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作家对话-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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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的谦虚，使记者产生了一种忧虑，感觉目前他似乎正处于一种
创作的危机状态，一种“雪涌蓝关马不前”的蓄势状态。又通了两次电
话，才知道他的几部书稿被几家出版社争夺，由于担心开罪于出版社的
朋友，因此，不太愿意披露。其中有一部长篇，名为《秋虫》，约有30
万字；有两部介于中篇与长篇的作品，其中的《旅行家》写一个象征性
的故事，背景放在古代汉人统治的时代，主人公是个知识分子，另一部
名为《抗战地理》，是研究抗战时期的地理，当然是家乡的地理。他的
外祖父当过伪村长，又是地下党员，文革时也遭了一些罪，他回家时意
外地听到了一些有趣的故事，成为此书的基本素材。
在风格上是否有什么变化？
追求创新其实很难，但与自己不同还是可以做到的。不断地超
越自我，这是一个基本的努力方向。
你的写作方式是怎么样的？
还是比较苦的，写作时吃饭睡觉都不正规，一天也就一两千字
吧，有时也枯坐竟日。
记者在做了这次补充采访之后，悬着的心也一下子放了下来。刘恒，
虽然处于彷徨的时期，但他毕竟在彷徨与寂寞中前行了。
海，还是海
——北戴河海滨访王蒙
1998 年8 月19 日下午2 时30 分，北戴河海滨东山宾馆15 号院。
王蒙先生微笑着为记者打开了厅门，山脚下的海水，如同一幅靛蓝
的图书封面，迎目悬挂在客厅明净的窗口。
“4 点还有一个约会。”落座时他不无歉意地说。
于是采访立即开始。
今年从媒体得知先生时而出国，时而上山，现在又——“下海”（两
人同说，笑），行踪难定，请先谈谈您今年以来的行踪好吗？
元月应美国康涅狄克州三一学院邀请，作为PresidentialFellow（校长级住校学者），讲学一个学期。期间做过6 次公开演
讲，此外在休斯敦莱斯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伊阿华大学、
匹兹堡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纽约州大学和华美协进会社（当年胡
适创立的）也做了演讲。其他时间照旧写作、读书，提高自己的英
语水平。
今年5 月中旬，回京以后投入写作，7 月下旬来到北戴河，每天
上午写作。能在海边写小说，惬意。8 月初应吉林人民出版社之邀，
到长春、吉林、长白山走了一趟。现在最让我每日挂心的是抗洪，
你来时我也正在收看抗洪消息。
明天就要返京，所以这里弹尽粮绝，只能招待你喝白开水（笑）。
8 月27 日至9 月中旬，对北欧访问，这是应挪威外交部之邀。然后
也许可以安心写作，呵，不行，9 月底泉州有个华文作家会议，10
月初，在河南博爱县有个李商隐会，我都得去参加，以后，我希望
能在京过上稳定生活，安心写作。
您对出国访问有何感受？
幸运。我现在已先后访问过32 个国家和地区，能把世界作为中国的
参照系，能清楚地看到国家的成绩、力量，也有不足。能“风物长
宜放眼量”，能有个时间、空间的坐标，不能只看一时，一地，要
看到整个世界。
1993 年以来，我4 次访美，深觉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就正在
逐渐改变世界的舆论，消除偏见，在比较上也能看到差距。多到世
界走一走，对于我的写作、观念、表达思想都很有益，使我能看得
更远一点儿、更客观一点、更冷静一点儿、更宏观一点儿。
从时间上来说，对于写作虽有损失，但收获更大？
用句俗话说，不赔反赚。因为我是全天候、抗干扰的，当然可
以在家写，但也可以在旅途中写，在创作之家写，在烟台、深圳、
珠海、香港、德、美、意都可以写作，只要能坐下来，就可以忘掉
一切。在国内家中时，反而有各种会、电话、接待采访，最多时一
天接待几十个人。
您在国外演讲的主要题目是什么？
有“传统文化新的机遇”“贾宝玉的自我认同危机”“先锋文
学”“新写实主义”等，主要围绕国内文坛的近况、思潮、争论、
事件以及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的歧异等。
反响一定很热烈吧？
听众的气氛还是热烈的，在休斯敦的一个礼堂挤满了400 多听
众，这是不多见的。提问更关注于国内的改革开放以及作家的情况。
他们比较欣赏我的直言不讳、不回避与听众交锋的风格，欣赏我的
幽默和宽容。
我读到您的一些批评文章或言论，感到一种“有容乃大”的胸
襟，从王朔到“泰坦尼克”，似乎总是从好的一面加以理解。包括
“性”写得较多的作品，也不简单地看成是扫黄对象。
我本人不大写“性”，从小受家庭教育，对“性”是非礼勿言、
非礼勿视的。
《金瓶梅》我在63 岁之前读不下去，主要是心理障碍大，我不
