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三卷-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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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派到了鲍敬言更加发展了。他“好老庄之书，治剧辩之言，以为古者
无君，胜于今世”。他论儒家所崇拜的君道起源说：“强者凌弱，则弱者服
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
民制焉。然则隶属役御，由乎争强弱而校愚智，彼苍天果无事也”。因此，
他以“由于为君”的统治权，才产生了“屠割天下”的君主。他虽然也如道
家，慕拟上世，但更特别强调了贵贱贫富之不平等，礼法制度之专为有产阶
级而设的道理，所谓“本无尊卑，君臣既立，而变化遂滋”，“道德既衰，
尊卑有序，繁升降损益之礼，饰绂冕玄黄之服”。这些他所痛斥的剥削制度，
皆是他所指的“儒者曰”寄托的立命处。（详见抱朴子诘鲍篇，详说见下）
（三）论“儒道异”的显著人物是葛洪。凡二元论的折中主义，大约都
产生于正反二者争辩剧烈的时候，李丰论“才性异”是如此，葛洪在晋惠帝
时代论“儒道异”也是如此。用现在的成语讲，这种思想是“中间路线”，
时而虽依违两可，时而更徬徨两不可。他曾说：“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
之则弊，。。可得而论，难得而行也，”然而他却在养生论方面接受了嵇康
的思想，他所谓“安时顺处”，“祸莫大于无足”，“知命者不忧”，“为
乎无为，以全天理”，连术语也尽是老庄的旧话，他名之曰“道意”，名之
曰“至理”。他似乎仅于反对了道家的不利于统治阶级的“过火”论，故在
疾谬、诘鲍诸篇痛斥放任不检，非薄君主。其次，他对于儒家，批评俗儒“重
所闻，轻所见”的博士思想，然而他又在基本上皈依儒家，说什么“人伦虽
以有礼为贵，但当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有圣人作，受命自天。。。
夫祥瑞之征，指发玄极，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
天意，彼嘉应之来孰使之哉？”他的四不像的理论，似乎守中立，而在本质
上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典型。
（四）论“儒道合”的一派，起于王弼向秀庾峻父子，下及郭象殷浩张
湛韩康伯等，在晋朝他们是支配的思想人物。（王弼有专章研究。）他们把
庄子在“材与不材之间”的相对主义，发挥到极点，居然处于“臣进退维谷”
（殷仲堪语），“心徘徊以踌躇”（向秀语）之间，能使矛盾解消于“容迹”
的“有无之间”。
前三派本书皆有专章研究，现在我们就要详细说明“儒道合”一派的社
会背景及其思想路径了。
原来经过魏晋“禅代”（一个不洁的历史名词），统治者不得不通权达
变，招来了些“不仁不孝”有才干进取的名族人物，这些人在思想意识上即
发现了所谓“通脱”，“清峻”，对于取得了政权的王朝，颇有不利，而“度
外用人”，反不如两汉博士的谨守规矩师法之易于利用。这儿，就是名门世
族的内部悲剧，史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卷四
九），“魏晋去就，易生嫌疑”（卷九四），可以说是实录。鲁迅先生说得
好：
“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
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
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
他们的立足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但倘只是实行不
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
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
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昭）杀嵇
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
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
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
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201 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
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要迂执得多。”（而已集）
鲁迅先生以上的话道出了嵇阮刘诸人的一些思想路径，这是魏晋时代悲
剧的一面，然而还有迫于政权的压力，不得不（如向秀）或自甘（如郭象）
走向喜剧的一面，使名教与自然二者结合，依据庄子一个现实的结论“不谴
是非，以与世俗处”，完成最不合理的约束是最合理的行为，“安时而顺处，
哀乐不能入也。”这个统一，“与造物者游”之空想，事实上是没有的，惟
“与世俗处”之实际，却又远乎“天”，于是乎产生了晋人的一套“迹”论，
下面我们先用史实来证明：
“康既被诛，文帝问向秀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
‘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后为散骑
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晋书卷
四九）
但他怀念吕安嵇康，作思旧赋，也有如下写心之句：
