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两极-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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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正是第五组巨雕中塑造的情形：牧童和牧童相依相偎坐在山坡的石头上，边说着村寨上哪一家的趣事，边和伙伴露出怡然自得的笑容，脸上眼神，全然没有顾及周围牛群的意思。　
　　妙也正是妙在这里。放牧的主人仿佛将身边的牛群忘了一干二净。吃饱喝足了的牛却站在了牧人的右边，大睁着牛眼，竖起耳朵倾听着两个牧童的谈话，几乎入了神。　
　　这一幅组雕题为“驯伏”，真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记得我放牛的那一座斗篷山上，绿茵茵的草坡铺满了山岭，山脚下的鸭子塘水波粼粼，牛们悠闲地在草地上吃草，在大水塘中嬉戏沐浴，阳光很灿烂，空气中弥散着草香和湿润的气息，轻风拂过来，催人昏昏欲睡。时常，当我抵挡不住瞌睡，终于在蓝天白云照耀下的草坡上睡着时，是调皮的牯牛和黄牛，用尾巴把我轻轻地拂醒，而当我从瞌睡中惊醒，利索地坐起身子时，身旁站着的牛，不是侧转了牛脑壳，装作啥也不晓得，就是瞪起一对牛眼睛，那神态似乎是在说：你是该醒了么！　
　　牛和牧童，情景交融，青山绿水，林泉寂静，观赏着这一风趣盎然却又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牧牛石刻”，我忍不住忖度着，创作“牧牛颂”的杨次公杨杰，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曾经在山野里放过牛呢？看来不可能，在封建社会里，他是官拜礼部员外郎的朝廷官员，著有《无为集》十五卷。他的“让道牧牛颂”，是题前代名画之作。　
　　大足石刻中的牧牛图组雕，实是借用牧人驯牛的过程，以牛比心，以牧人喻作修行者，从初时的心猿意马，最终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看到第十组巨雕的“双忘”，我不由想起了几年前，在《放牛的日子》那篇散文中写的文字：“……眺望着连绵无尽，千姿百态，气象万千的山山岭岭，倾听着从峡谷那边传来的悠长的时常还是透着苍凉的山歌，人会静下来，青春的躁动的心会安宁下来。”这时候，我时常会觉得大自然是如此的博大、壮美、和谐，而置身于自然景物里的我，又是如此渺小，如此地微不足道。蜜蜂在嗡嗡叫，蝶儿在草丛里飞，阳光烁着人的眼，牛甩着尾巴，不慌不忙地驱赶叮咬它的牛虻、飞蚊。每当处于这样的环境里，我就会想到人生的意义，想到劳动和人的关系，想到白天和黑夜，想到大自然的风雨和人世间的沧桑，想到人的有为和无为……想得累了，就环顾远近的山峦欣赏高原的风光，远远的山涧里飞泉像白练一般无声地悬挂着，清溪的流水轻吟低唱着从高处淌来又向山谷里淌去，倾泻无尽的阳光灿烂地照耀着，轻拂而来的风里有着草木的芬芳。周围是那样的静谧而又安宁，生活是那样的清贫却又平静。而时光的流逝，几乎慢得可以用手触摸得到。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想通了很多很多平凡的有时又是深奥的道理，这样的思考使得我能豁达而平和地对待人生，对待世间的矛盾和纷争，这样的思考也使得我后来坚持不懈地拿起笔来写下最初的一些小说……　
　　大足石刻的牧牛图，为什么能使我想得这么多呢？　
　　莫非，古往今来，岁月沧桑，文人间的心态，多少是有着一些相通的地方罢。　
　　（1999年10月）　　　　　
　　第九部分　　　
　　钓鱼山上钓鱼城（1）　　　
　　独钓中原一小城　
　　城市真的很小，小得仅有2��5平方公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她连内地的一座县城都无法比，最多只能算一个小小的乡镇罢了。　
　　但她确实是一座闻名中外、历史悠久的小城。正如陈毅元帅诗词中所抒：钓鱼城何处？　
