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时期的爱情-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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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米纳并没有受他忧郁的情绪所感染。当她帮他把腿伸进裤子和扣上一大排衬衣纽扣时，他是想用自己的情绪感染她的，但是他没有达到目的。费尔米纳不是那么容易动感情的，何况死的是一个与她无关的男人。她几乎不知道阿莫乌尔是个使用拐杖的残废人，她从来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在安第列斯群岛某个岛屿的一次暴动中——那儿发生过无数次暴动——从行刑队的枪声中逃出来的，史不知道他为了生计做了儿童摄影师，而且是全省生意最兴隆的人。她也不知道他曾赢过某人一盘象棋，那个人似乎叫托雷莫利诺斯，而实际上叫卡帕布兰卡。
“他是一名因为犯了一桩凶残的罪行而被判无期徒刑的卡耶纳的逃犯。”乌尔比诺医生说，“你设想一下，他甚至还吃过人肉！”
他把那封遗书交给了她，信中的秘密他至死不想告诉任何人。但是她没有把信打开，直接把它放在梳妆台上，而且用钥匙锁上了抽屉。她已经习惯了丈夫莫名其妙、大惊小怪的毛病，习惯了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难以理解的夸大其词，以及那种与其仪表不相称的狭隘的见解。但是那一次她超越了自己的界限。她以为丈夫之所以尊敬阿莫乌尔并非由于这个人过去的历史，而是由于他作为一个流亡者提着行李到达这儿以后开始的所作所为。她不明白为什么他对阿莫乌尔最后暴露身份感到如此惊讶和沮丧。也不明白为什么他对他窝藏女人感到深恶痛绝，因为这是他那种阶级的男人的一种世代相传的风气，包括他自己在忘恩负义的时刻也是这么干的。此外，她认为那女人帮助阿莫乌尔实现了死亡的决心，是一种令人肛肠寸断的为爱情的牺牲。她说：“如果你也跟他同样严肃地决定自杀，我的义务也将是跟她做同样的事。”乌尔比诺医生又一次处在呆头呆脑无法理解的十字路口上，这种不理解使他在半个世纪中一直感到惶惑。
“你什么也不懂，”他说，“使我愤慨的不是他过去是什么人和干过什么事，而是他欺骗了我们大家这么多年。”
他的眼睛开始噙满了泪水，但是她装做没看见。
“他做得对。”她反驳说，“如果他过去说了真话，不管是你还是那个可怜的女人，或是这个地方的任何人，都不会那么爱他。”
她替他把表链挂在背心的扣眼里，帮他打好领带给，别上黄部两厂篮西湖舱顶露抽油饰噱旮哟铜期于上的泥机一最后把手帕放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手帕的四角张开着，宛如一朵洋玉兰。这时，大厅里的挂钟响了十一下。
“快走吧。”她挽起他的胳膊，“我们要迟到了。”
奥利贝利亚医生的妻子和他的七个聪明过人的女儿已经为那顿纪念从业二十五周年的午饭做好了一切准备，她们决心要使那顿午餐成为当年社会上的一件大事。医生的家坐落在过去的市中心，那里原是一所造币厂，由一位在这儿掀起过一阵革新邪风的意大利弗罗伦萨建筑师改建成如今的豪华邸宅。这位建筑师曾把四、五个十七世纪的历史遗址变成了威尼斯式的大教堂。医生的邸宅拥有六间卧室，一个饭厅，一个会客室，宽大明敞，通风良好，但是它只能用于接待特邀前来的外地客人，对本地的来宾是不敷应用的。邸宅的院子跟修道院里带回廊的院子一样，中央有个石砌的喷泉，不时发出悦耳的鸣响，花坛上的香水草散发着醉人的芳香。但是，那连拱的回廊是不宜接待大量的贵宾的，因此他们决定把午宴设在乡间别墅，开车只有十分钟的路程。