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作家对话-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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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生活”的尴尬，得以更深层次地洞察时代，写出更深层次的传世
之作，还是恰恰相反？他们漂泊的灵魂使我们为之一掬同情之泪，抑或
是二者皆有？
让我们还是先回到与余华的对话：
余华：世界还是很大的
我是1993 年辞职的，原先在嘉兴市文联工作，因为爱人在京，
我也就没有去找工作，惟一靠写作为生。
和王小波差不多。
不，与王小波不一样，他开专栏，可以称作自由撰稿人，我不
是，我更像是职业作家。区别于作协的专职作家，一般我们称他们
为专业作家。西方的大多数作家是职业作家，用写作来生活，就像
是在公司里工作一样。这样其实也很好，很自由，不需要面对更多
的关系，也不需要去单位开会，可以专心写作。
以写作为生，能维持生活吗？
我感觉还可以，要看作家如何面对这一现实。有些作家只想写
小说，其实，也可以触触影视；出书也只局限于大陆，其实，也可
以在台港出出繁体字本，可以翻译成多种文字。这样，一部15 万字
左右的作品，养活一个作家四、五年应该没什么问题。世界还是很
大的。
作为职业作家的创作心态，是不是更好？比如没有固定的工
资，会更有危机感，会更有创作的动力。
辞职前后，我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心态是一样的。几百元的工
资不起太大的作用。主要还是社会的发展，给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比如影视等。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放在什么位置上，并不重
要，关键在于人的自身，就是要在写字台前不断地写。
能否披露一下你的稿费收入情况？比如这次意大利获奖。
意大利的奖金肯定比国内的多一些，但是税收也高。《活着》
是6 年前出版的，陆续出了几种文字的版本，至于收入情况，也没
有计算，总之，一本书出版后，会不断地有收入。
看来，余华作为职业作家，似乎找到了他写作人生的最佳方式，暂
且称之为余华模式。它是有别于专职作家与自由撰稿人的职业作家。
林白：对，我还有点公职
对同为著名作家林白的采访，则给记者留下了完全不同的感受。
这次是想采访一下职业作家或者自由撰稿人的问题，听说你也
属于这一类的，不知是否愿意谈谈？
（略有迟疑，似是自言自语）谈谈，也没什么。谈吧。我和余
华的情况不太一样。我还有点公职。
那你这两年怎么生活？
主要靠稿费。这两年还行，因为去年出了文集4 卷，1994 年以
来，有《一个人的战争》等20 本，大约有200 万字左右，但主要是
重复出版的，每年新写的不过10 万字左右。以后哪年只要不出书，
生活就紧张。因为我只搞纯粹的文学创作，不触电，不搞电视剧、
电影，也极少在报刊发文章，而像去年出文集的情况，恐怕一生只
有一次。
那么，每年的稿费收入大致能有多少？
这要看我这一年能出几本书。稿费一般是版税制，稿费是印数
的10％，一般印一万册，定价一般在10 元左右，扣税、扣样书后，
每本仅有几千元。当然，也有几万元的时候。养活自己还可以，但
我的孩子在上小学，费用高。
以你的名气，找个单位应该不难吧！
不是这样的。我也托人问过许多单位，到处都人满为患，而且
有的单位不要女的。我的身体不太好，心脏不好，就在家歇着。
呀！这样的。哪会想到是这样！我可以帮你联络一家学院去讲
授当代文学。
那当然好。不过我只是1982 年武汉大学文学学士学位，而且现
在也只是中级职称。
你的作品就是你最好的学历和职称。不过，目前这所学院没有
指标，只能先拿课时费。
那就不必了。眼下我还有去年文集的稿费，明年有个自选集出
版。
访过林白，记者感到惶惑，不知道怎样能帮助这位有才华而又体弱
的作家。李银河谈王小波：他得到了一个孜孜以求的自由空间
当时，小波为什么会想到辞职？
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经济情况允许，出国有一些积蓄，另外没
有孩子，没有后顾之忧；其次是与个性有关，在单位人际关系不容
易处好，在大学任教，课时不多，每周也就几节课，但他还是觉得
与创作互相打扰。辞职就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有了自由的创
作空间。
是的，越是有才华的人，越有个性，也就越难以处理这种单位
式的人际关系。
小波与单位同事的关系还好，系主任也是朋友，但也总有各种
各样的关系。这是关系本身，体制本身的事。
这就是美学家所说的更深一个层次的规避了。他辞职以后感觉
怎么样？
以前，我能看得出来，精神一不自由，他就烦躁，虽然不说，
我能感觉到。辞职以后的5 年，是他一生中精神最为愉快、创作最
为丰富的一段时期。他得到了一个孜孜以求的自由空间，没有了束
缚，可以彻底地独立思考，不用请示，不用汇报，不用开会。
据我所知，小波之前，并无可以效法的先例。是否有什么突发
