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作家对话-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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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公有制之下的私有制，社会主义就是在劳动共同体基础之上，
重建个人所有制。一方面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一方面，股份制又给
这种个人所有制提供了可能性。

请您再谈谈个人的创作近况。

现在，还有两部书稿在电脑中。超越别人容易，超越自己难。
我不想重复自己的手法，所以，每部小说都不同。比如《男人的一
半是女人》与《绿化树》不同，《我的菩提树》与《习惯死亡》又
不同，我不想在平面延伸。

我还是喜欢您早期的作品。作家们似乎在为了求新而求新，反
而迷失了自身的价值。

但我不是。我是把积蓄了20　年的经验凝结在20　万字里。感受
决定形式，不用这种新的形式无法表达。主要是使用蒙太奇的手法，
所以，人称、形式等都乱了。您的公司经营情况怎么样？

很好。就是我们自治区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的“西部影城”。

下海对于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很重要。为什么要下海经商？一方面是性格使然，一方面是作
家不能脱离社会。我之所以写劳改生活写得好，是由于它是我的生
命的一部分，是用所谓“体验生活”“体验”不来的。现在我经商
也是这样，赔了才会真心疼。

所以，王蒙先生曾对作家的“职业化”提出异议，作家看来是
不能从社会中游离出来。对了，两部书稿的名字叫什么？
《百年一人》和《钱歌》。

约半个小时的采访，张贤亮给我留下热心政治的印象。当然，张贤
亮还是文学家，是以文学家的赤子之心观照现实社会。他的坦荡豪爽的
言谈举止，他的口无忌言，放言纵论，正表明他文学家的本性。

一个逝去时代的灵歌吟唱
——尘埃落定访阿来

第一次耳闻《尘埃落定》，是两个月前采访知青文学时。当时颇感
惊讶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藏族青年的作品，何以使《人民文学》这
一权威出版社的几位老总交口称赞，如高贤均副总编不无玩笑地引述评
论界的说法：“什么是茅盾文学奖，这就是。”以后，这部描写一个傻
乎乎的“阿甘”式的土司儿子的命运遭际的作品问世之后，即刻就引来


了如潮的好评，认为此书传达了“经典来临的消息”，其艺术成就“丝
毫不让《古船》《白鹿原》当年。”在细细地阅读了这部作品之后，记
者采访了该书作者阿来。

据此书的责编之一脚印女士介绍，阿来生长在四川阿坝地区的一个
土司之家，有着深厚的藏族文化底蕴，恢复高考以后，在一所水利专业
的中专学习，现在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社任编辑。《尘》书之前，发
表过诗歌和小说。

4　月15　日，记者与阿来通上了电话。他的普通话很好，声音浑厚、
谈吐质朴自然，他说正要陪中央电视台到他生活过的地方去拍外景，很
忙。记录了我的采访提纲，翌日就发来了笔谈的电传。电传稿是电脑打
字，下面用钢笔手写了几行附言，书法颇有功力，粗犷豪放。对于“出
身土司”之事，他否认：“在血统上，我和小说里描写的那种家族没有
任何渊源。而我生活的时代正是从小说中止的地方开始。在我们生长的
时代，什么样的出身已经很不重要。”

对于自己的经历，他进行了小说式的描述：

我出生于一个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寨里，小村子的名字在我的
一些小说里出现过：卡尔古，是山沟更深处的意思。你可以想象她
有多么僻静遥远。但这种僻远却不能逃避这个时代所必须经历过的
一切。我在村里只有两名教师的小学里上小学时，就经历过所谓的
复课闹革命，也为走“五七”道路经常参加劳动。童年时代的记忆
中最多的是那个时代的饥饿与匮乏，那种无奈中的木然与悲哀。十
三岁，我离开家，到几十公里外乡村中学上学。那个时代的新潮人
物中，我比较喜欢黄帅，但不喜欢张铁生。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成
绩好而又不驯服的学生。

然而，尘归尘，土归土，我又回到乡村。乡村里，旧有的道德
与规范早已崩溃，新的规范与道德形成却又遥不可及。生活贫困、
纷扰，而又庸常。在这种情况下，较之于展望未来，回忆过去往往
更容易，更富于诗情画意。于是，一个逝去的时代带着残酷的英雄
气，带着血腥的浪漫情在传说中越来越栩栩如生。这种情境，只有
送葬队伍吟唱灵歌时的气氛可以比拟。我在一首诗中曾描绘过这种
情境：

送葬的人们越走越高
把谷底的村子抛在身后，并且歌唱
男人在歌唱
女人在歌唱
老人在歌唱
少年在歌唱
像是要远离众多的日子与艰难的村庄
他们歌唱着仿佛要去到天上
而我好像有些事不关己，总在一边默默观察：
留下我，目送他们
并且照看栏中的牛
园中的苹果，核桃及药草


地窖中的盐、茶叶与针线就像《尘埃落定》有一定的象征，这
首诗里也有象征。这里的我已经有些像写出这部小说的我了。我这
样描写众生：‘送葬的人们，排列成行/表情阴柔，像一群智慧而困
惑的/宿命论者，像团团灌木阴凉了无思想。’这是一种诗化但过于
悲哀的表达，而在我的小说里，已经突破了这种看法。

