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日记-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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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会两者都是独特的，遍在的——然而，它们之伸展到黑暗的蛮荒空间，疆界也许是
不一样的。
尤有甚者，教会和先前的哲学家们一样，提出并且回答“生命的道路是什么”这样
的问题。发育完全的教会的福音书来自闪族犹太人，但是它的组织得自罗马，它的主教
是戴上了主教冠的帝国太守——而它的哲学则来自希腊的斯多噶派供给了米兰的St·
Amlrose加以表述的系统化的道德理论。柏拉图供给了公社的理论。新柏拉图派为神学
提供了系统化的诸观念。教会一路向前走，借各个时代的宝藏丰富了自己，甚至使人回
忆埃及诸神的称号，词句和节庆也没有遗忘掉。简言之：生命的道路，是借合理的信仰
获得拯救。不过古代教会忠实于古典时代的情绪，其忠实超过了现在人们容易承认的程
度。它的思想即柏拉图主义，本质上是社会的，拯救连同它的一切圣礼，是在公社中，
通过公社而获得的，还要伴以社会工作。兄弟情谊的爱，并不仅仅是善良的意愿，并不
仅仅是徒讬空言的荣宠和恩惠。
教会为正统主义战斗，它是不容忍的，这分明因为社会联系事关重要，所以，凡是
异端，就是反对这种共同信仰的社会联系的叛逆行为，是反对人们在其中、以及其它为
自己准备和圣徒最后融为一体，或性灵上交往的共同体的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象昔尼
克派、斯多噶派，甚至像伊壁鸠鲁派，它蔑视（贤明逊于Aristotle）人间世的环境、
善业和对人的尊敬。它不从事于反对战争、奴役，也不从事于反私人财富。
它的原始的精神是和平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Ananias和Sapphira，因为只把他们
财产的一部分给公众而受到Pater的诅咒，亦即在精神上受到电刑。圣地的教会，在其
初期一切东西都是共有的，就和主的门徒们一样。“伟大的教会”（主的屋子，亦即
Kuriou oikos；或 Ecclesia。即“召唤出来的”或“蒙选的”）缓慢地把它这些事情
上的信念弄明确了。凡是推选出来的、完全宗教的，亦即凡是神命的，决不能持戈作战
的。St·Basic的一个僧侣参加了军队，当他能够回到他的修道会去以前，必定要经过
长期的忏悔。教士（cleriotai——“推选出去来的人”）必不可打仗。又如我们已经
看到，某个Orosius可以坚决主张甚至罗马的敌人，当他们也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也
是兄弟。
保持了一种有限度的共产主义……简言之，教会对付这些争论，是借助于由神命特
别挑选出来的那些人要过理想性质的宗教生活——偶然也要对其他人以精神上的指导者
的身份行事——他们是实践和平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常备兵”，而这些人又有别于人类
中的“有罪的芸芸众生”，他们只能指望遵守最低的道德法则，他们可以为他们之间的
争吵打架并且打出结果来，他们可以去寻找金子。这种区别是令人震惊地柏拉图式的。
希腊人，尤其是逍遥学派的希腊人，充分意识到人是动的，还常常是不快活的动物。
文明是这样一种实体，大多数人在其间必须当作做具，为的是使光荣的文明的社会结构
可以上升到它的顶峰。群众是一堆无足轻重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无关紧要。无产阶级
的教会不能够采取这样的态度。而这是它的革新。一切人全都是“一个躯体上的诸器
官”，信徒中最卑微的人，服务于他永恒的造物主的更伟大的荣光——而不是奢华的仪
仗的荣光——并不略逊于信徒中最尊严的人。拯救是无须代价地奉献给所有的人的，虽
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应该对此作出回答。但是，教会对于动物本性是用原罪来替代
了的——而且从来不会忘掉要记住它在人类事务中所起的作用。教会具有柏拉图那种程
度的（附有某种保留）社会倾向。又，教会也和柏拉图同等程度地贵族主义——不过既
不靠家世，也不靠获得成功的能力，而是靠才能和服务的决心。所以，教皇把自己称为：
‘‘Servus Aerorrum Domini''——上帝诸仆人的仆人——不过他只是仆人们的仆人。
生命的道路是同情而不是冷漠。教会的突出的贡献，不管它的一切社会主义，是它
的平等化的个人主义。这一点是重要的。对Aristotle来说，社会主义是非平等的：群
众是社会的活工具，而且伦理上势必要这样，因为社会地说，这是势所必然的。如果我
们喜欢这么说……的话，Aristotle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社会（不是国家）是利维坦
式的。个人作为个人而言（尤其在Aristotle早期的追随柏拉图的时期）无权主张什么，
惟有以其此时此地对社会的善业作出贡献的直接力量为准，才有这样的权利。城邦的对
象诚然是公民的生活；然而这是城邦范围内的他们的最好的（“最好的”取决于独立的
价值标准，不是变幻无常的，也不取决于投票）。教会的划时代的（如果不算是新颖的）
贡献是断言——比Socrates所持理由广阔得不可比拟——灵魂不灭，也就是断定个人的
不可计量的价值。断定这一点，无论它怎样肤浅怎样怪诞，总是反对多神主义和融合主
义理论的——“把各人的衣衫重新联结在一起，人们就该融合到普遍灵魂中去了”
（‘‘fusing all the skirts again，Should fall remerging in the general soul''）