　　遥望一高原。　
　　小小的钓鱼城屹立于重庆合川县境内的钓鱼山上，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的交汇之处，峭崖拔地，突兀地耸立在三江之水的环抱之中。　
　　春夏之交，中国作家西部采风团的一帮文人，是坐着快艇抵达渡口，攀崖涉涧登钓鱼城的。到得山下，只见悬崖耸立，犹如刀削斧劈过的一般。我们伫立的地方，正是巨石垒砌而成的水军码头。岁月悠悠，沧海横流，筑有三层平台、坚如磐石的水军码头，无论三江之水潮涨潮落，都不会受到影响，照样可供船只停靠。　
　　钓鱼城在当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名胜景点，著名的薄刀岭、天泉洞、三龟石、古桂树……附近老百姓给你一一道来，如数家珍。尤其是每年夏初和秋冬季节，三江之地的绵绵细雨，将钓鱼城涂抹在淡淡水墨般的朦胧之中，恰似一幅意境旷远的写意图。而当细雨又和如轻纱似流云般的雾岚交织在一起，浓淡相宜，弥漫四散，实给人以太虚幻境、仙山琼岛之感。　
　　所谓“钓鱼山上钓鱼城，烟雨空濛路不明”，写的就是这样的景致。　
　　如果仅仅只是景色秀丽，风光旖旎，钓鱼城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景点而已。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之间，“上有流云生烟，下有碧水扬波”的人间胜景，不说数不胜数，却也是比比皆是。　
　　钓鱼城的出名，主要原因在于它是我国历史上的英雄名城。　
　　从公元1243年至1279年，也就是南宋淳祐三年到祥兴二年，整整三十六年时间，四川合川军民在名将余玠、王坚、张珏的率领之下，以钓鱼城仅2��5平方公里面积的弹丸之地和独特地形，抗击了蒙古铁骑，前前后后历经二百多次战斗，浴血鏖战，先将蒙古总帅爷汪德臣以漫天飞石击中，死于重庆市郊北碚附近的缙云山缙云寺；继而又将元宪宗桓肃皇帝蒙哥大汗重炮击伤，死于军中。从而使南宋半壁江山得以支撑。　
　　钓鱼城之战，是继历史上的成皋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以后又一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著名战役。故而被人赞为独钓中原一小城。　
　　一边拾级而上，一边听着发生在钓鱼城古代之战的细致介绍，一一浏览着城墙、城门、天梯、武道衙门、军营、天池等等古迹，我们到了山顶。只见灿烂的阳光下，由北而来的嘉陵江，在山北面的渠河咀和东北而来的渠江汇合后，沿着山脚西泻到合川县城，再与西南面的鸭咀和西面而来的涪江汇合，绕经钓鱼山南，滔滔东去，浩浩荡荡地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江流，俨然似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　
　　这道足有二十公里长的天堑，江石峥嵘兀立，水情凶险奔腾。可以想像，当年攻城的蒙军，有多少人葬身于旋涡四起、波涛汹涌的水流之中。　
　　再看山下江岸，沟壑纵横，丘山起伏，蜿蜒鸟道，猿猴难攀。实在是易守难攻的一处险要。　
　　站在这古战场遗址上，抚今追昔，凭吊先烈，自然会生出壮烈英雄之气，为凛然千秋的古人业绩赞叹感慨。所谓“几回夜雨惊波浪，疑是当年起哄声”矣。　
　　谁知，就在这独钓中原的小城遗址上，我们这一帮文人，却为钓鱼城之战的那一幕尾声，起了争执。读者诸君如有兴趣，请读我的下文：“女人·祸水或功臣？”。　
　　女人·祸水或功臣　
　　这个既与钓鱼城之战的结束有关，又惹起争议的女人叫熊耳夫人。像封建社会的很多女子一样，人们只知道她姓宗，称其为宗氏。　
　　宗氏是钓鱼城的最后一位守将王立的义妹。　
　　在钓鱼城名将张珏调任重庆的四川制置使以后，原统制王立升任钓鱼城主将。他按照张珏的布置，严加守备。先后率领军队，四处出击，讨伐邻近各州县已降元朝的守将，攻取果州、青居诸城，——收复了遂州全境。公元1277年，钓鱼城抗战进入第三十四个年头，元军再次云集钓鱼城下，王立率钓鱼城军民坚持誓死抗战，致使元军不得进壁垒半步，只能隔江望城兴叹。　
