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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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墙壁油漆得美不美，因为你一次也没进去过嘛。可是，你拿什么来证明呢？……
“去它的吧，别为休息点恼火了”。
“自损劳动能力则大不一样。在自己身上弄点伤——又要能活下来，又要变成残废人。象俗话说的：一分钟咬牙忍耐，一整年逍遥自在。把腿弄断，然后让它错位长合。喝盐水造成浮肿，拿茶叶当烟抽——一让心脏出毛病，而喝烟叶泡的水又是让肺出毛病的好办法。只是要做得恰到好处，可别损伤得过了头，可别弄得从残废跳进坟墓。可是谁知道干到什么程度算是合适呢？
“当残废有很多好处：可以在厨房里找一个事做，到编树皮鞋的车间里去也行。但是聪明人通过残废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以健康状况为理由提前释放。不过争取因病释放比进休息点还要困难。况且办理这种事务只是一阵一阵的。在一定时候组成一个审查残废人的委员会，为最严重的写一份证明：‘兹证明某人自某年某月起因健康状况不适于继续服刑，特此申请将该犯释放。’
“还仅仅是申请！等这个证明书送到上面的头头那里再等立批回来，你早已上西天了。这种事是常有的。当官的都是大滑头，他们同意因病释放的全是过一个月就要咽气的角色，再就是那些肯出大价钱的人。卡利克曼有个同案的女犯，她拐骗了五十万，在里面付出了十万就出去了。跟我们这些傻瓜可不一样。
“工棚里流传过一本书，“大学生们围在他们的角落里大声朗读。书里说一个年轻人搞到一百万卢布，但不知道在苏维埃政权下能拿它干什么，说是没有东西可买，结果摸着它活活饿死了。我们也跟着笑：你去对别人扯淡吧。这些百万富翁我们送出大门的可不止一个了。拿这一百万你也许买不到上帝赐给的健康，可是能买到自由，买到权力，买到连皮带瓤的大活人。现在外边手里有一百万的不知道有多少，只是人家不爬上房顶去张扬就是了。
“可是因病释放的大门对于‘五十八条’是堵死的。自有劳改营以来，对按第十条判刑的犯人办理以健康状况为理由的提前释放听说总共只有三次，每次一个月，办完就立刻把门关死。他们这些人民敌人的钱没人敢拿，拿了要掉脑袋，何况这些‘政客’们根本没有钱。”
“伊万·杰尼索维奇，你说谁没钱？他们？”
“不错，是我们……”
但有一种提前释放的机会是蓝箍帽们没法从囚犯身上夺走的。这就是死亡。
它是群岛上基本的、稳定的、没有任何定额的产品。
自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三九年二月，乌斯特维姆的一个劳改点里的五百五十人当中死掉了三百八十五人。某些作业班（如奥
古尔佐夫作业班）整个地，连作业班长一起死光了。一九四一年秋，伯朝拉劳改营（铁道劳改营）的名册上有五万人，一九四二年春只剩一万。在这期间一次没有向别处递解过犯人。那么四万人哪儿去了？我突出了这个“万”字是什么原因？这个数字是我偶然从一个当时接触过这些数字的犯人那里知道的。可是整个劳改营系统历年的数字到哪儿去了解，怎么合计？布列波罗姆劳改营中心地段的老弱病残工棚里，五十个人当中每夜要死十二个，从来没有少于四个的时候。到早晨他们的铺位就被新来的垂死者占上了，这些人还梦想在这里靠几碗糁子稀粥和四百克面包恢复元气呢。