他是不死的，只因为他是在共同体之中的，然而，无论如何，他还是作为一个个人而不
死的。他是这个兄弟会中的一个个别的有生命的成员，不是社会的一个轮牙。就他自身
的权利来说他有权和别人一起受苦受难，有权和别人一起受治疗，有权同情别人（In
his own right be was ertitled to cosaffring sywpatly sympathy）。作为一个有
灵魂的人，他在这个方面拥有天赋的和道义上的权利，也因为这个原因，纵然教会全部
机构是柏拉图式的教阶制，它还是根深蒂固地平等主义的，就好像在尊重人的尊严——
有别于城邦的或民族的光荣的人的尊严，亦即作为人的所有一切人的尊严——的逻辑中
一样。
再说，柏拉图反反复复地说到，似乎他假设正义是社会的（所以，他把它弄成是静
止的）、卑微的人，除了留意他的实在的卑微的行道的业务而外，是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的；然而基督教观念却与此相反，把它的精髓放在拯救教义上。他在每个人身上寻找他
潜在的本质。它坚决主张，真正的神的正义是个人的，无论在尘世里或天国中，无论是
现在或最终，正义总是个别地落实到每个人身上的，与此相似，荣耀总按照他决意去做
的程度归属于他，纵然他的决意在环境中被压倒了。它在灵魂不死中找出来了一种神话
——当然不是那么非柏拉图式的——在它衬托之下，教会能够提出上帝面前所有的人无
分贵贱都有权要求正义的中心教义；这种权利，使得“动”的灵魂具有不可计量的价值，
使得它甚至有权要求统治者和国家的尊敬。教会的共产主义像Plato一样是专业人员，
而不是像利维坦那种形状的官僚主义的，如像在Weff夫妇那里一样。不过，它的平等的
教义是其中心，这是个人主义的，革命的，动的。
教会是平等主义的，因为它是一个兄弟会，但是，就是在兄弟会里，各个人的天赋
也是各不相同的。它之所以是平等主义的，有更为深刻的理由，因为它把价值观察的中
心从随带有公民的功效的此岸世界转到来世，转到上帝跟前去了。在上帝眼中，一切人
都是儿子，都是不死的，都是个人，都具有和最高救赎行为完全相称的价值。他们通过
献祭成了上帝的儿子。于是，这种平等主义就是彻头彻尾彼岸世界的，和随时可以碰到
的，惯常的等级区分毫无关联的——甚至不是由天性的平等，而是由于理想中的天惠或
灵魂中的潜在力量的平等（亦即超自然的，先验的）。柏拉图的“自然的”（合理的）
生命之道，变成了基督教的超自然的（非物质的）生命之道。这一教义是和摈斥此岸世
界为无关重要相联系的。它是苦行的。它懊悔地并且敌意地和此岸世界，和肉体结合在
一起。但是纪律的意义它是懂得的。
教会在反对Aristotle的文明的论证，在卫护它的平等的无产阶级的公社中，立誓
要为反现在、肉体和魔鬼——亦即公共的事业生涯，肉体的要求和智力上的自豪——而
战。简言之，它比昔尼克派更为昔尼克主义，它从根底上谴责希腊人对文明的观念；在
灵魂上严阵以待地反对这个文明和它的业绩。教会通过全面否认他的常识性的假设，单
枪匹马地迎战Aristotle，Tertulliain说，“我信，因为它荒谬”（Credo guia
alsurdum）。不顾理性主义者和死灭了的文明的一切主张，教会懂得她拥有灵界的权能
来创造历史。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信仰。教会不是为那个骄傲的人而是为那个质朴的人
要求人们对他的尊重，而这是超乎Aristotle在他的学问中所知道的一切超乎一个
organon ewpsuchon——“活的工具”之上的。
教会在其最初的几个世纪中，还具有一个被迫害的团体的精神状态，而且到此为止
它还是信奉千年至福说的——这就是说，相信“在千年”周期“之末”，第二次降福就
要来到——。所以她对此岸世界的某种政治和社会理论并不加以严重的注意。神学家们
的严肃的思想，只是缓慢地赶上了群众中咬文嚼字的弥撒亚复活论。Cemems Alexand
Viuns领导的 Alexandvie学派，缓慢地构筑起来它的精致的新柏拉图神学，以与更务实
际的Arrtiock学派相对峙。不过，直到Constantine皇帝皈依为止，教会还没有着手推
敲关于她和帝国关系的理论。她逐步开始使自己适应还要无定期地留在尘世，具有俗世
的责任，所以具有作为最高的超自然的公社来履行俗世统治的义务的观念……选译自乔
治·卡特林《政治哲学家史话》1939年出版。
一
顾准生前，多数读者只知道他是一个会计学家、经济学家，至于他在历史、哲学、
政治等领域中的学术思想，则鲜为人知。这不足怪，因为在他连基本工作权利都被剥夺
殆尽的年代，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一种幸运，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读书、思考、写作。现在
保存下来并得以公开问世的遗作，是在一种十分奇特的条件下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偶然
性。因为如果没有 1972年冬我在北京寻找他和同他的晤见，没有 1973至 1974年这两
年间同他频繁的通信以及在通信中进行的学术讨论（有趣的是 1973至 1974这两年，他
在生活上的处境相对平静，是一个难得的可以充分利用的空隙），那么，他的这些学术
思想大概也无法逃脱伴随他的躯壳一起离开这个尘世的命运。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几经周折出版，王元化是最早读到此书中的一位。他在
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认为此书“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
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他对于从 1917年到 1967年半世纪的历史，
