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经营谋略-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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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说：“我只今便去；如胜不得马超，甘当军令！”在这里，张飞越急，诸葛亮越缓；张飞越自恃武勇，诸葛亮越表示他不堪此任。就这样，他把张飞的求战心情激到最大限度，把张飞的战斗勇气充分激励起来，强烈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驱使着张飞去舍命拼杀。这才引来葭萌关前张飞和马超那场无日无夜的恶战。老将黄忠最怕别人嫌他老而无用。当初入西川攻打雒城时，只因魏延说他“年纪高大，如何去得”，他便怒气冲冲，要取刀和魏延比武。诸葛亮深知黄忠这一性格特点，因此夺取汉中时，连续两次以此激他，调动了黄忠的大智大勇，使这位年近七十的老将，在夺取汉中时立下了赫赫战功。当然，诸葛亮并不仅仅把“宝”押在激起的士气上，他告诉刘备：“此老将不着言语激他，虽去不能成功。他今既去，须人马前去接应。”可见，诸葛亮一方面要激起部将杀敌的勇气，另一方面还要稳扎稳打，保证万无一失。
（三）“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情”的激励历数三国人物，刘备大概是多情善哭的第一人了。他不仅在百姓面前哭得出来，更多的是在自己的文臣武将面前掉泪。他与赵云初次见面分手时，便“执手垂泪，不忍相离”，相爱之情，何其真挚？为请诸葛亮出山，他竟哭得“泪沾袍袖，衣襟尽湿”，敬慕之心，何其诚恳？徐庶要走，他送了又送，哭了又哭，令人读之心酸。关羽被害，他竟“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以致“泪湿衣襟，斑斑成血”。今人实难想象，刘备何以如此能哭？这真要感谢罗贯中那支浪漫之笔了。正是这支出神入化之笔，塑造了刘备这个与曹操同有大志，但手段针锋相对的典型形象。刘备自己表白：“曹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曹相反，事乃可成。”为了树立自己这个感人的形象，刘备是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眼泪的。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种感情投资。诸葛亮在隆中决策中提出：“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刘备正是凭着“感情投资”等手段，赢得了“人和”这个战略优势，靠“人和”这个战略优势。与曹操、孙权争分天下。
自然，以情动人并不一定要象刘备那样动輒涕泪交流。捧读《三国演义》，动人情态多采多姿，可以使现代管理者学到更多摄取人心的艺术力量。以情动人大致有如下一些方式：
尊重
人都有受人尊重的需要，特别是知识分子尤甚。古代士大夫的最高理想，常常不是为王为帝，而是为“王者之师”，受人尊重是他们的优势精神需要之一。马逢伯乐而嘶，人遇知己而死，正是要报知遇之恩。因此，对待贤能只有做到心诚、礼敬、意专、言听计从，才能用得住，使得起，使之心情舒畅，充分发挥其作用。如果以权势压人，颐指气使，必然失掉人才。三国时代的杰出统治者，都很注意礼贤下士，做到了待之如上宾，“任贤如事师”（《樊川文集·雪中书怀》）。
