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的社会〔美〕ｅ弗洛姆-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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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以研究精神病的方式来看看事实吧。过去一百年来，我们在西方世界创造了比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都多的物质财富。但是，我们却以称之为“战争”的安排方式，杀戮了数百万人。
除了小规模战争之外，在１８７０年、１９１４年以及１９３９年，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每一个参战者都坚信，他是为自卫而战，为荣誉而战，再不然就是得到了上帝的支持。而争战的对方，则常常被视作残酷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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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丧失了理性的恶魔，是必须予以击败的对象，以便将世界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但是，不到几年工夫，在相互残杀事过境迁之后，昔日的敌人便成了我们的朋友，而昨天的朋友却成了我们的敌人。
我们又在一本正经地重新划分敌友了。
在１９５５年的今天，我们又在准备一场大屠杀了。如果这场屠杀实现的话，将超过人类历史上安排的任何一次杀戮。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将被用作这一目的。大家都怀着混杂着自信与惶恐的心情，指望各国的“政治家”能“成功地避免战争”。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大家就会赞颂他们。
不过，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这些政治家引起了战争。通常的情况是：不是他们有意制造战争，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合理地处理人民委托给他们的事务。
这些破坏性和偏执怀疑表明，我们的行为与过去三千年来文明人类的行径并无二致。
按照维克多。夏比莱的说法，从公元前１５００年到公元１８６０年间，人类所签订的和平条约不少于八千个，每一纸和约都被认为能维持持久的和平，但每一纸条约的平均寿命才不过两年而已！
①
我们的经济方向很难令人振奋。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之中：每一个特别好的收成常常意味着经济上的灾难；我们限制农业生产力，以便“稳定市场”
，尽管世界上千千万万人所匮乏的急需品，正是我们所限制的东西。目前，我们的经济制度运转良好，因为除了其它原因之外，我们每年花
①根据Ｈ。
Ｂ。
斯蒂文斯《文化的复苏》一书，纽约，哈泼兄弟出版公司，１９４９年，第２２１页。
（本书注释除特别标明者外，其余皆为原注。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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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来制造武器。企业家们担心，我们停止生产武器的时间会到来；而那种认为国家不应生产武器、应该建造房屋，以及生产其它有用的东西的想法，却很容易招致危害自由、损伤个人创造力的罪名。
我们的人民百分之九十都识字。我们有广播、电视、电影，人人每天都有报纸可看。但是，这些传播媒介并没有给我们介绍古往今来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和音乐，而是在广告的协同作用下，用缺乏真实感的低级趣味的东西、虐待狂的幻想，来充塞人们的心灵。即便是没有充分文化修养的人偶然想娱乐一下，见到这些东西也会觉得难堪。
尽管不论老少，每个人的心灵都中了这些毒，我们却高兴地注意到，银幕上没有“不道德”的东西。如果有人主张，政府应该资助电影和广播节目的制作，以便产生一些启迪人们心灵的节目，大家必定以自由和理想主义的名义加以斥责。
我们已经将每日平均的工作时间减少到一百年前的一半左右。我们现在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比我们的祖先敢于梦想的还要多。但是，结果又怎样呢？我们不知道怎样使用这新获得的自由时间；我们只是设法消磨这些节余下来的时间，打发掉一天之后，我们便感到心满意足了。
我为什么还要继续描绘这幅人人都熟悉的图画呢？如果一个人以这种方式生活，我们肯定会怀疑他神智是否健全；要是他又声称，自己没有什么毛病，言行也完全合乎常理，那么，我们诊断的正确性就更是毋庸置疑了。
可是，社会就其整体而言并不十分健全这一观点，很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家却拒绝接受。他们认为，社会的精神健康难题只涉及某些个别的“不适应者”
，而不涉及文化本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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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的未调节的问题。本书正是要讨论这后一个问题，即不是研究个别的病理，而是研究常态的病理，尤其是当今西。。。
方社会的病理。在讨论社会病理这个复杂概念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一些有关西方文化中的个别病理范围的资料，这些资。。
