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作家对话-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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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传统的一种“调和”，是向“传统现实主义靠拢”，是“退化的开
始”，但笔者却认为这种“调和”与“退化”是一种必然，一种必须。
新的生命的种子，只有植根于民族的、历史的丰沃的土壤上，才有可能
长成参天林木。对于我的文学批评史观来说，传统文化不过是养育新生
种子的土地，没有新生的种子，他不过是沉睡的辉煌历史巨人，但在那
里，确实有着几千年直至昨夜作品之落叶形成的沃土，失去了这一沃土，
新生的种子就失去了根基。
由此来思索毕加索是否“开玩笑”的问题，笔者认为，毕加索的“玩
笑”至少合于艺术的真实。因为“越不懂就越仰慕”的现象，并非中国
文坛所独有，而是一个世界文化现象，不仅在诗歌小说领域里有，在绘
画、书法、电影等艺术领域里，也广泛地存在着，并且继续发生着。
读了这么一段文字，就突发了如许多的奇想，是否也是一种梦呓？
不过，这篇文章很快就提到了与我相似的一个事例：
记得有个文友，以写小诗、歌词为生。偶尔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发表
了。他对我说，等来了稿费先买一套沙发。这个打算极其自然。谁料，
全国上下围绕着这篇虚构的故事——歪鼻子斜眼的“画”起了个天大的
哄。不到半年光景，九万字的作品竟引出了九十万字的“评论”（这统
计数字是他自己在会上公布的）。结果沙发还没顾上买，就忙着当“主
席”去了。接着，住洋房，坐小车，作报告，离婚，结婚。。忙得汗水
横流，这般光景岂不真的叫知情人哭不出声，笑不出声了吗？
这倒让我有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感，遂有此文，就教于诸位贤
者。
作家学者化与学者作家化
“作家学者化”本是王蒙先生提出过的问题，似乎不应旧话重提。
但近些日子，这个题目却在笔者的头脑中挥之不去，并且认为，这是中
国文坛目前最为严重的痼疾，是最急需解决的弊端。这一认识的产生，
自然有着平时对于文坛某种“媚俗”倾向的不满，对于作家整体文化素
质不高的惊讶，直接的原因却是原于——先请看看笔者一篇未能发表的
文章，名为《四大名著只看电视剧——如此诗人堪忧》：
“近日，笔者参加了中国诗歌学会的一次诗会，听到一位操着河北
口音的青年诗人与季红真的对话。青年诗人请评论家谈谈‘功夫在诗外’
的问题，季红真答以三条，其中之一是多读书，多读好作品。青年诗人
却现身说法道：‘我不看书，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看看电视剧就不看原著
了；《百年孤独》看了三遍还看不到一半；我爱写诗，但不看别人写的
诗；我一个下午就能写十首诗，能发个六七首吧！’谈吐之间，颇为自
得，以为颇得诗人之捷径，令笔者大跌眼镜。
如此诗人，如此做诗，中国诗坛，怎一个‘忧’字了得！而这种诗
人之诗能得以发出，又是什么样的编辑在编辑呢？就更令人担忧。问题
不仅止于此，反思中国诗坛，譬如抛弃韵律、抛弃意象、抛弃古典诗词
的种种韵味都与这种诗人自身缺乏素质有关，如此下去，中国诗坛总有
一天会被砍伐为一片荒漠。中国文坛，提高文化品味；中国诗人、作家，
提高文化素质，已迫在眉睫。”
此文传真给某报，有的编辑认为是“切中时弊”，但更有编辑置疑，
认为诗人“能写诗就行，也不一定非得读四大名著。”此论令笔者深感
这一论题的探讨价值。明眼人一看便知，此处的“四大名著”自然是中
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代表，而“百年孤独”则是国外现代文化的代表，
中外古今的优秀著作都不读，也“不看别人写的诗”，如此发展下去，
中国恐怕只有不是文化的“文化”了。
手头正有一本《中国作家访谈录》（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7 年8 月
版），笔者写作此文时，正读到第七位张炜，就以前七位作家为对象，
进行一次调查。首先，此七位作家除了张承志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其余
六位作家都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没谈这个问题，不等于对于这个问
题不重视，也有可能是由于采访者没有涉及。但七位采访者中有六位提
到了这个问题，说明了媒体对此的关注，坚定了笔者研究这一选题的信
心。
先看王蒙《答德国友人吴漠汀》。吴问：“您在《一个值得探讨的
问题》这篇文章中谈了中国作家非学者化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比您
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更加严重，比如说现在有一种‘痞子文学’。”
认为“更加严重”，颇具眼光，可惜举例不当，“痞子文学”只是
一种文化现象，或说是一种文学风格，它与“非学者化的问题”可以有
关系，也可以无关。譬如汉魏时期的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自
