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时期的爱情-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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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唯一可以把她从寄宿学校接出来的人，他常常乘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哈得逊牌小轿车去找她。在阴天，他有时取下车篷带着她沿海岸兜风。他戴着令人不快的帽子，她用两只手拉着校服上的海员帽不让风吹跑，笑得前仰后合。有人跟她说过，没有必要时，不要跟她的校外监护人在一起，不要吃任何他尝过的东西，也不要靠他呼气太近，因为老年病是会传染的。可她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们，他们完全不放在心上，因为他们是亲戚，这是尽人皆知的。再说，他们的年龄相差甚远，这可以使他们避免任何猜疑。
圣灵降临节那个星期日下午四时丧钟敲响的时候，他们刚刚在一起。阿里萨不得不竭力压住内心的惊恐。在他年轻的时候，敲丧钟的仪式是包括在葬礼的价格之中的，只有一贫如洗的人得不到这种礼节。可是，在最近一次战争之后，处于两个世纪衔接阶段的保守党政府加强了它的殖民时期的习俗，讲排场的葬礼是如此昂贵，只有最富有的人才出得起这笔钱。
塔尔科勒·德·鲁纳大主教死的时候，全省的钟不停地整整敲了九天九夜，公众们是如此惊惧，结果他的继承人就从葬礼中将敲丧钟这一条取消，只有在死了显赫人物时才这样做。因而，当阿里萨在圣灵降临节那个星期日下午四点听见教堂敲起丧钟时，他感到象是他那已逝的青年时期的一个幽灵又来到了他的身边。但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这么多年他一直焦急等待的丧钟——从看到费尔米纳怀着六个月的身孕听完大弥撒出来的那个星期天起。
“他妈的！”他在昏暗中咕哝道，“大教堂敲丧钟，该是哪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死了。”
阿美利卡·维库尼亚终于醒来了。
“可能是为圣灵降临节敲钟吧。”她说。
阿里萨对敲钟的事儿不是内行，对教堂里的事务更是门外汉。自从跟一个教了他电报学的德国人一块在唱诗班拉小提琴以来，他再没去听过弥散。关于这个德国人的去向，他一直没得到任何确切的消息。这事他知道，的确，市里死了人，要举行葬礼。一个加勒比难民使团那天上午到过他家，告诉他，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那天清早在他的照相室去世。阿里萨不是他的挚友，但是其他许多加勒比难民的好友，这一些人一直请他去参加他们的公众活动，尤其是葬礼。但他敢断定，丧钟不是为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敲的，因为他是一个非教徒，顽固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何况又是自杀的。
“不！”他说，“这样的丧钟只能是为省长以上的人物敲的。”
阳光从没有关严的百叶窗里射进来，在阿美利卡·维库尼亚嫩白的身躯上映成一道道虎皮的斑纹。她年轻轻的，想不到死亡的事。他们吃过午饭后，在叶式吊扇十面躺着迷迷糊糊地睡午觉。吊扇的嗡嗡声掩盖不住在晒得滚烫的锌板屋顶上行走的兀鹰噼啪作响的脚步声。阿里萨爱她象在他漫长的生命中所有邂逅相遇的女人一样。但对这个姑娘的爱却带有更多的焦虑，因为他相信，她在高等学校毕业时，他已经长眠于地下了。
