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两极-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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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片喜悦之中，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重新出版的大量的书籍，有“文革”之前出版过的，也有新翻译进来的，还有无数新涌现的中青年作家们创作的，我深知文艺春天的来之不易，我珍惜命运赐予我的这一珍贵的时期。以后的好些年里，我婉辞了一次次的盛情相邀，我谢绝了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的“笔会”请柬，我日以继夜地写着、写着。今天写作，明天写作，后天还是写作，天天都在辛勤地耕耘中度过。所幸的是，那些年里写出的几乎所有的作品，每一本都印成了书。　
　　国庆40周年的时候，我步入了不惑之年。也许是年龄的关系，生活在内地省城，到了过节的日子，我分外地思念起故乡上海。恰巧又逢我母亲患了眼疾，她盼望着我这个游子归乡，我正式向贵州提出了调回上海工作的请求。一边一次一次地去找领导，申诉调回的理由，一边在家中构思着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孽债》。我在省城生活已经七年了，七年中我由对省城的生疏、不适应到渐渐地融入省城社会。根据省城生活的体验，我写下了三部长篇小说《省城里的风流韵事》、《家庭的阴影》与《眩目的云彩》。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我和同时代所有的中青年作家们一起回顾着新时期文学十年的历程，思考着又一个十年的文学路子该怎么走。不论是传统的作家还是前卫的作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所有的作家都感到，中国的文学还需要创造更灿烂的辉煌。　
　　国庆50周年就这样来到了我们跟前，新中国50年的文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新中国50年的文学也和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了曲折和坎坷。五十周年大庆，和世纪之交联在一起，回顾百年沧桑，喜看50年巨变，展望辉煌前景，中国的文学事业，一定会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在老、中、青三代作家们的耕耘努力之下，昂首阔步地迈向新的世纪。　
　　（1999年10月1日）　　　
　　童年看山　　　
　　小时候，生活在上海永嘉路的弄堂里，整天接触的是弄堂里的伙伴，看惯了弄堂里青砖和红砖的楼房墙壁。走出弄堂，是不宽的两条马路，和马路上的商店，如粮店、酱油店、水果店、皮鞋店、理发店。我特别对皮鞋店有突出的印象，因为班上一个同学就是皮鞋店的“小开”，大人们说，他家父亲的皮鞋是手工做的，卖得特别贵。上学的时候，他穿着皮鞋来，我们一帮穿球鞋、布鞋的同学，就要围着他，看他脚上的皮鞋。他呢，有时候漫不经心，不大愿意回答我们好奇的问题；有时候会翘起鞋底，给我们看他皮鞋的质量，不无自傲地说　
　　：这是真正硬帮皮底的。除了弄堂、马路、学校的教室和操场，看得最多的就是天空中的烟囱，天空中的云彩。此外，要走几站路，才能到热闹的淮海路；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才能到外滩，看黄浦江。那时候，总以为世界都是由弄堂、马路、楼房、商店组成的。　
　　后来从书本上了解到，我们生活的地球，不但有城市，还有乡村；不但有平原，还有山区。而且不断地从电影、照片和画片上，看到山的样子。　