在谈到他的创作道路时，他说：

到二十多岁，我开始接触到文学，并清楚感觉到这种东西给我
的震撼。第一次读到普希金，读到海明威的那种难以言状的感觉，
至今难以忘怀。我真正当成小说来读的是海明威的一个短篇，叫《印
地安营地》，之后是菲茨杰拉德，是惠特曼，是聂鲁达，是叶赛宁，
这个单子越来越长。最终的结果是，我也拿起了笔，做我自己想作
的表达。

对作品的自我评价，阿来有着相当的自信：

小说写到三分之一，我心中就有种一部好作品正在诞生的强烈
预感。当故事的轮廓逐渐清晰，灵敏语感变成了一股潜流，整部作
品有了一个稳定而富于节奏的调子。小说和音乐一样，有的调子呈
现很多东西，同时还潜藏着另一些东西，而有些调子却空空洞洞，
一堆零乱的符号而已。
对于《尘埃落定》的反响，阿来毫不掩饰他的“得意”。

雕塑当代中学生艺术群像
——秦文君访谈录

提起儿童文学作家，几位朋友异口同声，都说当属秦文君时下最火。

“六一”前夕，记者对这位“最受小读者的欢迎”的女作家进行了电话

采访。秦文君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也带有江南的吴侬软语。秦文君原

是老三届知青，在黑龙江的塔河教了五年书。这段生活经历，成为她走

向儿童文学创作生涯的一个起点，或说是为她以后的儿童文学创作，铺

垫了丰厚的生活底蕴。记者首先请她对于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进行回

顾。她说：

1979　年知青大返城，我回到上海，分到供电局做财务工作，每
天上班都要经过一所学校，我时常久久地逗留在学校的栅栏前，凝
望着孩子们的升旗仪式，回想着自己教书的往事。就这样，我走上
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一开始，主要是个人教书经验。自1981　年
开始创作，到写作《男生贾里》之前，我已出版了近20　本书。早期
以写少女小说为主，风格凝重，情感温婉，多少有点唯美的倾向。
写作《男生贾里》，我一改“戏路”，追求一种明朗诙谐地表叙人
物心灵的途径。作品出版后，来信来电不断。小读者都说：“贾里
就是我。”要求写续篇的呼声也十分强烈。《女生贾梅》之后，小
读者更是穷追不舍。续写自己的作品，实际上是向自己的挑战，因
为续篇的艺术天地相对狭小，创造力易受束缚。因此，在1993　年出


版了“贾里”、“贾梅”后，我一直按兵不动。其间，下学校，找
资料，直至1997　年初，心中再次燃起激情，一鼓作气写下了《男生
贾里新传》《女生贾梅新传》和《小鬼鲁智胜》。可以说，酝酿的
时间长而写作时间短。

那么，你怎样评价自己的作品的独特之处？

以幽默风趣的对话叙写当代中学生的日常生活，追求当代少年
的心灵现实，并以他们的成长作为幽默的源泉。它在中国大型少儿
小说的幽默品格方面具有开创性。

你对于我国文学创作的现状，有哪些忧虑呢？

首先，当前有些儿童文学创作正在依附成人文学创作，失却了
儿童文学鲜明的特征。儿童文学脱离儿童的倾向会导致儿童文学的
萧条。儿童是儿童文学的根本，忘了根本，任何探索都会变得微不
足道；其次，儿童文学的法宝正在某些作品中淡化，内容较为贫乏，
片面追求形式，只有深刻厚重的内容，而缺乏神奇的想象力以及独
特的少儿灵气和浪漫色彩，因而得不到少儿的心灵认同。

请谈谈你今后的创作计划，在艺术风格上有何新的尝试。

我的写作计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续写《男生贾里》。在写作
《小鬼鲁智胜》的过程中，脑海中的人物一个一个地活跃起来，生
动万千：林晓梅、张潇洒等，我如获至宝。决定写一部类似于“当
代中学生艺术群像”的大型系列作品。它由《男生贾里》开始，把
这群孩子从初一一直写到毕业。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大约会是十本。
我的下一部作品会是《小丫林晓梅》。在这部作品中，贾里、贾梅、
鲁智胜等这些可爱的形象会继续出现。将来，这些性格鲜明，人物
各不相同的群像，使每个小读者都能从中发现自己。

在艺术手法方面，既承接原有的风趣的轻喜剧风格，又在每本
书中尝试新的探索。比如《小鬼鲁智胜》是少年的心理历程，以故
事快速推进，而《小丫林晓梅》则侧重于理想色彩，具备情感幻想
的特征。总之，在这部大型作品中希望每本书既有相互的亲和力，
又各具特色。

另一个层次，更值得一提。我是有计划地写几本给小学生读的
作品，比如，已出版的《调皮的日子》，即将出版的《龙儿和大个
子叔叔》等，这一类作品，同样是幽默的风格，但更强调童心童趣，
将有一种可流传性的儿童本位、儿童精神推向极致。真正扭转儿童
认为儿童文学不好看的错觉。让他们读文学乐此不疲。

