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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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但是为了合理地节约造价，当中不铺设楼板，而是直接搭设多达六层的板铺，板铺的两侧钉着直上直下的脚蹬子。那些只剩一口气的犯人也得像水手一样踩着它们爬上爬下。（这种结构对于海船比对于港口更相宜。）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全体都住进了有顶的屋子，这时候就只能容纳下七千五百人了。这些人当中每天要死掉五十人。往停尸房抬死尸的担架一会儿也歇不住。（有人会反驳说，这完全说得过去，每天的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一。在上述的周转率之下，每一个人可以拖五个月之久。不错，可是你要知道主要的屠宰机——劳改营的劳动还没有开动呢。现在这种每天百分之零点七三的损耗是纯缩水率，并非任何一个蔬菜仓库都能容许这种比率。）
越深入群岛的腹地，混凝土筑成的港口越显眼地变成了木桩结构的码头。
卡拉巴斯——卡拉干达附近的一个递解站——这个字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在几年之内经过这里递解的犯人达到五十万（尤里·卡尔贝一九四二年经过那里的时候，登记号码已经是四十三万三千多号）。关人的房屋是一些低矮的夯土墙棚屋，泥地。每天的消遣是叫犯人带上东西，统统赶到屋外，由美术家在地面上刷白灰，甚至画出地毯的花样。晚上犯人们躺在地上，用身子把白灰和地毯一道蹭掉。
卡拉巴斯比别的递解站更有变成博物馆的价值。可是，呜呼，已经不存在了：在它的原址上现在是一座钢筋混凝土制件厂。
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递解点（北纬63
）的营地是一些支在沼泽地上的窝棚！用树根扎成的骨架上盖着一块四边不着地的破帆布帐篷。窝棚里面的双层铺也是用树棍（连枝权都没有削干净）搭的，中间的过道同样用树根铺成踏脚板。白天稀泥从踏脚板缝里扑哧扑哧
地往上冒，夜晚冻得梆梆硬。隔离区里各个地方的通道也是用细脆摇颤的小树棍铺成的。由于身体虚弱而变得行动笨拙的人们时而在这里或那里闪进水里或烂泥里。一九三八年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伙食没有一天变过样：麦屑粉和鱼骨头熬的糊糊。吃这东西比较方便，因为钵子、缸子和勺子之类的东西递解站一概没有，囚犯们自己更没有；可以让他们几十人一批到大锅边排队，用长柄勺把糊糊舀在他们的便帽、皮帽、衣襟里。
在同时蹲过五千人的沃格沃兹金诺递解点（它离乌斯特…魏姆几公里远。读到这一行以前，哪一位读者知道有一个沃格沃兹金诺？有多少个这类不知名的递解站！请将它们全都乘以五千吧！），供应的食物是稀汤，但是照样没有钵子。然而也想到了办法（我们俄罗斯的急中生智的本领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菜场倒在洗澡盆里，一次发十个人的，让他们你争我夺地抢着喝吧。
诚然，在沃格沃兹金诺没有人蹲过一年以上（蹲一年以上的有过，是那些只剩一口气的家伙，所有劳改营都不接受）。
在群岛上著的生活风貌面前，文学家的想象力实在惊人地贫乏。当他们想写出点有关监狱的最可谴责、最丑陋的东西的时候，总是拿便桶作为非难的对象。便桶在文学中变成了监狱的象征，屈辱和污秽的象征。噢，全是无知妄说！难道便桶是囚犯们的灾难吗？它是狱吏们最仁慈的发明。一切可怕的情景是从监室里没有了便桶的那一瞬间开始的。
