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作家对话-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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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性、占尽上海地利”的好刊物。他们对稿件、对作家都勤勉得让人感
动。小说编辑修晓林介绍说，他们实行一个编辑“盯”好几个作家的办
法，每人都有几个熟作家，对他们的创作动态了如指掌，“该出手时就
出手”，保证好稿件尽量“不肥外人田”。一来二往，编辑和作家常常
会成为朋友。编辑对作家往往也给予创作之外的帮助。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冯苓植陪半瘫的妻子去上海治病，整个过程中修
晓林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几个编辑自始至终都陪伴相助，他们把这也当
作工作的一部分了。当然，作家对刊物也是有造反的，依据大略有三：
经济利益、刊物的品牌知名度以及与编辑和刊物的交情，其中第一因素
越来越明显。一般来说，不知名作家急于发表，重名轻利；知名作家反


之，比如最近《小说界》发的一个重头稿，就应作家本人要求，稿酬标
准高于普通稿件。修晓林认为作家的劳动应该得到承认，作家有时会对
刊物提种种要求，他对此表示理解。《小说界》自投稿多，但大多只是
“习作”，够不上发表水平，所以他们以约稿为主，一旦发现创作苗头
好的作家，便与之联系约稿，当然约来的稿件若质量不过关，他们也照
“毙”不误，毫不留情。

文学杂志“四大名旦”之一《当代》的副主编汪兆骞介绍说，一般
文学杂志都有自己的作家群，其数量和质量以及稳定程度直接关系到刊
物的水准，以《当代》为例，张炜所有的好小说，如《古船》等，都是
在《当代》发的；山东尤凤伟的《五十年记》、王蒙的长篇等都首选《当
代》。作家对刊物的选择，一是看其发行量以及办刊宗旨、风格、刊物
的地位、影响力和品牌效应；第二就是看刊物的信誉，合作是否愉快等。
《当代》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固定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发行在10　万册之
上，这些都是明显的优势。

《当代》相对比较照顾老作家，如李国文、从维熙、冯骥才、刘心
武、秦叔阳、蒋子龙、张贤亮等，只要稿子达到发表水平，都会优先。
但他们对名作家并不迁就，曾经退过好几位著名作家投来的稿件，包括
一向合作很好的张炜的《九月寓言》。退稿的有的是因为文章风格、内
容与刊物不合，也有的是在稿件处理上意见有分歧。有些知名作家在发
稿时，往往会对稿酬、版面有要求，对此，汪兆骞表示可以理解，但不
可以牺牲自己刊物的风格去迎合作家。南方某著名作家的一篇反响很大
的稿子原定在《当代》发，作家要求发头版，并用大号字，结果最后该
稿发到别的刊物头版上去了。《当代》坚持自己，不为所动。因为对名
家一概来者不拒，会冒两个风险：一是名家也写三四流稿，这样保证不
了刊物的水平和质量；第二，对作家太迁就，对其本人的创作提高也没
好处。

说到同类杂志之间的关系，是有合作有竞争，竞争还很激烈，《当
代》在其中有胜有负。胜的像《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他们最初一
听说写历史、战争题材的周梅森转为写现实题材了，马上与其联系，在
其创作过程中提意见和建议，周的两部作品发表后影响都很大。失之交
臂的如《南方有佳木》，本来王旭烽主动找到《当代》约定好了，后因
浙江某出版社提出一些优越条件，如附带出作者别的集子等，这些优厚
条件，《当代》做不到，所以只好忍痛割爱。不过，这并不影响刊物和
作家的友好合作。最近，王旭烽的中篇《苏堤春晓》就在《当代》头条
发表了。

相对于作家来说，无名作者自投稿的数量大，采用率却低，《当代》
约摸为2％…3％，这在同类中还算高的。因为《当代》每期都推出新人新
作，这部分基本上都来自自投稿。汪兆骞说，编辑对作家不能像煮饺子，
冒出一个捞一个，而是有发现培养的任务。邓贤最初的来稿难免生涩、
幼稚，但他们发现他构思、题材都好，便帮助修改、完善，后来他的《大
国之魂》《中国知青梦》等都获了政府奖。阿来的《尘埃落定》也是这
样。

作家资源同样丰厚，也同样注意培养新作家的是《十月》。小说编
辑陈东捷有几个作家朋友。他说作家中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出名前在编


辑部见了谁都叫“老师”，“老师”的修改意见全听，出名后态度有恭
倨变化不说，发稿还提各种要求，还有的被退了稿后就再不怎么打交道
了，等等。但他还是认为，编辑和作家不存在谁欺压谁的问题，不妨态
度平和一些地交朋友，对无名作者也好，知名作家也好，都是为了工作，
没必要分个高下。他的几个“工作对象”如作家李贯通，现在已成了他
的私人朋友，因为工作，也因为是山东老乡，性情相投，一喝酒就熟了。
他印象比较好的还有铁凝。铁凝的成名作《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就发在
《十月》。一次一起吃饭，陈东捷便顺带向好脾气的铁凝约稿，后来不
久她便主动来电话，说稿子写好了，寄上，“如果不行就退回来”，全
无傲慢骄气。

