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三卷-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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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后来户调制的直接渊源。原来这一法律的普遍施行，是当作对豪族占有制
的压制的手段而开始的。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九月条注引魏书说：
“公令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
（绍）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
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
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
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此令虽系于建安九年，但由何夔传及赵俨传（赵俨传已有阳安都尉李通
急录“户调”之语。按李通为阳安都尉，在建安三年，即公元一九八年）所
载观之，曹魏户调的法律，当更早于是，或许在许都已经施行了。
如果说汉时的“调度”或租调制还在雏形阶段，那么，魏时的租调就更
完整了；到了晋武帝公布占田法时，它同时更用法令的形式，施行于全国。
晋书食货志说：
“平吴之后，。。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
（丁）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
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
把此制和魏武的户调比较，虽丁次、远近、华夷、所输之额有差等，但
丁男之为户者，剥削率却比魏制增重了。
关于田租的条文，不见规定，因之有人疑晋制不征田租（像马端临在文
献通考所说），实则这仅由于食货志记载缺略，我们证诸下引文字，就可看
出晋制是田租户调合并征收的：
“太康三年，冬十二月景申（按景申即丙申，唐人避高祖父讳炳改，
下同）诏：四方水旱甚者，无出田租。”（晋书武帝纪）
“太康四年，秋七月景寅，兗州大水，复其田租。”（晋书武帝纪）
“永兴元年，十二月丁亥，诏：户调田租三分减一。”（晋书惠帝
纪）
观上引第三例中，“户调田租”并举，尤为明显。大概田租用课名，布
租用调名，所谓“课调”。据初学记引晋故事说：
“晋故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亩收租四斛（按斛的容量唐以
前等于一石，唐以后等于八斗）；绢三匹，绵三斤。凡属诸侯皆减租谷
亩一斗（升），计所减以增诸侯绢户一匹，以为诸侯秩。又分民租户二
斛，以为诸侯奉。其余租及旧调绢二（二字疑衍）户三匹，绵三斤，书
（当作尽）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卷二十九，
宝器部，绢第九）
据此，不是很明白地表示户调和田租一并征收吗？这里课田五十亩当即
亩收租四斛的同义语。重要的问题是，租调制正是以法律形式把男耕女织的
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形式更加巩固起来。在二卷第一章已经说明，这是东方
封建制度的广阔的基础。不论是从史料那一方面看，户调出来的手织工业品
是魏晋统治阶级的重要的权力手段，魏晋争取财富的多寡和贿赂财富的多
寡，大量出现丝帛绢织的数量记载，甚至职官表上还以法律规定了颁赐绢帛
的多寡是官品高低的标准；后代官制也大都仿效这一法规，见于各史的职官
志。从晋之户调制至唐之租庸调，一直是国家征取地租的重要法规。南朝宋
孝武有“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之制，齐武帝有“户调三分，二分取现布，
一分取钱”之制，北魏均田制的民调更规定得完整，租调合输。统治阶级更
用币调尺度加大的方式，不断地增加剥削率。王国维说，“尺度之制，由短
而长，。。而其增率之速，莫剧于西晋后魏之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
由魏晋以后，以绢布为调，官吏惧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其增大之率，
至大且速。”（遗书释币）其他如用折变等各种方式增加剥削率，例子更多，
不胜列举。
第四、均田制度。西晋自八王之乱（公元三○一年），经五胡乱华，直
至北魏击灭北凉（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四三九年）才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
乱而形成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是时北方经过约一百四十年的混乱，田园荒废，
统治者继承占田制的收集劳动力的传统，于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四八五年）
遂颁布了均田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初唐。据魏书食货志，通典及册府
元龟的记载，综合起来，所谓均田制，大概是这样的。魏书食货志：
“太和九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不栽树者，谓之露田），妇人二
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
三易之田，再倍之，（所授之田下疑脱“一易之田”四字。胡三省曰：
“倍之者，合受四十亩，授以八十亩，此一易之田也；三易之田，三年
耕然后复故，故再倍以授之”，可证。）以供耕休（“休”原作“作”，