　　可是，总有些问题在困惑着我：山，真是像画出来的一样么？山上怎么会有水，有树林，还能建房子？山上有马路吗，山上能开电车吗，山上有电影院吗？脑子里想得越多，就越是玄乎。　
　　于是，我就在纸上画了一座又一座山，小山不必说，大山画出来，也没法解答我的问题。水往低处流，那么高的山，哪儿来的水？没有水，人怎么生活，树木花草怎么成活？想来想去，想成了一团乱麻，也解不开大山的谜。　
　　我开始更入神地看书。连环画是不用说了，那上面画出的山，和我想像中的差不多，是不可能有马路有商店有电影院的。　
　　长大一些了，跟着比我大的孩子去逛南京路，走进朵云轩，那里头挂了一张一张山水画。奇怪，山上明明没有水，这些古代和现代画家，怎么都把山和水画在一起。看，山上有亭子，有流水，还不止一处。影影绰绰的，亭子里还有人坐着。高高的白云深处，还画着几间房子，亭子里的人，想必住在那种房子里。可他们吃什么呢？　
　　仍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春游，去长风公园，公园里有山。我兴高采烈地去了，也爬上了铁臂山，还出了一身汗。站在山顶上，眺望远近景致，激动了好一会儿。我总算真正地爬过一次山了。　
　　小学快毕业了，又是一次春游，要去佘山。大家都说，佘山是上海地区唯一的一座山，海拔只有90多米，不高的。　
　　虽不高，那也是真山啊！我们议论了好久，期盼了好久，总算成行了，总算看到山上建的教堂了，总算走进天文台参观了。哦，山上的房子原来是这么建的，山上的人并不愁吃穿，他们也像上海城里的人一样生活着。　
　　不过，还是有很多问题横梗在我的心头，山，对我仍有着许多不解之谜；山，在我心目中总带着几分神秘。我也始终不能真正地说清楚，山究竟是什么。　
　　万万没想到，上山下乡去插队落户，我会到云贵高原，天天生活在大山的怀抱里，看够了山势、山野、山峦的景致；后来，我提起笔来创作，无论写到知识青年的生活，还是农民们的形象，都离不开他们栖息的山寨环境，我真正地熟悉了大山，了解了山区，对千姿百态的山峰，连绵坦荡的大山胸怀，雄峙挺立的山体，屏风般的山脊，还有山乡里常见的雾岚、清泉、飞瀑……都有了真切的体会，深切的感受。特别是山乡里的路，崎岖的小路，历经岁月沧桑还残存的古驿道，马车道，砂砾公路，柏油马路，高等级的公路，每条路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那时候，回想起童年时代对山的困惑和烦扰，我会不由自主地哑然失笑。　
　　哦，我的大山情结……　
　　（2002年7月）　　　
　　教育与希望　　　
　　插队落户的岁月里，我曾经教过几年书。那不是正规的学校，那只是偏僻小乡里的耕读小学。任命我当耕读小学教师之前，大队里对我说，我们这所学校，办是办起来了，可是学校缺课率很高，娃娃们特别是女娃娃们，要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师资也缺乏。现有的教师，只会教语文和算术，副课都不开。好几年里，已经没有一个小学毕业生进入公社的农中了。言下之意，对我去任教，充满了期待，寄予厚望。　
　　登上山巅的庙上小学校，我不由大失所望。三间大教室，两间盖着瓦的，不少开着天窗。另一间和教师的办公室，都盖着茅草。原来在这教书的老师说，四间房都是漏的。作为操场的大院坝里也是一片狼藉，到处是绊脚的石头、碎砖、枯枝、落叶，环境很差。和我插队落户山乡秀丽的风光、旖旎的山川河谷，形成巨大的反差。　
　　开学了，和很多的耕读小学的教师一样，除了教语文和算术，我还主动开出了体育课，唱歌课。要上体育课就要清扫作为操场的大院坝，我发动了全校师生的义务劳动，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大院坝里清扫得一干二净，排队做操再不会绊脚碍事了。我根据自己的记忆，简化了广播操的动作，教给偏远山乡里的这些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娃娃；我还让另一位老师找来绳子，让他们举行拔河比赛，赛得这些孩子们前倾后仰，觉得这样上课太好玩了。