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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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怎么可能？那儿没有法律？”
“别问这些傻瓜问题。法律有。法律就是泰加森林。而正义——一古拉格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会有。这个卡尔戈波尔事件差不多是劳改营的象征。你们还必需习惯于这一条：劳改营里谁也不会白做什么事，谁也不会出于善心做什么事。一切都必须付给代价。如果有人向你们提出什么大公无私的建议，你们必须知道这是圈套，这是引你上当。最主要的：必须逃避一般作业！从头一天起就要逃避！如果头一天掉进去了，你们就完蛋了，永远完蛋了。”
“一般作业？”
“一般作业——这就是一个劳改营的主要作业。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干这个。他们全都得像牲口一样倒毙。全部。然后又会运来新的人去干‘一般’作业。干这种劳动，你周身力气都会使尽。永远吃不饱。永远湿淋淋。鞋也没有穿的。什么都克扣少给。住最坏的工棚。有病不给治。只有不干‘一般’的人才能在劳改营里活下来。要不惜任何代价争取不掉进一般劳动的火坑！从第一天起。”
不惜任何代价！
任何代价吗？……
在红色普列斯尼亚我汲取和接受了这个残忍的专用犯人的这些丝毫不夸张的忠告，只是忘了问他一件令：代价的尺度是什么。它的最高界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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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囚徒返回队
“泽克车厢”使人受罪，“乌鸦车”里苦不堪言，递解站也是个折磨人的地方。顶好还是躲过这几关，乘红色闷罐车厢直达劳改营吧。
在这方面也像在一切方面一样，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用直达列车道送罪犯去劳改营可以减轻市内铁路线、汽车运输和递解站人员的负担，这对国家是有利的。古拉格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并且做了出色的安排：编组红色列车（用运牲畜的红色车皮）运输队和驳船运输队，在既无轨道又无水道的地区组织步行的囚犯大队（不许可犯人使用马匹和骆驼）。
每当什么地方的法庭的高速工作或什么地方的递解站挤得难以招架的时候，便显示出红色列车的极大优越性—一它可以一次集中遣送大量的囚犯。一九二九——一三一年曾用这个办法遣送过几百万农民。用同样的办法把列宁格勒迁出了列宁格勒。“三十年代的科雷马殖民也是靠这个办法实现的：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每天吐出一趟红色列车开往苏维埃港、瓦尼诺港。每个省府也发出这种列车，不过不是每天一趟。一九四一年用它把伏尔加河畔的日尔曼族共和国迁到哈萨克斯坦，后来对其他各民族也是如法炮制。一九四五年这种列车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接回俄罗斯的浪子和浪女们，或者把自行回归的人们从西部边界上运回来。一九四九年把五十八条的犯人们集中到特别劳改营也是用这种交通工具。
