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为人-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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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翻，我会不会因为没有信心就接受了那个判决？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那个可怕的六月的夜晚。他在急诊室的楼道里已经躺了三天两夜，但是医院武断地认定他是晚期癌症，仍然拒绝收他住院。周末的下午，医院行政大楼的门锁了，我疲弱得两只手抓着铁门，真是走投无路。而病人发着39度高烧，血压降到了40mmHg。打了许多电话，傍晚，救护车终于把他送进了当时北京设备最好的医院，终于把他安顿在一张洁白的病床上。不记得我曾经有过那么深的睡眠，凌晨，电话响了十几分钟我居然一点儿没听见。老范从二十一层楼上跑到一楼，敲开了我家的房门。我骑着自行车赶到医院，看到他因为肠瘘而把肚皮烂穿的惨状。
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个姓刘的医生。仅仅十天，因为营养流失并且无法通过静脉补充，他已经虚弱不堪，我缠着医生问：继续下去会怎么样呢？医生反问我：你都看到了，还用问我吗？好像我偷偷放在他家茶几上的钱和墙角的一大包进口烟酒真的被他扔进垃圾箱里了似的。第二天，我从协和医院的专家那里，平生第一次听到了“静脉高营养”这个医学术语，然后躲过主治医生，请出了副院长，安排了单人病房和静脉高营养治疗。又几经辗转，神奇地找到了三十六年前的病理切片，经过三个医院的会诊，推翻了晚期肿瘤的诊断。我像一个侦探，在病房，在电梯间，在办公室门口，一次次与副院长“巧遇”，递上一封封长长的信，说服他操刀手术。但是，我没想到，手术之前必须先尝试保守治疗，看看那个瘘有没有可能自动愈合。我也没想到，他那么忙，需要等着他从欧洲、从美国出访归来，等着一个个国际的、国内的会议散场，等着他从外国的、中国的重要人物的手术的间隙抽出时间。
我们以怎样的耐心捱过了那漫长的五个月啊！
然而，手术失败了！我们开始盼望第二次手术。我们都看好那个一谈手术眼睛就发亮的陈大夫。为了摆脱姓刘的主治医生，第一次手术之后我们办了出院手续，那意味着必须交齐全部费用，还得筹足再次入院的押金。
很多年过去了，有时候想起这些往事我会泪流满面，但是当时我却从不为这种事情而哭。我遇到的难题太多了，我习惯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我没有时间来咀嚼其中的滋味，甚至没有时间好好地给自己洗洗脸。有一次为了去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我认真地用肥皂和热水洗过之后，火辣辣地烧得疼，才知道原来脸已经皴了。但我一点儿都不在乎，我没时间自哀自怜，甚至没有时间感觉因强直性脊柱炎引起的疼痛。他去世一年以后我开始恢复，腿已经不是每天疼了，偶尔疼时反倒觉出痛苦。看着别人跑几步就能赶上进站的汽车，我会在心里默默地想：他们多幸福呀，他们的腿不疼！回过头来想，原来我一直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疼曾经是我的常态，疼得寸步难行，疼得无法从沙发挪到床边才是我的偶尔。
一个为我打抱不平的熟人说：你丈夫太自私了，知道你这么难，他应该主动提出安乐死。这话让我震惊！中国人开始知道世界上还有“安乐死”这个绝妙的词汇是件好事，但以为安乐死就是推卸责任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没有钱治病的，生了病没有人照顾的，家属或者单位不愿意出钱的，都以“安乐死”的名义置于死地的话，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善恶冷暖可言？除了死是实在的，病人的安乐又从何而来？
但是，“本来可以不做” 的说法还是和我纠缠。
我是在为自己受过的苦而后悔吗？
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做得多，还是做得少，都是极其自然的。世上没有一杆称得出感情斤两的秤。法律、舆论、海誓山盟，规定不了，也阻止不了，为谁或者不为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做得多还是做得少。那杆秤在心里，它的法码始终只可能在心里。
那么，我是在为他所受过的苦而惋惜？
我一直以为，我天经地义地有权为他做生的选择，而无权为他做死的决定。多少人都曾经说过这话：与其这么苦，真不如死了的好。然而，怎样的苦才值得与生命做交换来免除它呢？苦的尽头又在哪里？我没办法设身处地地想。在《永远的五月》里我写过，他发着高烧一声不吭，毛衣针般粗细的针头插进前胸他还是一声不吭……如果能够预见到结果，他还会情愿受这份苦吗？能不能说，因为想活，才不怕苦？或者，能不能反过来说，连死都不怕，还怕受苦？而事实上，生命有生命的尊严，死亡有死亡的尊严。它们并不能相互取代，而美德也是不分高下的。但是，话说回来，除了尊严，人还有别的美德，比如，成全他人。
