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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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列车与其他长途直达列车不同的地方是，上了这种列车的人不知道还能不能下车。由列宁格勒监狱发出的（一九四二年）一趟列车在索里卡姆卸车的时候，整个路基上摆满了死尸，活着到达的只有少数。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和一九四五一四六年的两个冬天，从被解放的领土（波罗的海沿岸，波兰，德国）开来的囚犯列车抵达铁路村（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时候，也和开到极北地带所有主要枢纽站的时候一样，都挂着一两节装死尸的车皮。这表示在途中他们认真地从活人车厢里把死人检出来，放进了死人车厢。实际上并不是经常这样做。在苏合别兹沃德那亚火车站（翁日拉格）有好多次是这样分清谁死谁活的：列车进站后，打开车厢的门，凡是爬不出来的就算是死人。
冬季乘这种列车是可怕的，致命的，因为押解队一心用在警惕性上，实在无力为二十五个炉子拉煤炭。可是大热天乘这种车也不是那么甜蜜：四个小窗孔两个被封死，车厢顶棚晒得滚烫；至于饮水的问题，如果连一节“泽克车厢”的饮用水都供不上，却硬要押解队为一千口子去提水，岂不会把他们忙坏了？因此，囚犯们认为递解最好的月份是四月和九月。但是，如果一趟列车需要在路上走三个月（由列宁格勒去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九三五年），那么就是连最好的季度也是不够用的。预定要长期运行的列车，对于途中押解队的政治教育以及被囚禁的灵魂的精神关注都会有周密的安排：为这趟列车必定指派一位“教父”——行动特派员，他乘坐一节单独的车厢。这位行动特派员在监狱里就对这次押解做好了准备，犯人不是随随便便地而是按照他认可的名单安排进各个车厢。他批准每节车厢的室长，训练和安插每节车厢的眼线。每次较长时间的停车，他总要找一个理由把这个人或那个人从车厢里叫出来，询问人们在里面谈些什么。这类特派员要是在旅途终了仍然搞不出什么现成的结果，是没脸见人的。他保证在路上就会给什么人立案侦查，你瞧着吧，一到目的地那个人又会被套上一个新的刑期。
算了，让这种可恶的红色牲畜列车，连同它的直通、直达也都见它的鬼去吧！经历过这种递解的人反正永远是忘不了的。还是快点到达劳改营吧！快点到达吧！
人是希望与急躁的动物。好像劳改营的行动人员会比较有人性，好像那儿的眼线们将不会这样昧良心，（实际正好相反！）好像我们到达那里以后，他们不会用同样的恫吓和同样的警犬强迫我们坐到地下，（“就地坐下！”）好像现在吹进了你们的红色车厢的大雪，在车外的地面上不会积得更厚一些。好像我们现在一下车就等于到达了目的地，而不会再把我们装上露天的平台车沿窄轨铁路继续往前拉。（可是使用没有遮拦的平台车怎么运送犯人呢？怎么看守呢？——这确是押解队的一项难题。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命令我们挤成一团躺倒，用一整块大帆布苫在上面，和“波将金”号巡洋舰上被枪决以前的水手们一样。为了苫上这块帆布，还应该对他们说声谢谢呢！）奥列涅夫和他的伙伴们在北方的十月间坐在露天的平台车上等了一整天（人已经装上了车，可是火车头没有调来。先是下了一场雨，后来上了冻，犯人们的破衣烂衫全结了冰）。小型列车开动起来猛烈颠簸，平台车的槽帮子常会裂缝和折断，一次震荡就能把什么人甩到车轮子下面去。那么烦请诸位猜一猜：由杜金卡发车，在北极的严寒中乘露天平台车沿窄轨铁路行驶一百公里，在这种情况下盗窃犯坐在什么位置？答案是：在每一节平台车的正中，以便让他们四周的牲畜们捂暖他们，也护着他们免得掉到火车底下去。答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在这条窄轨铁路的终点，犯人们将会见到什么（一九三九年）？那儿会有房子吗？不，没有一间。地屋？有，可是已经挤满了．那不是给他们住的。这么说，他们首先得给自己挖地屋吗？不、因为在北极的冬天怎么能挖呢？他们不是去干这个，而是被带去开采金矿。“可是他们在哪儿住呢？”“什么？——住？……哦，对了，住……住……——住帐篷嘛”