写“性”，但别人写了，我还是要从正面理解。
是否可以这样说，应跳脱出当下时空，登高远眺，对于各种文
学现象给予应有的文学史长河的坐标。
对，特别是与自己相反的观点、手法，要思考其合理性。我喜
欢“瞎子摸象”的故事，无非是摸到了象腿，能摸到鼻子就不得了
了。
请再谈谈您个人的创作情况，特别是长篇的。
主要是季节系列。《恋爱的季节》1993 年已出版，《失恋的季
节》1995 年出版，《踌躇的季节》是1997 年问世的。现在正在写的
是第四部。
这个系列，我几乎用编年史的方式，以时间为经，人物内心活
动为纬，希望写出一代青年的心路历程。前三部分写的是50 年代初
期、1957 年反右和60 年代的政策调整时期。
有人批评说，三部长篇并未引起强烈的轰动，认为我应该写得
更好。我不指望特别轰动，对历史我是见证人。我与书斋型作家不
同，从少年卷入政治生活，我一直在“风口浪尖”，对历史有责任，
应该把自己的见闻、感受、思索写下来。
我不想谴责什么、批评什么、鞭挞什么，不想辩护什么、颂扬
什么，需要面对的是历史、是真实、是过程。历史的过程总是有其
合理性的，称颂与鞭挞都不能改变它。
价值判断交给读者，我们只能真实表现过程，其中自有向往、
批判、嘲笑。
对这一长篇系列的风格您本人怎样概括？
尖锐而不激烈。历史过程中有什么失误、惭愧，我不掩饰，当
年的豪情、牺牲也不能抹杀。不对人生、社会一笔抹杀，也不一味
高调，要成为一种真实的记录、见证。
这三部的反响尽管不特别热烈，但平均印数在两万册之上，
《失》被新闻出版署评为优秀长篇，使我更增加了信心。
您目前正在创作之中的第四部进展如何？
第四部写“文革”时期，从60 年代后期到70 年代初期。今年
写到1/4 或l/3，希望明年能完成。比起过去，写作速度是5 年前的
1/2，今后会更少些，也得服老。“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
归根到底是你们的。”（笑）让青年人多写一些。
中国文坛一直呼唤《红楼梦》式的作品问世，并对先生寄予厚
望，您怎么看？
优秀的作品是不能重复的。好作品会出现的，很可能不是那种
百科全书式的。今后，伟大的作品是什么样的，我也说不上，但这
样提有好处，可以提高对自己的要求。否则，总是急于发表、出版，
就不可能产生这种作品。
不觉只有5 分钟采访时间了，记者赶紧打住话头，匆匆合影留念。
惭愧，只给王先生留下两分钟时间喘口气，4 点时，他将微笑着不顾疲惫
地接待另一位来访者。
山坡路边，翠柏如洗，回头看，王蒙先生夫妇还在门前向我挥手道
别。背景处，如有海的涛音。一首诗作吟诵在心：
你，只有你
你，只是海
躲避你，抱怨你，唾吐你
一样地雍容自在
徘徊你，吟咏你，缠绕你
又怎能解（Xiè，去声）得开你的风采
这是王蒙的《海，还是海》。
我与读者之间有一座灵魂的桥
——宗璞专访记
久无宗璞先生的音讯。近日偶然在《文学自由谈》上见到她的文字，
说自己“身体不好，来日无多”，遂请作协的秦友苏帮助查找电话。他
也说冯先生身体欠佳，前时来开作协主席团会议，一会儿就走了。
记者拨通电话，首先问候冯老的身体。她说：
去年生了一年的病，今年开始恢复创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不，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主要感觉是头晕，病因很复杂。
您正写作的是哪些题目？
7 月份的《小说界》发了我的短篇《彼岸三则》，三个小故事，
鬼故事，这是今年春天创作的，主要是继续写作长篇小说《东藏记》。
您以前有长篇《野葫芦引》的第一部《南渡记》，《东藏记》
是它的继续吧？
是的，是《野葫芦引》的第二部。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
的几代人的生活，东藏就是东躲西藏，躲空袭警报。最近、我天天
看抗洪抢险的报道，很感动，就像是回到抗日战争的年代。
我也有同感，这种场面很容易唤起大家的民族感。对，万众一
心的民族感。民族的正气要发扬。抗洪是和大自然斗，抗日是与异
族的入侵斗，对大自然斗也是一种正气。
请谈谈您的文学创作。
我的创作道路从样式上来说，是短篇、中篇、长篇这么过来的，
长的现在感觉精力不够了。我希望的文学作品：雅俗共赏。俗是好
看，得让人爱看；雅是耐看，不是看了就扔掉了，看了要让人有回
味。
您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受到您父亲冯友兰先生哲学方面的影
响和姑母冯沅君先生古典诗词方面的熏陶，这对于您的创作影响大
吗？
影响当然很大，但我并没有承传哲学。好像也没听说有女哲学
家，女科学家倒是有。
是的，女性似乎形象思维更好，抽象思辩弱一些。您对西方文
学很有研究，现代派与传统文化对于您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哪个方
面更大一些？
我的根基是传统文化，在这个根儿上，吸收西方的影响。特别