刘备要第三次去请孔明，关羽、张飞好大不高兴。关羽认为“其礼太过”，张飞干脆说用一条麻绳把诸葛亮捆来。刘备呵斥他们说：“汝岂不闻周文王谒姜子牙之事乎？文王且如此敬贤，汝何太无礼！”三人离茅庐还有半里之遥，刘备便下马步行。来到诸葛亮家里，恰逢诸葛亮正高卧草堂，刘备不让通报，恭恭敬敬在阶前站立了半响又一个时辰，直到诸葛亮醒来。正是：“不是虚心岂得贤？”（王安石《诸葛武侯》）得到诸葛亮之后；他“以师礼事之”，认为“我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说道：“孔明是吾之师，顷刻不可相离。”临死托孤，甚至叫三个儿子“以父事丞相”。这些所作所为，使诸葛亮感铭肺腑，觉得“虽肝脑涂地，安能报知遇之恩也。诸葛亮对蜀刘政权的忠心耿耿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传诵千古，感人泪下，其实，首先是由于刘备的爱才、尊才和善于用才。只因刘备“三顾频烦天下计”和“托孤既尽殷勤礼”，才有诸葛亮的“两朝开济老臣心”和“报国还倾忠义心”。他们两人可谓君臣相得，珠联壁合。东吴的孙氏家族也很注意尊重贤能。吴国太临死嘱咐孙权：“汝事于布、公理当以师傅之礼，不可怠慢。”孙权在合肥，听说鲁肃来到，“下马立侍之”’“请肃上马，并辔而行”。曹操听说许攸来投，竟顾不得穿鞋，跑出来迎接，到了寨中，自己先拜于地。司徒王允为用歌妓貂蝉，也对之“叩头便拜”，貂蝉为之感动，表示“万死不辞” 甘愿牺牲自己，去离间董卓和吕布。
尊重人才，不仅表现在充分肯定其才能和待之以礼，关键在于尊重其意见，采纳其建议。吕布被围下 邳，陈宫建议他带一部分军队驻扎城外，以成“犄角之势”，他回答：“公言极是。陈官又建议他引精兵断曹军粮道，他也“然其言”，但就是不干。因为对他来说，妻妾的几滴眼泪比陈宫的建议还要重要，结果束手就擒。霸王项羽，虽然口中称呼范增为“亚父”，可就是不听其计，气得范增弃他而去。因此，尊重人才的实质是尊重他们的意见。
信任
信任，是人的一种精神需求，是对人才的极大褒奖和安慰。它可以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使人无所顾忌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信人，—要信其德。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由于有时情况一时不明，由于可能产生的流言蜚语，特别是由于妒能者的诬陷进谗，以致怀疑人才、毁灭人才的悲剧古今擢发难数。所以，作为一个管理者，知人一定要深，信人一定要笃，要善于在复杂纷坛的现象中明察是非。太史慈被孙策擒住，孙策待之甚厚，太史慈投降，并提出去收拾“余众”，以助孙策，两人约好第二天中午回来。太史慈去后，孙策手下之人都说太史慈不会再来，孙策却深信不疑。第二天，太史慈果然带领一千多人如约归来。长阪坡前，赵云因在混战中丢了刘备家小，便返身杀回敌阵找寻。靡芳不知其情，告诉刘备说赵云投了曹操，张飞也帮腔道：“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耳！”深深了解赵云的刘备坚信：“子龙此去；必有事故。吾料子龙必不弃我也”，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刘备征吴时，有人向他报告：“老将黄忠，引五六人投东吴去了。”刘备听后笑着说：“黄汉升（黄忠字）非反叛之人也。吴彝陵大战前夕，诸葛瑾请求去蜀求和，张昭向孙权吹风说，诸葛瑾是借故入蜀，必不回还。孙权追述了诸葛瑾过去的言行，驳斥说：“今日岂肯降蜀乎？孤与于瑜（诸葛瑾字）可谓神交，非外言所得间也。”上述这些是多么可贵的信任！
在那个时代，一人犯法，罪及妻孥，甚至祸连九族，但诸葛亮用人却是非分明。五出祁山时，都护李严因没有备好军粮，怕诸葛亮见罪，就谎报军情，又在后主前诬陷诸葛亮。诸葛亮虽将他削为庶民，但仍任命李严的儿子李丰为长史。这样对李丰信任，确实难能可贵。
《三围演义》还以一些昏庸之主的失败告诫后人，切莫偏听偏信，妄生疑心。官渡大战时，袁绍听信审配所言，任意联想，怀疑许攸是曹操奸细，逼得许攸终于投曹。后又听信郭图谗言，要对张郃、高览问罪，逼得张、高两人也降了曹操。刘禅听信宦官谗言，竟怀疑诸葛亮有“异志”，把他从北伐前线召回，以致贻误一次战机。吴主孙皓，怀疑陆抗通敌，罢其兵权，结果加速了东吴的灭亡。