这间房子象一个船舱，木板条墙壁跟轮船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涂过油漆。但是，下午四点钟时，它比船舱更加闷热烤火，热气透过金属屋顶反照进来，床上的吊扇也无济于事。那不是正式的寝室，而是专为阿里萨在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办公室后面盖的一个陆地船舱，唯一的目的就是给年事已高的阿里萨提供一个理想的爱巢。平日，码头工人吵吵嚷嚷，河流港口的吊车吱吱嘎嘎作响，港内轮船的汽笛声震耳欲聋，那儿很难睡觉。然而，对这个女孩来说，在这里过星期天可真是象上天堂了。
圣灵降临节那天，他们俩本来想一起呆到晚祷前五分钟，因为那时她就得会寄宿学校了，但丧钟忽然使阿里萨想起他已答应前去参加的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的葬礼，于是他比惯常更快地穿好衣服。象往常一样，在自己穿衣服之前，他给女孩编独辫，然后把她抱上桌子，给她系她自己总是系不好的鞋带。他恭恭敬敬地帮她，她也允许他帮她，就象是一种义务。从最初几天接触起，他们便都忘记了他们年龄的差异，互相充满信赖，仿佛是一对夫妻。这对夫妻一生中互相隐瞒了那么多事情，以致现在已没有什么好互相诉说的了。
那天是个假日，办公室关着。门里边也黑洞洞的。沉寂的码头上只停着一艘船，锅炉还熄了火。天气闷热，预示着要下雨，这是今年的头几场雨。但是天空是清澈的，港口上洋溢着星期日的宁静，似乎置身在风和日丽的月份里。从这里到周围比在船舱的荫凉处更加使人感到闷热，丧钟的鸣响更令人悲怆，虽然至今尚不知为谁而鸣。阿里萨和女孩来到了满处堆放硝石的院子里，那里昔日曾经是西班牙人贩卖黑奴的港口，至今还留着磅秤及奴隶交易所用的锈蚀了的铁器。汽车在仓库的荫凉处等着他们，他们落坐之后，才把伏在方向盘上睡着了的司机叫醒。汽车在密密的铁丝网圈着的仓库后调了个头，穿过了幽灵湾老市场的空地。空地上，几个几乎赤裸着身子的人在玩球。随后，汽车在一片飞扬的热尘中驶离了内河港口。阿里萨认为丧钟不可能是为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马尔而敲，但它又不停地鸣响使他产生了疑问。他把手搭在司机肩上，凑近他的耳朵，喊着问他是在为谁敲钟。
“那个医生，就是留山羊胡子的那家伙！”司机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阿里萨不用想就明白了司机说的是谁。但是，当司机跟他讲了医生是怎么死去的，他的幻想立刻消失了，因为那不象是真的，因为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死更象他的为人，而没有一种死比这样的死与他心目中的那个人更不相称了。尽管看来似乎荒唐，但死者确实是他：本城年纪最大、医术最高明的医生。他不仅是优秀的医生，而且由于许多其它功绩还是本城名人之一。他今年八十一岁，为了去捉鹦鹉从芒果树干上摔下来，跌断脊梁骨而身亡。
自从费尔米纳结婚时起，阿里萨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有一天能听到这一消息。但是，这个时刻真的来到时，他却并没有感到喜悦和激动——那种千百次在不眠之夜所预见的胜利的喜悦和激动——而是内心被一种恐怖撕裂着：他异常清醒地想到，如果他自己死了，丧钟也会这样敲的。
汽车在石头街道上颠簸着前进，坐在阿里萨旁边的阿美利卡·维库尼亚被他苍白的脸色吓呆了，她问他出了什么事。阿里萨用冰凉的手拉住了她的手。
“唉，我的孩子！”他叹了口气，”为了跟你讲这些事情，我真愿意再活五十岁。”