在停尸间的木房里或者干脆在露天检验这些由于糙皮病而干瘪了（没有臀部，女人没有乳房）或由于坏血病而腐烂了的尸体。这哪里像医学解剖？从颈部到耻骨垂直剖开，截断了肢，沿骨缝撬开颅骨。常常不是解剖医生而是押解队士兵检验犯人是真死还是装死。办法是用刺刀在身上涌窟窿，用大榔头砸脑袋。完了事就在死人右脚大脚趾上系一个写着劳改营表册中代表该犯档案号码的小标签。
有一个时期是穿着本人的内衣埋葬，后来要换上最次的、穿过三次刑期的、已变成立灰色的内衣。最后做了统一规定：不得浪费内衣（还可扒下来给活人穿），赤身埋葬。
在俄罗斯曾认为人死了得有个棺材。最低等的奴仆、叫花子和流浪汉也是装在棺材里入土的。萨哈林和阿卡图依的苦役犯死后也有棺材。但是在群岛上如果照此办理那将是数以百万计的木材和劳力的非生产耗费。战后在英塔用棺材埋葬了一个木材加工联合工厂的有功劳的工长，文教科专为这事下达了一项开展宣传的指示：好好工作，争取也用木头棺材入葬！
往营外拉死尸是用雪橇还是大车，视季节而定。有时为了方便，放进一只可容六具尸体的大木箱。若没有箱子，就用细绳把手脚捆起来，免得晃荡，然后像垛原木似地码在车上，盖上一张蒲席。如果有硝氨炸药，掩埋班就用它炸坟坑。否则就得动手挖。从来是合葬坑：有供多人合葬的大坑，也有四人一穴的浅坑。（一开春浅坑就冒臭气，这时派老弱病残去加深。）
从另一面说，倒不会有人谴责我们使用毒气室。
死人身上的内衣，鞋，破衣烂衫都能用上，给还活着的。可是剩下一堆劳改档案，一点用场没有，而且老多。没地方存了——烧吧。你瞧（杜布罗夫拉格的雅瓦斯劳改点，一九五九）一辆翻斗车朝营区锅炉房开来三趟，卸下一摞摞的档案。看守们把多余的犯人们赶开，监督着锅炉工把这些东西统统烧光。
在闲工夫多的地方，如肯吉尔，小坟头上还插一根小木柱，由堂堂的登记分配科代表亲笔在木柱上写明火葬人的财产帐号。不过在肯吉尔也有人暗中搞破坏：他们向死者的母亲和妻子指出掩埋的地点。这些娘儿们老去哭坟。于是斯捷普拉格的上校劳改营长切切夫同志下令甩推土机把木柱统统推倒．把坟头推平，谁让这些娘儿们不知道感恩呢。
女读者啊，你的父亲，你的丈夫，你的兄弟就是这样人士的。
一个土著居民的路途到止为止，他的日常生活到此结束。
不过帕维尔·贝科夫说：
“蹬腿以后没过二十四小时，你别以为什么事都完了。”
“喂，伊万·杰尼索维奇，咱们生活里还有什么事没有说到？”
“咳！还没开头呢。蹲多少年，就能讲上多少年。押解队士兵怎样开枪打死那些出列弯腰拣烟头的……，残废人怎样在厨房里吃生土豆：等煮熟就捞不着了……，茶叶在劳改营里怎样当钱使，怎样沏酽茶——一杯里放五十克茶叶，喝了脑子里就产生幻觉。不过干这种事的多半是窃贼，他们用偷来的钱向自由人买茶叶。”
犯人一般怎样生活？……没有用沙土拧成绳子的本事（不会取巧），一天也活不了。犯人连做梦都必须考虑他第二天该怎么要滑。搞到什么东西，摸到什么门道，别作声！别作声！别人知道了就会给你使坏。劳改营里就是这回事：反正不够大伙用，想法够你自己用就行了。
情形也许是如此，可是你说劳改营里就没有人们之间一般的友谊了？有的，既有旧谊——同案犯、在外边结识的同伴，又有新交。两人情投意合，便无话不谈，结成搭档。有什么一块用，缺什么对半分。固然保命的口粮是各吃各的，但凡是别的路子搞来的东西都合在一只小锅里煮，从一只小锅里舀着喝。
有短期搭伙的，也有长期结合的……有的是基于一片真心，有的是虚情假意。“教父”喜欢像游蛇一样钻进这类搭档之间。搭伙吃饭的时候，说悄悄话的时候，什么底都能兜出来。
老犯人这么认为，前被俘人员也这么说：跟你从一只小锅里舀着吃的人正是出卖你的人。
一部分也是事实……
顶好的事不是结交男伴，而是结交女伴。
