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6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制报。押解员带他通过走廊的时候，显出恭敬的样子（写在他的档案袋上的训令使押解队有点发怵）——这一切情景那个姑娘全看在眼里。可是那个人却没有看见这个姑娘（后来他多么惋惜！）。
根据乱轰轰的人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姑娘判断出这是专为这人腾出一间包房，就在她隔壁。显然是不许他和任何人来往。因此她更有意要跟他交谈。包房之间是不能看见的，但是车内寂静的时候可以互相听到。傍晚，车厢里安静下来了。姑娘在长椅上紧挨着栅栏坐下，低声向他打招呼（也许是起先轻声唱歌。这个举动本应受到押解队的惩戒，但是押解队睡觉去了，走廊里没有人）。陌生人听到招呼，按她教的办法，也坐到同样的地方。现在他们背靠背坐着，紧贴着一层三公分厚的隔板，二人的嘴对着板壁的边缘，让声音穿过栅栏，悄悄地对话。他们的头和嘴唇挨得这样近，好像是在接吻，但是他们彼此不仅不能接触至u，连看一眼也是办不到的。
艾里克·阿尔维德·安德森听俄语的能力已经满过得去，讲话还有许多语病，不过基本上能够表达意思。他向这位姑娘介绍了自己奇异的经历（我们会在递解站里听到）。姑娘也把一个触犯了五十八河0条文的莫斯科女大学生的简单经历告诉了他。但是阿尔维德听得入神，他向这女孩子提出了好些有关苏联青年，苏联生活的问题。他所听到的和他以前从西方左翼报刊上以及他本人对苏联的正式访问中所了解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们谈了一个通宵。对于阿尔维德说来，这一夜一切都汇合在一起了：一个生疏的国度里的奇特的囚犯车厢；永远能在我们心中引起回响的夜行列车的有节奏的咔哒咔哒的响声；姑娘的优美动听的嗓音、她的低语、她的近在耳旁的呼吸——近在耳旁，可是连看她一眼也不能够啊！（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听见过女人的声音。）
通过这位不可见的（而且可能是，而且当然一定是很美丽的）姑娘，他这才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声音整整一夜向他讲述着真情。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初次了解，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的。（在早晨他还将透过车窗看到俄罗斯的暗黑的草房顶——并将听到一位隐身的讲解员的凄切的低语。）
是的，这一切就是俄罗斯：旅途中放弃申诉的囚徒，“斯大林”包房隔墙那边的姑娘，回房睡觉的押解队，衣兜里掉出的梨，掩埋起来的炸弹，登上二楼的马。
“宪兵！宪兵！”囚犯们欢喜地叫起来。他们高兴的是，下一段路程将要由宪兵押送，不用押解队了。
我又忘了打引号。以上的话是柯罗连科亲自说的。诚然，我们见到蓝箍帽的时候并不欢喜，但是如果你乘“泽克车厢”遇上了钟摆，无论见到谁都会高兴。
普通旅客在一个中途小站上车是需要一点本事的，可是下车有什么了不起？——先把东西甩下去，再往下跳就是了。而囚犯则大不一样。如果当地监狱的警卫队或者民警不来接车或者来迟了两分钟——得！列车开动了，这个作孽的囚犯就被拉向下一个递解站。如果真有个递解站把你接收下来，那还算好，又重新会发给吃的。但有的时候一直把你拉到这条路线的终点站，他们让你在空车厢里干等十八个小时，装上新犯人以后，再把你往回拉。到达原先那个车站的时候可能又没人来接，你又进了一条死胡同，又得在另一头坐等。要知道这整个期间是不给你供应伙食的！要知道你的口粮只开到第一个递解站。