一次危机，又一次危机，只盼着危机过去，从来没想过，一旦危机没有了，生命也就结束了。所以，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还是难以接受。第二天到医院去办手续，顺便到病房向医生护士道谢，临走，我说去病房看看他的病友。那张铺着雪白床单的病床一进入视野，我像是突然被击倒了，歇斯底里地扑向那张空床……以后很多年，每当绝望向我袭来的时候，惟有想到我曾经拼尽全力挽回过，付出代价争取过，才能使我平息下来。
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的受苦，有什么可以成全我？我用什么安慰自己？
他病的时候，我们的儿子还不到三岁，那时的事情他现在大多都不记得了。他几乎没有得到过父亲的爱抚，他总是没有精神，还总是插着管子，这让小孩子觉得害怕。但他记得：每次到医院去，爸爸总是把随身听的耳机给他戴上，耳机总是太大，从头上滑落下来……现在他也成了一个酷爱音乐的孩子，并且开始搜集父亲当年喜爱的音乐。他还记得：他为爸爸推着轮椅，到医院的花园里去晒太阳，那花园里有一个池塘，爸爸说：“娃娃，你看，那儿有一条鱼，等爸爸病好了，给你捞了放在小瓶里带回家……”他也记得，在告别会上，有一个叔叔把他抱起来，抱得那么紧，他都快喘不过气儿来了……在死的延迟中，我们的儿子从三岁长到了六岁。他感觉到了父亲的注视，虽然记忆有限，但那成为他能够和我谈论他的父亲的仅有的话题，也是今后一生，他可能和他的妻子、孩子谈论父亲的仅有的话题。我相信，这对他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第一部分：爱一个人能有多久爱一个人能有多久 3
然而，不放弃，是一回事；坚持，却是另一回事。
在你生病的这几年里，我们的困境始终是钱。我不是特别节俭的人，我知道好东西要用多的钱买，你喜欢吃涮羊肉，我总是买最贵的，有时候价钱能够相差一倍，我也从来不算计。朋友们来做客，我总是把酒和菜准备得过量还总怕不够。你比我节俭，但比我更不在乎钱，你会倾其所有送我弟弟去留学，然后再把平日节省下来的借给朋友。但是这些都是小钱，我们需要的是大钱，而且是计算不出数目的大钱。
从单位里要钱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是公费医疗，看病花钱是名正言顺的，但你一个人花的钱，已经相当于全厂其他人医药费的总合，还有很多人拿着几百上千元的单据等着报销。那时我们把二十四小时分成三班，一班八小时，我值两个班，另一班由朋友们轮流值。每天空出来的八个小时，我常从医院去单位为钱而周旋，去三次五次才能得到一张支票，而支票的面值常常只有一两千元，而每天医药费的开销是几百元……
我通过朋友给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递信，反反复复好几次批示，上级公司拨了五万元。这点儿钱仍然是杯水车薪。以后怎么办？我不敢想。可还是想：如果工厂、公司、市里都不再给钱，写信、登报甚至上访都没人再理你了，那时我可怎么办？我就又不敢再想。
有一次在铁生家里见到一位朋友，他在深圳火火地开着一家公司，说聘请一个秘书年薪五十万。我心里马上盘算着是不是应该也去应聘个什么职位。可我走了谁管你呢？于是想，一年要真能挣几十万，付了医药费还够请个称职的护工，还够我每个月往返一次的路费。孩子呢？那时孩子才四五岁，我只好带上他，有那么一大笔钱，在深圳租了房子应该还够付托儿费的。好像我真的已经挣到了那笔钱，那笔钱永远也花不完似的。
我从没想过你会因为其他并发症而死，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思路：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就一直能维持你的生命。那什么时候才算走到了头呢？
你是几年如一日看《新民晚报》的北京人，其中一条消息你没有在意，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上海一名靠静脉高营养生存的无肠女，生下一个健康女婴。消息中提到，她维持生命使用的是华瑞制药公司生产的脂肪乳静脉注射液。这种药是我们正在使用的，当时全国只有这一家公司生产，价格一直在不断地上涨。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我觉得那消息里必有文章。第二天，我给恰好在上海那家医院工作的表弟打电话，他很快就帮我查到了那个病人的医生，当天我就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至今我还记得那医生姓黄，他耐心地向我介绍了病人的情况，并且告诉我病人的电话和地址。她真是一个幸福的病人，医药公司用出厂价的百分之五十向她供应药品，而且费用都由单位负担。最让我羡慕的是，她不必二十四小时被拴在床上，插进颈内静脉的管子有一个泵，血液不会回流，可以随时把输液管拔出来，白天能够自由地活动，晚上用从瑞典空运来的大消毒袋，把三千毫升液体一次放进去，她的丈夫不必一整夜不睡觉一瓶一瓶地换。
