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两极-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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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提到“下了决心”四个字。在形成构思的时候，我为什么要下决心呢？
原因是极为简单的。那就是在没写之前，我已经看出了这一构思的缺陷，尽管成千上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过类似的故事，尽管有的故事本身还要悲惨，但是五个来自云南西双版纳的孩子，约好了一同到上海来寻找他们的生身父母，这样的故事是不存在的，这样的巧合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可能有的。她只能产生在我的构思之中，只能发生在我的小说里。
《孽债》出炉前（2）
这只是虚构。
既然知道这一点，我为什么还要下决心这样构思呢？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样的构思来自于生活的真实。尽管生活中不可能会发生相同的事，但是这样写出来，读者是会认同的，这恐怕也在间接地回答了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
之间的关系吧。
构思已经形成，我按捺不住创作的激情，开始写作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
（2001年4月）
《孽债》和老谢（1）
提笔写作《孽债》这一本书的时候，正逢我面临着奉调回上海作协工作。谁都知道，调动和搬迁带来的是多少繁琐不尽的具体事儿，我整个人都处在生活、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的变动和适应之中。但我还是分两次将这本书写出来了。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孩子10岁了。他是在山乡里出生、在省城里长大的。那里有山有水有河流，有他的小伙伴和习以为常了的一切。他对我们执意要回归是不理解的，当然我们在省城里的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他曾经几次闹过情绪。他不止一次地问过我：为什么非要回到上海去？我为了说服他还真伤了不
少脑筋。
但是伤这些脑筋是值得的，在写作《孽债》时我也面临着那些到上海寻找生身父母的孩子要问出的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答不好，小说就无法感人。幸好我有了一些深切的体验，在写到这样的感情领域时，我把握住了小说。另一个题目是当年那些知识青年们今天怎么样了？他们回归了城市之后，今天已散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今天的社会各个阶层，已经令人眼花缭乱地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人物、新的价值伦理观念、新的交际领域、新的感情生活。无情的岁月和时间本身已把当年互为平等的知识青年们拉开了距离。我在写作他们的今天时，必须把这个题目做好。做不好这个题目，那么很可能将把这部小说写成个陈旧的伦理故事：没有历史的纵深感、没有宽广的社会面、没有时代气息。
我做到了吗？
小说上半部分刚刚在上海的《小说界》杂志上发表一两个月时间，亲朋好友们都关切地询问那几个跑来上海找父母的娃娃的遭遇怎么样了。在为赈灾签名售书的那天，人头簇拥的读者中冒出一张脸来郑重其事地询问我书中的一个孩子到底有没有人收养。甚至一些同样在搞创作的同行也问“那些孩子后来将怎么生活？”仿佛我构思的这些娃娃真存在似的。最为令人惊奇的是1991年9月17日的《新民晚报》上刊出了一篇真实的通讯报道《孩儿找妈泪花流》，写的是一个北方少数民族的男孩到上海寻找父母的真实事件。我的一位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说：“真稀奇……”
那么，《孽债》这一部书，为什么上、下两部分，会隔开一年多的时间，才在《小说界》杂志发表的呢？只因为这部书的上半部分，我是在贵州写成的。而下半部分，则是我在调回上海一年半之后，才写出来的。
那是1990年的春天，在我获知贵州方面已同意调动，手续正在办理之中时，我趁着贵州的工作已经交代出去，而人还没回到上海的这一段空隙时间，起笔写作《孽债》。
稿子带到上海，怎么会在下半部分还没写出的情况下，先发表出来了呢？这就不能不提到老谢了。写下本篇文字的时候，正逢老谢猝然去世一周年。这一年里，我时常想，要等心情安定下来，好好地写一篇文章，来纪念老谢。现在，请原谅我稍稍多占一点篇幅，写一写和老谢交往的那些日子。
我真的不敢相信，屈指细算，这已经是二十八年前的往事了。
记得，那是1973年冬天，已是我插队在乡间度过的第五个冬天了。不知是特定的地域气候造成了气温骤降，还是心情使然，我只觉得，这一年的冬天比往年更加寒冷难熬。
