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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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那股洪流卷进并且半死不活地送上群岛的人们的成分是那么光怪陆离，因而谁要科学地找出规律性，恐怕要伤很大的脑筋（何况这些规律性是当代人不懂的）。
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给定性，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一个市、区，每一个部队都接到控制数字，并且必须如期完成。其余的一切那就要靠行动人员的门道了。
前契卡人员亚历山大·卡尔加诺夫回忆说，塔什干接到电报：“即送来两百！”而他们刚刚扒拉过一遍，好像再也“无人”可抓了。尽管从区里送来了五十来个。主意有了！把民警机关抓起来的普通犯改定为五十八条！说到做到。但控制数字还依然没有达到！民警机关报告：吉普赛人在市里的一个广场上无法无天地搭起了帐篷，怎么办？主意有了！包围起来把十七岁到六十岁的男人统统作为五十八条扒进来！于是任务完成了！
还有这样的情形，原来给沃舍梯的契卡人员（民警局长扎博洛夫斯基讲述）摊派的任务是在全共和国共枪决五百名，他们请求增加，又批给了他们二百三十名。
这类稍稍加进一点暗语的电报是由普通电报局拍发的。在捷姆留克市，女报务员丝毫没有疑心地转告内务机关的总机：请于明日将二百四十箱肥皂送往克拉斯诺达尔。第二天一清早她就听到了大逮捕和发送犯人的消息从而猜出了其中的奥秘。她把接到那封电报的事告诉了女朋友。她当即就被抓了进去。
（用“一箱肥皂”这个暗语代表“一个人”是完全偶然的？或许是因为他们熟悉肥皂的制造？……）
当然，某些局部的规律性是可以理解的。逮捕入狱的有：
我们在国外的真正间谍（这往往是一些最真诚的共产国际人员或契卡人员，许多是外貌动人的妇女。把他们召回祖国，在边境就抓起来，然后让他们同原先的共产国际上司，譬如说同米罗夫一科罗纳，当面对质。那个上司承认自己是为某个外国特务机关工作的，因而他的下属自动成为外国特务，而且越忠实，危害越大！）；
中东铁路人员（所有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包括妻子、子女和祖母在内，原来统统是日本间谍。不过应当承认，对他们的逮捕，几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居住在远东的朝鲜人（流放去哈萨克斯坦）一这是按血统抓人的最初尝试；
列宁格勒的爱沙尼亚人（全当作白色爱沙尼亚的间谍，只根据姓名就抓）；
所有拉脱维亚步兵和拉脱维亚契卡人员是的，正是不久前构成契卡的骨干和骄傲的拉脱维亚人，革命的助产士！甚至还包括资产阶级拉脱维亚的共产党人，那是一九二一年把他们从那里交换过来的，从而为他们免除了可怕的拉脱维亚的两年至三年的徒刑。（在列宁格勒封闭了；赫尔岑研究所拉脱维亚分所；拉脱维亚文化宫；爱沙尼亚俱乐部；拉脱维亚中等技术学校；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文报纸入
在一片喧闹声中大牌阵也不再摆下去了，还没抓完的，一概扒干净。已经无须再遮遮掩掩，这场游戏已经该结束了。现在从成片成片的流放地（例如乌发和萨拉托夫）把社会主义者们收监看押，全体一道审判，像一群群牲口似地赶向群岛的屠宰场。