“泽克车厢”的运行要按照凡俗的行车时刻表，红色列车则遵照古拉格的神气的将军签署的神气的指令运行。“泽克车厢”不能停在一片旷野里，它的终点总得有一个站房，有一个尽管很不像样的小镇，有一个有房顶的羁押室。但是红色列车却可以开进哪怕是真空里面，它在哪里停下，在它旁边立刻就会从草原或森林的海洋里升出群岛的一座新的岛屿。
并不是随便一节红色车厢都可以马上用来运犯人——首先要对它进行整备。整备的意思并不是如读者可能想象的：把它打扫一下，清除装人以前用于货运时剩下的煤屑和石灰，——这类事情不是每次必须做的。整备的含义也不是把车皮的缝隙填塞好，安上炉子。（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至罗普恰之间的线路刚一建成就立即投入运输犯人的工作，那时它还没有并入全国的铁路网。在这条线上使用的是既没有安炉子又没有支铺位的车皮。大冬天犯人们躺在结冰积雪的车厢底板上，而且还吃不到热食，因为列车跑完这一段的时间从来不超过一昼夜。有谁哪怕在想象中能够躺在那里熬过这十八—一二十个小时而且还能活下来！）整备工作指的是以下这些事：要检查底板、壁板、顶板是否完整牢固；要在小窗孔上装好牢靠的铁栅栏；要在底板上打一个下水口，四周用铁皮和密钉特别加固；整个列车要均匀地、按必要的密度分布一些平台（上面设置带机关枪的押解岗哨），如果平台太少，要临时加造；要装置登上车厢顶棚的梯子；要周密安排设置探照灯的地点并保证电源的畅通；要制造长柄木槌；要加挂一节指挥部用的客车，如果没有，则准备几节设备齐全并能取暖的宿营车供警卫队长、行动特派员、押解队员乘用；要设置给押解队和给犯人做饭的厨房。待一切准备停当，便可以沿着列车首尾走一趟，用粉笔在车皮上歪歪斜斜地写上“专用设备”或者什么“易腐品”之类的字样。（叶·金兹布尔格的《第七节车厢》对红色列车的押解有很生动的描写，这里不再赘述。）
列车准备工作结束之后，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把囚犯装进车厢，这是一场复杂的战斗行动。进行这件事必须达到两个重要的目标：
——要使老百姓看不到上车，以及
——要使犯人感到恐怖。
上车必须瞒过当地居民，因为一趟列车一次要装进一千来人（至少挂了二十五节车皮），这不同于“泽克车厢”里运的那一小股，那一点人当众押送也是不碍事的。当然尽人皆知每日每时都在抓人，但是不应当让任何人看到大批犯人来在一起的情景而感到可怕。一九三八年在奥廖尔，没有一家没有人被抓，奥廖尔监狱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农村来的大车，旁边站着哭哭啼啼的农村妇女，活像苏里柯夫的《射手刑场》的画面。（啊，什么时候还会有人给我们画一幅呢！不用指望了：这已经不时髦，很不时髦……）当时当地这类事情是没有法于掩盖的。但是何必在我们苏维埃人眼前显示出一天就抓来一列车之多呢（当年的奥廖尔被抓的人一天就能凑足一列车），况且更不应该计青年们看到这些——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所以这事只能夜间干——每天晚上从监狱押出一支黑色的解犯队伍步行去车站（“乌鸦车”正用于新的逮捕），这样连续几个月。诚然，女人们是警觉的，女人们有法子打听出来，她们深更半夜从全城偷偷地溜到车站，紧盯着停在待避线上的列车，她们沿着列车奔跑，在枕木和轨道上磕磕绊绊，她们朝一节车厢里喊：某人在这里吗？……某某和某某在这里吗？……
接着又跑向另一节车皮，然后又有另一些人跑到这节车厢来问：有某某人吗？忽然从贴了封条的车厢里传来了回话：“我！我在这儿！”或者：“快去找！他在别的车厢！”或者：“大嫂子们，劳你们的驾，我老婆就住在车站附近，请你们跑一趟告诉她！”