那年头天天晚上的广播电台里有一档儿歌教唱节目，诸如“我是公社小社员”、“小小螺丝帽”等等，我先跟着广播学，边学边记歌词，学会了又教给学生们。这些儿童歌曲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孩子们一学就会。教了大半年书，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寨子上，大孩子在教他们的弟妹学做操，到了山寨宁静的夜晚，一幢幢农舍里会传出阵阵儿歌声。邻寨乡亲们见了我，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夸我“得行”。农闲时节，一帮农村汉子自发地来到小学校，翻盖了教室的屋瓦和新茅草。窗户上没玻璃，他们也给配上了薄板子，说到了刮风下雨的日子，可以遮挡一下风雨。　
　　一年后，我教的五年级，有好几个学生考上了公社的农中。　
　　三十年以后，我又来到当年插队落户的砂锅寨，看到已经从山巅上搬到平坝里来的小学校整齐的教室，意外地见到了我当年教过的学生。他现在也在小学校教书，我问及其他一些成绩较好的学生的情况，他乐呵呵地告诉我说，他们都在教书，有几个还是县里的优秀教师哩。他由衷地对我说：叶老师，我们几个碰在一起，就会讲起你教我们的情形，你给我们讲高尔基小时候的故事，你说人若不受教育，你们的未来就没有希望。我们不但牢记着，现在也对学生们这么说。今天的孩子们再不缺课逃学了。　
　　看着初步改变面貌的山乡环境，听着当年学生的话，我笑了。是啊，人生如果放弃了教育，就意味着放弃希望。　
　　（2002年11月）　　　
　　小小老照片　　　
　　这张小小的照片，可以说是真正的老照片了。　
　　那是我插队落户第二年的夏天拍的，至今已整整三十一年了。　
　　比起这以前拍下的照片来说，经过了一年半的劳动，我身上的文弱之气少却了很多；而增加了一些健壮感。天天出工，挑灰、运砖、担肥、挖土、铲护田埂、犁田耙地，繁重累人　
　　的农活，逐渐强健了我的筋骨。细细地看，还能看出我的身上沾染了一股山野之气。干的是重体力活，整日里沐浴山里的风，山里的雨。农忙时节，经常是身上出了透汗，一场大雨下来，身上的外衣又淋湿了，外面潮，身上粘，那股滋味真不是好受的。好不容易歇下来，在火塘边烤干了衣服，火辣辣的太阳又露出脸来，把人晒得头晕眼花。　
　　非得戴上草帽，干活时才会觉得合适。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岁月不在我的身上留下它的痕迹，那才是一件怪事呢！这张小小的照片，是当年流行的一寸报名照。但我却不是为了报名去拍的。说实话，在这蛮荒的山乡，在整日劳作只为了解决最基本的温饱要求的岁月里，人是想不到拍照片的。记得那一年，我们集体户里一位知青的舅舅，趁到贵州来出差的机会，坐了火车坐汽车，坐了汽车又坐马车，从马车上下来还走了好长一截路，来到山寨看望自己的外甥。这位舅舅随身带来了一只照相机，给我们每位知青拍了一张照片，这件事至今还留在我记忆里。不过，我的这张照片不是那一次拍的。这张照片是我到省城贵阳拍下的。农忙过后，牙齿剧痛难忍，我请了假去贵阳看牙齿。治疗了牙齿以后，回山寨的火车是夜间八点钟的。我闲着无事，就在街上逛来逛去，那年头，贵阳的武斗刚刚平息，物资匮乏，商店里没有什么东西，书店里的书少得可怜。从大十字走到喷水池，又从喷水池走回到大十字，我突然发现一家开间很大的照相馆。不知怎么的心血来潮，走进去，花了七角几分钱，开了一张票，拍了一张最便宜的报名照。　
　　照相馆很大，直到开票时，我才知道它叫“阿麻照相馆”，是一个颇奇特的名字。十多年之后的80年代，我在贵阳生活了整整八年，才知道这“阿麻照相馆”还是贵阳城里历史悠久名气最响的一家照相馆。　
　　尽管如此，拍一寸报名照却没有什么讲究。持票上楼，摄影师瞅都没有瞅我一眼，就叫我坐到前面去。他开了灯，连灯光都不作任何移动，就朝我举起一只手说：“抬起头，望着我。对，就这样，不要这么严肃嘛，板起脸干啥子？笑一笑。”　
　　摄影师说的是一口地道的贵阳话，和我插队乡间的贵州话，发音有些区别。我一听他的口音有些滑稽，忍不住笑了。他“咔嚓”一下拍完了照片。　