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西方各国精神病的发生情况是怎样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居然没有什么资料可查，真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尽管在物质资源、就业情况、出生率和死亡率诸方面，我们都有比较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们却没有有关心理疾病的充分资料。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比如美国和瑞典，我们有它们的一些确实资料。可是，这些资料也只是记载着精神病患者的入院情况，并无助于估计心理疾病的相对发生率。涉及精神病护理及设备的改善情况，以及精神病发病率增加的程度的数据，也少得可怜。
①美国所有医院的大半病床都用来安置精神病患者，在他们身上我们每年花费了十多亿美元。这一事实并不能表明精神病增加了，只能说明护理加强了。不过，其它数字却较好地说明了较严重的心理障碍症的发生情况。如果上次战争中美国所有免征入伍的人员有１７。
７％是因为精神病的原因的话，那么，即使无法比较过去的以及其它国家的情况，这个事实也确实说明了心理障碍的高发比例。
我们可得到的有关心理健康的粗略情况的比较资料，仅仅涉及自杀、杀人和酒精中毒。豪无疑问，自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原因不能说只有一个。但是，即使我们不马
①参阅Ｈ。
戈德哈默和Ａ。
马歇尔合著的《心理诊断术与文明》一书，自由出版社，格林科，１９５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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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讨论自杀问题，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作出这样一种假设：一个国家的自杀率高，便表明这个国家的人民精神不够健康、稳定。所有数据都清楚证明了，这种情况并不是物质贫乏的必然结果。最贫穷的国家自杀率却最低；而在欧洲，日益增长的物质繁荣却带来了不断增加的自杀人数。
①至于酒精中毒，毫无疑问，这也是精神和情绪不稳定的症状。
杀人的动机大概不能像自杀动机一样表明病理问题。虽然在杀人率高的国家自杀率低，但如果把这两者加在一起，我们就可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如果我们把杀人和自杀都视作“破坏性行为”
，那么，下面几个表便说明了这样的情况：两者相加的比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３５。
７６与４。
２４之间浮动。这与弗洛伊德的假设发生了矛盾。弗洛伊德设想，破坏性行为是比较恒定的，而这个设想是他的死亡本能理论的基础。表上所列的比率说明，那种认为破坏性保持着不变的比率、破坏性只是在针对自身以及针对外在世界这两个方面有些不同的说法，是错误的。
以下三个表是欧洲和北美几个最重要的国家自杀、杀人以及酒精中毒的统计数字。
①参阅莫里斯。阿尔布瓦所著《自杀的原因》一书，巴黎，１９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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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每年１０万成年人中所占的数字）
国家自杀杀人丹麦３５。
０９０。
６７瑞士３３。
７２１。
４２芬兰２３。
３５６。
４５瑞典１９。
７４１。
０１美国１５。
５２８。
５０法国１４。
８３１。
５３葡萄牙１４。
２４２。
７９英格兰和威尔士１４。
４３０。
６３澳大利亚１３。
０３１。
５７加拿大１１。
４０１。
６７苏格兰８。
０６０。
５２挪威７。
８４０。
３８西班牙７。
７１２。
８意大利７。
６７７。
３８北爱尔兰４。
８２０。
１３爱尔兰（共和国）３。
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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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国家破坏性行为（自杀与杀人之总合）
丹麦３５。
７６瑞士３５。
１４芬兰２９。
８０美国２４。
０２瑞典２０。
７５葡萄牙１７。
０３法国１６。
３６意大利１５。
０５澳大利亚１４。
６０苏格兰及威尔士１４。
０６加拿大１３。
０７西班牙１０。
５９苏格兰８。
５８挪威８。
２北爱尔兰４。
９５爱尔兰（共和国）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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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二素系１９４６年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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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国家酒精中毒者的估计数目（不论是否有并发症）
（每１０万成年人中所占的数字）
美国３９５２（１９４８年）
法国２８５０（１９４５年）
瑞典２５８０（１９４６年）
瑞士２３８５（１９４７年）
丹麦１９５０（１９４８年）
挪威１５６０（１９４７年）
芬兰１４３０（１９４７年）
澳大利亚１３４０（１９４７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１１０（１９４８年）
意大利５０（１９４２年）
我们只要略看一下这些表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丹麦、瑞士、芬兰、瑞典和美国的自杀率以及与杀人率二者相加起来的比率最高，而西班牙、意大利、北爱尔兰及其爱尔兰共和国的自杀率和杀人率最低。
有关酒精中毒的数字显示，这些自杀率高的国家（美国、瑞士、瑞典以及丹麦）
，酒精中毒率也高，不同的只是美国高居首位，法国从第六位跃到第二位。