　　应该说，到这个时候，王立还是有功的。王立和熊耳夫人宗氏的关系，对外说是义兄义妹，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其实际情况是关系暧昧，熊耳夫人类似于王立的小妾或是一名非正式的外室。　
　　但这位宗氏决非一般的小妾或是外室，她还是时任元朝安西王相李德辉的同母异父之妹。　
　　她利用自己的这一双重身份，策动王立投降。1278年春天，重庆被赵安出卖而破，民族英雄张珏督师巷战，终于不支而走，为元军在后追及，在被执送往京师途中，于今天的陕西西安市赵老庵中，解弓弦自尽。熊耳夫人趁此时机，动摇王立的信心，说钓鱼城经历三十五年的战火，已经伤尽了元气，几辈子老少百姓，把所有的时间精力，财力物力都放在了抗战上。特别是近两年来，合州已连续发生秋旱，钓鱼城粮草无存，火药军械渐少，城中军民，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况且南宋大势已去，跟着其陪葬还有什么意思。李德辉系异父之兄，宗氏可让他保证降后不伤官兵军民性命云云云云。　　　
　　钓鱼山上钓鱼城（2）　　　
　　到了公元1279年春天，也就是祥兴二年的正月间，合州安抚使、钓鱼城主将王立，终于被熊耳夫人说动了心，派出儒生杨獬前往成都，向元朝安西王相李德辉献上降书。　
　　至此，钓鱼城军民浴血抗战守城三十六年的光荣历史，宣告结束。与此同时，陆秀夫、张世杰于广东新会县南的崖山，被元军所败，陆秀夫负幼帝赵昺蹈海而死，南宋政权灭亡。　
　　从那以后，和结束钓鱼城之战密切相关的熊耳夫人，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大多数人都认为她和王立是叛徒，是民族败类，是祸水！应该遭到唾骂。郭沫若先生题写的诗句中，还将他二人与秦桧夫妇相称，予以痛斥。但也有人觉得这个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痕迹的女人，应该得到正确的评价。或者说，她至少算不得罪人。说不上有功，却也无多大的过。她只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妥协的方案而已。　
　　这一争论延续了几百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延续到我们这一拨上山的文人中，同行中一位有名的女诗人忿忿不平地对我道：　
　　“难道她这样做不是为了钓鱼城，为了合州百姓着想？难道非要她当南宋腐朽的小王朝的陪葬品，才称得上是英雄？”　
　　我笑道：“争论由来已久，我们还是看看历史上是怎么回事吧。”　
　　步入忠义祠，一切都记载得明明白白。　
　　钓鱼城之战结束二百多年以后，明朝消灭了元朝，已到了弘治五年，也即公元1492年春天，在朝中当官的合州人王玺，回家乡守孝期间，约了一位同乡、时在贵州当官的陈揆，一起登山，同游钓鱼城。上得山来，他们感念钓鱼城名将王坚、张珏的忠烈，丝毫不亚于在“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城的唐代将领张巡、许远之下，然而却没有给他们建祠留存后世。甚是遗憾！于是乎，王玺回朝，上奏孝宗皇帝，皇帝恩准，于弘治七年，也就是1494年，初建成王张祠。以后的二百六十多年间，王张祠几经破败，几经修复，直到清王朝乾隆二十四年，又将其修整一新，请进了钓鱼城之战中有功的余玠、王坚、张珏、冉琎、冉璞五个人的牌位。　
　　有趣的事情来了。改名后的忠义祠完工不久，江苏苏州人陈大文当了合州知府，他执意在忠义祠内加进了王立、熊耳夫人甚至李德辉的牌位。当官的说了话，这三个人也就在忠义祠内被供奉了一百多年。陈大文回顾历史，认为这三人，尤其是引人瞩目的熊耳夫人宗氏，对合州百姓还是有功之臣。　
　　到了清光绪年间的1892年，贵州遵义人华国英任合州知府，在募资兴修忠义祠廊舍以后，又坚决地将这三个人移出了忠义祠。并且怒斥陈大文之举为“不知何心！”申斥王立为叛臣、降人，根本不能享受后人的瞻仰祭祀。　
　　为充分显示自己的观点，华国英还在厅堂楹柱上，正气凛然撰写下一副对联：　