是写作长篇时，要考虑使用什么形式，基本上还是采用传统的形式。
当然，主要还是要适合表达的内容，而不应为了形式而形式。
您是指现代派吧，不是为了求新而求新。
现代派的新手法与现实主义要结合得好。长篇还是主要用现实
主义的好，其中可以有些夹杂，在叙述中换个方向，让读者也喘口
气。
有人评论您的《心祭》把意识流和类似于古典诗词般的意境创
造结合一起，这部《东藏记》是否继续这种风格？
我倒没觉得我在有意识地这么结合。
看来这也是一种意识流，是您的两种修养在写作中的下意识的
流露。您是国内少见的学者型作家之一，您怎么看二者之间的关系？
其实，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大多是学者，现在才分工。我始终
觉得自己是个业余作者。写东西必须有一定的修养，有对于传统的
继承，也必须有对生活的独到体会。但作家的学问必须要为创作服
务，曹雪芹的学问都体现到人物形象上了，否则，掉书袋就不成了。
我认识的一位西南联大的老先生读了您的《南渡记》，很感兴
趣，说是其中的很多原型都很熟悉，在盼望着续篇问世。
是呵，前日在作协开会，有个青年就很坦率地和我说：“你写
得也太慢了！”（笑）
这部《野葫芦引》听说是由四部组成，另两部，《西征记》，
写滇西战争，《北归记》写到全国解放。那么，写到此时您有些什
么新的变动？
在构思上是有一些新的想法，不过，不说也罢。
那么，在风格上又有些什么新的追求？想要写得更好些，笔法
上更趋向于白描，我不喜欢更多的修饰。长篇要想写得精练，又要
栩栩如生，身临其境，有境界，就要结合得好。有个很大的困难，
就是结构。框架的各方面要接好。当然，选用什么事也很重要。短
篇用什么事先就想好，长篇要一路写一路选。
这部《东藏记》有多少字，大概何时可以完成？
计划八章，二十三四万字，现在写到第五章，完成了十几万字
吧。前两章已在1995 年的《收获》上发了。明年春天大致可以完成，
前提是不生病。
对了，有很多读者关注您的身体和创作。
非常感谢关心我的读者。我接到过一些读者来信，每封信都让
我很感动。我觉得我与读者之间有一座灵魂的桥。这座桥是我写作
的动力。
人类心灵的每个角落都要重新探索过
——池莉专访记
池莉近来十分引人注目，她在《来来往往》问世之后，又在《收获》
发表了《小姐你早》，都很受好评。池莉似乎处在一种颠峰的创作状态，
不仅是作品数量的丰饶，而且更有质的飞跃，由《烦恼人生》的“新写
实”，到《预谋杀人》的重新解构历史，再到《来来往往》的都市风情，
池莉的笔端，像是万花筒般地不停地旋转，不停地展示出截然不同的世
界。那么，池莉本人现在何所思、何所为呢？带着读者们的关注，记者
在10 月金秋的夜晚，与池莉进行了两个晚上的对话。
池莉的声音浑厚、平淡，一如她贴近现实的风格。第一个晚上我们
似乎都没有进入角色，池莉说请我尽量多提些问题，因为她的脑子里乱
糟糟，反应不过来，不知道说些什么。看来，晚上9 时30 分的时刻，池
莉正处于极好的创作状态里，一时回不过神来。她记录下我的几个问题，
约好明日传真给我，并说，希望在谈完这些表面问题之后，对于文学本
身进行一些深层面的对话。
翌日晚，刚过9 点，池莉就来了电话。说很抱歉，问题刚刚答完，
下午突然胃有些不舒服，现在可以给我发传真。我说，再补充两个问题，
一并传给我。一是你怎样处理平庸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一是怎样看文学
作品的传统与新潮。
平庸与艺术？什么意思？
你的作品，常常将庸常的现实写入作品，使平庸的生活成为艺
术，你是怎样使平庸的生活变成艺术的？
呵，这样的。好，我用钢笔附在打印稿后面，一起传给你。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忽然有些惴惴不安，觉得不应该给池莉
添这么多的麻烦，何况池莉今天身体不适。于是，我与池莉第三次
通话，请她把没写完的话说给我。
首先，请你谈谈写作最近出版和发表的两篇小说的感受。
这两部都写得比较艰苦，都有若干次的反复，开了无数的头，
寻找了无数的视点和角度，语言的基调和节奏都进行了反复的调
试。写作的漫长过程是独自一个人在寂寞的书桌前消耗生命，所以
写作绝对不应该仅仅是为了获得空泛的喝彩，而是首先要让自己的
生命获得切实的愉快和真正的兴奋。困难极大的、带着创新意义的
劳动才可以使一个人获得这种愉悦。
从《烦恼人生》到《来来往往》是一贯而下的吗？康伟业是否
就是世纪之交的印家厚？
不，印家厚现在下岗了，康伟业是另一个阶层的人物。
对于印家厚的下岗，你是否有所表现？有所关注？
对于下岗问题我当然是极为关注的，但我近期的作品反映的是
不同的生存状态。只有不断地变化角度，作品才有它的生命力。
由对印家厚社会底层的关注，到康伟业的楼台馆舍、都市风情，
是否也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审美潮流呢？
也可以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