娶个劳改营媳妇，女犯人。像俗话说的——“给个二等婚”。对年轻人是好事，因为可以找个地方跟她……过夜，让心里也轻松轻松。即使对年老的，体弱的也是好事。你弄到或挣到点什么，她给你洗干净，送进工棚，把衬衣放到枕头底下。没有人会笑话——这是合法的。她把吃的煮好，你们俩就并排坐在铺上吃吧。这种微温而稍带苦味的铁窗鸳鸯的生活甚至对于上了年岁的人也是特别合心意的。你透过小锅上的蒸气望着她，她的脸上已经有了皱纹，正如你自己。你们俩人身上都是劳改犯的褴缕衣衫，你们的棉坎肩蹭满了铁锈、污泥、白灰、石膏、机油。你与她素不相识，没去过她的家乡，她的言谈话语也和我们“不是一路”。她在外边有子女，你也一样。她的男人留在外面，正跟别的女人胡搞；你的女人也留在外面，也没有守空房：八年，十年，谁不想生活呢。你监牢里的这一个却跟你拖着同一根锁链，并且毫无怨言。
咱俩活在一起不是个人家，死了也不是公母俩。
原配的老婆前来探监的事也是有的。有些劳改营在某些营长管事的时期曾允许他们在门房里坐上二十分钟。还有的能让他们在一间单独的小屋里住上一两夜，如果他能百分之一百五十地完成生产任务的话。可说真的这种会见纯粹是一剂苦药。既然还要过很多很多年才能跟她一起生活，现在用手接触她，跟她说这说那，究竟为了什么？男人的眼里晃着两个人影，跟劳改营老婆的关系比较明白：咱俩还剩下一菜缸子麦片了；听说下星期要发烧焦的砂糖；当然不会给白的，这些毒蛇们……钳工罗吉切夫的妻子来探监；他的相好恰恰头天在跟他亲热的时候在他脖子上咬了一口。罗吉切夫骂娘了，因为妻子要来。他去卫生科请求用纱布把血印子缠上：我告诉她，我着凉了。
劳改营里的女人都是什么样的人？有女贼，有荡妇，有政治犯，更多是触犯“法令”而关进来的温驯的女人。按照前面说过的“法令”，不断地以窃取国家财物的罪名把这些女人送进来。战时和战后的工厂是靠什么人填满的？全是一些姑娘媳妇。家里人靠谁养活？也是她们。可是拿什么养家糊口呢？要吃要穿就顾不上王浩如山。于是顺手拿点吧：酸奶油揣进衣兜，小面包卷藏进大腿缝，长筒袜子缠在腰里，更可靠的办法是不穿袜子进厂，在厂里抓一双新的穿上，回家洗出再拿到黑市上去卖。生产什么拿什么。乳房沟里塞进一团轴线。看门的全买通了，他们也得找门路活命呀。他们只随便在身上拍拍。可要是突然蹦出来个警卫，一搜身——那你为了一团狗屈不值的轴线就得去蹲十年！跟叛国罪一样多！为轴线进来的成千成万。
个人工作条件许可拿什么就拿什么。纳斯奇卡·古尔金娜运气好，在行李车里工作。她看准了：咱们本国人死抠门，这些讨厌鬼为了一条毛巾能扇你耳刮子。所以她不动苏联人的箱子，只打扫外国人的。她说，外国人都想不起及时查看，一旦发觉了，也不会写控告信，只会吐口唾沫骂一句：这些俄国贼！照样回他的本国。
老会计施塔列夫责备纳斯佳：“你这没睑没皮的，不知道害臊！怎么没惦记惦记咱们俄国的荣誉？！”她回敬说：“合上你那X嘴，老老实实呆着去吧！你自己怎么也没为胜利操点心呢？干吗把军官老爷们都放回家去配种呢？”（施塔列夫战时在医院当会计，拿军官们的人情，在填出院证明时多填治疗日期，以便他们去前方之前回一趟家。情节严重，原判施塔列夫死刑，后改判十年。）
当然也有各种各样不幸的女人被关进来。有一个因诈骗罪被判五年：男人是月中死的，她到月底还没有交回他的粮本，银两个孩子一起用这个本儿买面包。邻居因眼红而告发了她。她在里头蹲了四年，因为大赦少蹲了一年。
也有这样的事：房子炸毁了，老婆孩子炸死了，剩下一个男人。购粮本全烧了，可是这个男人神经失常，月底前的十三天一直没吃面包，也没去申请发本。人家疑心他把几个本全攥在手里。判了三年，蹲了一年半。