依通典改）及还受之盈缩。
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随有无以还受。
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通典
及册府元龟无此四字），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
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册府元龟
无莳余二字），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
奴各依良（册府元龟作各依限，无奴字）。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
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
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
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
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
过所足。
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四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
皆从还受之法。
诸有举户癃残（通典作举户老小残疾），无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
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
授妇田。
诸还受民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牛者，皆至
明年正月乃得还受。
诸土广民稀之处，随力所及，官借民种莳，役有土居者（通典及册
府元龟作后有来居者），依法封授。
诸地狭之处有进丁授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
足（此三字疑衍文），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
准此为法。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唯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
之处，不得无故而移。
诸民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男女
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
诸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进丁受田者，恒从
所近，若同时俱受，先贫后富，再倍之田，放此为法。
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
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
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
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这就是北魏均田制见于史籍的大略。虽其实施的情形不可得而详知，但
由上引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其一，这是土地国有制的另一形式，它的目的在
于“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太和元年——公元四七○年——诏书上的
话），也在于“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这即是说使劳动力束缚于土
地。为要实行这种政策，必须从国有的土地划出份地来为农民使用，从鼓励
耕者的兴趣。其二，在均田制实行之前，北魏统治者采用和豪族妥协的方法，
立“宗主督护”制，身分性的宗主可以控制几百家以至几千家，在依附农户
头上榨取租调，其中一部分交纳政府。因此，“宗主”和国家最高地主是势
力相埒的。到了北魏的中央政权势力强大的时候，才采用均田制，才从“宗
主”手中挤出了许多荫户劳动力，同时在法令中给了宗主以相当大的利益，
或以公田赐给的方式安定他们，或事实上承认他们既得的占有土地的权利，
因此授田的范围不能不定出“远流谪配，无子孙，及户绝”，这和王莽宣布
天下之田为“王田”的立法就不相同了。均田法规定奴婢和牛均得受田，而
对于人数并无限制，自然便利了有力拥有奴婢和耕牛的豪贵；同时，奴婢四
人，或牛二十头，才纳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户调，益发助长了贫富的悬隔。其
三，均田法在施行上比较占田法便利的，那就是先之以所谓“三长制”。接
三长制是由于李冲的建议，文明太后（孝文帝的祖母）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
这种依靠农村公社的制度，以五家为单位，谓之邻，置一邻长；五邻（二十
五家）为一里，置一里长；五里（百二十五家）为一党，置一党长。由其建
立的动机看来，在于防止“隐冒”和“苞荫”，以期租税之归公；所以调查
户籍与征收租税为三是的主要任务，所谓“三长既立，（民）始反旧墟”。
这有魏书李冲传的话可以为证：
“（冲）迁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
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
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