这个别墅有六千六百平方米的院子，到处是巨大的印度月桂树，在平静的小河里长着本地的睡莲。堂·桑乔客店的工人们在奥利贝利亚夫人的指挥下，在没有树荫的空地上搭起了五彩缤纷的帆布帐篷。在月桂树下面用小桌排成长台，长台上摆了一百二十套餐具，铺着亚麻台布，主宾席上还摆了新鲜的玫瑰花。他们还专门为管乐队搭了个长台，这管乐队只吹奏对舞和民族华尔兹舞曲，艺术学校的四重奏弦乐队也坐在那儿。奥利贝利亚夫人的这种惊人之举是她丈夫敬爱的老师意想不到的，今天的午宴将由这位老师主持。尽管今天实际上并不是医生大学毕业的日子，但他们还是选择了圣灵降临节这个星期日，以增强欢庆的气氛。
午餐的准备工作在三个月之前就开始了，因为他们担心由于时间不够而有什么必不可少的事情做不了。他们从金沼泽地弄来许多活母鸡，那种母鸡在整个沿海地区是有名的——不仅由于它们体壮味美，而且由于它们在冲积土里觅食，有时可以在它们的嗓囊里找到纯金的砂粒。奥利贝利亚夫人亲自带领她的女儿和仆役们爬上远洋轮船，选择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好的东西，以颂扬她丈来的功业。除了下雨以外，一切都预见到了。那天早上，当她去望大弥撒时，空气潮湿得厉害，气压很低，天空乌云密布，连海平线都看不到，她担心很可能要下雨了。尽管有这些不祥的预兆，气象观测台的台长在望弥撒时却说：“在这座城市多灾多难的历史上，即使在最严寒的冬季，圣灵降临节这一天也从来没有下过雨。”然而，当时钟敲响十二点，来宾们正在露天吃开胃品时，突然一声霹震撼了大地，海上吹来的狂风掀翻了桌椅，把帐篷卷到空中，灾难性的暴雨随即从天而降，天仿佛要塌下来了。
乌尔比诺医生好不容易在大雨滂泊中跟同路的最后一批来宾一起到了乡间别墅。他也想跟别的来宾一样，由下车的地方从一块石头跳上另一块石头穿过积水的院子，但最后他只能不大体面地接受了打着黄色帆布大伞的堂·桑乔工人的帮助，被挟在臂下抱了过去。东倒西歪的桌子重新在室内摆开，连卧室都被利用上了。来宾们毫不掩饰他们对那场劫难的沮丧。屋里热得有如轮船上的锅炉房，因为他们不得不关上全部窗户，以避免大风再度把雨水刮进来。在院子里，桌上本来都摆好了来宾的名签，按照习惯，男女分座。桌子移到屋里来后，名签全乱了，大家只好随便就坐，乱糟糟的，至少不太雅观。在这场灾难中，奥利贝利亚夫人几乎无处不在，同时出现在各个地方。尽管秀发淋得透湿，华丽的服装上面溅满了泥浆，但是面对那种尴尬的局面，她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这是从丈夫那里学来的本领，她向来遇到逆境不温不怒，不急不躁，再大的困难也不认输。靠了和她在同一个熔炉里锻炼出来的女儿们的帮助，她不仅重新布置了主宾席，而且尽量安排得妥妥贴贴，让乌尔比诺医生坐在中央，雷伊大主教坐在他右边。费尔米纳象往常那样靠近丈夫就坐，她担心他会在午宴中间睡着，或把场洒在衣服的翻领上。对面的位子上坐着奥利贝利亚医生，他是个带有女人气的五十岁的老人，身体保养得很好，他的乐观的精神对他准确的诊断毫无影响。在主桌就坐的还有省市两级的官员和前一年选出的美女，省长挽着她的手臂让她在他旁边就坐。尽管并不要求来宾穿特别华丽的衣服，更何况是乡间别墅的午宴，女人们还是穿上了夜礼服，戴上了贵重的宝石首饰。大多数男人庄严地穿着深色的衣服，打着黑色的领带，有些人还穿了呢料大礼服。只有那些见惯大场面的人，其中包括乌尔比诺医生，才穿便服。每个座位上都有一张法文菜单，上面印着烫金图案。