这类有损于我们现时代荣誉的场面之所以能发生，是上车的组织工作不完善所致。当局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于是从某一夜晚起，一群狂吠乱叫的狼狗组成了一个警戒圈，远远地把列车包围起来。
在莫斯科也是如此，不知是老斯列金卡递解站（这地方现在连囚犯们也不记得了）还是红色普列斯尼亚递解站，把犯人装上红色列车只准许在夜间进行，这是法律规定的。
然而，尽管白日的光辉对于押解队是多余的，可是他们却使用夜间的小太阳——探照灯。这东西用起来方便，因为它们的光束可以集中射向需要的地点——坐在地上的惊慌失措的囚犯的人堆。他们在那里听候命令：“下一批的五个人——起立！目标——车厢，跑步走！”（一切都是“跑步走！”，免得他们东张西望，免得他们心里打主意，要使他们觉得像被一群狗追赶着，只顾往前跑，千万别摔倒）；探照灯射向他们奔跑的坎坷不平的小路；射向他们攀登的车厢踏板。探照灯的阴森凄惨的光束不单是为了照明：它是恐吓囚犯的重要的戏剧性手段。此外还有对落后者的厉声恫吓与枪托的猛击；还有“就地坐下！”的命令（有时命令：“跪下！”例如在上面讲过的奥勒尔的车站广场上就曾如此，一千个人像现代的朝圣者一样纷纷跪倒在地上。）；还有本身毫无必要但具有很大震慑作用的向车厢的跑步前进；还有警犬的嗥叫；还有对准犯人的枪口（早年是步枪，后来是自动步枪）；这一切都属于这种手段。主要目的是压垮和摧毁囚犯的意志，使他们不能产生逃跑的念头，使他们长久地不能领悟自己新的有利条件：他们从石砌的监狱里转入了薄木板制成的车厢。
但是为了能在一夜之间把成千人麻利地装进车厢，监狱当局必须头天早晨就把犯人从监室里提出来进行起解前的处理，押解队要花一整天时间在监狱里长久而严格地进行接收，对接收来的犯人还要负责看押好几小时，不过不是把他们放在监室里，而是集中在大院里，以免和留狱的犯人掺混。所以，夜间的登车对于因犯说来不过是一整天磨难的令人松一口气的结束。
除了常规的点数、核对、剃头、蒸衣和洗澡，起解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总搜查。搜查不由狱方主持，而由前来接收的押解队负责。遵照红色列车押解条例并出于押懈队本身的战斗行动的考虑，搜查时要做到不给犯人留下任何有助于逃跑的物件：没收一切带尖的有刃的东西；为了防止犯人们洒迷押解人员的眼睛，必须没收各种粉末状的市西（诸如牙粉、砂糖、盐粒、烟末、茶叶之类）；任何绳索，不管是粗绳、细绳、腰带，要一律没收，因为都可以利用于逃跑。（小皮带当然也不例外！一个独腿人系义肢的小皮带也被剪掉了，这个残废人只好把假腿扛在肩上，靠旁边的人扶着往前跳。）其他东西，包括资重物品和提箱，按条例应一律送进专门的寄存车厢，到押解终点再归还原主。
但是对于沃洛格达或者古比雪夫的押解队，莫斯科定的条例的权威是疲软而松弛的，而对于囚犯们，押解队的权威可是具体而实在的，这一因素便决定了登车行动的第三个目的：为了维护正义，必须没收人民之敌的一切值钱的东西，供给人民之子享用。“就地坐下！”“跪下！”“脱光！”——这几句条例中规定的押解口令体现了一种不容争辩的根本权威。要知道，一个赤身露体的人心里是发虚的，他不能骄傲地挺起胸膛和一个穿着衣服的人平等地谈话。搜查开始了。（古比雪夫，一九四九年夏天。）赤条条的人们拿着自己的东西和脱下的衣服一个个地走过来，四面站着大批戒备森严的武装士兵。气氛不像是起解，而是要拉出去枪毙或者送进煤气室烧死。人在这时候已经不再关心身外之物。押解队故意把一切做得生硬、粗鲁，没有一个字是用普通人类的声音说出来的，因为目的就在于吓倒和压垮。