一九三七年西伯利亚的某些监狱里面是没有便桶的，因为不够用。事先没有准备下那么多——西伯利亚的工业跟不上大逮捕的规模。仓库里发不出新建监狱需要的便桶。老监狱里倒是有便桶，可是又旧又小，这时候唯一明智的办法是把它们取消，因为在人数猛增的情况下，跟没有一样。例如，米努辛斯克监狱老早是按五百人的容量建造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进去过，因为他是以自由人身份乘车去流放地的），现在装一万人。那就是说每一只便桶应当增大二十倍！但是它并不能增大呀……。
我们俄国人的笔写东西从来是粗线条的，我们经历的事情可谓多矣，但是描写出来，揭示出来的几乎等于零。在惯于通过显微镜观察生活的微小细胞、惯于在照明器的光束下摇晃试管的西方作者们的笔下，处在超员二十倍又没有便桶而且一昼夜只许出来解一次手的监室里的人类心灵的惶乱情状，可以写出一部长篇的史诗，可以再写出十卷《追忆似水年华》！当然有许多情节是他们不知道的：在帆布风帽里小便的办法他们就想不出来；另一个犯人提出的可以把尿撒在长统靴里的忠告，他们更是完全不能理解。其实这项忠告是经验丰富的智慧的结晶，它决不是叫你毁掉皮靴，也不是把皮靴降格为提桶。它的意思是：脱下一只靴子，倒过来，把靴筒往外翻上来——于是就形成了环槽状的、你十分一需要的那个容器！而且如果西方作者们知道米努辛斯克监狱里下述的狱规的话，他们将能以多么曲折细微的心理描写去丰富他们的文学啊（而且决不会冒重复著名大师们的手笔的危险）！在这个监狱里，饭钵子四人只发一个，饮用水每天每人发一缸子（茶缸子倒够用）；可能出这样的事：四人中的一个竟然利用公共的钵子行了方便，可是在吃午饭以前又不肯交出自己保留的水去洗钵子。这将出现一场怎样的冲突！怎样的四种性格的顶撞！多少微妙的差别！（我不是说笑话，只有这时候才显露出一个人的底蕴。只不过俄国人的笔没有工夫去描写这些，俄国人的眼睛也没有时间去读它。我不是说笑话，因为只有医生才能告诉你，在这样的监室里呆几个月就能永远毁掉一个人的健康，即便他到了叶若夫时代也没有被枪毙并且在赫鲁晓夫时代恢复了名誉。）
你看，我们还幻想过在港口里休息一下，松快一下呢！在“泽克车厢”包房里挤成一团的那几天几夜里，我们是怎样地幻想着递解站啊！想的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伸伸腰，直直身子。想的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足足地喝到凉水和打到开水。想的是在这里不会再强迫我们用自己的东西向押解队去赎买自己的口粮。想的是在这里会供给我们热食。最后还想着会把我们带进洗澡房，在热水里浸一浸，那时浑身就不会这么痒了。“乌鸦车”里我们的腰撞得生痛，从一侧摔到另一侧；押解队朝我们吼叫：“挽臂！”、“抓脚跟！”我们暗暗鼓励自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快到递解站了！到了那里就好了……”
可是到了这里，即使我们一部分梦想能够变为现实，也总要被另外一些事情弄得十分扫兴。
洗澡房里会遇到什么你永远说不准。忽然他们动手剃光女人的头发（红色普列斯尼亚，一九五0年十一月）。或者让清一色的女理发员给我们一长串光屁股的男人剃头。在沃洛格达的蒸气浴室里，胖大婶莫吉亚吆喝着：“男人们，排好队！”然后用蒸气管子朝整排男人们身上放气。伊尔库茨克递解站的见解不同，认为洗澡房服务人员全部是男性并且由男子汉在女人们的两腿之间涂抹焦油软膏更加符合天理人情。或者如像在新西伯利亚城递解站里那样，大冬天冰冷的洗澡房里的水龙头只流凉水；囚犯们鼓起勇气要求首长来看看；来了一个大尉，他竟满不在乎地亲自伸手到水龙头下面试了试，然后说：“我告诉你们，水是热的，懂吗？”至于有的地方洗澡房里根本没有水，有的地方在烘炉里把犯人的衣服烤焦，有的地方强迫洗完澡的犯人们赤身光脚在雪地里跑到另一处去取衣物（罗德尼查，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反间谍机关，一九四五年），我们已经说腻了。
