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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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就是中国人见到皇帝还在战战兢兢地下跪的年代，美国就有一位总统因为试图炒一个
官员的鱿鱼而差点被国会炒了鱿鱼。那就是美国第一个遭受弹劾的总统安朱约翰逊。当时
约翰逊因为与其战争部长斯坦顿政见不合，试图解雇他。国会声称该解雇违反了当时的“职
位期满法案”，对约翰逊启动了弹劾程序。众议院都已经通过了弹劾总统，幸亏参议院以一
票之差将约翰逊从“下岗”的边缘给救了回来。
之后总统的官员任免权问题就一直反反复复。1926 年的“麦尔斯对美国”判例中（当时总统
威尔逊要解雇一个邮政官员麦尔斯），最高法院判决“职位期满法案”违宪，也就是说，总统
有解雇其内阁成员的自由。但是也有法学家说，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雇官员，
因为当人员任免影响了政府为公众提供有效服务时，这本身又是违宪的。1935年，当罗斯
福因为联邦交易委员会主席汉弗瑞不支持新政而解雇他时，汉弗瑞则又把罗斯福政府给告了。
最后法院裁决，由于联邦交易委员会不仅仅涉及行政权力，而且涉及部分的司法权，政府不
能自由解雇其官员，罗斯福政府败诉。
看来，据我有限的知识，从1867年以来，美国就有三起由官员任免引起的“君臣冲突”。目
前这个律师门事件，则很可能成为第四起这样的案例。相比专权国家里“君主”可以威风凛凛
地大笔一挥就抹去无数下属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的“潇洒”，在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里做
一个“君主”，是多么窝囊的一件事：君要臣下，臣就是不下。不但“臣”不下，而且“臣”还可
以要“君”下。可见，在这样的国家里，真正的“君主”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在各种力量相互制
衡不断被激活的宪法。
耳朵上的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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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众所周知，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大家可能会好奇，美国有没有腐败呢？
当然也有。这两年闹得最沸沸扬扬的两个腐败案例，一个涉及前国会议员 Randy
Cunningham，作为前国会国防拨款委员会成员，他曾经接受一个国防产品承包商240 万
美元的贿赂，并利用他在国会的权力，以“特殊专款”的方式间接给该承包商拨款。另一个案
例涉及一个政治游说集团成员Jack Abramoff，他曾经用免费餐免费票免费旅行等方式大
量给国会议员行贿，换取他们给自己的客户多开一些“特殊专款”。
当然，最后RandyCunningham和JackAbramoff都落入了法网。06年3月，Randy
Cunningham 被判入狱 8年 4 个月，Jack Abramoff也被判 5年 10 个月。共和党 06 年
底输掉中期选举，不能说没有这两位共和党员的“功劳”。
然而，客观地说，类似的公然腐败在美国并不常见。拿Cunningham的事件来说，涉案资
金两百多万美元，就已经成了“现代国会史上最耸人听闻的受贿案”（《华盛顿邮报》语）。
挖掘报道该案的《圣地亚哥联合报》也因此得了2006年的普利策奖。至于免费餐免费旅游
等等罪行也天天上新闻头条，只能说美国人在腐败方面比较孤陋寡闻而已了。
不过我在这里想讨论的，并不是这种公然的腐败案――因为这在美国并不多见，至少没有成
为一个制度性问题。我想讨论的是另一种更模棱两可的“政治腐败”。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我上面说的两个案例，都涉及到一个词汇，“特殊专款”，这个词近
两年在美国媒体上频频出现，在英文里，叫earmark，如果直译，就是“耳朵上的记号”。
什么叫earmark？ 它一般是指国会议员各自根据其选区或者集团需要，插入预算报告中的
“相关项目专款”，比如自己选区需要修一条公路了，就加入交通预算草案中；或者需要某学
校需要某种计算机软件了，就加入教育预算草案中等等。一般来说，在审核程序中，它是在
预算草案出来后，由议员各自紧急加入的，所以它的透明性、合理性很可疑。比如，在一个
非常惊心动魄的案例里，2004年11月17日，国会的拨款委员会审核批准了一项“外交行
动预算草案”，但是，在接下来的 72 小时里，也就是草案提交整个国会批准之前，各路议
员纷纷出马，加入了 11，772 个 earmarks，总额达 160 亿美元。显然国会议员不可能
在三天之内阅读分析这些“记号”，该议案还是顺利通过。
Earmark 算不算腐败呢？一方面，大多数议员在加 earmark 的时候，并没有接受任何贿
赂或礼物，所以他的行为并不违法。甚至，从其选区的角度来说，我们选你干什么去了？不