陈东捷说，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计较稿费或文章发在什么位置。对
于计较的，他认为其实没这个必要，但还是表示理解。他偏重那些相对
年轻、创作势头好、写作状态稳定的作家。这些人约稿一约一个准，有
的作家，如王安忆、池莉、铁凝、迟子建都稳定，几乎每篇稿子都保证
在发表水平之上，他们基本上是来了就发。对于自投稿，编辑很自然地
是先看一下作者和信，也很自然地会对熟悉的名字（名作家）多注意一
点。对于大量不知名的自投稿，虽然采用率不过百分之一，虽然有时都
不一定看完，但对其中有潜力的，他还是回封信，或者也尽量发表，鼓
励一下。他觉得文学创作个人化也好，写实也好，总应该生动、流畅、
好看、言之有物，能抓人。现在文坛多元化，要像当年刘索拉那样一举
成名，产生轰动已不太可能，而且，文坛现状并不尽如人意。问到去年
以来给他印象深刻的好作品，他除了想到池莉的《来来往往》和刘恒的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外，一时还真想不起谁来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编辑和作家多数情况下是站在同一立场、一个
战壕里作战的，而另一面则是评论家。评论家对作品口诛笔伐，作家对
评论家大肆攻击之时，编辑总是偏向于作家的，哪怕有时作家对编辑的
态度不怎么好也一样。这或许是因为编辑本着更善意更良好的愿望希望
作家成熟，文学繁荣，或许仅仅因为作家是刊物真正的“衣食父母”。

（此文与陈洁合作）

市场经济之下的作家稿酬

作家的字值多少钱，是个很让人好奇的问题。我国很长一段时间按
字数付稿酬，每千字一直在30　元以内徘徊。改革开放以来，作家们的稿
酬收入变得骄人了，收入途径也开始多起来。

正常的稿费大致分为三种，一种当然是文学刊物及出版社的一般稿
费，这个价格提升得并不快，权威的如《人民文学》稿酬为千字40　至60
元，其他经济条件相对好些的，如《收获》《十月》，有的按篇论，有
的根据质量高低，也没有超过千字百元的。作家们大多也本着一种“事
业心”，并不太看重这部分收入。第二种稿酬，作家写作其“事业”的
色彩淡得多，更多的是冲着报酬去的。像南方一些实力雄厚的报刊，以
及一些妇女杂志等，稿酬大多为千字300　至500　元，“名人”的稿费能
达每字一元，某作家半自嘲道：“包括省略号，‘的’‘了’，都值一


块钱，就当写着休闲。”而前一段贾平凹为广东《家庭》杂志写专栏，
不论字数，每篇3000　元，也引起过一阵议论和羡慕。第三类稿酬数目大，
也最为作家们看重，大多与影视有关。“触电”一则可以高价卖版权，
出版社和个人都有利，二来还能亲手改编为影视，剧本稿酬之丰厚，又
绝非文学杂志可比。近年来长篇小说力作不多，却长热不衰，很大一个
原因就是其创利远远超过中短篇。很多作家写长篇的同时套写电视剧
本，一写几十集，按照一般的行情，每集1　万元左右，名气大的作家还
能更高。而一个熟练的作家一天就可以写一集，收入够工薪阶层干一年
的了。作家搞电视剧拿的钱至少十几万，小说本身如再畅销，又是几十
万。所以评论家说到“长篇长热”时分析说：“长篇小说出了，他可以
拿出去报职称，电视剧播了，他可以打知名度，同时有了大量的钱，这
是很刺激作家的。”

除此之外，作家还有一种多少有点灰色的出卖文字获得报酬的方
式，如应邀在风景区或星级宾馆包房创作“广告文学”，给人写吹捧性
评论文章等。

另一类与创作有关的收入是奖金。政府大奖的金额一般都不很高，
每届也并不固定，据中国作家协会的徐忠志介绍，茅盾文学奖第一、二
届为2000　元，第三届为5000　元，第四届则是1　万元；新设的鲁迅文学
奖为2000　元；儿童文学奖是3000　元；少数民族文学奖是1000　至3000
元。作家获这类奖，更看重的是名誉和荣耀，钱倒在其次。相比之下，
某些“自设奖”却颇能令人心跳。像《大家》杂志10　万元红河大奖，“布
老虎”文化有限公司100　万元悬赏现代城市爱情故事，都足以构成某种
诱惑。

作家，特别是知名作家，有时会具备某种明星的特征，因此也会有
一些非创作性的收入，诸如演讲费、出场费等。某省会城市一大型工厂
发展职工文化生活，请去北京一位作家，来去飞机，三天四星级宾馆，
两天风景区旅游，一场演讲，一个红包。记者问：“四位数？”厂长哂
笑：“太不止”。