己：“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每常小便，
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此类文字，颇与当今时之“痞子文学”
现象相若，只不过“痞子文学”是以市民文化对传统的、正统的精英文
化的反动，是以低层次的、市民性的文化冲击围绕政化为中心的精英文
化，而嵇康则自身十分清高，本身即在高层次知识阶层，故出低俗语，
以便冲动传统的礼教文化。所以，王蒙答以：“‘痞子文学’是另外一
个问题”，是对的；对于作家非学者化的问题答以：“‘学者化’也不
是人人都应该是学者，而是从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的作家有必要提
高自己的知识、文化素养。”笔者认为，此论可以作为本文的主要论点。
王蒙先生的作品，不论是小说，还是随笔、杂文，都有一种特殊的
魅力，我很爱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正在于他所提倡的“作家
学者化”，别的暂且不论，一部《红楼启示录》，就足可以确立他红学
学者的地位。而且不是一般的“混上”教授的学者，不是那种故发惊人
之论如“曹雪芹谋杀雍正”一鸣惊人的“学者”，而是那种依靠深厚的
功底与独特敏锐的艺术感受而自成一家的学者。《红楼梦》式的作品，
绝非“一不留神”所能写出，阅历、感受等等因素暂且不论，单是曹雪
芹的学识修养，就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望而却步。如果一定要选出一
位“有可能写出《红楼梦》式的划时代作品的作家”，笔者将要投王蒙
的票，不仅因为他现有的艺术修养水平，而且在于他对于“作家学者化”
的认知，在于他在他自己指明的道路上的攀登。当然，我不是说其他的
作家没有希望，机会对于每个人都是均等的，都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如果他肯于“沿着崎岖的小道攀登”的话。
“作家学者化”的命题，似乎一提“化”就有绝对化的感觉，但是
不这么提，就又不好表达，也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迫切性。
贾平凹在《与穆涛一席谈》中，说自己是个“追星族”，孙犁、沈
从文、庄子、苏东坡、福克纳、张爱玲、曹雪芹都是他所“喜欢的星”。
但同时，他也谈到，写作期间的业余生活是：“要看录像，或是武打的，
或是凶杀的，或者打打麻将赌赌钱。”
这些自然是休息的极好方法，无可厚非，但贾先生是否意识到，正
由于他当年是“追星族”，所以，他才成为我国文坛天空上的一颗耀眼
的“星”，而在自己感到源泉枯竭（譬如在作品中多次使用“用火柴棍
支眼皮”这一材料）的时候，是否想到再作一次“追星族”？在新的起
点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深刻自己对于人生、时代、社会的认识？也许
你能意识到去深入生活的重要，这自然是重要的，但你能否意识到对于
艺术修养再学习的重要？
张炜说得更为明确：“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同时是一个学
者”。“只要不是学者型的，迟早要被淘汰。正是恐惧于此，我在学习
和研修方面，才从来不敢松弛。我一直觉得自己根底太浅太浅。一直不
敢公然承认我是一个‘作家’”。当然，“学问”是个很宽泛的概念，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是学问，是学者的学问，“世事洞明”“人情
练达”也是学问，是政治家的学问，也是小说家的学问。学者的学问主
要是书本，作家的学问主要是生活。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认识，如果二
者交叉，学者注意学习作家的学问，而作家注意学习学者的学问，则会
产生类似“杂交”改良的效果，或说是一种“功夫在诗外”。而这种“诗
外的功夫”，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
笔者认为，最优秀的学者也是好的作家，如胡适，如鲁迅，如沈从
文，如闻一多，如钱钟书。不要以为沈从文只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才
成为学者，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或曾经是教授。学者、教授、作家是三
位一体的。反之，你若想成为优秀的作家，也一定是杰出的学者。譬如
刚刚例举的几位，倒置过来就是了。若要再往前上溯，则此规律极易验
证。若例举古代的大文学家，则无一不是大学者：屈原、司马迁、李白、
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直到罗贯中、曹雪芹，无一例外。只不过
其中有些明显，如苏黄，都是多个学术领域的泰斗，有些不明显，如屈
原，如李白，其实屈原在当时担任“三闾大夫”，其职责之一，就是负
责楚国贵族子弟的教育，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兼任北京大学的校长兼
教授，他“博闻强记”，是当时最大的学者。而李白则是由于他的壮浪
纵姿，醉酒吟诗，给人以不用功学习的印象，其实，李白也经历了和杜
甫一样的苦读。“铁杵磨成针”的典故，就出自李白。
总之，现在我们所能知道名字的文学家，没有一个不是大学问家的。