我所任教的耕读小学眼看要放假了。山寨里的老乡在准备着过年，杀猪、宰鸡鸭、磨血豆腐。我呢，孤零零一个，不晓得怎样打发日子。放假以后，回不回上海呢？回去又能怎么样呢？看着家人、同学、朋友、邻居上班，自己还不是无所事事……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接到了上海出版社的一封来信，信不长，字迹很工整，大意是说我寄去的一部长篇小说稿有修改基础，希望我收信后去上海一趟，商量修改出版的事宜。
到沪第二天，我就急匆匆地赶到出版社去。笑眯眯地接待我的是位四十多岁的老编辑，微胖，他说他姓谢，叫谢泉铭，老谢。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称他老谢，一直称到现在。他呢，叫我小叶，也一直叫到今天。第一天他几乎没有同我谈稿子，只是问了些关于我的情况及创作的经过，然后让我回家去好好休息，过一个节，两个星期之后再去。
两个星期以后，我又到了出版社坐满了编辑的办公室里。这回是认真地对我的小说谈意见了。尽管有一些思想准备，我还是没有料到意见是那么多、那么细致，甚至连一些细节、一些对话的语气，也都谈到了。越谈下去，我越觉得沮丧，这么多的缺陷，我还能在短短两个星期里改好吗？
老谢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似地对我说：“不要怕时间不够，我们可以以出版社名义，替你去函向你插队的公社请假。先请两个月。”
这一住下来，就整整地修改了两年半的时间。起先是住在家里改，后来因家里干扰大，搬进了打浦桥科技出版社后院的作者宿舍。
这是一幢门字形的老式楼房。宿舍供应热水，食堂就在后面花园里，很方便。就是在这里，我和江西回来的知青小鲍一起，度过了两年难以忘怀的日子。
这正是十年动乱的最后两年，尘世间纷纷扰扰，马路上高音喇叭的喧叫和公共汽车的刹车声，不时地越过高墙传进来。一无所有的我却在这里潜心阅读，修改稿子。更为重要的，是在老谢指点下，在阅读和改稿的实践中，摸索创作规律，学习着把我们感受过的生活落在稿面上，一步步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也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和老谢之间建立起了深长的友谊，真正走上了文学之路。
《孽债》和老谢（2）
记得，刚在作者宿舍住下来，老谢就替我们几个插队知青的作者办了一张借书卡。凭这借书卡，可以从资料室里借阅当时在社会上根本不见踪影的书籍。他常对我们说，一边修改作品，一边借阅一些名著，可以从中汲取养料。我说好多书过去读过，他说今天再读，体会是不一样的。我的心里很急，心思不在读书上，急于想针对提出的意见作全面的修改。老谢却不让我们马上动笔，他让我和合作的小鲍先静心坐下来，共同提出一个修改的提纲。当提纲初见眉目之后，他几乎每天下午从绍兴路的办公室步行到打浦桥来，对我们的提纲提出种
种问题，从总体构思、主题、章与章之间的衔接，一直谈到每章的写法，入笔的角度，各章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收笔，乃至细节改造和运用等等等等，迫使我们往深处去思考、去商量。那时候，我和小鲍都有些不习惯这种方式，与其说是没有耐心，不如说是实际情况逼的。记得小鲍即将分配到街道工厂去上班，而我呢，没有工资收入不说，虽然请了假，到上海改稿，贵州农村由于粮食紧张，不在生产队劳动的人当然不可能给口粮，心里更是焦急万分的。
老谢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一方面给我们办理误工补贴手续，一方面又把自己家里节省下来的粮票送我。当时看过我们稿子的老编辑李济生，后来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的陈向明同志，听说了我的情况，都曾把自家省下的粮票送给我。误工补贴是依据我所在生产队的具体工值计算的，那两年我插队的那个贵州砂锅寨，每个劳动日值是四角，一年到头算三百天，也只一百二十元钱。现在说起来，有点像写回忆对比文章似的了，但当初，我正是依靠这点误工补贴和出版社几位老编辑轮流给我凑粮票，及家庭的支持，逐渐把心安下来，把全部心思用在改稿和写作上的。
由于提纲写得细，总体结构得比较合理稳固，到进入真正写作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尝到了甜头。尽管每一章的初稿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有时难免返工；却没有在结构上出现过大动的现象。老谢呢，对我们写出的每一章稿子，都进行细致详尽的审读，要是感到不行，他就及时地给我们提出来，重新写；要是觉得还可以写得更好，他就让我们在原稿上进行修改润饰；要是他觉得大致满意，便直接拿起红笔，在稿纸上具体编改起来。编改完以后，他又让我们细细看一遍。有时，我们的稿面很干净。但有时候，稿面上红杠杠、红道道纵横交错，像一张作战地图。遇到这种情况，他就让我们坐下来，具体商谈为何写得不够理想的原因，同时讲一些对话、细节、景物、段落部署的要领。我常常对小鲍说，对我们俩来讲，在作者宿舍的两年，就是出版社和编辑老师悉心培养我们的两年；我们虽然没有进入大学，但这两年比在大学文科读书收获还要大。现在讲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几十万字的一本书，逐字逐句地编改、润饰，劳动量真是相当大的。