　　大约十天之后，我在砂锅寨上收到了这张照片，打开一看，大家都说拍得不错，难得我有这样的好心情，没有什么事也会走进照相馆拍照。我却颇有些自得；看看，我还是锻炼出来了吧，身上增添了土气和野气。在和同学通信时，我就把照片给他们寄去，还把底片一起寄给了上海一位会放大照片的同学，请他得空时给我放几张。自己就留下现在这一张照片。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这小小的一张照片，却也能勾起我对那段岁月的回忆，这大约就是照相最大的意义了吧。　
　　（2001年6月）　　　　　
　　第五部分　　　
　　读书的烦恼　　　
　　写过几篇读书得益的文章。　
　　今天这一篇要写的是，读书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惹出不大不小烦恼的事情。　
　　记得是在读初中的时候，我经常光顾学校的图书馆，根据自己的喜好，借来大本大本的小说阅读。由于自小爱好文学，在小学高年级时，我差不多把国内流行的长篇小说都浏览了　
　　一遍。进入初中以后，同学们互相之间传阅的书，已经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从图书馆中借阅的，大多数是由国外翻译过来的长篇小说和一些新华书店柜台上已经消失了的书籍。在十三四岁的年头，我总认为，读书越多，对自己的好处越多；读书越多，知识面越广；读书越多，我将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当一位作家，基本功就越扎实。总而言之，多读书，不至于会妨碍什么人，也不至于会惹得什么人不快。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家长、老师们是时常这样教导我们的，书本、杂志还有那些个大学者、大作家都是这么说的。　
　　谁知，事实远不是那么回事。　
　　有一回，趁着午间休息，我又去图书馆借来了厚厚的五六本书。由于我的作文成绩比较好，写的作文在学校得过奖，因此借书的时候可以破例多借几本。　
　　当我捧着一堆书，正在津津有味地翻阅时，坐在我身旁的女同学突然主动对我说话了（这实在是破天荒的事儿，以至她的话讲完了，我才意识到她这是在对我讲话）。她说：“看你呀，尽借这种书看！”　
　　正埋首于书本的我直到她讲完了，才吃惊地抬起头望着她，朝她连连眨着眼睛：“你说什么？是在说我么？怎么啦？”　
　　她伸出手来，指点着我正仔细端详的扉页上的作家肖像说：　
　　“就是说你。借的尽是这种书……”　
　　“这种书怎么了？”　
　　“书页泛黄。写书的人，不是大背头，就是秃头，要不就是大胡子，戴眼镜，”她滔滔不绝地说，“总之，全是封、资、修的书。你读了有什么好处？小心中毒。”　
　　我望着她激动的神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有什么好说的呢，她是小队长，又是班上的活动积极分子，还在听团课，争取入团。我当着她的面把书合上了，封面是竖排的五个大字《柔石小说选》。　
　　我想她看到书的封面，大约会感到自己说错了。但她不，她还在说：“再这样读下去，你就永远不会进步！”　
　　我不愿再搭理她了。柔石的那张肖像，戴着一副眼镜，长长的稀疏的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这是他年轻的生命旅程中留下的不多的几张照片之一。是的，我蛮可以站起来重新翻开书大声对她说：“你再仔细看看这是谁！”但我没这么做，因为我还借了另外几本书，留着大胡子的托尔斯泰，留着小胡子的高尔基，秃顶的冈察洛夫，脸色忧郁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她的眼里，这些人全是外国佬，读他们的书，就会中毒。　
　　我把书塞进了抽屉，离座走开了。　
　　我以为躲开她，事情就完了。事实却不是这样，当我读完这些书，去图书馆归还，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