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作者:易中天-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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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此类事情更感兴趣，还因为这件事意味着母亲要把母爱的接力棒交出去，当然要考察接棒人的可靠程度和人品如何。　

　　

于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就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似乎互不相容的现象：一方面是“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女人被置于男人的奴役和压迫之下；另方面则是“母爱泛化”、“阴盛阳衰”，男人要由女人来保护和娇宠。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的英雄救美女，中国的小姐救公子；西方的美女爱英雄，中国的男孩恋母亲。所以西方人喜欢为孩子找“教父”，中国人则喜欢给孩子认“干妈”。　

　　

结果呢？结果自然是一部分男人越来越柔弱化，甚至女性化，同时相当一部分女人则用母性代替了妻性，甚至只有母性，没有妻性。　

　　

母性当然也是女人性。但如果单单只有母性，就不能算是完全的女性。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女人之（二）弱女子与女强人

应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当上贤妻良母，那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便该算是非常幸运的了。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运气和福气。那么，无此幸运的女人又该若之何呢？也许，她们的出路就只有三条，去当“奴仆”，或者去当“强人”，甚或去当“淫妇”。　

　　

当然一般地说，还是去当奴仆的多。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第二种类型。这里所说的奴仆，不是阶级分析意义上的，而主要是指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而言。比如说《红楼梦》中贾迎春，虽然是名门闺秀，嫁出去当的是官太太，但既然“误嫁中山狼”，也就与奴仆无异，甚至比某些奴仆还不如。所以，这一类女性便无妨称之为“弱女子”。　

　　

中国的弱女子不少。　

　　

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女人属于这一类呢？这可统计不出来。因为她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被载入史册，只能默默无闻地被奴役、被欺压、被凌辱、被宰割、被屠杀。“有幸”载入史册或被写进文艺作品的女性无非这样几类：良母（如孟子、岳飞之母）、佳丽（如赵飞燕、杨玉环）、才女（如蔡文姬、李清照）、烈妇（如杨贞妇、陈节妇）。这几类女性，人数屈指可数，当然很难说是否有代表性。但即便是这几类有幸“露脸”的女性，其中也不乏弱女子。比如明代弘治皇帝的生母，是给成化皇帝生了唯一一个儿子的。按照封建王朝的规矩，就是“圣母”（诞育圣躬之母）。但这位圣母，不但生前十分凄苦，而且最后连命都保不住。又比如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的生母王选侍，竟常遭殴打，因而积郁而死。圣母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　

　　

圣母命苦，贵妃命薄。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人，在刘邦死后便被吕后砍去手脚，扔在厕所里，求死不得，求生也难。还有那位大名鼎鼎的杨贵妃，竟在宠爱她的唐明皇面前被活活绞死，而那位万岁爷唯有掩面垂泪而已。“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这和多情小姐搭救落难公子，或与西方骑士拔剑保护美人，形成的是何等鲜明的对比！一个大男人，还是什么“至尊天子”，却保护不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弱女子，真不知中国的男子，还有什么脸面来说嘴！　

　　

然而女人并非天生是弱者。　

　　

诚然，一般地说，女人的体格较男人娇小，女人的性格较男人温柔，女人的心理较男人内向，女人的情感较男人脆弱，女人的体验较男人细腻，但这决不意味着女人就胆小怕事、软弱无能、优柔寡断、无所作为，只能由着男人来摆布和宰割。　

　　

女人的不幸是社会的不幸。　

　　

告别原始时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就一直是一个男性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为了维护这样一个社会秩序和统治模式，中国的男人编造了一整套哲学伦理学原理，来维护他们压迫统治女人的“合法性”。　

　　

这套理论大致是这样：首先，从男女关系中抽象出两个哲学范畴——阴与阳；并根据男人和女人的生理心理特点，派定阳的性质是刚，阴的性质是柔；阳的特征是动，阴的特征是静。这当然未尝没有一定的道理。比方说，男性暴烈，是为刚；女性温和，是为柔；男性好斗，是为动；女性内向，是为静。所以阳刚而动，阴柔为静，这就叫“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第二步，把阴阳范畴泛化，推广到一切领域中去。比方说，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因为天降阳光雨露有如男授精，地生动植万物有如女分娩；日光强烈故属阳，月光柔和故属阴。于是这一比附，也能为人们所接受。　

　　

第三步，便是把哲学范畴转化为伦理学范畴。天不是在上吗？地不是在下吗？所以“天尊地卑”。天地关系尚且如此，况乎人类？因此，和天一样属阳、刚、动的男人就尊贵，和地一样属阴、柔、静的女人就卑贱，这就叫“男尊女卑”。刚而动者，可以在广阔世界纵横驰骋，柔而静者只能在自己家里洗衣做饭，这就叫“男主外，女主内”。当然，卑贱者只能受高贵者统治，柔顺者理应受刚健者摆布，也就不在话下。　

　　

无疑，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归根结蒂并不是这种理论造成的，但这种理论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却也不可低估。至少，它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女人天生柔弱，女人就该逆来顺受。　