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实行字数稿酬，既不利于作家创作（特别是
短文创作）的积极性，又不利于报刊和出版社作为经济实体的市场动作。
近年来，稿费制改为并行的几种，其中版税制比较合理，也开始被看好。
一本书，不论长短，其稿酬只看含金量有多高，有多少读者买。当然这
也不是惟一的标准，因为有些书的价值，因其超时代性，短期内不能体
现，只有藏诸名山、传诸后人，才能发现其价值。但盖棺论定的事，谁
也无法担保，所以版税制相对还是合理的。作家出版社副社长白冰介绍
说：版税制稿酬是引进的，很多作家对此概念模糊。严格的版税制是实
际销售＋定价，而非印数＋定价。所以有些作家提出很多附加条件，如首
印基数要求5　万、8　万，甚至20　万，这不切实际，也不合国际惯例。这
其实是干涉出版社主权的行为，首印册数应该根据市场情况来定。再如
作家要求版税10％甚至更高，也是出版社很难承受的。作家和出版社应
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共同面对市场的竞争和选择。像王安忆的《长
恨歌》，原先实行字数稿费制，但后来发行得好，社里在原来的协议之
外，又补偿了她一笔稿费，大家都很愉快。另外一些作家、作者不提要
求、又在宣传方面配合，效果很好，如倪萍的《日子》，没有基数，出


版没有压力，反而发行得很畅。当然，也有些出版社向作家隐瞒印数，
这造成了某种伤害和不信任，是不规范的市场行为。作家出版社现在的
版税一般是　6％－8％，印数一般为1　万册左右。这样一算，平均每千字
达80　元，接近报刊稿酬，应该是不菲的了。白冰也附带说到了学术著作
的版税稿酬问题。在西方，非情节性图书是印多少本都不赔钱，办法是
提高定价，具体针对。比如可以定价5000　美元，只印10　本，既保证出
版社利益，又使书的价值充分体现，也许全世界只有10　个读者，但肯花
5000　美元买这本书的人一定会认真读它。当然还有一种办法是重金买
断，出版社自己承担风险。国外出版社对一些预计畅销的文学作品也这
么操作。

同样集中出作家文集的华艺出版社却并不反对作家提印数要求，副
社长金丽红女士认为，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应该注重作家利益。
该社1992　年出版的《王朔文集》是我国按版税支付稿酬的第一例，当时
发行2　万套，版税10％；刘震云的新作，创作长达8　年的《故乡面和花
朵》，稿酬是相当可观的，折合到8　年平均每月收入近5000　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白烨既是作家，又是出版人。他说，对于稿
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看法还真不一样，自己出书时，当然希望稿费高
些，为出版社一考虑，稿费高了又难以承受。他认为今后应该逐步扩大
版税制，公正、合理，便于操作。册数乘以定价乘以百分比，该多少就
是多少，不存在稿费高低问题了。但版税制一般只在印数万册以上时才
有意义，社科社至今60％—70％的书仍难以实行版税制。字数稿酬制其
实是计划经济的遗留问题，就像我国当前的计划、市场两种经济并存一
样，字数稿酬制和版税稿酬制在一定时期内也会并存甚至交叉，比如万
册以内的书拿字数稿酬，万册之上再补3％的版税。现在有些作者要求拿
12％甚至15％的版税是不太可能的，目前国内畅销书的版税也不过10％，国际通行的则以8％为多。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销量，不是版税。举例
来说，198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林语堂著《红牡丹》，字数254，000
字，第一版第一次印刷250，000　册，定价3。20　元，若全部售出，按8％的版税，稿酬为64000　元，合每千字250　多元，着实是吓人的，可见
销得好，收入要高得多。

对于现行稿酬制，作家的反应不尽相同。不满的如徐小斌，她认为
中国的稿酬之低为世界之最，但因为一些具体原因，稿酬改制短期内也
不太可能。而余华对此则安静得多，他认为写小说时不能考虑挣钱，为
挣钱写书是写不好的，倒是写了好书还能挣点钱。比如他的《活着》1993
年出版，今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再版，短短几个月销出6　万册，该公司9
月份出版其《许三观卖血记》，10　月份正式发货，第一次印刷3　万册已
卖空。而《活着》还多次获奖，奖金亦可观，可见出一本好书，够作家
吃上几年了。他说一般文学杂志都经费紧张，特别是一些发行量小的，
很难支付高稿费，他都能理解，也不指望。他相对重视出版，认为最重
要的一是书好，二是发行。

与衣食无忧、创作条件好的名作家相比，一些文坛新秀、理想主义
者及不那么出名的作家的生存状况和收入则窘迫得多。现在，北京和南
京都有一群流浪的“自由作家”，没工作，租房子，每日写字卖文。诗
人西川说，以前常常有形形色色来北京求发展，却终于无法生存的“诗


人们”找到他，要求帮助，他先前总是尽力相助，后来便渐渐淡了，因
为一来这些“诗人”中，有些人的情况着实不太可爱，二来他觉得，每
个人都应该承担自己，对自己负责，他对这群同样写诗的陌生人，并没
有义务也没能力养活他们。而这些诗人们却总是抱怨稿费太低，没法活
命。湖南籍某年轻的诗人到北京以后，一面发表诗作，拿极低的稿酬（每
二三十行的诗十多元），一面在地铁口等地卖唱为生。前年，湖南某出
版社和北京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