他忘记了赫雷米阿·德萨因特·阿莫乌尔的葬礼。车子停在寄宿学校大门口，他匆忙将女孩收下，答应下礼拜六再来接她，然后便命令司机开往乌尔比诺医生家中去。他看到临近的街道上停着许许多多的汽车和出租车，房子对面站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拉西德斯·奥利贝利亚医生的客人们在欢庆会进行到高潮时得到这一不幸消息，如今纷纷赶到。整个家中都挤满了人，要动一动实在不容易。但是阿里萨终于打开一条通道，来到了一层楼的寝室。他路起脚尖，从堵在门口的人头上望过去。看见乌尔比诺躺在床上，脸上的神情就象他第一次听人讲起就迫不及待地希望看到他时那样，他象是在死亡的羞辱之中挣扎过来的。木匠刚刚量过棺材的尺寸。费尔米纳坐在他旁边，穿着为参加午宴而穿的老新娘的服装，神情茫然，默无一言。
阿里萨从完全献身于这一无畏的爱情事业的青年时代起，就连那一时刻的最微小的细节都预计到了。为了她，他有了名，得了利，并不过多地去注意是用什么方式得的。
为了她，他细心周密保护着自己的身体及外貌，这在同时代的其他男子汉看来真是太没有男子气I。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象他一刻也不气馁地等待那一天的到来。乌尔比诺医生的死，终于使事情变得对他有利，使他得到了足够的勇气，在费尔米纳嫣居的第一天晚上就向她重申他忠贞不渝永远爱她的誓言。
他明白，那是一个轻率的行动，缺乏起码的方式与时间观念。他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马上行动。他曾设想过，甚至多次设想过。用一种不那么莽撞的方式做这件事，但命运之神却不容他有另外的选择。他从那个筹办丧事的家中走出来时，心情是痛苦的，因为他使她处于跟自己同样激动的状态。但是没有力量能阻止他这样做，他觉得那个残酷之夜，早就记录在两个人的命运之中了。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中，他没有睡过一个整夜的觉。他反复地绝望地问自己，失去了丈夫，费尔米纳此刻会在哪儿，她在想什么，丈夫把可怕的负担放在她的肩上，她将怎样打发今后的日子。
他患了一次严重的便秘，肚皮胀得鼓似的，他不得不使用缓解剂，当然，这不会比灌肠利舒服。老病和新病比起来，阿里萨更能忍受老病，因为从年轻时代起他就了解它们，可现在老病一齐向他袭来了。星期三那天，在一周没上班之后，他重新在办公室露面。卡西亚妮看到他如此苍白和邋遢，不禁吃了一惊。但是他劝她不必担心，说那是因为他又象往常那样失眠了。为了不吐露真情，他不得不又一次咬紧牙关，他心中淤积着多年的痛楚。
大雨没有给他提供一丝阳光的空隙让他思考。在恍惚中又过了一个星期，思绪茫然，集中不到任何事上面，吃饭不香，睡得更糟，一心希望寻觅能向他指明得救之路的标记。但是，从星期五开始，他无缘无故地心情豁然开朗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征兆，表明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了，他一生所作的努力都是无用的，无须再继续下去，事情已经到头了。然而，星期一，他回到彭塔纳斯大街家中，看到有封信漂在门厅前的水洼里。他立即认出了湿信封上那刚劲有力的字体，生活中如此多的变化也未能改变那种笔迹。他甚至以为嗅到了夜间凋谢的桅子花的香味，因为心灵从最初的一刻起就告诉他了一切，那就是半个世纪来他一直不安地在期待着的信。
第六章（一）
费尔米纳不能想象，她那封在气得发昏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信，居然被阿里萨认做一封情书。她在那封信里发泄了全部的激怒，情绪激烈，语带讥讽，令人难以忍受，何况还是不公正的。然而，在她看来，跟她受的伤害和侮辱相比，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她两个星期忍辱负重的最后一个行动，以便使自己安宁下来，适应新的环境。她想再次成为原来的费尔米纳，收回半个世纪奴仆般的生活中自己不得不让出的一切。这种奴仆般的生活无疑使她幸福，但是丈夫一死，连一点印迹都没给她留下。她象是在别人家里游荡的幽灵，那房子瞬间变得宽大而凄凉，她在里边百无聊赖地到处徘徊，不断痛苦地自问，谁是真正的亡魂：是死了的丈夫还是她这个未亡人。