当地监狱马虎了，会计室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已经转到图龙监狱的账面上去了。押解队没有义务拿自己的面包喂你。他们能把你这样晃荡六个来回（有过的！）：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到你在图龙的月台上终于看到了蓝箍帽，恨不得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我的心肝宝贝，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在“泽克车厢”里两天时间就能把你拖得精疲力尽，气都喘不过来，浑身麻木。所以途中遇到大城市，你自己也不知道哪样好：是再受点罪，快点到达目的地，还是放出去进递解站，稍微松快一下。
但是你瞧押解队忙碌和奔跑起来。他们穿好军大衣走出来，用枪托敲打地板。这表示他们要全体犯人下车。
他们先在车门踏板前面围成一个圆圈，你刚一从踏板上掉下去、摔下去或滚下去，他们马上从四面八方震耳欲聋地朝你齐声吼叫（这是专门训练出来的）：“坐下！坐下！坐下！”几个人同时朝你喊，又不让你抬头看，这种手法具有很强烈的效果。好像在挨炮轰的情形下一样，你不由自主地龇牙咧嘴，手忙脚乱（你忙着到哪里去？），低低地弓着身子，赶上先下车的人们，和他们坐在一堆。
“坐下！”是一个很明确的口令，可是如果你是个初来乍到的，你还不明白它的意思。在伊万诺沃车站的待避线上，我听到这个口令的时候，正抱着手提箱（如果箱子不是在劳改营里做的，而是外面的产品，它的提手总要拽断，而且总是在最要命的时候）往前跑。我终于把箱子放到了地上，也没有看别人是怎么坐的，就在箱子上面坐下了。我的军官大衣还不太脏，下摆还没有剪短，总不能穿着它坐在枕木上，或者坐在浸透臭油的沙子上吧！押解队队长——红润的脸蛋，厚实的俄罗斯面型——大步跑来，我都没有来得及弄明白他这是为什么，要干什么，就见他显然是要用那只神圣的大皮靴惩办我的罪大恶极的脊背。可是不知是什么阻止了他，——他竟然不可惜那擦得担亮的靴尖，朝我的箱子猛增一脚，戳破了箱盖。“坐一下！”他给了一句解释。这时我才忽然发现我像一座塔似地矗立在四周的犯人们中间。还没有来得及提出“该怎么坐？”的问题，我自己就已经明白了该怎么坐，于是就像所有的人一样，像门前的狗、门后的猫一样，穿着我那心疼的军大衣一屁股坐在地下了。
（这只箱子我保存了下来。现在每当看见它的时候，我惯于用手指抚摸它的破口。它的破口不会愈合，不像身上的和心上的伤口。东西比人们更有记性。）
这种坐法也是有讲究的。如果屁股坐在地上，两膝势必抬起，重心移到后面，这样就不容易站起来，更不可能一跃而起。而且坐下来的时候要求我们挤得更紧些，使我们互相妨碍。如果我们想全体一齐向押解队扑过去——趁我们慢慢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先开枪把我们解决掉。
让我们坐在这里，是为了等待“乌鸦车”（它分批运人，一次是拉不完的），或者是为了步行押送。他们尽力找隐蔽的地方安排我们坐等，为的是少让外面的人看见。但有的时候很难堪地直接把我们放在月台上或者空场上（在古比雪夫就是这样）。这对自由人是一场考验：我们倒是以毫无愧色的眼光坦然自在地上下打量着他们，可是他们该怎样看我们呢？以仇恨的目光？——良心不允许（因为只有叶尔米洛夫之流才相信人们坐牢是因为“作了案”）。以同情的目光？要是有人把你的姓名记下来呢？也会判上几年的；简单得很。于是我们骄傲的自由公民（“念吧，羡慕吧，我是苏联公民！”）垂下自己有罪的头，竭力根本不看我们，好像这儿是一片空地。老太婆们比别人勇敢：已经没法把她们变坏了，她们连上帝都信呢。她们从不大的长方面包上掰下一块扔给我们。还有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当然不是政治犯）也不害怕。老劳改犯们知道这么一句话：“没进去过的——都要进去，进去过的——不会忘记。”你看，他们扔过来一包纸烟，为的是下回坐牢时也有人扔给他们。老婆婆手没劲，面包不到地方就掉下，而纸烟在空中打个弧旋直接飞进人堆里。押解人员马上哗啦哗啦地拉枪栓——瞄准老太婆，瞄准善良的心，瞄准面包；“喂，老婆子，走开！”
