，不是咱们的脑瓜子弄得清楚的事情！”
在这个房间里，弗拉索夫住了五昼夜：他们在等待批准判决，以便在卡德镇就地处决：很难再往远处押解死刑犯。有个人用他的名义发出了一封请求赦免的电报：“我不承认自己有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