信人，二要赖其才。刘备仰慕诸葛亮经天纬地之才，授任于败军之际，托命于危难之秋，让诸葛亮总揽 军政大权，因此得展骥足，建立了不世功名。孙权因素知陆逊有奇才，几次在关键时刻委以重任，使这位年轻的将领名彪史册，大展宏图。而无能的蜀后主，根本不了解敌我力量和前线战况，却听信谗言，嫌姜维屡战无功，竟要找人替代他，逼得姜维避祸沓中，造成西蜀布防上的漏洞，导致日后的兵败。可见，选人要明，既用则信，敢于授权，放手使用，是调动部下积极性，充分发挥其才能的重要因素。 既信其才，就要用之以专，决不能一职几任，职责不明，互相推诿，互相掣肘，制造内耗。孙权准备袭击荆州，一开始却要他的堂弟孙皎和吕蒙同去。吕蒙明确表示：“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孙皎字）可用则独用叔明。岂不闻昔日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事虽决于瑜，然普自以旧臣而居瑜下，颇不相睦；后因见瑜之才，方始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亲胜于普，恐未必能相济也。孙权堪称明主，听后恍然大悟，遂拜吕蒙为大都督，统一掌管江东各路军马。
信人，要能听得进不同意见，特别是尖锐鲜明的反对意见。不同意见或反面意见，并非异端。它常常是独立思考的产物，是知识、才能的显露，是正直、忠诚、负责、勇气的表现。而目光敏锐，独立思考，见解独特，多提意见，正是人才的特征之一。但古往今采，许多人听不得不同意见，对提意见者反感、讨厌，甚至怀疑在拆台、捣蛋。这是信人的心理障碍。田丰不同意袁绍出兵，便被袁绍抓了起来。沮授建议袁绍“缓守” ，也被袁绍关了禁闭。象袁绍这样的昏货，在他手下，不作拍马逢迎之流，也得缄口不语，哪能发挥人才的作用？
信人要有广阔的胸怀
还有一种领导，只允许手下的人才能低于自己，功劳小于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倒可以信你、用你。否则就要疑神疑鬼。俗话说：“威高震主，才高招忌。”这正是对许多辛酸历史教训的概括。袁绍之杀田丰，曹操之杀杨修，后主之疑孔明，无不与此有关。这告诫人们，管理者必须气度恢弘，才能做到信人不贰，始终不渝，才能用好那些超过自己的人才。否则，手下人会聪明不可用尽，才能不可使尽，见好即收，略显而止，甚至激流勇退。那只能浪费人才的效能，影响事业之发展。
关怀
关心、爱护，是人的精神需要。它可以沟通人们的心灵，增进人们的感情，激励人们奋进，挖掘人们的潜力。人才是血肉之躯，人才是人不是神，人才也需要物质的保障，需要切实的安全，需要可靠的归属，需要情的温暖，需要爱的抚慰。曹操兵败淯水，失了典韦，回到许昌后，立祀祭典，并封其子典满为中郎；平了辽东回到许昌，大封功臣，没有忘记死去的郭嘉，表赠郭嘉为贞侯，把其子收养在自己府中。曹操的这些行为，既是出自对已故人才的真诚惜怜，又是感动和激励活着的人的一种艺术。赵云为救阿斗，在长阪坡前几进几出，杀得血满征袍，当他把怀中沉睡的阿斗递给刘备时，刘备接过扔在地上，愤怒地说道：“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他这种爱部将胜过爱亲子的表演，使赵云感激涕零。“无由抚慰忠臣心，故把亲儿掷马前”。刘备这一招收到了抚慰人心、凝情聚力的良好效果。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表示把马谡家小当作自己家小看待，感动得“大小将士，无不流涕”。诸葛亮的真切情意，既使马谡死而无怨，又编织了和部下之间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激发他们尽心尽力。
现代管理者借鉴《三周演义》中的用人谋略。就要注意以情感人，以情催人。当然我们今天提倡的感情，远非曹操，刘备所栽培的感情。它是建立在共同理想基础上的同志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关心。它要更纯真，更美好，更高尚，更具有持久而强大的威力。
无数事实已经证明，感情投资有时比奖金更能唤起人们的工作热情，它所带来的效益往往不亚于通过基本建设投资，扩大生产能力所创造的价值。重视“感情投资”，已经成为许多成功企业家的经验之谈。