　　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　
　　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之心！　
　　走出忠义祠来，同行的文人们对熊耳夫人的功过是非，又激烈地争论起来，双方各执一词，已到面红耳赤地步。哦，古人对于历史，对于活跃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种种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一直延展到了2000年的今天。看他们争得那么热闹的架势，以后肯定还会争论下去。　
　　我伫立钓鱼城山巅之上，极目远眺，饱览阳光下古城的雄奇和迷人的三江合流之秀色，只见浩浩烟海，万井耕桑，哪里还有当年惨烈的战斗之烽烟？　
　　“山下江流山上城，闲来怀古不胜情。”　
　　悠悠然沧桑岁月中，多少千古风流人物，多少如熊耳夫人般有争议的人物，淹没在钓鱼城扑朔迷离的晨烟暮雨之中。　
　　这仿佛就是历史！　
　　（2000年8月）　　　
　　遭妒忌的刘基　　　
　　浙江青田的第一个风景名胜是石门洞。　
　　树木葱茏、群峰环拱的石门洞，果然名不虚传，无论是垂天飞瀑，还是清幽的洞宇，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青田人对刘基（刘伯温）的赞誉。这里有刘伯温的读书处，有刘文成公祠堂，青云梯右侧的一块巨石，则被传说为刘基当年藏天书的地方。那里还有形象逼真的锁孔，说得活龙活现。刘基在石门洞读书时，经常和这里灵佑寺　
　　的长老交往，两人时常下棋喝茶，赋诗论文，探讨时事，关系非同一般。甚至青云梯边的鹤溪中，还有刘基来石门洞读书时经常系小船的地方。而最令游人们兴趣大增的，则是刘基常躲上去睡着读书的国师床。说夏天睡在那里真是凉爽舒服，说比现在的空调妙得多了。还说“女人睡，桃花开；男人睡，好运来；孩子睡，长智慧；老人睡，活百岁。”传得这么神乎其神，我也爬上去睡了一睡。这一睡却睡出疑惑来，那国师床上，凉爽确实凉爽，光线却并不好。睡在那里读书，眼睛肯定是很累的。　
　　尽管如此，今天的石门洞人，今天的青田人，对刘基的崇敬，则是无疑的。　
　　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曾提到过刘基，夸过刘伯温啊！元代的大画家王冕，《题刘基青田山房》，开头两句就是：青田刘处士，潇洒好山房。连郭沫若的《题石门瀑布》，一共四句，也不忘写到刘基：横过石门渡，刘基尚有祠。建立了大明皇朝，坐稳了皇帝宝座的朱元璋，在刘基61岁告老还乡时，也作了御诗道：先生此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泛湖。朱皇帝自己在京城里坐江山，却劝辅佐他打下江山的刘伯温留连于山水之间，归隐故乡。　
　　后人是如此地盛赞刘基，人们是如此地厚待刘基，刘基九泉之下有知，也该在数百年的沉梦中笑出声来罢。　
　　在所有谈到刘基的光辉业绩中，几乎没人讲到刘基的遭妒忌；在所有写到刘基的文字中，人们也往往对他的被人忌恨视而不见。只强调他的博览群书，智慧过人，天文地理兵法无不通晓，多才多艺，只强调他的为人正直刚毅，襟怀坦荡。却有意识地忽略了他在世时遭人妒忌，活得忧愤不得志的一面。　
　　中书省部事李彬犯贪污罪，时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的刘基，奏请朱元璋斩李彬。却不料遭到丞相李善长的恶毒攻击，并为李彬求情。朱元璋信了李善长等人的话，对刘基亦产生不满。这才是刘基真正归隐山林的原因，而不是什么功成身退。宣扬刘基的功成身退，告老还乡，其实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掩盖了事实真相。　
　　即使回归乡里，隐居山林，整日里闭门谢客（主要是各级官员，不是一般客人），饮酒弈棋，吟诗作画，不谈政事，刘基这样的人物，仍然要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