神圣的、摔成两半的面包在尘埃中静卧，直到我们被驱赶启程。
一般说来，坐在车站的地上的时刻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刻。记得在鄂木斯克，叫我们坐在两列长长的货车之间的轨枕上。这个夹缝里没有行人（一定是在两头布了岗：“不许过去！”我们的国民即使在自由的时候也习惯于服从穿军大衣的人）。天快黑了。是八月。阳光晒烫的站内的油污的卵石还没有变凉，它们烘烤着我们的屁股。我们看不见站房，可是知道它在列车后面不远的地方。电唱机放送着欢快的音乐，人群的嘈杂声连成一片。不知为什么，挤在蓬首垢面的人群当中，席地坐在这个偏僻的角落，并不觉得羞辱；听到我们这些人再也不会跳的属于另一世界的青年们的舞曲，也并不觉得是对我们的讥笑；想象着现在月台上有人在迎接谁，有人在送别谁，甚至手里还捧着花束。这是近似于自由的二十分钟：暮色渐渐浓了，天上的星星，线路上红的和绿的信号灯，都亮了。音乐声仍在响着。没有了我们，生活照样进行——我们甚至已经不再懊恼。
爱上这样的时刻，监狱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不然，愤怒会使你爆裂。
如果把犯人赶到“乌鸦车”跟前去的那一段路程包含着危险性，比如说旁边有街道和行人，那么押解条令还规定有一个很好的口令：“挽臂！”毫没有侮辱人格的意思——挽臂！老头和少年，姑娘和老太婆，健康人和残废，都挽起手臂！如果你的一只手拎着东西，你旁边的人就挽住你这只手臂，而你用空着的手去挽别人。现在你们比正常的队列紧缩了一倍。你们马上觉得行动艰难。由于东西的重量以及拿得不顺手而使身子失去平衡。你们都像瘸子一样一步一晃。你们这一群肮脏、灰暗、怪诞的生物，像一队盲人似地向前移动，互相间做出假装的温柔——这是怎样一幅人类的漫画啊！
也许前面根本就没有“乌鸦车”。也许押解队队长是个胆小鬼，他害怕路上出问题，所以才叫你们这样。你们就得拖着沉甸甸的东西，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地穿过整个市区，一直走到监狱。
还有另一个口令，这已经是鹅的漫画了：“抓住脚后跟！”意思是，凡是空着手的人，都要用两只手抓住自己的脚踝骨附近的地方。现在——“齐步走！”。（喂，读者诸君，请放下书本，在屋里走走看！……如何？速度如何？能看到周围多大一块地方？怎么样逃跑？）诸位能够从旁想象出三四十只这种鹅类在一起的场面吗？（基辅，一九四0年）
气候不能总是八月；还可能是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没有“乌鸦车”，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押送你们步行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递解站。不难猜想，“泽克车厢”的押解队在到达城市之前的几小时之内没有让你们解手，免得弄脏厕所。经过侦查以后你们身体都衰弱了，又被冻得感冒了，现在几乎是一点也憋不住尿，特别是妇女。哼，那有什么？马才需要停下来放松尿道，狗才需要躲到围墙边跷起一条腿。你们是人，可以边走边解，都是自己同胞，有什么害臊的？到递解站就会干了……。薇拉·科尔涅耶娃弯下腰提一提鞋，落后了一步——押解员立刻唆使狼狗去咬她，狼狗隔着冬天的衣服咬进了她的小腿肚。不许落后！有一个乌兹别克人摔倒了，就用枪托打，用皮靴踢。