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遂立三长，公私
便之。”
从“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看来，三长制是皇权对豪权斗争的
手段，在于防止豪族荫附佃客，从而有利于实现中央专制主义。然而，正因
为这样，中央政权便和豪族特权发生冲突了。
其四，均田制之下的国家地租大体上相似于占田制，不过在劳役地租中
混合了实物地租。“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
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织者，八口当未娶者四。”（魏书食货
志）李冲也说，“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男耕女织的粟米布帛是
均田制的榨取对象。
总之，屯田、占田以至均田，是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形式的发展、是东
方专制主义的秘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政治宗教史，都应从这样的
经济基础着手分析。
第三节
身分性地主阶级占有制的发展
汉室创业之始，就发生了土地兼并的现象。当“汉之为汉几四十年”时，
贾谊已经看到了土地兼并的严重。最高地主和身分性地主的矛盾和斗争，终
汉代没有间断。逮及汉末大乱，人民流亡，强宗豪族常率其宗族部曲的武装，
或自筑坞壁，打击农民起义，或带领依附的农户，归附大的军阀。西晋统一
不久，即有八王五胡之难，中原鼎沸，民不聊生，当时豪强之留于本地者，
拥众自卫，自称“坞主”，“宗主”，其行者也以“行主”资格偕其亲党及
部曲同行，动辄数百家。例如晋书郭默传：“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
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渐众，抚循将士，甚得其欢
心。”又如祖逖传：“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
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
之，推为行主。达泗口，。。居丹徒之京口。”这样形成的地主武力，又被
用为兼并土地和占有劳动力的工具。所谓豪强，不仅借其身分性来和政治力
量勾结，构成封建制国家机器的一个统治的因素，而且本身还具有军事的力
量，通过诉讼上军事上的裁决权而巩固他们的财产占有权。因了豪强势力的
强大，曹魏和孙吴的复灭不消说，即西晋的占田法以及素采抑制豪强政策的
北魏的均田法，都不能贯彻土地国有制，不同程度地要和身分性的地主妥协。
并且由于无分南北都形成了若干著姓巨族，也可以证明它们是有着农村公社
的物质根据的，因为家族或宗族是上层建筑，同时也是经济基础，没有这样
的基础，豪族巨姓是不会产生的。旧史所载这类事例很多，新唐书柳冲传说：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
郡姓，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
元、长孙、宇文、陆、源、窦首之。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
至于农村公社和豪族的关系以及庶族地主的发展及其难以彻底向“非身分
性”地主的转化，另在第四卷专章说明。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九品中正便是反映身分性地主占有权的典型的制
度。到了晋室南渡以后，江东遂成为豪宗强族发育的温床。因为这些地方，
比较有许多还未开发的空地，而开发所需的劳动力就依靠北方的流民来供
给。豪族依靠特权随意占有了肥饶的土地，强制地把自己控制的亲党家族和
流落到当地来的农民农奴化了。特别是南朝，历代的政权都建筑在豪门巨族
的拥护上面，豪贵尤恣其所欲地广占顷亩，即所谓清谈之流文学之士也不能
免俗。试举数例，以见一斑：
梁（五○二——五五六年）的竟陵王子良，虽是一个佛教的热烈拥护者
（曾领导僧俗和范缜关于神灭问题作理论的斗争），但也并未忘情于俗界的
物欲；宗教主的最后要求，还是地租。他利用当时县界的不明，封闭了连亘
数百里的山泽，设立了五所屯田，而严禁人民的樵采。
宋时长沙景王道怜，曾修治芍陂（安徽省中部，淮水上游），得到水田
万余顷。后来梁朝裴之横使役了僮属数百人于这陂埋没湖田，经营耕垦，遂
成殷富；可见陂池的独占，为当时有力者竞争的目标。
作为争占陂池的著例，则有宋文帝（公元四二四——四五三年）的名臣
谢灵运，他虽以诗人见称于后世，但实为利欲熏心的俗物。他承袭父祖所遗
的丰富的资财，役使众多的属隶，填埋陂池，广扩湖田。他向文帝乞会稽郡
治山阴县（浙江省绍兴府），东郭的回踵湖，企图泻其水以为湖田，碰了会
稽太守周顗的钉子（顗以湖近郡治，有重要的作用，不宜填为湖田）；但他
贪念不息，又求同郡如宁县的岯瑝湖，也遭周顗的拒绝，两人遂成仇敌。这
种变湖为田的工事，在占有劳动力的豪族，固属轻而易举，然而它将使水流
发生变化，可能泛滥成灾。
大约是苦于豪强的霸占吧，到了大明年间（四五七——四六四年）宋室
也以法令规定山泽的种类，禁止森林及渔猎场的增设，只依官品限定最多不
得超过三顷。然而这一法令，在另一意义上却等于承认权门势家占有权之合
法而已。
在南方，白米是普遍食用的，因而水碓实为一种厚利的独占设备。西晋
时，洛阳的贵族，早已引洛水于西郭设立水碓，而以精米供给洛阳市以牟利。
巨富如石崇拥有水碓至三十余区。据说被称为名流的王戎，他的园田和水碓
遍于天下。山阴孔氏以富强自立，产业甚广，仅永兴一处别墅，就占田二百
六十五顷。
身分性地主阶级在中国封建史中是十分突出的，它阻碍了土地进入流通
过程，即对于封建解体过程时期的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起了反动的作用。它
虽然从唐代中叶以后，因了半“非身分性”的庶族地主的兴起而受到些打击，
但它依然是一个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