在以前的各条水流中从来没有忘掉知识分子，现在也没有忘记。只要有学生告密（“学生”和“告密”这两个词儿的结合听起来早已不觉得奇怪了），说他们的大学讲师老是引用列宁和马克思，而不引用斯大林，这就足以使讲师不再去讲下一堂课了。要是他根本不引用呢？……列宁格勒的中年一代和年轻一代东方学家都被关了起来。北方研究所的全体成员（除密工人员外）都被关了起来对中小学教员也没有小看。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制造了以省国民教育局长彼列利为首的三十名中学教员的案件，一条吓人的罪名是：在学校里举行新年松树游艺会是为了要烧掉学校！而在工程师们（已经是苏维埃一代的工程师，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了）的脑门上棍棒以钟摆的均匀节奏打下来。由于矿层的某种扰乱两个迎头工作面没有相接，矿山测量员尼古拉·密尔古利耶维奇·米科夫为此得到了五十八条7，二十年！六名地质工作者（科托维奇小组）“因有意隐瞒地下锡储量（！就是说因未能发现这些储量！）以备德国人到来”（告密）五十八条7，各判十年。
紧跟着主流的还有一条专流：妻子、家属！一般是党员高干的妻子，有些地方（列宁格勒）是一切犯人（不管是得到了“十年无通信权利”的，还是已经死了的）的妻子。对家属通常全都判给八年（仍然比被清算的富农轻些，并且子女仍允许留在大陆）。
受害者成堆！受害者成山！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城市发动的正面进攻：C·II·马特维耶娃在同一个浪头里，但因不同的“案件”，被抓走了丈夫和三个兄弟（四人中的三个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一名电工技师因他的工段上断了一根高压线，按五十八条7，二十年。
彼尔姆工人诺维科夫被控准备爆破卡马河的桥梁。
尤日阿科夫（也在彼尔姆）白天被捕，夜里来抓他的妻子。向她出示了一份名单，要她签字证明这些人都在他们家里开过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会（不用说，这是没有的事）。条件是答应放她回去照看三个孩子。她签了字，毁了所有的人，而她自己，当然，依旧留在牢里。
娜杰日达·尤登尼奇因自己的姓氏而被捕。诚然，九个月后查明她并不是将军的亲戚，就放了她（咳，区区小事：在这期间她妈妈因着急而死去了）。
在旧鲁萨市放映电影“列宁在十月”。某人注意到了一句话：“帕尔钦斯基应当知道这事！”而帕尔钦斯基是保卫冬宫的。一对不起，我们那里有个护士叫帕尔钦斯卡哑！把她抓起来！果然抓了。原来真的是他的老婆，在丈夫被枪决后她躲到这个偏远地区来了。
包鲁什科兄弟（巴威尔、伊凡和斯捷潘）于一九三0年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从波兰来到自己的亲人这里。现在他们成了青年，得到了IIIII（间谍嫌疑），十年。
克拉斯诺达尔市电车女司机深夜从车场步行回家，该她倒霉，在市郊从一辆陷住的卡车旁边走过，卡车边上有人忙碌着。它原来装满了尸体手和脚从防水布下露出来。她的姓名被记了下来，第二天就被捕了。侦查员问她看到了什么？她老实承认了（达尔文的物种天择）。反苏宣传，十年。
名自来水工人每当播送没完没了的给斯大林的致敬信时总关上自己屋里的喇叭。（谁记得这些信呢？！日复一日，一连几小时，千篇一律的使人发昏！想必播音员列维坦能记得牢：他抑扬顿挫、充满感情地念过这些信。）邻居告了密（啊，这个邻居现今在哪里呀？），COg（社会危险分子），八年。
一个识字不多的砌炉匠爱在空闲时间练习签字这使他在自己心目中提高自己的身份。没有空白的纸张，他就在报纸上签字。他在父亲和导师尊容上写了花体字的报纸，被邻居在共用厕所的纸篓里发现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斯大林及其亲信们喜爱自己的肖像，用它们登满报纸，把它们繁殖几百万份。但苍蝇却很少尊重它们的神圣性，况且，报纸不加利用也未免可惜于是就有多少不幸的人在这上面得到了刑期。