没啥了不起：这些事不会拍成照片登在《DailyExPress》（《每日快报》）上。至于押解队队长，他活到老耄之年也不会遭到审判。
“乌鸦车”也是从历史上传F来的。巴尔扎克描写的监狱马车有哪点不像“乌鸦车”？仅仅是拉得慢一些，里面塞得不那么紧。
诚然，在二十年代还是把犯人排成纵队，押着他们徒步通过市区，甚至通过列宁格勒。他们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把交通都阻断了。（马路两旁的人们发出对他们的谴责：“这下偷够了吧？”当时还没有人理解下水道的宏伟意图……）
但是，随时注意着技术新动向的“群岛”毫不迟延地采用了“黑乌鸦”——更亲热的名称是“小乌鸦”（囚车）。第一批“乌鸦车”和第一批卡车同时出现在还是铺着卵石的马路上。它们的弹簧很硬，坐在车里颠得利害，好在囚犯们这时候已经不再是水晶制作的易碎品。然而早在一九二七年，它们的密封已经搞得很完善了：一条小缝也没有留下，一个小电灯泡也不装。既出不了气，也看不见东西。车斗子里当时也是每次都塞得满满的，只能人贴人地站着。并不是故意安排得这样挤，完全是因为车辆不够。
许多年间，“乌鸦车”的外壳一直漆成铁灰色，可以说是把监狱的特征公开地亮在外面的。但是战后在我国各大首府忽然觉得这样不大对劲，决定把外壳涂上欢快的色调，写上“面包”（囚犯们本来就是供建筑工地消化的面包）、“肉类”（确切一点应当写为“骨头”）等字样，要不就写上“请饮苏联香槟！”
“乌鸦车”的内部，可能是一个简单的钢板车斗——四壁空空的畜圈，也可能四边装着长凳，不过这东西决不是为了让你舒服，而是相反；往这种车斗塞的人数决不会比全体站着的车斗能容下的人数少半个，可是在这种车斗里，人们只能像堆行李和麻包一样摞起来。“乌鸦车”的后部也可能设有一个单间——仅能容下一个人的窄长的钢匣子。也有整个车斗都隔成单间的；左右两排单人匣子，像监室一样上锁，中间给看守留一条过道。
你瞧着外面手举高脚杯咧嘴大笑的女郎：“请饮苏联香槟！”，绝对想象不到里面会有这样一套复杂的蜂窝装置。
把犯人往“乌鸦车”里赶的时候，站成一圈的押解队员也是不断地喝叫：“喂，喂，快！快！”目的是不给你向四面张望和考虑逃跑的时间。他们连推带搡地把你轰上车，弄得你抱着行囊卡在狭窄的车门里，弄得你的头撞上车门的横楣。车后的钢板门扇费劲地闩上了——开车！
当然，在“乌鸦车”里连续乘坐几个小时是少有的事，经常只有二三十分钟。但是这半小时就能把你摇晃散架，把你骨头压断，把你身子挤扁。如果是高个儿，头还得窝着，——大概一定在回想着舒适的“泽克车厢”吧。
“乌鸦车”还意味着一次洗牌——新的相逢，其中印象最鲜明的当然是和盗窃犯的相逢。也许你未曾有过跟他们同乘一间包房的缘分，也许将来即使在递解站里也不会把你们放进同一间监室，但是此时此地你是被交给他们摆布了。
有时候拥挤到这种程度，连盗贼们也不好做手脚。你们的腿和胳臂钳在别人身体与背囊的夹缝甲、好像戴上了大枷。只有车子经过坑坑洼洼的地面，把所有的人都甩起来，好像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的时候，你们的四肢才能换换位置。
有时候松动一些。盗贼们在半小时之内就有办法把所有人的行囊的内容都检查一遍，把“杆菌”（好吃的食物）和较像样的“破烂”（衣服）统统收归己有。主要是你那些怯懦的和识时务的考虑（你仍然认为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事业还在前面的什么地方，所以你必须为此保全自己的身体，结果你就一点一滴地开始丧失着自己的不死的灵魂）阻止着你去和他们格斗。如果你抡起拳头去跟他们拼，那么你的肋骨之间准会吃上几刀。（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