　　

不同的弱女子当然各有其不同的不幸遭遇，但也不乏其共同之处。　

　　

首先她们的出生，就被认为是不幸、不祥，甚至有罪。这个观念大约可以追溯到商代。据专家们考证，殷商卜辞中即有“贞，有子”和“不嘉，有女”的内容。商人重鬼神，事事都要占卜，妻子怀孕当然也不例外。结果，占卜到“有子”，便是“贞”（吉利），占卜到“有女”，便是“不嘉”。可见，重男轻女的观念，大约自商代起便已经有了。　

　　

到了周代，便有了“弄璋”、“弄瓦”之别。《诗．小雅．斯干》说：如果生了儿子，就让他睡在床上，给他一块玉璋；如果生了女儿，就让她睡在地下，给她一块瓦片。所以，后人又把生儿生女，分别称为“弄璋之喜”和“弄瓦之喜”。虽说同是“喜”，但分量大不一样。　

　　

不一样的原因似乎也很简单：就做母亲的而言，生儿子可以提高或加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生女儿却可能会坏事；就做父亲的来说，生儿子可以做自己的接班人，可以增强家族的实力，至少可以增加一个劳动力或战斗力，生女儿则只是多添了一个“赔钱货”。结果是，无论父亲抑或母亲，都不希望生女儿。　

　　

甚至在我国某些地区，还有这样的奇怪风俗：如果头胎生的是女儿，那么，便不准她管自己的父亲叫爸爸，除非后来有了弟弟，才可以解禁。当然，这还是客气的。一些时代和地区，甚至还有杀婴和弃婴的事发生。“男曰儿，女曰婴”，杀婴和弃婴当然是杀死或遗弃初生的女儿。这种恶俗，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韩非子就曾说当时的人“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但直到现在，某些地区也仍有这类惨无人道的事发生。　

　　

这些女孩的出世既然如此地不受欢迎，那么，她们即便活下来，日子也不会有多好过。对于被视为“赔钱货”的她，家庭和家族将尽量减少在她身上的投入，比方说不让上学，吃较差的饭菜，穿较差的衣服等；同时又尽量利用她的价值，以期捞回一点成本，补回一点亏损；比方说很小时就让她带弟妹，做家务，甚至下地干活。最后，她将在适当的时候被打发出去，嫁到一个陌生的家庭，去当别人的“媳妇”。　

　　

别人的媳妇并不好当。　

　　

首先，她将在新婚之夜被一个陌生的男人以丈夫的名义实施强奸。这不但意味着她已失去童贞，同时也意味着人权、人格、自尊和羞耻感的被剥夺。从此，她将成为丈夫的附庸和奴仆，白天干牛马活，晚上当泄欲器。受苦受累是她的责任，挨打挨骂是她的义务，权利则是没有的。能不挨打骂便是她们的福气，能不被休弃便是她们的造化。　

　　

其次，她不但要充当丈夫的奴仆，而且要充当大家所有人的奴仆：她不但要看丈夫的脸色，而且要看其他人尤其是婆婆的脸色。这不但使她战战兢兢，而且会使她无所适从，因为丈夫和婆婆的要求、愿望、意志并不完全相同，结果很可能是“起晚了得罪公婆，起早了又得罪丈夫”，犹如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试想，身处如此逆境之中，哪里还能产生和展示女性的魅力？不过“行尸走肉”罢了。也许，只有当她升格为婆婆以后，情况才会有所改观，但那时她早已变成更无魅力的老太婆了。　

　　

所以，在娘家是“赔钱货”，在婆家是“受气包”的弱女子，往往是相当无性化的。又岂止是“无性”，简直就“非人”。　

　　

在中国传统社会，既无性又非人的弱女子，还远远不止于此。比方说，还应该包括那些真正的奴仆，——被卖到地主、豪门、官宦人家当丫环的女孩，以及选进宫里当宫女的女孩，都如此。她们往往是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的。东晋石崇家就有不少这样任人宰割的弱女子。石崇每次请客吃饭，便要这些女子去劝酒。如果客人不喝，就把劝酒的女子杀掉。丞相王导于心不忍，每每只好喝得大醉。大将军王敦却满不在乎，结果一连杀了三人，王敦还是不喝。王导看不下去，劝王敦多少喝一点。王敦说，他杀他家里的人，关你什么事？于是那些无辜的女孩子，便只好莫名其妙地去做刀下之鬼。　

　　

总之，这类弱女子，往往是连基本人权也没有的。因此，我们很难说她们究竟像不像女人。即使像，也没有意义的。因为她们根本就不被当人看，毋宁说也是无性。这类“无性化的女人”和前述“无性化的男人”正好一弱一强，倒是“对立统一”。所以，在描写江湖行为的故事中，她们不是被侠客们无意中搭救，恨不能变牛变马来谢恩的“羔羊”，便是被坏人或好汉们无端杀害，死得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草木”，比如在鸳鸯楼被武松胡乱砍杀的丫环使女便是。　