逮捕像流行病一样逐街挨户地蔓延。正如人们通过握手、呼息、接吻不知不觉间互相传染流行病菌一样，人们也是因握手、呼吸、街上相遇传染着致使对方遭逮捕的病菌。因为，如果你明天注定要招认你纠集了一个图谋在本市自来水中放毒的地下小组，而今天我曾在街上握过你的手那就是说我的命运也注定了。
七年前，城市瞧着怎样痛打农村，而认为这是自然的。现在农村本来也可瞧瞧怎样痛打城市但它过于愚昧无知，没有这个眼力，何况自己还在继续挨打。
土地测量员（！）沙乌宁因为……区内牲口大批倒毙（！）和收成不好（！）而得到了十五年（区里的头头也因这些事全部被枪决人
区委书记来到地里督促春耕，有一个老农民间书记是否知道七年来集体农庄庄员靠劳动日没得到一克粮食，得到的只是麦举而且还不多。因这个问题老汉得了ACA（反苏宣传），十年；
一个有六个子女的农民则是另一种遭遇。为了养活这六张嘴，他干集体的活儿卖死力气，总希望能挣到点什么。他真个地挣到了一颗勋章。大会授勋，首长讲话。在致答辞时，这个庄稼人动了感情，便说：“哎，要是能给我一普特面粉来顶这个勋章多好！能这么办吗？”全场狼嗥似地哈哈大笑起来，而这个新的获勋者也就带着他的六口人去流放了。
现在是否能归纳起来说，当时关进监狱的完全是些无罪的人呢？但是我们忘了说明，罪这个概念本身早已为无产阶级革命所取消，而在三十年代初则被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因而我们已经不能用有罪与无罪这些落后概念来进行投机了严
一九三九年的回放是机关历史上的一个难以置信的事件，是它们历史上的污点！不过这个回流是不大的，约占已经抓起来还没有判刑、还没有远送和没有死掉的总数的百分之一、二。数字不大，可是用得巧。这是从一个卢布找回的一个戈比，为了把一切推在卑鄙的叶若夫身上，巩固新上任的贝利亚的地位，为了使领袖形象更光辉，这样做是需要的。用这一个戈比就机巧地把整个卢布理进地里。如果这些人“弄清了问题，获得释放”，（甚至报纸都不打哆嗦地写到个别受诬陷的人）那就等于说其余被抓进去的肯定是坏蛋！而回来的人都一声不响。他们具了甘结。他们吓成了哑巴。群岛的秘密很少人知道，也知道得很少。分工依然如故。夜间“乌鸦车”，白天游行队伍。
而且，就在那几年内，根据包罗万象的五十八条的同一些分条，这个戈比很快就收回去了。比方说有谁注意到一九四0年的一条不肯和才去断线学系的妻子的水流？在这个和平的年份，唐波夫市“摩登”电影院爵士乐队的全体成员被抓进监狱，因为说他们都是人民敌人，这件事就在当地现在有谁记得？有准注意到一九三九年从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出来投奔斯拉夫祖国苏联的三万名捷克人呢？不能担保其中没有个把间谍。他们全都被送进了北方劳改步（在战争时期捷克兵团就是从那儿冒出来）。啊，对不起，我们木是在一九三九年向西部乌克兰人、西部白俄罗斯人、后来在一九四0年又向波罗的海沿岸人以及摩尔达维亚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吗？我们的手足兄弟们原来都根本没有经过清理，于是一股一股的社会预防的水流就从那些地方涌出来了。捉拿太殷实、太有影响的人．也一并捉拿太独立不羁、太聪明、太引人注目的人，在过去属于波兰的省份里，特别集中地捉拿波兰人（正是在那个时候募集起了不幸的卡腾事件的蒙难者，为未来的西科尔斯基…安德尔斯军队贮存了青饲料）。到处捕捉军官。老百姓被弄得惶惶不可终日，愈来愈沉默。他们失去了反抗运动的潜在领袖人物。大家都学会了识时务，旧关系、旧熟人都渐渐疏远了。
芬兰留给了我们一条没有居民的峡地，然而，一九四0年在整个卡累利阿和列宁格勒却对有芬兰血统的人实行搜捕和迁移。我们没有察觉这股小溪流：我们不是芬兰血统。
把我方被俘人员当作叛国分子审理一这也是在对芬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尝试。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尝试！一然而真怪，我们却没有察觉。