这些数字确实令人震惊，发人深省。纵然我们会怀疑，单是自杀率高是否就足以表明一个国家的人精神不够健康，但自杀和酒精中毒的数字大体一致的事实似乎说明，我们在此抓住了精神不平衡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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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发现，最民主、最和平、最繁荣的欧洲国家，以及世界上最昌盛的美国，显示出了最严重的精神障碍症的症状。
西方世界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舒适的物质生活，相对平均的财富分配，稳定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但是，正是最接近这个目标的国家表现出了最严重的心理不平衡的症状！
当然，这些数字本身并没有证明什么，但至少，它们是令人吃惊的。
虽然我们对整个问题还未作详细讨论，但是这些资料却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奋斗的目标，难道没有根本性的错误吗？
这是否是因为中产阶级富裕的生活在满足了我们的物质需要之后给我们带来了极度的厌烦之感，而自杀及嗜酒则是逃避这种厌烦的病态方式呢？这些数字是否有力地说明了这样的真理：“人不单靠食物而生活？”
这些资料是否表明，现代文明没有满足人的内心需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需要又是什么呢？
以下几章便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试图就当代西方文化对生活在我们这个制度下的人们的精神健康和健全的影响情况作一番批判性的估价。不过，在对这些问题作专门讨论之前，我们似乎应该先讨论一下社会常态病理这个一般性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本书所表达的思想总倾向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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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健全的社会
第二章 社会是否会呈现病态？
——社会常态的病理研究①
一个社会整个地在精神上不够健全的说法，暗含着一个有争议的假设，这个假设与当今大多数社会学家所持的社会。。
相对主义（。。。。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
立场相反。这些社会学家提出，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它能运转，就是正常的，而所谓病态则只能从个人不能适应他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的角度来加以界定。
“健全社会”
这一说法包含着一个与社会相对主义不同的前提。
只有在我们假设有不太健全的社会之时，这种说法才有。。
意义。
这种说法又暗含着这样的情况：世上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衡量精神健康的标准，我们可以依据这些标准来判断每个社会的健康状况。这种规范人本主义（。。。。。。ｎｏｒｍａｔｉｒｅ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的立场基于几个基本前提。
我们不能只根据解剖学和生理学来给“人”
这个种属下定义。
人类社会的成员有着共同的基本精神素质，人人都按照支。。
①在本章中，我引用了我原来发表的文章“神经症的个人和社会原因”
中的观点，见《美国社会学评论》总第九期，１９４４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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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精神和感情功能的规律行事，大家都为着圆满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目标而努力。诚然，我们对人的了解还很不完全，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从心理学的角度给人下一个完美的定义。
“人学”
（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ｎ）
的最终任务便是对可以被称之为“人性”
的东西加以正确的描述。
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性”
实际上只是指人性所具有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而且常常是指那种病态的表现形式。
人们根据这种错误定义辩护道，一个特定类型的社会是人的精神素质的必然结果。
自由主义者不赞成人性概念这一极端保守的用法。
从１８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强调人性的可塑性和环境因素的决定性影响。这种强调说法既真实又重要。很多社会学家以此为基础，进而提出了一种假设：人的精神构成犹如一张白纸，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天生的品质，社会和文化在这张白纸上写下了具体的内容。这种看法与对立的观点一样，既不能自圆其说，也对社会进步起着破坏作用。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从我们观察不同的个人和文化之后得到的人性的无数表现形式（包括正常的和病态的形式）
，推断出整个人类共有的根本本质。
这项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认识人性的内在规律以及人性发展的固有目标。
关于人性的这种概念不同于人们习惯上的用法。人在改造周围世界的同时，也在历史的进程中改造了自己。事实上，人是自己的创造之物。
但是，正像他只能按照自然物质的性质来改造、改变自然界一样，他也只能按人的本性来改造、改变他自己。人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