的事情促使他辞职？
当时，已经有了电影独立制片人，可能对他有启发，另外，就
是成立了人才交流中心，可以办理关系留转手续，要不然，他也不
敢。
对了，1992 年正是南巡讲话之后，商品经济的浪潮初起，小波
的辞职也可以理解为下海，只不过是下海写作。
很难说是写作谋生。文学应该属于精神贵族一类，是有闲阶层
做的事情，有生存压力是不可能创作出好作品的。小波对于时髦从
来不看，比如流行电影、电视，流行的通俗小说等从来不看，也许
是担心影响自己的思路。刚刚退下来时，只是想写小说，后来写了
杂文。这是体现他的社会责任感，对于社会的发言，而且，他的文
笔也确实有特点，作家有才气而没人看过他的文字也是一种遗憾。
小波的成名是在辞职之后吧。
一次是1993 年《黄金时代》在台湾获奖，一是1996 年获奖，
这是两次飞跃。
王小波的一次勇敢的辞职，以及他自由撰稿模式的艺术成功，伴随
着偶然身死的哀荣，遂使之成为一个作家群体的抉择，成为一种时代潮
流。虽然其各自选择的样式不尽相同，其类别之杂，可用一句古诗表述，
叫做：“乱花渐欲迷人眼”，但其尝试的深度也还不够深入，其可行性
还有待历史的检测，所谓：“浅草才能没马蹄”。当然，这一切都是时
代使然，是时代的变迁造就了小波的成功，是时代的需要为之推波助澜。
虽然如此，历史是不会忘记书写那些敢于首先纵身入海的弄潮儿的。
在王小波成功的前后，在南京出现了一群小波式的作家，并且这些
作家与前文介绍的作家们不同，他们自成体系，互相呼应，形成一个作
协之外的作家圈。如同其代表人物韩东所说，“因为有了王小波，就有
了不同的写作。”
韩东：写作是我们的生存方式
1961 年出生的韩东在南京的自由作家群中算是“大龄青年”了，但
激情犹在，仍有着青年人的激情，有点儿慷慨激昂的。
你很早就辞职了，当年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这是出于一种本能。那时我在学校教书，就觉得只有一件事（写
作）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有人可能觉得辞职是一种逃避，其实
不是。人生来就不应该屈服于任何环境，而要有自由的追求和选择。
人的主动性就是人对环境的选择和认同。
你所谓的环境指的是什么？
人生而为人的责任和文坛的秩序吧。我对常规化的文坛是深恶
痛绝的。世界上有两种写作，一种是为了进入秩序，被社会接纳，
或者是想成为大师什么的，这是很腐败的；还有一种是纯粹的写作，
像王小波，写作是因为有话要说，不能不写。写作是我们的生存方
式，而不带任何功利的成分。前一段起的，我参与了朱文发起的一
项问卷调查。这项活动其实是一种反抗，是要与传统决裂以争取自
由的空间。我们的写作是纯粹的，我是理想主义者。
可是，理想主义者也要首先养活自己。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要养活自己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说什么为了生存而放弃理想，什
么为了生计奔波，其实都是一种藉口。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面包，
上班的人其实是很可怕的，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恨不得把
一切都投入进去了，却仅仅是为了维持生活和在某种秩序中一步步
晋级。至少我是无法忍受的。
那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呢？
很好。我辞职前准备了一两年的生活费，后来到广东作协当两
年应聘作家，又在一个朋友的公司里挂名，他给我发工资。面包是
容易有的，重要的是获得一种心灵的自由。
朱文：这是一种终生的矛盾
一个多月前向全国100 位青年作家发出题为《断裂》的调查问卷的
朱文，针对思想状况、文学批评、作家协会等列出13 个问题，产生较大
的反响。让我们看看朱文怎么说。朱文的声音较低，不那么激越。
我以前在工厂工作，觉得没意思，就走了。像现在这样才是我
应该过的生活。当然，现在也不能说活得很好，问题在于你过的是
一种什么层次上的生活。
你是否觉得现实生活与艺术必然是矛盾的？
是的，这是一种终生的矛盾。不过，这不应该影响你的选择和
坚持，太刻意追求某种生活模式，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你想成名吗？
想的。
吴成骏：很穷的时候我宁可干点儿体力活
吴成骏是南京作家群中不善言辞的，他结结巴巴地述说着自己的历
史。语气很是平淡，倒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我原来是电力工程师，1995 年时辞职了。其实没什么，就是时
间上的事儿，因为写作与工作很难两全。大概理想主义伴随了整个
过程吧！
写作能维持生活么？
很紧张，也就是一点儿稿费，我现在租的是一居房，很难。不
过我还是不想成为专业作家，很穷的时候我宁可干点儿体力活，比
如给人送货什么的。
你对专业作家怎么看？
没有特别的恶感。专业作家也能写出好的东西，不过我不合适。
赵刚：走向社会后视野更为开阔
韩东们都申明自己是理想主义者，但赵刚不是，他是下岗后选择了