就是希望你给我们拉修路费、教育资金吗？所以你给我们争取“特殊专款”，这才是合格的“民
意代表”。正是因此，许多议员不但不以加 earmark 为耻，反而以此为荣。比如北卡州的
一个议员，专门把自己争取到的“特殊专款”做成一张地图，这里是他为当地一个宇航中心争
取的两百万，那里是他为了一个地方学校争取到的三百万，显得他“为民请命”不辞辛苦。
但是另一方面，earmark 又是成为议员笼络人心、争取选票的手段。议员可以对真正的公
共利益漠不关心，只追逐自己的地区利益或者集团利益，从而使有限的公共资金流到了无足
轻重的地方。说白了，用公共资金为自己“搞政绩”，从而拉选民争捐款。比如，最著名的一
个案例，阿拉斯加州两个议员极力推动一个两亿两千多万美元的“特殊专款”，要给一个只有
50 个人的孤岛造一座桥，这事后来成了笑谈，称其为“哪儿也不到的桥”。
各种调查都表明，earmark的现象近年来在美国议会中剧增。根据一个叫“公民抵制政府浪
费”组织的数据，1995年国会里只有1439起earmark，到2005年，已经窜到了13997
起。
Earmark 算不算“腐败”，这实际上涉及到民主的一个核心问题：被选举出来的官员到底代
表谁？是仅仅代表那些选举了他的人，还是整个公共利益？如果是公共利益，那么民主的要
害不仅仅在其“代表性”，而在于对于公共利益是什么的“理性判断”，但是如果加入这种主观
的分析和思考，这种主观性的限度又何在？代议民主制中的“代议”二字又如何保证？局部利
益既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也可能成为它的障碍。当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一再担忧的“派
系问题”，就是如何把局部利益控制在整体利益之下。
Earmark 虽然是美国政治中近些年才猖獗起来的现象，但是没有 earmark 的形式却有
earmark 的实质的“特殊利益”却始终存在。英语中“猪肉桶”这个词（pork…barrel），也是
指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瓜分公共资源这个“猪肉桶”，以争取选票或者政治捐款。比如，很多
人认为“农业补贴”，就是一块“猪肉”。波士顿地区花了一百四十多亿的一个交通改善项目（俗
称“大坑”），也常常被认为是“猪肉”的典型。
“耳朵上的记号”也好，“猪肉桶”也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具有了专业性，这就是美国普遍
的“游说集团”现象。华盛顿周围，逡巡着一大批专业的游说集团，类似充斥北京的各地、各
企业的“办事处”。游说集团代表着某行业、某集团或者某地区的利益，努力从参众两院中“挤
钱”。本来，这也的确是帮助议员们“倾听民情”、“接近基层”的机会，是民主制度里宝贵的
传统之一，但是，如前所说，局部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把握不好，就因
小失大。专业化了的游说集团，甚至可以凭其与国会的关系建立“猪肉”市场，“拍卖”其政治
资源，所以在局部利益、游说集团、议员的三角关系之间，出现前述的两个腐败案例，也就
不足为奇了。Earmark 现象近 10 年的猛增，也和游说集团的商业化趋势相关。有人干脆
说，earmark成了游说集团的“自动提款机”。
两起重大腐败案， 上“哪也不到的桥”这样的笑话，美国earmark改革的呼声也日趋强烈。
加
由于各方压力，2006年国会中的earmark大幅下降。2007年1月5日，众议院通过改
革议案，规定所有所有的earmark都必须公开标明倡议议员姓名、用途、成本，议员也必
须证实自己与此earmark没有利益相关性，宗旨就是提高earmark的透明性。
当然了，有些乐于为自己的选民“请命”议员还是不服气。对于他们来说，我为我的选民争取
利益，何罪之有？一个伊利诺州的女议员就说，她“还将为自己的选区而斗争”。看来，一个
政治家太死心眼了也不行，因为你对你的选民“负责”，很可能就是对更广大选民的“不负责
任”。
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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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前，我一个哥大的博士同学突然宣布不读了，问他去干什么，他说： 我要去做一个
“
地铁售票员” 听了之后，我大笑，一个常青腾大学的博士生，辍学转当地铁售票员？我完
。
全把他说的话当成一个笑话了。
直到前些天，目睹了7 百万纽约人因为3 万交通工人罢工，在寒冷的清晨步行几个小时去
上班上学，才渐渐明白我那个同学所说的话，很可能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现实的计划。
一个纽约公交工人平均年工资为6 万3 千美元，同时还享有终生医疗保险、养老保险，55
岁就可以退休拿养老金。而且，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所以抱的基本是铁饭碗，不
可能被随便解雇。这个待遇的分量是什么呢？要知道，美国人的年家庭平均收入为4 万5 千
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成人都是纽约公交工人的话，那么这在美国就是
