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作者:易中天-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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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橡皮糖式”的情人关系，是最麻烦、最危险，也最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的一种。因此，较之“易拉罐式”，它更引起人们的警觉。但是，“易拉罐式”的情人，毕竟可遇而不可求。它毕竟只能偶一为之，不可能成为“常规方式”，也难以满足某些人的需求。因此，有人设想一种最佳情人方式——“的士式”，也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两相情愿，互不欠账”。不过，这种“理想”的情人，却总让人觉得有点像“应召女郎”。
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偷情。
可惜，偷情这件事，却又从来就是屡禁不止的。
事实上，不但偷情的方式形形色色，而且偷情的原因也多种多样，有的值得同情，有的应该谴责，有的则一下子难以说清是非。
比较值得同情的一种是婚姻的不幸，而其中最值得同情的又是当事人在家庭中受到歧视和虐待，而在情人那里得到体贴和关怀。这种情况，一般以女性为多。因为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受配偶欺辱的现象相对较多，而一个怕老婆的男人，则是连情人也不敢找的。
不过，更多的情况，还是娶不如意，或嫁非其人。这种情况，在包办婚姻的时代，可谓屡见不鲜，即便在今天，也未必没有。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位半老之后还要偷情的徐娘，便是一个不满意自己婚姻的人。她嫁给了皇帝，表面上看风光得很，其实内心十分苦闷。她甚至公然用嘲弄皇帝的方式来发泄内心的苦闷。萧绎瞎了一只眼睛，是个“独眼龙”，徐妃在化妆时便常常只打扮一半，名曰“半面妆”，其理由则居然是“反正一只眼睛只能看见一半”。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徐妃的“半面妆”，显然就意味着在她看来，那个萧绎既不爱她，也不值得她爱。这自然大伤皇上的面子。元帝后来要她自杀，这也是原因之一。
婚姻不幸的具体情况也很多，有性格不合，有志趣不同，也有性生活不和谐等。比如明代福建莆田有一位徐姑娘，是一个有名的才女，聪颖好学，才华横溢，然而其所嫁者，却是一个胸无点墨的富家子弟俞公子。洞房花烛夜，徐姑娘请俞公子对诗，公子嗫嚅说：我不会做诗。姑娘又说，对句也罢。公子只好勉强说，请小姐出题。徐姑娘随手一指桌上两方石砚，脱口吟道：“点点杨花入砚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公子呆了半天，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小姐含嗔一笑说，公子何不云“双双燕子飞帘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俞公子还是反应不过来。这自然令人十分扫兴。但身不由己的徐小姐，此时也无可如何，只好硬着头皮去做俞公子的妻子。这样的夫妻，其婚后的生活不难想象，一定是了无趣味。所以，婚后没有几年，徐姑娘便抑郁而死。
徐姑娘的不幸，在于嫁非其人又生不逢时。如果她生在唐代，也许能偷情；如果生在当代，当然能离婚。但无论生在何时，如果有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闯入她的生活，她多半抵御不了私奔的诱惑。
偷情中最应该谴责的是玩弄异性。
这是一些情不专一、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的人。在他们心目中，没有什么忠贞的爱情，而只有寻欢作乐、苟且行淫。因此，这一类人的私通，差不多都没有什么固定对象。比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家中拥有妻妾六人，日夜纵欲无度，还要奸污使女，霸占仆妇，嫖玩妇女，私通情人，正如潘金莲所说，是“属皮匠的，缝（谐音逢）着就上”。贾琏也是这样，丫头仆妇、清俊小厮，他都无不想勾搭上手。比如一个仆妇绰号叫“多姑娘儿”的，是一个“极不成材破烂酒头厨子”的老婆，妖冶异常，轻狂无比，和荣宁二府几乎所有仆人，都有一手，而贾琏居然也垂涎于她。终于，趁着自己女儿出痘疹，讲究忌讳，必须夫妻隔房，竟与多姑娘儿通奸。而且，一见面，“也不及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那多姑娘儿还要故做浪语：“你们姐儿出花儿，供着娘娘（指“痘疹娘娘”），你也该忌两日，快离了我这里罢。”谁知贾琏竟说：“你就是‘娘娘’，哪里还管什么‘娘娘’呢！”这就简直是只要能够通奸行淫，什么都不顾忌了。
认真说来，贾琏与多姑娘儿，倒也半斤八两，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则他们的通奸，除了让人鄙视，也算不上什么罪恶。真正罪不容赦的，是那些骗取他人爱情，尤其是骗取未婚少女爱情者。之所以说“罪不容赦”，就因为情义无价。杀人可以偿命，借债可以还钱，而骗取爱情却无可补偿。它所造成的是心灵的创伤，而且会留下终身难愈的伤口。尽管在法律上，我们无法像设立诈骗钱财罪那样设定骗取爱情罪，但在道德上，实应视骗取爱情为较之诈骗钱财更为恶劣和严重的罪行。