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涌现，都作了认真的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
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成为一部结合实际
独具卓识的著作。”“由于作者这本书的启示，我对自己一向从未怀疑的某些观点发生
了动摇，以至要考虑把这些章节删去或改写。这本书就具有这样强大的思想力量。”
“读了这些凝聚着智慧和心血的文字，不得不使人为之感动。他的这些笔记是在十年浩
劫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写的，没有鼓励，没有关心，也没有写作的起码权利和条件，也许
今天写出来，明天就会湮没无闻，甚至招来横祸，这是怎样的毅力！”陈修良在以（坎
坷的一生的思想家顾准）为题的文章（见《上海滩》 1994年第 6期）中说：“上海，
为现代中国奉献了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思想先驱。但是，集革命家和思想先驱
于一身的人物毕竟是少数，他们是特别出类拔萃的勇士。我想，我们的老战友顾准应该
是跻身这一行列而无愧的。”对于顾准的为人和他的思想的评价，我，作为他的亲兄弟
不想再作任何评说，我只想在这里以简约的文字对他一生的经历和学术观点作一些客观
的介绍。
顾准一生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一） 1927～ 1940；（二） 1940～
1956；（三） 1956～ 1974。
（一） 1927～ 1940（12～25岁）。
1927年在我国现代史上是十分重要的关键的一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所进行的第一次
反帝反封建大革命在这一年以国共分裂、革命失败而告终，继之而来的是绵延的十年之
久的内战。 1927年，顾准还是一个12岁的孩子，稚气未除，为了挑起维持家庭生活的
重担，以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二年）毕业的水平，进入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任练习生。从这一年起，一直到 1940年离开立信，离开上海，前后13年，可
以说，他是在立信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在这14个年头中间，他的成长向着两个方向发
展，一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激励他勤奋地学习和工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他
终于从一个练习生成长为会计学专家、教授，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其中有些未署自
己的名）；另一方面，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正确途径，终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成
为一个忠诚的党的地下工作者。1934年以后，他曾担任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
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职委书记与文委
副书记。
（二）1940—1956（25～41岁）
这16年跨越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初的7年。如果说
前13年他的工作和生活相对比较稳定，那么这16年中他的工作变动较大，足迹从苏南而
苏北，而延安，然后又回到华东（苏北～山东）；上海解放，随军进入上海。这16年中，
工作有顺利的时候，也有某些颠踬，其中以1952年三反运动中受到撤职处分， 。1对他
以后的命运影响最大。这一时期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实际工作者，担任的职务有：苏南澄
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
处副处长；到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学习；回到华东后曾任利丰棉业公司负责人，苏中行署
货管处长，山东工商总局副局长，渤海行署副主任，山东省财政厅长。上海解放，任上
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华东财政部副部长。不久，调去北京，曾任建工部财务司司
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5年，入中央党校学习。
（三）1956～1974（41～59岁）
离开中央党校，到了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当时中科院的负责人曾有
意要他去经济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他坚辞未就。以后要他去资源综合委员会任副主任，
勉强同意了，不过，经他要求，仍兼着经济所的研究工作。可是，研究工作不过刚开了
一个头，厄运再次临头，1958年戴上了右派帽子，按照规定，开除党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