一跨进递解站，你就会发现在这里掌握你命运的不是看守员，也不是戴肩章穿制服的，这些人不管怎么说总得遵从一点成文的法律。这里掌握你命运的是递解站的杂役。是那个前来招呼你们这批新到解犯的，脸色阴沉的洗澡房服务员：“喂，法西斯老爷们，去洗澡！”；是那个手拿一块写字用的三合板垫板，两眼在你们的行列里搜索，催你们快去干活的派工员；是那个剃光的头上留着一撮长毛、摸着一卷报纸在腿上敲敲打打，眼珠儿却瞟着你们行囊的教育员；还有另外一些你们认不出来的杂役，他们正用X光般的视线透射着你们的皮箱。他们彼此多么相像啊！在你们短短的递解途中你们好像在什么地方已经见过这一帮家伙，虽不像他们这样干净整齐，但同样是露着残忍的獠牙的畜类。
是了，又是那些盗窃犯！又是那些乌乔索夫歌颂的扒手！又是那些任卡·若果里，野兽谢廖嘎和吉姆卡…基施肯尼亚……只不过他们现在已经不是蹲在铁窗里面，他们已经洗干净、穿整齐，成了官方人物，神气活现地维护着纪律——只要我们遵守的纪律，如果有人带着一点想象力仔细端详这一些嘴脸，他甚至可能得出这样的印象：他们也是从我们俄罗斯的根上生出来的，一度曾是一些农村孩子，他们的父辈是一些名叫克里姆、普罗霍尔、古里之类的乡下人。他们的身体构造甚至和我们的都有点相似：两个鼻孔，两只眼珠上各有一片虹膜，绯红色的舌头是用来吞入食物和说出一些俄罗斯话音的，只不过用词和我们完全不同罢了。
任何一个递解站的首长都会找这个窍门：所有编制内职务的工资都可以付给呆在家里不上班的亲属或者由监狱头头们私分。监狱里的差事只要你吹一声口哨，社会亲近分子中自报奋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他们只图一点，就是可以在递解站系缆，从此不下矿井，不上矿山，不进泰加森林。这些派工员、文书、会计、教育员、浴室服务员、理发员、保管员、炊事员、洗碗工、洗衣工、缝补匠——全都是递解站的永久居民。他们领的是犯人口粮，算在监室的名额里，但是他们不用首长关照也自有办法从大伙房里或者解犯的包袱里捞到额外的食物和油水。这些递解站的杂役们认准了，随便哪个劳改营里也不会比他们现在舒服。我们落进他们手里的时候，还是没有被搜刮干净的，所以他们要美美地敲我们一杠子。在这里他们甚至代替看守员对我们进行搜查。搜查之前劝我们把钱交给他们保管并且像煞有介事地开列一个什么清单，可是清单和钱一起马上就不翼而飞了。“我们把钱交上去了！”“交给谁了？”走来的军官惊奇地问。“就是刚才在这儿的那个人！”“具体是谁？”在场的杂役们都说没有见到……“你们为什么要把钱交给他？”“我们以为……”“以为个屁！少以为点就好了！”一切都吹了。他们劝我们把衣物留在洗澡房的脱衣间里。“没人拿你们的！谁要你们这些东西！”我们留下了，反正也不能带进浴室去。回来：毛衣不见了，毛皮手套不见了。“什么样的毛衣？”“灰的……”“噢，那准是它自己跑进洗衣房了！”他们有时也很讲信义地收取我们的东西：作为替我们把箱子送进贮藏室保存、把我们关进没有盗窃犯的监室、尽快地起解、尽可能不再拖延起解等等服务的酬劳。他们唯一不干的事是直截了当地抢劫。
“这些人可不是盗窃犯！”我们当中的内行们解释给我们听。“这些人是‘母狗’．是给监狱当差的。他们是正经扒手们的敌人。正经扒手是那些蹲在牢房里的。”但是这一套对于我们这些家兔们的脑子是太难懂了。他们的派头都一样，他们身上刺的花纹也都一样。也许这一帮是那一帮的敌人，可全都不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明摆着的事儿……