但是不会每一次都需要再乘一段窄轨火车吧？不，当然不。有乘大火车直接抵达的：叶尔佐沃车站，一九三八年二月。半夜里车厢门打开了。沿着列车的全长燃起了一堆堆的篝火，在火光照耀下人们从车里下来，站在雪地里。点数，站队，又点数。气温是零下三十二度。这批犯人是从顿巴斯来的，都是同年夏天被捕的，穿着短腰皮靴、便鞋，还有穿凉鞋的。谁想在火堆旁边取暖，押解队马上把他赶开：篝火不是为这个预备的，而是为了照明，一眨眼工夫手指头就冻木了，雪填进单薄的鞋子里连化也不化。没有一丝宽容，只听见口令声：“站队！看齐！谁离开队列左右一步，我们不打招呼就开枪……齐步走！”系在铁链上的警犬被它们心爱的口令和这个兴奋的时刻激动得阵叫起来。穿着羊皮大衣的押解队员们开步走了，穿着夏季衣服的注定灭亡的人们也沿着积雪很深的完全没有踩出来的道路走向泰加森林中的某个地方。前方看不到一点灯火。北极光在闪耀。这是我们一生第一次也多半是最后一次见到北极光……云杉在酷寒中发出干裂声。没有鞋穿的人们用冻僵的脚掌和小腿测量着积雪的深度，把积雪踩实。
或者以一九四五年一月（“我军攻占华沙！……我军切断东普鲁士！”）到达伯朝拉的情形为例。荒凉的雪原，把人们从车厢里轰出来，叫他们坐在雪地里，排成六路横队。接着就没完没了地点起数来。一次数错了，再数一次。然后叫犯人们站起来，押着他们在没有人迹的雪原里步行六公里。这批犯人也是从南方来的（摩尔达维亚），所有的人脚上穿的都是单皮鞋。狼狗紧跟在他们后面，用前爪推着最后一排人的脊背，向他们的后脑勺子吹送着狗的气息。（走在这一排的是两位神甫——银发苍苍的年迈的费多尔·福罗利亚神父和搀扶着他的年轻的维克托·施波瓦里尼科夫神父。）使用警犬的技术如何？不，警犬显示的自制力如何？——要知道它们是多么想咬上一口啊；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劳改营的入营洗澡房；先在一座小屋里脱掉衣服，光着身子跑过大院，在另一座房屋里洗澡。但是眼下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主要的罪已经受过了。现在总算到达了！天黑了下来。忽然听说：营里没有空位子，不能接收新犯人。于是洗完了澡以后又把解犯叫出来排队、点数，四周布置了警犬——一切再来一遍，拖着自己的东西，还是原来那六公里，他们踩着积雪重返自己的列车，只不过这一次是摸黑。他们走后的几小时内，车厢的门一直大开着，原来那点可怜的热气早已跑得一干二净。而且抵达目的地以前车上的煤炭都烧光了，现在到哪儿去找？他们挨了一夜冻，早晨发给他们干石斑鱼去嚼（谁想喝水——嚼雪去吧！），然后又沿着原路带去劳改营。
这还是一个幸运的事例！因为好歹还有一个劳改营。今天不接收，明天会接收。而红色列车按照其本性说来一般是开往真空地带的。递解终了之日往往就是一座新劳改营开创之时。因之列车可以在北极光的照耀下径直停在泰加森林当中，在云杉树干上钉一块小牌牌：“第一独劳点”（独立劳动点）。在这种地方，犯人们在一周之内要靠嚼风干鲻鱼、和着雪吞咽面粉维持生命。
如果有一座即便是两星期前开办的劳改营，那已经会满舒服了；已经可以煮热食了。虽然没有钵子，但是稀的和干的可以混在一起，六个人一份，盛在洗澡盆里。六个人站成一圈（桌椅都还没有），其中两个人用左手提着澡盆的把手，挨着号用右手从盆里抓饭吃。这是重复前面说过的吗？不，这是一九三七年的佩列波尔，是据洛希林的介绍。不是我在重复，是古拉格在重复。……再接着，他们就会派来一些老劳改犯给新犯人当作业班长。这些老手很快就能教会他们如何生活、找窍门和欺骗。第二天一清早就要出工，因为伟大时代的钟声在轰鸣，时不等人。我们这里不是沙皇时代的苦役服刑地阿库台，那地方新到的犯人有三天的休整。
群岛的经济日渐繁盛。新的铁路支线到处伸延，许多地点不久以前还只通水路，现在已经可以用火车运输了。但是有一些群岛的老土著还活着，他们能够告诉你，当年在伊日玛河上是如何乘着真正的古俄罗斯的大木船航行的。一船装一百人，犯人们自己划桨；他们还能够告诉你，他们是怎样乘着平底小渔船沿着乌赫塔河、乌萨河、伯朝拉河抵达自己的劳改营。当时连去沃尔库塔也是用驳船押运的：先用大船过到阿兹瓦窝姆，那儿设了一个沃尔库塔劳改营的中转站。从那儿出发，比方说到咫尺之遥的乌斯特乌萨，需要乘浅水驳船走十天。虱子多得能把整个驳船拱得颤动起来，押解队准许犯人们二个一个地上甲板把虱子抖落在水里。水路递解也不是直达的，一会儿要换船，一会儿要把船拖过一段陆峡，一会儿要下船步行。