创作。但他是笑着说的，而且笑得爽朗。他说自己在文革后回城在一家
工厂上班，10 年前就被单位赶了出来，被社会淘汰了。比王小波早，不
过是被动的。后来，他有了一个机会，一家杂志社想要聘他，待遇很好，
但他还是临阵逃脱了。“我就怕不自由，还是当个社会闲散人员”吧！
他自己说着笑了起来。
那你是否觉得有另一种损失，譬如你失去了自己的社会角色，
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局外人”？
恰好相反。社会坐标点其实是一种局限，在单位接触的层面有
限，约束了与人的交往，而走向社会后视野更为开阔，接触的人更
多，更透彻。
以后就这么生活吗？
也不一定。我想应该有某种理想状态，一方面有个相对不错的
工作，比如文化单位，另一方面又可以自由地写作。不过，我还是
不想当专业作家，主要是人际关系麻烦。其实，现在这种生活也挺
好的，能获得一种独立意义上的写作，写给全人类。
赵刚感兴趣的是人和生命。他的长篇《北纬32 度》已经完成。
王小妮：我只是想自由一点
看来，说“因为有了王小波，就有了不同的写作”，只是因为小波
的影响最大，就像是说陶渊明开辟了文人归隐的人生道路一样。说到作
家辞职，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80 年代蜚声文坛的女诗人王小妮，她似乎
也可以作为朦胧诗的始作俑者之一。以后，她与评论家徐敬亚组成家庭，
就辞职做职业作家，后来听说生活无着，徐敬亚又被迫到一家公司工作，
不过，这些也都是道听途说。记者怀着好奇的心态，拨通了海南他们家
的电话。
原先我在一家国家级的电影制片厂工作，本来是不错的。突然
有一天，单位要求坐班，我就受不了了。要我坐班还不如杀了我，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自由惯了。现在我居家，拖地板是为自己，买
菜是为自己，一切都是为自己，为自己活。
听说你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是的，有一段时间，几乎活不下去了，于是，徐敬亚不得不应
聘，在一家公司搞策划，我也被迫应聘到广东作协，虽然不坐班，
但也不自由。反正写字的人，社会是不会给你合理的报偿的，特别
是写诗的。写小说还能挣钱。但一首诗才几个字？不过是心灵的声
音罢了。我只是想自由一点。
记者还想采访徐敬亚，王小妮说他还在公司上班。哦，上班。
不仅是一个徐敬亚没有采访到，还有林白极力介绍推荐的李冯，说
他是南大毕业的硕士，从广西大学教师的位置上辞职，在北京专职创作。
南京的群体说他想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与他们无功利的态度不
同。记者多次打去电话找李冯，总机小姐总是说“他家的分机号码坏了”，
不待你说话就挂断了。
其实，又何止一个李冯，一个徐敬亚，也不知道有多少种模式构成
今日的文坛，有多少位作家在人生的旅途上飘泊，在中国文学史的史册
上漂泊。
是的，传统的体制一旦冲决，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譬如毕
淑敏在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由公司来养活一个作家，并不是很重的负
担，又为公司提高知名度，这样的公司是很有眼光的，可以称为毕淑敏
模式；还有不少的作家在出版社、报社一类与文学创作有关的单位，如
刘震云在《农民日报》，莫言现在在《检察日报》挂职，可以称为刘震
云模式；也有一边当着学者教授，一边涉足文坛的，如余秋雨、曹文轩、
徐坤等，他们走的似乎是专职作家与职业作家的中间道路。
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孙德全说，现有的管理体制是“老人老办法，
新人新办法，”是多种体制并存。全国的专业作家也不过几百人，大部
分是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如冰心等，大多已过退休年龄，另有一部分是
新时期以来涌现出来的佼佼者，但他们也大多担任着各地作协的文学组
织或编辑工作，这是老办法；新办法是全国十几个省市所实行的合同作
家制，作家受聘于省市作协一般是一至三年，关系仍在原单位，由作协
给予补贴。中国作协一共有5800 多名会员，绝大多数都有固定的工作岗
位，其中80％分布在新闻、文化、出版、教育部门。
世界本来就是绚烂多彩的，多彩才会绚烂。
（此文与陈洁合作）
编辑眼中的作家
“编辑和作家，有点像穴头和走穴演员。后者红之前，前者挑后者；
后者红了，后者挑前者。”这是某个主张先锋的文学杂志编辑的“业内
真言”。出版社和文学杂志常常称：作家是我们的衣食父母。那么，他
们的起初关系如何呢？
上海的《小说界》是文学杂志中的“四小名旦”之一，在上个月的
创刊100 期活动中被文学评论家雷达誉为有“宽泛的兼容性、较高的审
美性、占尽上海地利”的好刊物。他们对稿件、对作家都勤勉得让人感
动。小说编辑修晓林介绍说，他们实行一个编辑“盯”好几个作家的办
法，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