一个相当富足的家庭了。同时，美国人平均的退休年龄是65 岁。哥大一般的系院里，刚受
雇佣的年轻教授一般年收入是4 到6 万美元之间――而且要当一个教授，要接受10 年左
右的高等教育训练，这个过程的艰辛不说，竞争惨烈难找工作不说，往往还要使在读学生背
上一屁股债务――难怪我的同学要“明智”地转行去做地铁工人了。
纽约公交工人活得这么爽，为什么还要罢工呢？这部分当然是因为他们 身在福中不知福”。
“
不用去非洲，就让他们到中国来旅游一圈，看看中国沿海一些血汗工厂的打工妹或者国企倒
霉的下岗工人，估计他们肯定会死死抱住自己的岗位，给啥也不换了。然而，更重要的，当
然是美国工会的势力。
美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工会，一般按行业组织，比如汽车工人工会，服务行业工会，甚至
分得更细，理发员工会，清洁工工会，保姆工会等等。当然，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工会之间
对成员的竞争也很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每一个行业会出现一个或几个较大的工会，其他
的小工会，作为子工会，加入这些大的母工会。这些小工会与母工会有一些协商、庇护、资
助关系，但小工会有自己的董事会、财政来源，所以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工人加入工会是自愿的，条件是交成员年费，好处当然是工会会出面和雇佣者协商劳工合同，
就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等等与雇佣者讨价还价。谈拢了，当然好。谈不拢，工会可以号召
工人弟兄们起来罢工、示威。如果这个工会的号召力足够强，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某个行业
或某个工厂搞瘫痪，雇佣者当然得给工会“面子”了。对于政治家来说，由于工会在左右工
人的选票方面的号召力，它同样是一个“大爷” 也得罪不起。正是因为工会在左右经济、
，
政治方面的“势力”，美国工人的待遇在有工会以来，一直在“扶摇直上”。社会地位另论的
话，就“舒服”程度来说，在美国做一个“蓝领工人” 确是非常“舒服”的职业。比如，
，的
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很容易注意到，美国的建筑施工速度非常慢，与中国一年一栋高楼的速
度完全无法相比――这也难怪，美国建筑工人8 点上班，5 点下班，上午一个长长的“咖
啡时段”，下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 午饭吃它两个小时，五年能盖好一栋楼就不错了。
，
又比如，美国普通的白领，根本请不起保姆甚至“小时工”，许多女人选择做家庭主妇，辞
职在家带孩子，往往不是“兴趣”使然，而是实在请不起保姆。再比如，一般的中国人会注
意到，美国的“空中小姐”远远不如中国的“空中小姐”年轻漂亮，很多根本不修边幅的老
大妈还“赖”在“空中小姐”的职位上，这其实也与美国工会对“空中工人”的保护相关，
这种保护使年龄歧视、外貌歧视很难发生。
这次带领纽约地铁工人“闹事”的，就是美国“交通工人工会”的纽约子工会“地方100”。
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他们的合同是与纽约州政府的“都市交通局”签订的。05 年
12 月，上一个合同到期，新的合同进入协商阶段。正是在这个关头， 地方 100”与“都市
“
交通局”爆发了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 经过漫长、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在很多问题上
。
都达成了一定妥协和共识，然而，在养老金的问题上，谈判被卡住了：都市交通局”提出，
“
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必须抽取收入的6％作为自己的养老金筹款，这比现有合同增加了两个百
分点，而“地方100”坚称它不会“出卖”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坚决不妥协。
于是，2005 年12 月20 日凌晨3 点，“地方100”宣布罢工，地铁、公车系统陷入瘫痪。
这是纽约交通工人25 年来的第一次罢工，时逢寒冷的冬天，对于依赖公交系统的7 百万纽
约市民来说，罢工无疑是“雪上加霜”。以后的三天，成了“长征”的三天，人们在零下几
度的天气里，迎着寒风，一步一步向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学校“挺进”。如果说第一天大家还
有点“新鲜感”，还有种走路的“振奋”的话，到第三天，人们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有的
“群众”干脆在接受采访时说： 把那些工会的人给抓起来，扔到监狱去，就这么办算了！”
“
在所有这些愤怒的人中，纽约市长布鲁伯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