丈夫把她一个人孤单地留在昏暗的茫茫大海里，她无法抑制内心里对他的怨恨。他的一切都使她伤心落泪：枕头下的睡衣，象病人穿的平底拖鞋，对他站在镜子前脱衣服的形象——常常在她准备上床时——的回忆，以及他的皮肤的气味——这味道在他死后很长时间还顽固地留在她身上。不管做什么事，她都会边做边停，拍拍额头，因为突然想起了有什么事没有告诉他。时刻都有许多只有他才能回答的问题钻进她的脑子里。有一次他告诉了她一件她困惑不解的事：截了胶的人，能感觉到他们失去的腿上的疼痛和痉挛。如今她也有这类感觉了，她已失去了丈夫，但她感到他仍在身边。
编剧的第一个早晨，她在床上还没睁眼就翻了个身，想找个更舒服的姿势继续再睡，正是这时，她才觉得他死了。只有此时她才意识到他第一次没有在家过夜。在餐桌上，她倒不是因为少了一个人感到孤单，而是由于她莫名其妙地相信，她在和一个已不存在的人一块用餐。她等女儿奥费利亚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们从新奥尔良回家后再重新坐在桌子前吃饭，但不是通常的那张桌子，而是一张她让人临时摆在廊里的较小的桌子。她一直没有正正经经地做顿饭。饥饿时，随便走进厨房，把勺子伸进锅里，随便吃一点什么，也不使用盘子，而是一边吃，一边站在小炉子跟前和女仆们说话。她们是她唯一喜欢和更合得来的人。
然而，无论她如何努力，已故丈夫的形象总萦绕在她的脑海里，不管她在哪儿，也不管她做什么事情，都会使她回忆起他来。虽然在她看来，痛苦是理所当然的，但她也想尽量不沉溺于痛苦之中。她下了狠心将一切触发她回忆起已故丈夫的东西，都从家中清除干净，在失去丈夫的情况下，这是她想出的唯一能使自己依旧在这家里住下去的方法。
这是一次彻底的大清除。儿子同意将书房的书籍全部拿走，好让她把书房改为缝纫室——她从结婚以后一直没有这样的房间。女儿则同意拿走一些家具和许多她认为很适于在新奥尔良古董行拍卖的东西，这一切使费尔米纳感到宽慰。但她后来知道旅行结婚时所买的东西已成为古董商的文物，又觉得很不是滋味。她不顾佣人们沉默的惊讶，也不管左邻右舍或在那几天中来陪她的朋友们的困惑不解，让人在房后的空地上点起一堆火，把能使她回忆起丈夫的东西一古脑儿烧掉：其中有从上一个世纪以来本城最昂贵最考究的衣服，最精致的皮鞋，比像片更酷肖他本人的帽子，死前最后一次从上面起身的摇椅，以及无数与他的生活紧紧相连并已成为他本人组成部分的物件。她毫不犹豫地做了这件事，这不仅仅为了卫生，并且也坚信丈夫如果在天有灵也会同意她这么做，因为他曾好几次向她表示，死后愿意火化，而不愿被装进针得严密合缝的黑洞洞的雪松木棺材。当然，他所信的宗教不允许这么做。他曾大着胆子试探过大主教的意思，探索一下可能性，但是大主教给了他一个断然否定的答案：这是彻头彻尾的幻想，教会不允许在公墓中设置焚尸炉，哪怕专供异教徒使用也不行。除了乌尔比诺医生想得出来建造这样的焚尸炉外，别人谁也想不到。费尔米纳没有忘记丈夫的那种恐惧，即使在最初几个钟头的懵懵懂懂中，她也没有忘记吩咐木匠在棺材上留一道缝透亮，以此作为对丈夫的安慰。
无论如何，那都只是些徒劳无益的行动。费尔米纳很快就发现，对亡夫的记忆是如此牢固，没有随着日子的流逝而有所削弱。更糟糕的是，衣服焚毁后，她不但仍旧十分怀念她所爱的丈夫的许多东西，尤为烦心的是她仿佛时刻都听到丈夫起身时发出的那种响声。这些回忆使她摆脱了忧伤。她超脱一切，下决心在回忆已故丈夫中继续生活下去，就当他没有死一样。她知道，每天早上醒来时仍然不是味儿，但是会逐渐好起来的。
果然，过了三周，她开始看见最初的几道光线了。可是，随着光线的增加和越来越明亮，她渐渐意识到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一个邪恶的幽灵，使她一刻也不得安宁。那个幽灵，已经不是那个当年在“福音”公园偷偷窥视她的令人怜悯的幽灵——使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