箱子全被抖空（把东西抖在地下），然后扔进一个大堆里。囚犯们的烟盒、皮夹子以及其他一些可怜的“贵重物品”全被挑拣出来，不标姓名，一概丢进旁边的大木桶。（不用保险柜，不用木箱，不用大盒子，偏偏用大木桶——这种做法对于赤身露体的人们不知为什么具有特殊的压力，使他们觉得反抗是无益的。）光着身子的人们只得赶紧从地面上收拾起搜查后剩余的破烂，塞进小包袱或者打进行李卷里。毡靴吗？可以寄存，扔在这一堆里，在登记表上签个名吧！（不是发给你收据，而是要你自己签字证明你往这一堆里扔了东西！）最后一辆装运囚犯的卡车开出监狱大院的时候天已昏黑了，囚犯们看见，押解人员们一拥而上，从大堆里抢光最好的皮箱，从大木箱里挑拣最好的烟盒。接着是看守员们跑来拣点便宜，随后是递解站的杂役们。
这就是为了登上闷罐车在一天之内需要付出的代价！好了，现在总算松了一口气，爬进来了，身子换上了扎人的铺板。但是这里哪有什么松快，这算什么取暖宿营车？！囚犯们又陷入了寒冷和饥饿、干渴和恐惧、盗窃犯和押解队的两面夹攻。
如果阿罐车厢里有盗窃犯（在红色列车里面当然也不会单独把他们隔开的），他们便会占据着靠窗孔的上层铺的传统的好位置。这是夏天。我们可以猜出冬天他们在什么位置。当然是靠着炉子，紧紧围成一圈。当过小偷的米纳耶夫回忆，一九四九年的严冬，从沃罗涅日到科特拉斯全程（好几昼夜），他们那一节“取暖宿营车”统共领到三提桶煤块！这时候盗窃犯们不单是占据了炉边的位置，不单抢光“福来儿”的全部厚衣裳穿在自己身上，甚至连他们的包脚布也不嫌弃，把这东西从他们的鞋里抖出来，缠到自己的贼脚上。“今天该你死，明天才是我！”吃饭问题更要稍微糟糕一些——全车厢的口粮全由盗窃犯负责领取，他们留下最好的或者他们需要的。洛希林回忆起一九三七年的那一次由莫斯科到佩列波尔的三天三夜的递解。因为只有短短的三昼夜，不值得在列车里面煮热食，所以只发给干粮。盗窃犯们把全部夹心糖给自己留下，面包和鲜鱼允许别人均分；这表明他们当时肚里不饿。当供给热食的时候，盗窃犯近水楼台，菜汤是由他们分配的（由基什涅夫到伯朝拉的为期三周的递解，一九四五年）。除此以外，盗窃犯们在途中也不嫌弃普普通通的小抢小劫：他们发现一个爱沙尼亚人镶着金牙，便把他撂倒，用一根火钩子把金牙敲下来。
犯人们认为红色列车的最大优点是供给热食。在一个荒僻的车站上（仍是为了不让老百姓看见）把列车停下，把菜汤和稀粥送到各个车厢。但是发放的时候总要搞一些歪门邪道。他们可能（例如上面说的那趟由基什涅夫发出的列车）把菜汤倒在领煤用的提桶里。要洗也没有水呀！因为列车里饮用水是定量的，比菜汤还缺。就请你一边喝汤，一边嘎吱嘎吱地嚼煤粒吧。或者他们给一节车厢送来了菜汤和稀粥，却不给够钵子，四十个人只给二十五个，同时又命令：“快吃！快吃！我们还要往别的车厢送，不是你们一节！”请问怎么喝法？怎么分法！按钵子平均分配根本不可能，只能凭眼力掌握，手紧一些，免得发过头。（先喝的人叫唤：“你搅和搅和呀！”后来的人不吭声：就让它底下稠一点吧！）头一拨喝着，第二拨等着。快点喝吧！肚子饿得发慌，桶里的粥也要凉了。外头已经在催促：“喂，完了吗？快了吗？”然后才轮到给第二拨舀粥。必须舀得不多不少，不稠不稀。发完以后，还需要估量出每个人还能添多少，这一次至少可以把两份合舀在一个钵子里分给全体了。从头到尾这四十个人简直不是吃饭，而是眼睛盯着分粥，心里受罪。
不给取暖，不管束盗窃犯，水不给喝够，饭不给吃饱——再加上连觉也不让睡。白天押解员能看清楚整个列车和车后面的线路，知道有没有人跳车，有没有人卧轨。到了夜间，警惕性害得他们不得安生。夜间每到一站他们就用长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