在这些地区也曾经有过自己的递解站——那是用树棍搭的窝棚或者是帐篷（乌斯特乌萨、波莫兹金诺、谢里亚尤尔）。那里也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秩序，有自己的押解规章，当然也有一套特殊的惩治犯人的办法。但是描写这一类异国情调显然并非我们的任务，所以我们也就不着手去做了。
北德维纳河、鄂毕河与叶尼塞河知道用驳船运输囚犯开始于什么时候——那是在消灭富农时期。这几条河流都是流向正北的，而驳船又是一些大肚子，大容量的家伙，只有依靠它们才能完成把如此庞大的灰色群体从有生的俄罗斯抛到无生的权北地区的任务。人们被倾倒进像个大木槽似的驳船舱里，人摞人地躺在里面，像装在提篮里的一堆大虾一样微微动弹着。哨兵高高地屹立在船舷上，好像站立在山岩上一样。有时候就这样不遮不盖地驳运这一堆东西，有时候蒙上一块大帆布——也许是为了不想看见他们，也许是为了更容易警戒，反正绝对不是为了给他们遮雨。这样的驳船押运已经不是递解，而简直是分期处决了。再加上途中差不多是不供给伙食的。把他们丢弃到冻土地带之后，就根本不给吃的了，他们被留在那里与大自然一起自生自灭。
北德维纳河（以及维切格达河）上的驳船递解直到一九四0年还没有停止。奥列涅夫就经历过这样的递解。囚犯们在船舱里人贴人地站着，——而这并不止是一天。尿撒在玻璃罐里，传到舷窗口倒掉。如果是比这更严重一点的问题，那只好在自己裤裆里解决了。
沿叶尼塞河的驳船递解变成了固定航班，几十年没有中断过。三十年代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河岸上搭起了一些敞棚。在寒冷的西伯利亚春天，等待装运的囚犯们在那里面一连打一两昼夜的哆嗦。叶尼塞河上运囚犯的驳船有固定的结构，船舱里是没有光亮的，分上下三层。只有安装着梯子的舱口能透进一点折射的光线。押解队员住在甲板上的小屋里。哨兵警戒着舱口和水面，注意是否有人离水逃走。他们永远不下船舱，不管里面发出怎样的呻吟和呼救的哀号。从来不让囚犯们上来放风。一九三七一三八年，一九四四一四五年，在递解途中没有向舱里的人们提供过任何医疗帮助（可以猜想，以上两个时期之间的年代也是一样）。囚犯们分两排躺在每层的舱板上，一排头朝船舷，一排头朝他们的脚。要上便桶只能从人身上跨过。便桶并不是经常允许及时倒掉（应当想象一下怎样提着满满的粪桶爬上陡直的梯子），粪便溢到外面，在舱板上流淌，漏到下面各层去，那里可也是躺满了人呀！开饭的时候，帮厨的（是从犯人中间抽的）把盛在木桶里的菜场分送到各层。在那永远黑暗的舱房里（现在也许装了电灯），在一盏“蝙蝠牌”煤油灯的光亮下给犯人们发放。到杜金卡去的这样的一趟递解有时要走一个月。（现在当然只用一个星期就够了。）由于搁浅或水路上的其他障碍，拖长了路途的时间，携带的粮食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索性一连几天不开伙。（“积欠”的这几天的口粮，以后当然是不会补发的。）
说到这里，机灵的读者不用作者提示也可补充一点：盗窃犯在货舱里占据着最上面的一层，靠近舱口的地方——换句话就是靠近空气和光线的地方。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充分地享受分发面包的特权。如果这一趟旅程条件特别困难，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摔掉神圣的拐杖（换句话说就是夺走灰色牲畜——政治犯—一的口粮）。贼骨头们在漫长的旅途中用打牌消磨时间。赌博用的纸牌是自己做的。可是赌注的本钱却是靠搜查“福来儿”搞来的。他们选定舱内某一地段，对躺在那儿的人实行逐个搜身。搜来的东西在一段时间之内是在他们中间根据牌局的输赢反复倒手的。最后全都会“浮”到顶上去，脱手给押解队。对了，读者现在什么全能猜到：盗窃犯和押解队是挂着钩的。押解队或者把赃物留给自己，或者在码头上卖掉，然后给盗窃犯们带来吃的作为报酬。
有反抗吗？有，但是很少见，流传下来一个事例。一九五0年，在一艘与上面所讲的情况差不多只是稍大一些的驳船（是一艘海船）里面，在由符拉迪沃斯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