白冰说你与学生始终有密切的接触，是吗？

八十年代以来，我一直在上海少儿出版社工作，现在是《儿童
文学选刊》的主编。差不多每天都接到20　到30　封小读者的来信，
这是我随时了解孩子们当前心理状态的一个桥梁。我认为，写作并
不是记录生活，重要的是深入地理解描写对象的心理历程和审美方
式。


在彷徨寂寞中前行
——与刘恒一夕谈

第一次与刘恒通电话，是请他聊聊世界杯，刘恒抱歉地说，一定是
搞错了，他并不是球迷。但他话语谦和，出语平易，恰似他的“新写实”
小说的风格，使你很容易走进他的世界。不过，这次采访他却不容易，
先是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后来好容易有一位女士接了，说给刘
恒找了个地儿写作去了，在城乡结合部，没有电话，要到二十几号才能
回来。21　日上午，记者试着拨了电话，刘恒居然在，说是昨天刮风，家
里的窗子刮坏了，回来修窗子。看来还多亏刮风，否则，就只能另访他
人了。

当晚，我们做了近两个小时的电话长谈。

开始的话题，围绕着刘恒创作道路的回顾。他说他的创作道路可以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他是1976　年开始坐下来想写小说，所以，当全国恢
复高考的时候，他却一门心思地写小说，并且处女作发表，这使他在新
时期的初期，就跻身文坛，成为文学编辑，但也使他失去读大学的历史
机遇，这是他终生的遗憾。1977　年到1985　年，是他创作的第一个时期，
作品数量少，积极性不高，主要精力投入到编辑工作了；1985　年到1989
年，是他创作的第二个时期，如《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等都是这
个时期的作品，这个时期，在人生选择上，决意以写作小说为立身之本，
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当时正是30　岁，三十而立，突然有一种失落感，要珍
惜生命，抖擞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创作；1989　年至今可以说是第三个阶
段，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彷徨感。

“当你自以为文学很重要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失望感。”他说得
有些沉重。

“而当有这种失望感、彷徨感的时候，就往往意味着要产生好的作
品，意味着审美标准的提高和对于更深层面的追求。”记者按照自己的
文学观念回答说。

“这也难说。要有自然淘汰机制。文学史上流传下来的作家作品，
都是无数次淘汰之后的结果。现在仍是马拉松，谁和什么能剩下来还不
好说。”

评论界称你的作品属于“新写实派”，你怎么看？

指责我的不多，这就比较寂寞了，是不是因为我在边缘。其实，

只有真正抓住了我的弊端的批评，才能抓住我。泛泛的话听多了就

麻木了。

我很同意，时代需要真正的文学批评。那么，你自己认为你们

的“新写实派”有什么弊端？

其实，所谓“新写实派”是把不同种类风格的作家们装在了一

个筐子里。就我自己的情况来看，我是沿着惯性写作，是一个自生

自长的小苗，没有特别明确的方向。是一种自然的生成，是下意识

地选择对于人生的看法，然后，就变成了作品。它是反映什么的，


见仁见智，我也不知道。当然，自己也在阅读，但总的来说，还是
下意识的标准在指引自己。苏轼的诗词，你什么时候去看，都有一
种东西在涌动，我就是下意识地追求这种东西。

那么，你怎样努力实现这种追求呢？

有意识地把西方的作品系统地看看，把周围的作家作品定定坐
标，起作用的仍然是手中的技术。我的观念已无可改变，但技术可
以改善。基本的技术是语言技巧，技术给你的想象力以翅膀，使你
的思想得以高飞。南美有位作家说，作家的基本文字训练应该在20
岁之前完成，从我自己的过程来看，我15　岁左右开始记日记，当时
流行《雷锋日记》，一个小孩儿写日记，就逼着你的眼睛观察，也
逼着你练习表达，同时，也是对于心灵的触摸，现在一直受用。以
后，我有一段时间喜欢看字典，看每个词条所举的几个例子，那种
渴求的愿望现在没有了，我对此感到恐惧。作家走下坡路，是从丧
失对于语言的感觉能力开始的。不停地写作，这是惟一的方法。信
息不能封闭，对好书应该特别敏感，从善如流，保持敏锐。

那么，你目前正在写作或是构思的作品是什么？

近一两年，我随时都处于构思作品之中。我的构思本子里已经
有了几十个题目，有长短篇小说，有话剧，也有诗歌，有的已有较
为详细的提纲，够我写下半辈子的了。目前我在搞剧本，不过，这
个事情我不太愿意说。

以前，我们曾经有过曹雪芹、有过鲁迅，哪怕是沈从文，时代
似乎在渴望着这样的文学巨匠。你怎样看？
一切是命运安排的，命运会安排的。

你自己有何雄心壮志？
总的来说，我对自己不满意，我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器，但我
将尽自己的努力，使它达到最好的状态。

刘恒的谦虚，使记者产生了一种忧虑，感觉目前他似乎正处于一种
创作的危机状态，一种“雪涌蓝关马不前”的蓄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