“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
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在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
（晋书卷四九）
著名的豪族庾峻，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他上疏晋武帝，为了调和阶级矛盾，安定统治权，说出了当时儒道可合的政
策，他的话如下：
“臣闻黎庶之性，人众而贤寡，设官分职，则官寡而贤众，为贤众
而多官则妨化，以无官而弃贤则废道。是故圣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
或出或处。故有朝庭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庭之士，佐主成化，犹人
之有股肱心膂，共为一体也；山林之士，被褐怀玉，太上栖于丘园，高
节出于众庶，其次轻爵服，远耻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虽无功而能
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贪污，退让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闻其风而悦
之，将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宠之臣，所以为美也。
先王嘉之。节虽离世，而德合于主，行虽诡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
玉帛之命，其次有儿杖之礼，以厚德载物，出处有地，既廊庙多置才，
而野人亦不失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
夫人之性陵上，犹水之性趣下也。益而不已必决，升而不已必困，
始于匹夫行义不敦，终于皇舆为之败绩，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进趣，
上宜以退让去其甚者。退让不可以刑罚；使莫若听朝士时时从志山林，
往往间出，无使入者不能复出，往者不能复反，然后出处交泰，提衡而
立，时靡有争，天下可得而化矣。”（晋书卷五十）
他的两个儿子，仕于晋惠帝之时，庾珉因“世路如此，祸难将及”，自
料将死于非命，后果然。庾敳的名士事迹，史载更详尽，本传说：
“敳字子嵩，。。为陈留相，未尝以事婴心，从容酣畅，寄通而已。
处众人中，居然独立。尝读老庄，曰：‘正与人意暗同。’太尉王衍雅
重之。敳见王室多难，终知婴祸，乃著意赋以豁情，衍贾谊之鵩鸟也。
其词曰：
至理归于浑一兮，荣辱固亦同贯；存亡既已均齐兮，正尽死复何叹！
物咸定于无初兮，俟时至而后验，若四节之素代兮，岂当今之得远。且
安有寿之与天兮，或者情横多恋，宗统竟初不别兮，大德亡其情愿。蠢
动皆神之为兮，痴圣惟货所建，真人都遣秽累兮，性茫荡而无岸。纵躯
于辽廓之庭兮，委体乎寂寥之馆；天地短于朝生兮，亿代促于始旦。顾
瞻宇宙微细兮，眇若豪锋之半。飘■玄旷之域兮，深莫畅而靡玩，元与
自然并体兮，融液忽而四散。
从子亮见赋而问曰：‘若有意也，非赋所尽；若无意也，复何所赋？’
答曰：‘在有无之间耳！’
迁吏部郎。是时天下多故，机变屡起；敳尝静默无为。叅东海王越
太傅军事，转军谘祭酒。时越府多儶异，敳在其中，常自袖手。豫州牧
长史河南郭象善老庄，时人以为王弼之亚，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
何必减庾子嵩？’象后为太傅主簿，任事专势，敳谓象曰：‘卿自是当
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
敳有重名，为摚鹚疲欢哿不担刚呒ブ６脊俅邮挛箩阶�
之，敳更器峤，目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礧场嘟冢┲笙茫卸傲�
之用’。时刘舆见任于越，人士多为所构；惟敳纵心事外，无‘迹’可
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越令就换钱千万，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于
众坐中，问于敳，而敳乃颓然已醉，帻堕机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
‘下官家有二千万，随公所取矣。’舆于是乃服，越甚悦，因曰：‘不
可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石勒之乱，与衍俱被害。”（同上）
从上面的史实看来，向秀不得已而“容迹”，到了庾敳则拿家富二千万
的“聚敛积实”的小人行为，来容所谓君子之事迹，为无为，事无事于“有
无之间”。于是，不是以实践检证理论，而是以理论歪曲实践，使荣辱存亡
一致，善恶真假均齐，躬行了他的父亲献给武帝的政策“实际”，因而“节
虽离世，而德合于主，行虽诡朝，而功同于政”，然而不有所谓彻底的卖身，
甚至于贪污聚敛，还不可能齐一善恶，“无迹可间”的。向秀容“迹”，内
心里犹徘徊以踌躇，表示出神与形之矛盾，而庾敳则大言“蠢动皆神之为兮，
痴圣惟货所建”，“至理”在实践之中应是“迹”近糊涂的蠢动，而无恶不
作的惟货所建，才是善之“无迹可间”。这正是胡适教人糊涂的所谓“理未
易明，善未易察”吧！
至于郭象，好老庄，能清言，在“儒道合”的实际行为中，要比庾敳更
“无迹可间”，更小人形象些，这才能使理论歪曲实践，故他嗜好老庄，又
不妨“任职当权，熏灼内外”。正因为如此，庾敳见他“任事专势，谓象曰：
卿自是当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如果说为人行薄的郭象把向秀的
“隐解”，述而广之，则所述所广者，便是使“隐”义主动地成为庾峻反动
政策的理论指导。郭象理论的玄妙和实践的下流之“天才”结合，是一个喜
剧的概念家的典型！