（四）“不亲冒矢石，则将士不用命” ——“则”的激励在《三国演义》中，对孙策其人着墨不多，但形象十分鲜明。他臂力过人，武艺高强，勇猛无比，作战身先士卒，人称“小霸王”。在平定江东时，他每每冲锋陷阵，手下人很为他担忧。一次张紘劝他：“夫主将乃三军之所系命，不宜轻敌小寇。愿将军自重。”他回答道：“先生之言如金石；但恐不亲冒矢石，则将士不用命耳。” 很显然，孙策既知将军自重的道理，更知道以身作则的强大威力。他能够迅速扫平江东，奠定巩固的后方，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在“甘宁百骑劫魏营”一回里作者描写了一个激荡人心的场景。当曹操率40万大军扑向濡须口时，血气方刚的甘宁因和凌统一争高低，要求只带百骑，夜袭曹营，挫其锐气。而且保证：“若折一人一骑，也不算 功。”孙权为壮行色，把自己帐下一百精锐马兵拨给甘宁，又赏酒赐肉。回到营中，百名士兵面面相觑，脸有难色。甘宁见状，拔剑在手，怒叱道：“我为上将，且不惜命；汝等何得迟疑！”众军土听了甘宁这番激昂豪壮的话语，既感动，又振奋，一齐表示：“愿效死力。”于是甘宁和大家把酒肉饮尽吃光，到了深夜，甘宁带领百人飞马冲出，大喊一声，率先杀入敌营，直捣曹操所居的中军。在甘宁带动下，百骑人马纵横驰骋，然后透营而出，杀得曹兵惊慌失措，“自相扰乱”，“无人敢挡”。结果甘宁不折一人一骑，凯旋而还。 诸葛亮在失掉街亭后的自责，也被千古所称颂。守卫街亭，诸葛亮反复叮咛于前，化验为夷平安撤退于 后。如果推诿，那是完全可以开脱自己的。但他严于律己，深责自己用人不明，自行请罪，降职降薪，这种可贵的品质，是净化部下心灵的清洁剂，是激发部下英勇杀敌的发动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特别是领导者的模范品质和带头作用，对部下的行动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它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是无声的命令，最好的示范，这是贯通古今的不惑之言。战争是如此，治国治厂也是如此。许多出色的企业家都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
管理者的良好行为，还包括严守信义。诸葛亮五出祁山时，接受长史杨仪的建议，把军队分为两部分，决定“限一百日为期，循环相转”，打算以此减少粮草需求，保持军队锐气，坚持北伐中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当第一批军队已经到期时，突然出现了严重敌情：魏将孙礼“引雍、凉人马二十万来助战”，司马懿亲自点兵来攻，这时新军未到，老兵中的一半正准备收拾起程，杨仪建议暂时留下老兵。待新兵到后，再行替换。诸葛亮态度坚决地说：“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言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并立即—下令：“当日便行。”军士听到这种情况后，群情激奋，都大呼：“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于是，诸葛亮命部队出城安营，以逸待劳。当倍道而来、走得人困马乏的西凉兵刚想安营歇息，士气高昂的蜀兵一拥而进，人人奋勇，把西凉人马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
古语说：“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信者，至诚、至实、至一、至公也”。通俗地讲，信就是说话算话，诚实可靠，始终如一，不因人而异。曹操讲：“大丈夫以信义为重”。《黄石公三略》中指出：“将无还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