事实上，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也往往是十分严重的。对于已婚妇女而言，可能会造成她婚姻破裂、有家难回；对于未婚少女而言，则可能造成她无法再嫁，抱恨终身。更严重一点的，还可能导致轻生。这就简直和谋杀没有什么两样了。尽管我们决不赞成一个人被骗取了爱情后就要轻生，但也决不能放过那些口是心非、玩弄异性的衣冠禽兽。
介乎婚姻不幸和玩弄异性之间的，还有许许多多难以尽说的复杂情况。比方说，少男少女和比自己年龄大得多的已婚男女偷情，情况就十分复杂。心理学的研究证明，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常常会产生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道不白的性爱冲动。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少女们往往会偷偷爱上“成熟的男性”，而少男们则往往会依恋于介乎母亲和姐姐之间的女人。这种心理是很正常的，这种情感应该说也是很纯洁的。正因为这种情感其实很纯洁，因此被爱的那些已婚男女，便会觉得拒不忍心，结果越是“当断不断”，便越是“不能自拔”，终于弄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又比如，初恋的情人，由于家庭、社会等原因不能结合，天各一方，若干年以后，过去的障碍已不存在，然而其中的一方可能已组成家庭。这时，当旧情人轻声叩门，询问“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时，又该如之何呢？再比如，家庭生活并非不幸，双方感情并未破裂，却也比较淡漠，只不过了无情趣地过日子。这时，一个更有魅力的、懂得爱情的、能给其中一方带来真正幸福的“第三者”出现了，又该不该接受这种婚外之爱呢？
当然，如果当事人一方拥有一个充满了爱的幸福家庭，则上述问题也许就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幸福从来就是相对的，更何况幸福的家庭又实在是凤毛麟角。中国有句老话，叫“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其中就包括夫妻之间的不和谐在内。事实上，夫妻关系从来就比不上情人。因为情人之间，除了爱，没有别的。他们原本就是为了爱，才走到一起来的，自然越爱越深。夫妻则不同，他们之间的内容要多得多。除了性与爱以外，还有家庭建设、家庭责任、家庭义务，以及家庭成员关系（如婆媳、妯娌、翁婿等关系）的处理。不要说事务如此繁多，仅是家务劳动一项，便足以冲淡爱情的浪漫。从这个意义上讲，绝对理想的夫妻关系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恩爱夫妻、和谐家庭都只是相对的。然而人们却又总是要追求理想的爱情，要求夫妻关系像情人一样浪漫多姿。这就使得不少人婚前两情相悦，婚后大打出手，看配偶样样不顺眼，看情人处处都可爱。所谓“婚外恋”，可不就应运而生？
看来，对于包括“婚外恋”在内的偷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同情的同情，该谴责的谴责，该帮助的帮助，尽可能地找到既有利于社会、又有利于当事人的合理解决办法。可惜，中国传统社会比此却似乎缺少这样一种科学态度，而往往会采取一种粗暴的做法——捉奸。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情人之（五）捉奸心理
中国人爱“捉奸”，也爱看“捉奸”。
中国人为什么爱捉奸呢？从明面上看，当然是出于“正义感”。不管怎么说，通奸总是“不正当”的。不正则不义，不义之人，人人得而诛之。这就首先从前提上确定了捉奸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合理合法的事，总会有人去做。因此，只要有人通奸，就会有人捉奸，而且也不会只限于被捉者的丈夫或妻子。
似乎不能不怀疑这种“正义感”的真实性。事实上，不少捉奸者在行动时，心中确实是“正气一团”的。尤其是对“地方风化”负有责任的人，一听到消息，第一反应往往是勃然变色：“这还了得！”即便一般的匹夫匹妇，也不会认为出了这种事情，是“地方之幸”，因此也会正义感油然而生，义愤填膺地前去举报，或亲去捉拿。
从这一点看，我们不能不承认，儒家的礼教风化确实是深入人心。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妻妾妇人应“恪守妇道”，差不多已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无意识”。只要一听说男女两人私相幽会，也不问是张三是李四，是恋爱是通奸，都会立即闪出“捉奸”念头，弦绷得可真够紧的。
然而，只要认真分析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捉奸者那一团“正气”的背后，似乎多少总会有一点“正义”之外的东西。
首先我们总得承认，世界上合理合法、正义正当的事，大概并不止于捉奸一件，而通奸是否犯法、是否一定不正当，也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便我们认定通奸是违法和缺德的，大概也得承认，较之敲诈勒索、盗窃抢劫、贪赃枉法、杀人放火等等而言，总归对社会危害要略小一点。然而我们中国许多人，对于抓贼、反贪、追捕逃犯和制止犯罪，似乎并未表现出捉奸时的那种热情，有的对于公安机关的执法，还会持一种不合作态度。这样算下来，则我们的“正义感”，似乎就要打一个折扣。