“儒道合”的教养，在晋朝颇有支配力量，此种风气即后世所谓的官僚
场中的“黄老哲学”，任职要静默无为，同流合污；退职则口无怨言，夷神
委命。例如清谈家殷浩虽有“进退维谷”之感，而大体上是朝野两宜的，据
晋书说：
“殷浩清徽雅量，众议攸归，高秩厚礼，不行而至，咸谓教义由其
兴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处国钧，未有嘉谋善政，出总戒律，唯闻
蹙国丧师，是知风流异贞固之才，谈论非奇正之要。”（卷七七）
“殷浩被黜放，口无怨言，夷神委命，谈咏不辍，虽家人不见其流
放之戚；但终日书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同上）在理论上的
“儒道合”，正如他的外甥韩康伯所说：
“体有而拟无者，圣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虽所滞不
同，其于遣情之累，缘有弊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晋
书卷七五）
好一个豪门贵族的人生观，原来公理就在私弊上才体现出来！封建最高
统治者有一套所谓“使功不如使过”的方法，这也是反动派胡适对汪精卫引
用过的道理，为了“使过”，甚至故意要使人陷入贪鄙行为。豪族的政治哲
学就能够把贪鄙从理论上讲成清白！
明白了晋朝的这样政治背景，才知道如山涛一般人为什么要做“吏非吏，
隐非隐”的山林朝士。既然“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
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的群虱（阮籍
语）不合时务，专制帝王就不能不重视“褌裆”之外的天才，因此“介然不
群、性好老庄”的七贤之一山涛成了一位晋室的表率大臣，与“天地四时之
消息”浑然一体了，请看皇帝对他屡次的求退表是如何的诏示：
“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职是也。方今风俗陵迟，人心进动，宜崇
明好恶，镇以退让。”
“君以‘道德’为世模表，况自先帝识君远意，吾将倚君以穆风俗，
何乃欲舍远朝政，独高尚其志邪？”
“君赞翼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勋，朕所倚赖，司徒之职，实掌
‘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群望。”（晋书卷四三）
这位容迹的道德模表，为“意化”与“邦教”做了元勋。然而他“居官
以絜其务，以启天下之方”者，原来也是“在有无之间”，仅“不欲异于时”
而已，故时尚贪污，公卿皆然，山涛便不能独标廉洁，而异于时尚，他将袁
毅的贿赂，“受而藏于阁上，后毅事露，。。凡所受赂皆见推检；涛乃取丝
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这是否真的行径或假的作伪，不得而知，但
证以七贤之一王戎“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计算，恒若不
足”，同时以人伦鉴识著名于世，他又常目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
莫知名其器”，那么，这个山涛是一个狡猾的伪君子。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僚
学者也说“贪而不污”，或说“污而不贪”，山涛启天下之方，不是更明白
么？
残酷的专制政策，作弄了当时名士，更培养了这样官僚主义的“黄老风”，
或“不欲异于时”名之曰“朝隐”，或“与时浮沉”名之曰“容迹”“寄通”，
试看王戎的思想：
“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
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晋书卷
四三）
晋人“而已”很多，依据庄子“不可奈何”以及“固有所不得已”的理
由，承认不合理的现状都是合理的，既“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为人臣者
固有所不得已”，故“入其俗，从其俗”，“长于水安于水”，“生于陵安
于陵”，一切恶的既成，就不必改了，若要改革现状，那就是“有为而虑”
的人道，就不明白“天地四时之消息”。“容迹而已”，“寄通而已”，“与
时浮沉而已”，是周末道家思想渗入儒家思想（如天下篇的理论）之庄学的
晋朝复古，在学术上就形成了“儒道合”的玄学，章太炎说“五朝有玄学，
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这话似根据
郭象庄子注序末段之文，加以扩充，要非确论。
“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马克思语），按
魏晋名士好弄名辩，但名辩并没有改变事物，反而和事物（封建的）相容。
嵇康在逻辑上爱用矛盾律拒中律，故思想指导他招来杀身之祸，试看他被孙
登教训而诗中也说“今愧孙登”，可以知道正规的形式逻辑，在当时也是危
险的：
“嵇康（继阮籍）又从之（孙登），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
康每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火生
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
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
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或谓登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
故或嘿然者也。”（晋书卷九四）
孙登教训嵇康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