第二天我就到了这家位于无锡郊区的制药公司，我没想到此行会有如此大的收获，质检科的经理不但当即送了价值几千元的药品，在以后一年多里，一直免费供给我们这种药品。每天他亲自从流水线上把装量不准的药，装在角落里一个纸箱里，再找机会运到北京。有一次，北京办事处主任从无锡开车带了十几箱药。车开到北京是傍晚，加上连续几天大雪，根本找不到一辆出租汽车。我和哥哥终于在饭店门口截到一辆带后备箱的出租车，赶到他家里，我们都惊呆了。停在院子里的车，发动机还开着，因为怕气温太低，药品变质，两天的行程他合成一天一夜。以后很多次，他们用恒温的集装箱车运到北京，再由我找车到北京南城的恒温果品库去取，纸箱上横着竖着写满了“非卖品”的字样。按照公司的规定，这些药尽管只是装量不足，也属于质量不合格品，是应该全部销毁的，这等于是从外国人眼皮底下偷，再通过装车卸货若干个环节送到我手里，这中间如有差错，可就是能否保住饭碗的大事。而医院允许使用自备的药品，也是破了惯例，开了大恩的。
但是，我们的困境仍然是钱。这种免费的药只是你使用的常规药中的一种。遇到高烧不退，一天四支进口抗生素就是好几百；遇到贫血，二百毫升血浆或血清也是好几百。何况，我们还在争取做第三次手术，手术费用几万元不说，不把欠款全部付清，医院根本不会给你做手术。单位里几乎要不到一分钱了，求人的滋味我也已经受够了。我还能坚持多久？
无数次，在黑暗中，我清点可以变卖的家当。最值钱的也许就是那台健伍牌音响了，那是一个从澳洲回来的老朋友刚刚送的，老鄂知道那是你钟爱的东西，急忙开了箱安装好，可你还没来得及听就住进了医院。算来算去，连同我自己惟一的一串金项链，整整一个家，一个经营了好几年的家，居然值不了两万元。但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两万元也行！自然灾害时期不是有人用一条金项链换一个馒头吃吗？到了要死要活的时候，值与不值都有另外的算法。
无数次，在黑暗中，像是看一个电影的画面，我看着我搂着我们的儿子，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我的表情是安详的，内心充满宁静。在那儿，我看见了尽头。那种绝境让我激动，甚至让我陶醉。我向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证明，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即使因为没钱你衰弱而死，我也不用内疚不用后悔了。我终于可以说：我已经竭尽全力……
第一部分：爱一个人能有多久爱一个人能有多久 4
中央电视台曾经为一个资助贫困地区大学生的专题节目来采访我，记者说，被资助的孩子普遍不愿意与资助者见面，有的甚至对资助者怀恨在心，记者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能理解更不可能赞同这种仇恨的情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知恩图报都既是人之常情又是美德，否则不是成了白眼狼嘛！可是，我却非常理解不愿意与资助者见面的心态。就是那次上海…无锡之行，不仅让我获得了意外惊喜，还让我经历了一段独特而又难得的心理历程。
在医院告别了姓黄的医生，我去拜访了那个不幸的幸运女人。她的病也是因为误诊，当时她正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医生把肠扭转诊断为生产前的镇痛，延误治疗时间造成肠坏死，手术后留下了短肠综合症。
从那病人家里出来是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商店一家挨一家，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但我没有兴趣跨进哪怕任何一家店的门槛。首饰商店里，玻璃、镜子、射灯，一派金碧辉煌，打扮入时的女人们，凑在柜台前指指点点，兴致勃勃。在我眼里，她们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她们的生活与我完全无关，我觉得自己是人群中的另类。
这种感觉常常困扰我。一场场在高档酒店里上演的招待会上，记者们个个风度翩翩，谈笑风生；酒席上名片飞来递去，应酬没完没了。我不读书，不看报，没有新鲜的话题可以吸引视线；我不修饰，不打扮，没有良好的自我感觉可以挥洒。我的时间是以分钟而不是以小时计算的，我不是迟到就是早退，总是不能从容地把一个会从头到尾开完。我为此沮丧得抬不起头来。但同时，又为自己如此肤浅的虚荣和自尊而无地自容，只能小心地掩饰着，不敢让他感觉到。我知道那会灼伤他的尊严。
以后脱离了记者这个职业，我没有丝毫留恋之意，反而觉得是一种解脱。从那时起，这身份就不再属于我，这氛围也不再属于我。我的天地在医院里，在病房里，在濒临死亡的丈夫身边。那是我虚荣心的栖息地，自尊心的避难所。几年如一日，我像上班一样去医院，大夫护士像是我的同事。他躺在病床上等我来清洗伤口，等我送来饭菜，送来书和磁带，等我领着儿子来给他看。我熟悉他的每一个病友和家属，我们聊病情，聊医生护士，聊医药费不断上涨，聊公费医疗制度的形同虚设。文学，职场，事业，离我越来越远。我只是一个病人家属，我得做一个好的病人家属。
那个春日的午后，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上，我怀着深深的伤感，还有一点点儿悲壮，与许许多多看起来很悠闲很幸福的男男女女擦肩而过。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为什么在那一天清晨急急地赶到那座城市，为什么在那一天的傍晚又匆匆地离开。
还记得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