其次，捉奸之后的处置，也很奇怪。按说，抓到了“罪犯”，理应移送司法部门处理，比如抓到了小偷什么的，就是这样。当然也有抓到小偷后猛揍一顿的，这也好理解。然而捉到“奸夫淫妇”之后，最通常的做法，是要“游街”；即便不游街，也要“示众”；即便不示众，也要广播得满世界都知道；而踊跃前来观看者，也大有人在。这就又不能不让人进一步怀疑，捉奸的目的恐怕不在于“捉”，而更在于“看”。
的确，捉奸确实好看。
第一，捉奸本身就是一台戏。但凡一部戏剧作品应该具有的，如环境、人物、情节、动作、悬念、高潮，捉奸一事之中，无不齐备。况且，这又是些什么样的“因素”啊！环境是神秘的，人物是真实的，情节是紧张的，动作是惊险的，悬念是强烈的，高潮则是令人兴奋的。既是真人上场，又不用花钱买票，正可谓“不看白不看”，岂有不看之理？
第二，在捉奸这场戏中，可以看到许多平时想看、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舞台上都难以看到的东西，比如赤身裸体的男女。运气好一点，还可以看到他俩的某些动作。这可是极具神秘感、吸引力、刺激性的场面，是平时花钱也看不到的，现在却可以不花钱白看。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岂能错过？
第三，捉奸比一般的看戏还要过瘾。一般的看戏，是演员演，观众看。演员演得再好，也难免有虚假感，而且也缺乏交流。捉奸却是真人真事，真刀真枪，货真价实，不带掺假，有足够的真实感和现场感，而且自己也亲自上场，既当观众，又当演员，岂不过足了瘾？
第四，捉奸不仅仅是当观众，当演员，而且是当英雄，当大爷。你想想吧，那些“奸夫淫妇”，在捉奸者面前，哪一个不是惊惶失措、丢魂落魄、胆战心惊、磕头求饶？单是在那贼男女兴头正浓时冲将进去，大喝一声“你们干得好事”，就十分过瘾。看着他们从热被窝里滚落到冰冷地上，脸吓得发黄，浑身哆嗦，告饶不止，就够乐一阵子的。哪能不趁这机会幸灾乐祸一回，好好体验一下优越感？
第五，捉奸不但能当英雄，当大爷，而且当得十分便当。因为你打也好，骂也好，教训也好，对方可决不敢还嘴还手。平时不敢说话的，这时不妨多说几句；平时不敢动手的，这时不妨大打出手；平时受过那“奸夫淫妇”气的，这时不妨趁机会出气；平时对人低三下四的，这时大可趾高气扬。总之，捉奸这事，既能一饱眼福，看一回好戏；又能一显身手，当一回英雄；还能博得众人喝彩，出一回风头。这可真是一箭三雕，得了便宜又卖乖，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去？
所以，一有捉奸任务，男人们几乎不用动员，便会自觉上阵，踊跃前往，女人们也有偷偷摸摸去看的。当然，即便错过了机会，也不太要紧，因为还有后面的游街和示众可看。看游街示众当然不及看捉奸过瘾，但有机会看总比没得看好。因此，当那男的光着上身、女的挂着破鞋游街时，看客也会十分踊跃。
然而我们还是不明白，捉住了“奸夫淫妇”之后，为什么一定要游街示众呢？
最直接的解释是：为了让他们“没脸见人”。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没脸没皮，人而不人。所以游街示众，乃是一种极重的处罚。但是，倘若那“奸夫淫妇”，原本是死不要脸的东西，或者他们原本就是真心相爱，因此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又怎么办呢？办法也是有的。中国古代对此，历来就有严酷的肉刑，大抵是男的割去阴茎，叫“腐刑”；女的破坏子宫，叫“幽闭”，总之是让他们再也无法“成奸”。还有一种更加惨无人道，叫“骑木骗”，大概是用刑具刺伤女性阴道使之致死。此外还有骑木驴再加零剐的，不过一般用于因通奸而导致谋杀亲夫者。《水浒传》中撮合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又指使潘金莲谋杀了武大郎的王婆，受的就是此刑。
王婆的是非我们先不去管，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对一个善良无辜者的谋杀，自然遭人痛恨。但如果只是两个人私通，并未谋财害命，也要男腐刑女幽闭，便未免令人大惑不解了。通奸即便不正当、不道德、有伤风化，处分也不该如此之重呀！
重，自然有重的道理。
首先，它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男女关系的重视。这种重视在《周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易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这就简直是把男女关系，提到安邦定国的高度了。依照这个逻辑，则男女关系如果“不正”，就会天下大乱，亡种亡国，所以又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可惜，匹夫匹妇、平民百姓并不懂《周易》。对于他们，只能用“重刑”来加以威慑。如果对于通奸偷汉者，所给予的处分，竟是轻描淡写的一番“教育”，那就显然无法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不过，重刑固然能表示重视，但如此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