这时候，他们叫我们在院子里紧挨监室窗户的地面坐下。窗户都有“笼口”，看不到里面，但是里面有人用沙哑而善意的声音忠告我们：“乡亲们！这儿有规矩：凡是茶叶、烟末之类散装的东西，搜身的时候都要没收。谁有，快摆到这儿来，撂进我们窗户里来。我们以后还给你们。”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是“福来儿”，是家兔。说不定真地要没收茶叶和烟末。我们在伟大的文学著作里面谈到过囚犯之间普遍的团结精神，囚徒是木会欺骗囚徒的！称呼得那么亲热——“乡亲们！”。我们把烟荷包撂给他们。纯种的扒手们在里面接住，然后传出哄堂大笑：“哎，法西斯小傻瓜们！”
“别想在这儿讲理！”“把你的东西全交出来！”——这就是递解站迎接我们的标语，尽管并没有挂在墙上。“把你的东西全交出来！”——看守员、押解员、盗窃犯全都向你重复这句话。你已经被沉重的刑期压得不能翻身，你想的是怎样松一口气，而周围的人想的是怎样搜刮你。一切人都是想方设法对本来已经精神颓丧和孤立无援的政治犯再加一层压力。“一切你都得交出去！”——高尔基递解站的一个看守员无能为力地摇着头说。安斯·伯恩施坦像解除负担似地把自己那件军官大衣交给了他——不是白给的，是交换两颗葱头。去告盗窃犯的状有什么用？你没有看见红色普列斯尼亚所有的看守员都穿着公家从来没有发过的铬鞣革的大皮靴吗？这全是盗窃犯在监室里弄来然后转手给他们的。告盗窃犯的状有什么用，如果连文教科的教育员都是盗窃犯并且由他们给政治犯写鉴定（克麦罗沃递解站）？在罗斯托夫递解站能够要求管束盗窃犯吗，如果那地方正是他们自古以来的老窝？
据说一九四二年在高尔基递解站几个被捕的军官（加甫里洛夫、军事技术员谢别金等人）竟然奋起反抗，痛打盗贼，硬把他们整服帖了。但是对这种事一般都当做传奇看待：只在一个监室里整服帖了？服帖了很长时间？蓝边帽是干什么吃的，能让异己分子打亲近分子？至于有人说，四0年科特拉斯递解站小卖部旁边盗窃犯从政治犯手里抢钱，政治犯动手狠揍他们，别人制止不住，这时候警卫队带着机关枪开进隔离区来保护盗窃犯——这种事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这完全像真的。
糊涂的亲人哪！她们在外面奔走借贷（因为家里没这笔钱），给你们捎进东西和食物——守活寡的妻子的最后的奉献。殊不知这些礼品是有毒的，因为它会把你由一个饥饿但是自由的人变成一个惊恐不安和胆小如鼠的人。它会使你丧失那刚刚萌芽的醒悟和正在凝结的坚韧，这两者才是你进入深渊之前唯一需要的东西。哦，关于骆驼和针眼的睿智的寓言啊！这些身外之物不允许你走进精神解脱的天国。你在“乌鸦车”里看到，别人也带着和你一样的口袋。盗窃犯们朝我们狺狺狂吠：“带烂包袱的畜牲们！”但是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有五十来个，他们暂时没有动我们。现在我们在普列斯尼亚监狱交接处已经被关押了一天多。因为拥挤，两腿只得盘在身子底下，坐在肮脏的地面上。但是我们谁也无心观察周围的生活，因为我们的心都放在怎样寄存箱子上。虽然寄存东西被认为是我们的权利，然而仅仅是因为这儿是莫斯科的监狱，又看到我们当时还没有完全丧失莫斯科的外表，派工员们才勉勉强强地答应替我们办这件事。
一块石头落地！——东西收下了（这表示我们将不在这一个递解站把它们贡献出去，而是在下一站）。只剩下倒霉的食品包裹还在我们手里晃荡着。由于我们这一批“海狸”过分集中，他们把我们分散到各个监室。我和瓦连金被关进同一个监室，他就是和我同一天在特别庭决定上签名的那个人。当时他曾经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