奥利贝利亚夫人慑于热浪袭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要求客人们宽衣就餐，但是谁都不敢带这个头。大主教提醒乌尔比诺医生，这次午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午宴：自从国家独立以来，这是曾把国家淹没在血泊中的内战双方第一次愈合了伤口，消除了仇恨，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用餐。主教的这一思想，正好同自由党人特别是青年自由党人的热望相吻合，他们在保守党独揽大权四十五年之后，终于选出了他们党的总统。乌尔比诺医生不同意大主教的观点。他认为自由党总统和保守党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自由党总统更不讲究穿着罢了。然而，他不想使大主教不悦。他本来就想告诉大主教，大家之所以来出席午宴，是由于那位出身名门的医生的光辉成就，而不是象他想的那样。的确，医生的高贵的门第和伟大功绩是凌驾于政治风云和内战恐怖之上的。所以那次午宴没有一个人缺席。
暴雨象突然开始那样又突然停息了，太阳立即在万里无云的晴空烈火一般地照耀着大地。但是大风是如此猛烈，以致把一些树连根拔起，积水把院子变成了沼泽。这次大灾难也冲击了厨房，在房子后面露天里用砖砌了几个柴火灶，厨师几乎没有来得及把钥搬到避雨的地方。他们好不容易急急忙忙地挤入已经进满水的厨房，又在后面走廊里临时搭了几个新的炉灶。到下午一点钟，一切必需的食品都准备好了，只有桑塔·克拉拉修道院修女还没有把饭后点心送来，他们本来答应在十一点之前送到的。人们担心象在不太冷的冬天那样，公路旁山沟里的水又漫了出来，果真如此，点心就要等到下午两点钟才能送来。暴雨一停，窗户马上打开了，房间里吹进被暴雨中的硫黄净化的新鲜空气，显得十分凉爽，乐队在门廊的平台上秦华尔兹舞曲，铜管乐器在室内轰鸣，使得人们不得不提高嗓门交谈。奥利贝利亚夫人等得不耐烦了，她眼里含着泪水微笑着，吩咐上菜开始午宴。
艺术学校的乐队开始演奏了，在一片在严的肃静中，奏起了莫扎特的快滑步舞曲。尽管人们讲话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嘈杂，堂·桑乔的黑人仆役又在放着热气腾腾的菜肴的餐桌中间挤来挤去，乌尔比诺医生还是给乐队留出了一块空地，让他们把节目全部演完。他的精神和记忆力一年不如一年，甚至下棋时每步都要记在纸上，才能知道已经走到哪里。但他还是能一边进行严肃的谈话，一边有条不紊地指挥演奏，虽然他还没有达到一个德国乐队指挥的们熟程度。那个德国乐队指挥是他在奥地利时的好友，他能够一边听《扬好色》一边读胜·乔万尼胭的乐谱。
第二支曲子是舒伯特的“死亡和姑娘”，乌尔比诺医生认为演奏轻快而富有戏剧性。他一边在盘子和刀叉的碰击声中费劲地听着，一边盯着一位向他点头打招呼的有着玫瑰色脸庞的年轻人。无疑他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已记不起了。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很熟悉的人的名字或者过去曾经听过的曲调他都忘记了，这使他万分痛苦，以致有一天晚上他宁可死去，也不愿在这种折磨中等待天明。他正在急得要死的时候，突然一道仁慈之光照亮了他的记忆，那个年轻人前一年曾做过他的学生。他在这个人材基本的地方看见他感到很惊讶，奥利贝利亚医生提醒他，那是卫生部长的公子，他到这里来是为了准备法医论文。乌尔比诺医生做了个手势，高兴地向他打招呼，这位年轻医生站起身来，行礼作答。但是，不管那时还是后来，他都没有意识到，他就是那天早晨在阿莫马尔家跟他在一起的实习医生。