难道几千年验证的规律，依然不能成为公理吗？难道独独我们的这几十
年历史例外吗？
当然，我国近几十年的历史，确实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前所未有过
的，也为人类文明史所罕见。正是由于这前所未有的历史，才会产生前
所未有的认为作家可以不读书的荒谬认识。张炜对此有所涉及：“我们
建国以来产生作家、确立作家名份的路子，奇特而又荒诞。只要能讲故
事、有点经历，甚至仅仅因为是个‘革命者’，就可以执掌文权当作家
了，弄到最后他不仅不是作家，就连知识分子也不是。这慢慢形成了一
个传统。这个传统毁坏了作家队伍，也让旁观的人误解。”张论又涉及
另一个问题，即作家的体制问题。作家其实不应是一个职业，作为行政
级别一级、二级地标志着，很可笑。作家可以同时是教授，是编辑，是
记者。他们作为社会的一员，时刻在社会生活之中，是不必另去“体验
生活”的。生活不是身外之人能真正“体验”来的，而古今中外任意一
部传世名作也不是这样人为地“体验”创作出来的，而大多是“一把辛
酸泪”，作为个中之人的血泪结晶。
作家应该是学者，如果还不是，就应该像张炜那样，有意识地去学
习。像刘震云那样，在完成了一部长篇之后，去集中学习古汉语，特别
是先秦散文的语言，他对笔者说：“我国先秦诸子的文字是非常美丽的，
文字是丰富的，多侧面的，以后，语言文学成为了为某一个政权服务的
载体，一直繁衍到我们手里，就已经荒漠化了，贫瘠化了。生活在语言
荒漠化的现实之中，对于作家是一个挑战。”这无疑是一种自觉的“学
者化”的认识；被认为先锋的代表作家徐坤在听了笔者的这一观点后，
脱口而说：“太好了！就应该这样，写书以后就应该是文化人的事儿。”
学者也应该尝试去做作家，至少应该尝试着写一些文学性的作品。
这方面，余秋雨是个较为成功的个例。对于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你尽管
可以有各种批评，你可以指摘出他多少条错谬，但他的散文依然能走出
象牙宝塔，走进千家万户。余秋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在于他的这
种开拓性，在于他较早地有意识地实践了学者的“作家化”。不，其实
余秋雨的意义在于将“五四”以来，或说是屈原以来学者、作家合一这
一传统；在于将中断了的链条的尝试衔接。
余秋雨把“学问”“学术”与艺术修养做了区别，认为：“在中国
历史上，艺术文化常常受到学术知识的吞食，艺术人格被挤压得萎靡不
振，端方整肃的饱学之士长久地蔑视着狂放不羁的艺术天才。直到今天，
许多搞艺术理论和艺术文化史的学者常常缺乏基本的艺术感受，广征博
引的艺术论文背后藏着一个非艺术的内核。”这确实是一个时代的悖论：
一方面有着艺术感受的作家普遍存在着艺术修养的营养不良，迫切地需
要着向“学者化”方向靠拢，一方面作为拥有“学问”的学者，却又“常
常缺乏基本的艺术感受”，需要向着作家化的方向渐进。其实，这正是
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的同一，也是本文之所以要将其合论的原
因。
作家的“学者化”，并非是让作家成为那种“端方整肃的饱学之士”，
而是在原有的较好的对于生活的艺术感受基础之上，经过较为系统的艺
术文化的学习，形成自己新的一个层面上的艺术修养；而学者的作家化，
也并非是让学者改变自己的社会角色，而是要在自己的学术的艺苑里，
开僻艺术创作的一方园地，从而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去感受自己的研究对
象。
仔细一想，其实当今的文坛，已有不少有识之士进行着这种尝试，
张贤亮的《小说中国》，是政治经济论著，而且发政治经济学专家之不
敢发；徐坤正在从事《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这一课题的研究，这是她的
专业，自不必说，她其实是学者作家化；梁晓声的一篇《中国各阶层经
济状况的分析》，可以说是一篇社会学的论文，可以去拿博士学位；王
蒙则在美国做客座教授；尤其让我为之击节叹赏的是阿城今年出版的一
本《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以写意笔法，论古说今，颇
发前人之所未发，是那些“饱学宿儒”所难以写出的学术专著；王朔的
情况不甚了解，但他要想“一不留神写出一部《红楼梦》”来，我看，
至少得先有曹雪芹式的学问，而且需要超过他的学问。否则，不论怎么
“不留神”，也是没有一本新的“红楼”问世的。
学者的圈子里，猛可之间，除了前文举过的前辈大家之外，新一代
的学者，似乎也就想起了徐坤和周国平，周国平的成就不被同业学者所
看重，但他深蕴哲理的美文，却深受读者喜爱，是另一个余秋雨。研究
文化艺术专业的学者，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美”，而他们的学术文章，
却枯燥乏味，全无诗人之心，全无美的直觉，皓首穷经，却只能在“匠”
的园林中自赏了，不亦悲哉！
写完此文，停机一想，现在街上最流行的散文大家如梁实秋、林语
堂、张中行、余光中，甚至汪曾琪，不都是大学者吗？汪曾琪还写过“作
家应是通人”一类的文章，就觉得自己的这篇文章挂一漏万，其中的道
理也是不说自明的。不过，再转念想来，还有“诗人”尚未读过“四大
名著”并以此自得，而这种没有文化的“诗歌”仍有地方发表，就又觉
得这个“不言自明”的话题还得说说。
如此诗人与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