从听取我们的提纲开始，到小说的全部定稿，两年多的时间里，只要没有会议和社会活动，老谢天天下午都到作者宿舍来，从午后的一二点钟，一直忙碌到晚上九十点钟回家。我的家在市中心，坐17路电车走，老谢与小鲍家住得较近，他俩就结伴步行，走四十分钟路回去。相处日子久了，我们对老谢逐渐熟悉了，那时候老谢的爱人在黑龙江，他的两个女儿都在读书，他没有家庭的拖累，却也没有时间过问女儿的学习。他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培养我们这些年轻的很不成熟的作者身上了。老谢对我们呢，也开始熟悉起来。他不但晓得我和小鲍在创作上各自的短处和长处，而且还知道小鲍和我各自不同的性格和脾气；当时黑龙江知青张抗抗也在修改她的长篇小说《分界线》，由老谢当责任编辑。作者宿舍里还住着另外一些从农场来的改稿者，像孙颙、杨代藩、王周生等等。他便经常针对我们几位知青作者各自的弱点、缺点和优势，要我们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不仅仅是在创作上，而且在为人处世上。他常对小鲍和我讲，学习创作，眼光要放得远一些，你们都有各自的生活积累，不要盯在眼前这一本书上，以后你们还要好好地写呢！所以现在更要将基本功练得扎实一些，基础牢固一些，力争将来写大作品。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小道消息，不时发生着一些奇怪的事件，从偏远山乡回到上海的我们，和所有的插队知青一样对此牢骚满腹，也常常互相打听传播些小道新闻。在花园里散步，在晚饭后闲聊，我们不由得会讲起这些话题，有时不免表示出对祖国命运的忧愤，怪话也不少。我们不知道老谢对这些事是啥看法，但我们决没因为他是长者，是出版社编辑，是我们的老师而对他有所隐瞒。老谢只是听我们讲，往往不说什么话，也不明确表态。到了1976年的春天，好像是4月份，《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老谢把报纸拿进我们的宿舍，指着那篇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手击着桌子，表示了极大的义愤。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老谢和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是相通的。
在作者宿舍里，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趣事。
其一是打乒乓球。每天午饭晚饭后，我们仨总要到乒乓室去打半个小时的乒乓，冬夏春秋，风雨无阻。我和小鲍的球艺都不行，最初的时候，常常以悬殊比分败在老谢手下。可到了定稿的那几个月里，我们不但在创作上有了长进，乒乓球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几乎可以同老谢对垒了。
《孽债》和老谢（3）
其二是吃点心。老谢微胖，每顿饭仅吃二两，菜肴也要得不多。到了午后三四点钟，他总要跑到街上去买些点心进来，小笼包子、锅贴、煎饼等，拿进来让我们分而食之。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往事。我也由一个小青年逐渐步入中年，而且重又回到上海，在作家协会工作。
上班没几天，老谢就来看我，问我写了什么新作没有？
我告诉他，刚上班，事情多，对上海作协很不熟悉，况且生活还没安定下来，妻儿在岳母家住，我住在自己母亲身边，没时间写东西。他又问我，回来之前写了一些什么？他是我的老师，我就据实相告，我写了一部叫《孽债》的长篇小说，但是只写到一半，拿不出手的。
他说：“我看看。”
稿子就放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我取出来交给他。
三天以后，他打来电话说：“稿子可以用。先以中篇小说的样式发表。后面的写出来，再注明是长篇。”
过程就是这么简单。《孽债》在没写完全篇的情况下发表出来，第一功是老谢的。也正因为发表了上半部分，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才督促着我，尽快地把下半部分写出来。
就让我以这篇回忆性的文字，作为对老谢逝世一周年的纪念罢。
（2001年5月）
《孽债》和另一位责编（1）
1992年早春，我赴京参加七届四次全国人代会。会议期间，《人民文学》的老编辑王扶来看我，并向我约稿。我告诉她，近期没有写出中、短篇小说。她即问我，那么你在写什么长篇小说。我心想她是杂志编辑（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不会要长篇，于是便坦然相告，我在写作一部叫《孽债》的长篇小说。刚完成上半部分，正在考虑下半部分的创作。
这本书写些什么？她完全是用聊天的口吻问我。
我三言两语把《孽债》的故事讲了。
不料她郑重其事地向我约这部书稿，同时说明，她是受江苏文艺出版社委托，代他们约的，希望我不要推诿。
我和王扶是老朋友了，早在新时期文学蓬蓬勃勃发展的1978—1979年，就在北京相识。在贵州工作时，只要她从北京到贵州来组稿，她总还专程来我家或我工作的编辑部坐一坐。她如此认真为他人作嫁衣，使我感动。回上海以后，我就把先在《小说界》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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