由于又一次战胜了老年的健忘症，他感到轻松了。于是他沉溺于最后一支充满激情的、清亮流利的乐曲中，他既听不出那是什么曲子，也不知道是谁的作品。后来，乐队中有位刚刚从法国回来的青年告诉他，那是加富列夫·福尔的弦乐四重奏。乌尔比诺医生从来没有听到过此人的名字，尽管他对欧洲的所有新鲜事儿一向十分注意。费尔米纳象往常那样照料他，特别是看到他在公众面前发呆的时候，她就停止吃饭，把他的手拉过来放到她的手上，对他说：“你就别在意啦！”乌尔比诺医生销魂地向她微笑着，就在这时，他重新想起了她所担心的事情。他记起了阿莫乌尔，他穿着一身假军装，戴着昔日的勋章，在儿童照片的谴责的目光下，此时正静静地躺在棺材里。他转过身去告诉大主教他自杀的消息，但大主教早已得到消息。做完大弥撒之后，这事就广泛传开了，他甚至收到了陆军上校阿尔戈特以加勒比海地区全体流亡者的名义写的一份申请书，要求把死者葬在圣地。他说：“我认为这种请求不够严肃。”然后，他以更富有人情味的语调问乌尔比诺医生是否知道自杀的原因。乌尔比诺医生灵机一动，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回答说，阿莫乌尔死于老年忧郁症。奥利贝利亚医生在关照他的宾客，一时没有注意他的老师跟大主教的谈话，这时插言道：“至今还发生为爱情而自杀的事，实在令人遗憾。”乌尔比诺医生看到他的爱徒的思想跟自己一致，并不感到惊诧。
“更糟的是，”他说，“是服氰化金自杀。”
当说这句话时，他感到同情心已超过了那封信带给他的痛苦。这一点他并不感激他的妻子，而归功于音乐的神奇力量。这时他跟大主教谈起了在傍晚悠然地下象棋时认识的那位世俗的圣人，谈起了他把自己的艺术贡献给孩子们的幸福，谈起了他罕见的博学，对世上的事情无不知晓，谈起了他斯巴达式的习俗……此刻，医生竟为那个跟自己的过去突然彻底决裂的纯洁灵魂而感到惊讶。然后，他又告诉市长，应该买下那位儿童摄影师的底片档案，以便把一代人的形象保存下来，而这一代人，除了拍照片之外，也许再也不会有幸福，然而城市的未来就掌握在这一代人手中。一个正统的有文化修养的天主教徒公然声称自杀是圣洁高尚的行为，这使大主教很不高兴，但他同意把底片存档的建议。市长想知道向谁去买这些底片，乌尔比诺医生看了急，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因为他要保守秘密。但他还是沉住了气，没有把遗产继承者的姓名公布出来。他说：“这事交给我去办好了。”他由于自己对那个女人的忠诚而产生一种赎罪的感觉，因为他在五个小时前背弃了她。费尔米纳注意到了这一点，她要他低声答应将去参加葬礼。他说，他当然要这么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他感到松了一口气。
讲话是简短而迅速的。管乐队开始演奏一支节目单上没有的俚曲。来宾在平台上散步，等待着堂·桑乔旅店的传者把院子中的雨水排干，看看谁有跳舞的兴致。只有主宾席上的客人们还留在客厅里喝茶。乌尔比诺医生把最后的半杯白兰地一饮而尽。他以前只能喝少许葡萄酒，吃一盘特制的莱，谁都不记得他喝过白兰地。但那天下午他的心情驱使他这样做，从而使他的软弱得到了补偿。多年以来，他终于又有了唱歌的兴趣。如果那位年轻的乐师向他提出这种请求，并且自告奋勇为他伴奏的话，他肯定会高高兴兴地唱上一曲的。不巧的是，开来了一辆全新的小轿车，在穿过泥泞的院子时，溅了乐师们一身泥浆，把鸭子惊得在围栏里嘎嘎乱叫。汽车停在门廊对面。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他的妻子，每只手手托着一只用呢绒花边布盖着的托盘，笑盈盈地下了车。汽车里摆满了同样的托盘，一直摆到司机的脚下。那是本应及时送到的餐后点心。在热烈的掌声和亲切的带有嘲弄性的口哨声停歇之后，乌尔比诺·达萨医生郑重地作出解释：修女们请他在暴雨之前务必把点心送到，但是他在路上拐了个弯，因为有人告诉他，他父母的家里失火了。乌尔比诺医生没等儿子把话说完，就惊恐起来，他的妻子及时提醒他说，消防队员只是应他本人之请前去抓鹦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