　　

与弱女子正好相反的是所谓女强人。　

　　

严格意义上的女强人，大概应该是《水浒传》中的顾大嫂、孙二娘等人。因为所谓“强人”者，出没绿林、闯荡江湖，专一杀人越货、打家劫舍者也。既如此，则“正宗”的女强人，自然也就非顾、孙二位莫属。　

　　

顾大嫂绰号“母大虫”，生得“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是个“生来不会拈针线，弄棒持枪当女工”的角色。打起架来，“有三十十人近他不得”；发起怒来，“提井栏便打老公头”。打祝家庄时，正是她“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不消说，被她杀的，大约都是前述弱女子。　

　　

孙二娘绰号“母夜叉”，剪径世家出身，又学得乃父全套本事，便招赘了父亲的徒弟张青为媚，在十字坡大树底下，开一间黑店，专一将那过往客商，麻倒放翻，大卸八块，“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这个黑店老板娘，端的心狠手辣：伙计扛不动的行货，她自去扛来；丈夫不忍宰杀的路人，她任由开剥。至于长相，和顾大嫂差不太多，是“辘轴般蠢笨腰肢，棒锤似粗笨手脚”，可怕得很。　

　　

总之，这类“正宗”女强人，大体上都是五大三粗，体胖腰圆，眉横杀气，眼露凶光，毫无女性魅力可言。　

　　

这样的黑道人物，也许不会太多，更多的是家里的“母老虎”。她们当然不会这样面目可憎，但也相当男性化。一声“河东狮吼”，便可叫老公魂飞魄散，跪倒尘埃。宋代的陈慥号龙丘居士，好宾客，爱美女，又喜欢谈佛。但他的太太柳氏，却似乎没有什么“菩萨心肠”，常常会让这位陈先生胆颤心惊。所以苏东坡作诗讽刺他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河东是柳姓的郡望，狮子吼原本指佛祖音之威严（佛家将释迦牟尼喻为无畏的狮子，故佛陀宝座称作“狮子座”，佛祖法音称作“狮子吼”）。所以“河东狮吼”的意思，便是说柳夫人的一声“娇叱”，在陈先生的耳中便有如“佛祖法音”，威严无比。这可真是“老婆吼一吼，丈夫抖三抖”。　

　　

“河东狮吼”的说法，多少还有点讽刺意味，《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便比孙二娘等人还要可怕。孙二娘只是开剥别人的人皮，对丈夫仍十分恩爱，对丈夫的朋友也颇为义气。这个薛素姐，却专一虐待丈夫。她一个“搜风巴掌打在狄希陈（薛的丈夫）脸上，外边的人都道是天上打了一个霹雳，都仰着脸看天”。这样的“女强人”哪个受得了。　

　　

除了山寨里的“母夜叉”和家里的“母老虎”外，还有一种街面上的“泼妇”，也十分了得。我曾亲见一位泼妇的“骂街”，是一手拿菜刀，一手拿砧板，一边骂，一边砍，一边垛脚，有时还要跳起来。尽管围观男女甚多，但并无一人敢近。这样的女人，当然可以肯定也是不会有什么女性魅力的。母夜叉、母老虎、骂街泼妇，大约就是所谓“女强人”的几种类型。因此我认为，当代舆论界把那些有能力、有气魄、有主见、有作为、有事业心、有责任感、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新女性称之为“女强人”，实在是甚为不妥的。　

　　

首先，它带有明显的性别偏见和歧视女性的色彩，否则就该有与之相对应的“男强人”的说法。然而，尽管男人中不乏平庸、胆小、无能的窝囊废，但能干、勇敢、刚强的男人决不会被称为“男强人”。这无非因为在传统观念看来，男人原本是该“强”，而女人原本是该“弱”的。所以，男人强是正常现象，不必特别说明他是“男强人”，只要说他是“男人”即可；而女人强则不正常，必须特别地加以强调。这显然是男性中心论的观念在作怪。只因为这种观念太根深蒂固，人们便不以为怪了。　

　　

其次，它会造成一种误解，以为妇女的解放，男女的平等，就是要把女人也变成男人（或曰“强人”），或者不该再具有女性的魅力，比如像顾大嫂、孙二娘那样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或者眉横杀气，眼露凶光，似乎非如此不足以逞其强。结果，“女强人”便变成了“女怪物”的同义语。这其实同样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不应该成为现代人的观念。　

　　

第三，它还会造成一种误解，以为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力量的增强，乃是一件既不现实，又很可怕的事。因为它们只能造就一批“母老虎”、“母夜叉”，不是杀人如麻，便是蛮横霸道。这样的女人，试问有几个男人敢爱，又有几个女人学得来？男人不喜欢，女人学不来，当然最多也就只能是一种“传奇”，绝对成不了“气候”。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妇女的解放。　

　因此，许多被舆论界封为“女强人”的新女性，都并不喜欢甚至拒绝受这顶“桂冠”。事实上，所谓女强人，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决不应该成为新时代女性的模式。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讲到。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