“等一下，等一下，伊万·杰尼索维奇，这些事以后再说。你刚才说——女相好，‘结二等婚’，是吗？她跟你拖着同一条铁链，也不抱怨，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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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劳改营里的妇女
即使在侦查阶段也不会不想到她们，毕竟她们的监室和你只隔一堵墙啊！她们——弱者们就在这同一座监狱里，在这同样的管理制度下，这种无法忍受的侦讯她们如何经受得了？！
走廊寂静无声，听不出她们的脚步和衣裙的悉蔌。但是如果布蒂尔卡的看守员为开哪把锁而多耽搁了点时间，如果让我们监室的男犯在楼上明亮的走廊窗口站立半分钟，通过窗外的“笼口”，我们忽然会看到下面翠绿的小庭园一角的柏油地面上的女人的脚踝和皮鞋。她们也是排成两路纵队，也是等着开门。只能看见脚踝和皮鞋，还是高跟的呢！这真像是演出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时乐队的一声轰鸣。比它们高的部位我们一点也看不见，这时看守员已经赶我们进屋。我们漫腾腾往屋里蹭，心里又好像是亮堂了一点，又好象是罩上了一层云雾。我们在脑子里补足其余部分的形象，把她们幻想成因精神沮丧而活不下去的天使般的可怜人地。她们怎么样了？她们怎么样了？！
但是看来她们非但不比我们更沉重，也许反比我们轻松。从妇女们写的有关侦查阶段的回忆文章里我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材料，可以据以做出她们比我们更消沉更沮丧的结论。妇科大夫祖波夫蹲过十年，在劳改营里一直给女犯们看病，并对她们进行观察。他说：不假，从统计数字看，妇女对逮捕及其主要后果——丧失家庭——的反应比男人来得快，来得明显。她在精神上受到损害，这常常表现为最脆弱的女性机能的丧失。
妇女们写的关于侦讯的回忆中最令我惊异的是这一点：在那种地方，她们竟能想一些从囚犯（但决不是女人）的角度看来如此“琐碎”的事情：纳佳·苏罗夫采娃，一个漂亮的年纪还轻的女人，被提审时在忙乱中穿了两只不同的长袜。在侦查员办公室里，审讯者的眼睛老往她腿上瞅，弄得她十分难堪。你满以为她心里准会说：“去他的，关他个屁事”吧？她又不是跟他到剧场看戏，何况她差不多是一个哲学博士（按西方标准的）和一个热心的政治家呢？谁想得到她竟会对这种事在意呢？一九四三年在大卢宾卡蹲过监狱的亚历山德拉·奥斯特列佐娃后来在劳改营里告诉我，她在监室里时常闹着玩：有时候躲在桌子底下，看守员因为少了犯人而吓得要死，跑进屋来找；有时候用糖萝卜汁染个大红脸出去放风；有时候在提审之前和女难友们热烈地讨论今天该穿朴素一点还是穿上晚礼服。诚然，奥斯特列佐娃当时还是个娇养惯了的小淘气并且是同一个年轻姑娘米拉·乌波列维奇关在一起的。
后来在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大院里我碰巧和一批解来的女犯坐在一起，她们跟我们一样，也是新判的。我惊奇地看到她们不像我们这样瘦、这样衰弱和苍白。一样的口粮标准，一样的狱中折磨，在女人身上产生的效果平均说来轻微一些。她们饿垮得不是那么快。
但是对我们全体，尤其是对于妇女来说，监狱只是开花，劳改营才是结果。正是到了那里，妇女才或者被摧毁，或者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