排练熟了恰好战争也就爆发了，同时又是大规模撤退。从准备放弃给敌人的西部各共和国里，应当赶紧在几天之内把还可以抓的人抓出来。在立陶宛，仓卒间丢下了整个部队、团队、高射炮营和炮兵营但却运出了几千家不可靠的立陶宛人（其中四千家后来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里交给了盗窃犯去洗劫）。从六月二十八日起，在拉脱维亚、在爱沙尼亚开始紧急逮捕。但火烧眉毛，撤退的任务更紧。忘了把布列斯特要塞之类的整个要塞撤出来，但没有忘掉在利沃夫、罗夫诺、塔林及其他许多西部监狱的监房和院子里把政治犯枪毙掉。在塔尔图监狱里枪杀了一百九十二人，尸体扔进了井里。
怎样想象这种场面呢？你什么也不知道，牢房的门打开，就向你开枪。你作垂死的呼喊，一除了监狱的石墙，谁也听不见，谁也不会传出去。不过，据说，也有中弹后没有死的。我们也许还能读到一部关于这件事的书？
一九四一年德军如此迅速地包抄和切断了塔干罗格，车站厂的货车里还留着待撤退的犯人。怎么办？总不能释放吧。也不能交给德国人。拉来油罐车，把货车车厢都浇上石油，然后点燃。全部都活活地烧死了。
在后方，第一股战时的水流是一谣言传播者和恐慌制造者，这是根据战争最初几天颁布的法典外的专门法令逮起来的。这是试验性放血，是为了维持整体的振作。所有的都是判十年，但不算是五十八条（那些在战争年代劳改营里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人，于一九四五年得到大赦）。
我差点儿没有亲身去尝尝这个法令的滋味：我正在面包店前排队，一个民警把我叫去并把我带走问罪。如果不是幸好有人说情，那我一开头就得上古拉格，而不用去打仗了。
然后是未交出收音机或无线电零件者的水流。发现（根据告密）一个电子管就判十年。
同时也出现了日尔曼族水流一伏尔加流域的日尔曼人、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日尔曼族移民，以及在苏联任何地方居住的所有日尔曼人。决定因素是血统，甚至国内战争的英雄和老党员，只要是日尔曼人，也都在流放之列。
血统是根据姓名来判断的。设计工程师华西里·奥科洛科夫认为在设计方案上签这个姓名木好看，就在三十年代改名（那时还可以这样做）为罗伯特·施坦凯尔多漂亮！而且还设计了艺术字体写法现在却有口难辩，被当作日尔曼人抓起来“这是你的真名吗？从法西斯特务机关接到些什么任务？……”而那个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把不好听的姓改成了科尔贝的唐波夫省人卡维尔兹涅夫是何时得到了与奥科洛科夫同样遭遇的？……
日尔曼族的流放本质上与消灭富农一样，只是轻一些，因为允许携带较多的东西，并且不是送到那么致命的坏地方。至于法律形式，跟消灭富农一样，它也是没有的。刑法典是一回事，几十万人的流放又是一回事。这是君主的圣谕。此外，这是它第一次作这类的民族试验，这在理论上使他感到兴趣。
从一九四一年夏末起，尤其是秋天，迸涌出了突围者的水流。他们是祖国的保卫者，是几个月前我国各城市用乐队和花束欢送过的。在此以后，他们遭遇了德军坦克的最沉重的打击，在普遍的混乱中，完全不是出于自己的过错，没有当上俘虏。相反！他们结成分散的战斗小组，在德军的包围圈里度过一段时间，然后突围出来。他们回来以后，非但没有像亲兄弟般拥抱他们（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会这样做），让他们休整、探亲，然后归队反而被当作嫌疑分子编成丧失权利、解除武装的小队，带到审查甄别站，在那里，保卫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