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4年第5期-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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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诖蠡嵘希�我也跟着亢奋、喊过口号，追随革命左派之后，嚷了几句要充分发动群众、不要捂盖子之类的造反话，尽管在“革命群众”中我明显不属于响当当的“左派”，倒颇有些“人微言轻”，那几句破话也完全淹没在革命派激奋的声浪里，但毕竟是向冯至先生射了“一箭”，我生平之中对这位师辈犯下了唯一一次“欺师之罪”。至于冯至本人，他给我的整体印象可以说就是一个“沉”字。作为被揪出来的“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面对冲击而来的狂潮，他是沉默的；作为深有学养的大文化人，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这一场文化灾难，他是沉郁的；作为见过大世面，已经颇有历练的官方的高级学术代表人物，他面对着狂热躁动的“芸芸众生”与像匆匆过客一样的这种群众组织、那种“战斗队”，他又是异常沉稳的。也许，其沉稳还与他内敛持重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甚至，他高大实沉的身躯形体与出语慎少、不苟言笑的容貌本身就足以给人沉稳的印象，总之，在我的回忆中，在那动乱、狂躁的年代中，冯至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稳重与尊严，没有怒目而视，也没有声泪俱下，没有躁动失衡，也没有沉沦潦倒，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场“挨整命运”人人有份，今天是揪这类人、明天就清除另一类人的大恶作剧中，他不像与他同类的少数“权威”或“当权派”那样，一旦自己在某一个特定阶段获得了“解放”，而另一批人成为“革命对象”时，或秋后算账，大打出手，或刁钻刻薄，乘势施虐。他像一个静观人，而不是参与者、介入者，他沉静地观察着、感受着、承受着，不动声色，但是他的内心当是心潮起伏，憎爱分明，感情炽热的，只不过外表如一潭静水，如处于休眠期的火山。　
　　窃以为，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为工作内容的研究机构本来应该是进行文化积累、制造意识形态产品的“工场”，但冯至与我们所在的“翰林院”地处京畿之中心，就在“中枢”的眼皮底下，“上面”打一个喷嚏，这里就得伤风感冒。加以掌管这个机构的历届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莫不有与“中枢”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皆致力于把翰林院建构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舆论的阵地”，因此，即使阵阵暴风骤雨已经过处，这里的“和平时期”也始终是绷着一根“阶级斗争的弦”。政治气温总要比其他地方高上那么几度，尤其在“无产阶级战斗先锋队”里，端正路线、思想检查、斗私批修、忏悔告解，是每一个成员经常必作的功课，而在这类功课中，由领导上、组织上提出的一个主要的中心的题目就是：“究竟是先做好一个党员还是先做好一个专家”。因为，在很多人身上都存在着学者专家、文人作家与党员、干部两种身份，而这两种身份往往又不和谐、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因此，组织上常提出这样尖锐的告诫：“是先做好一个普通党员，还是先做好一个学者专家”，“不要在学术上、专业上有了一些成就，就不听话了，就不好管了”，等等。既有如此明确的要求，于是在两个文学研究所的历次有关路线问题的整风与学习中，像何其芳、卞之琳、蔡仪、唐彛�这些主要的党员专家无一不在做好党员还是做好专家这个问题上作过检讨，不外是思想上感到政治任务行政领导职务妨碍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写作，对政治工作、行政事务，特别是对“文山会海”之类的东西感到不耐烦等等，何其芳多次检讨自己一直想摆脱行政工作去完成他多年的宿愿——写小说，卞之琳也始终念念不忘他已经写成初稿的一部小说。　
　　在这些党员学者党员作家中，冯至显然比较更符合领导上、组织上所要求的规范，他在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职位上，尽心尽职，勤勤恳恳，谨言慎行，事无巨细，均耐心料理。他几乎不再写诗，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只有偶尔一两次发表了两三首；他几乎完全放弃了对他素有精深学养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研究，从不提及他曾在里尔克这样一个艰深的课题上曾经获得过德国大学的博士学位，似乎从来不认识这位艰涩难懂而又对欧洲现代文学有着极大影响的诗人；他取得了重大成就的歌德研究与杜甫研究，也都是他早在五十年代的研究成果，后三十年中，他只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发表过为数甚少的几篇文章。他显然是在缩小自己身上那个诗人与学者的存在，制约他的展示与发展，而首先努力遵照领导上、组织上的要求，尽可能好地完成一个党员的职责与义务。他把自己宝贵的时间与精力绝大部分都投入了所长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中，他随着行政机器的运转，参加各种各样、空洞无聊的会议，从不迟到、早退，在后辈与被领导者的面前，从不流露自己的厌烦，只是与季羡林这样的心心相照而又同病相怜的同辈老友相见时，套用李后主的词曰“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以解嘲、以表示无可奈何，除此之外，每逢节日庆典他还上缴巨额党费，高标准地完成他的组织义务……因此，做政治工作的领导，代表组织上的负责人，经常在会上表扬他是“好党员”，“党员学者的模范”。在我们这些晚辈眼里，他是一个严于律己、德高望重、严肃方正的殿堂人物，只是在像我这样略有“异端思维”的不肖子弟心里，因为眼见一个诗人在泯没，一个学者被浪费，而暗暗为冯至先生感到惋惜。　
　　　
　　三　
　　　
　　在研究所工作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几乎一直是在冯至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是因为：一，我一直是所重点项目的负责人或主要承当者，这些任务都是由所长直接过问的，如1964年周扬提出外国文学研究所“生死存亡的大事是能否编写出大部头的文学史”后，我被任命为《欧洲二十世纪文学史》编写组的“学术秘书”操持日常工作安排。又如稍后不久，研究所根据上级的指示布置写关于《海瑞罢官》的“革命大批判文章”，我被指定为主要的执笔者。再如“文化大革命”基本终结，研究所正式恢复业务工作后，筹备与创办全所性的学术机关刊物《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的任务，也是落在我的头上。后来，正式划分了研究室，由冯至所长亲自掌控的西方文学研究室中的一个，也是由我担任“头头”。所有这些都是直接由冯至先生领导。而在正式恢复业务工作之前的“文化大革命”末期，我邀约两位同道开“地下工场”写《法国文学史》，也是主动争取冯至先生的关怀与认可，实际上也就是找冯至这把“保护伞”来庇护自己的。总而言之，长期的业务工作关系，使我一直被视为冯至先生麾下一员“得力干将”。然而，由于我个人的“不肖”与“没出息”，竟公然不以庙堂为志，不以庙堂标准为一己之规范、为自我之守则，不时有点“异端的”、“出格的”言行，故终未能走入冯至先生的轨道，成为他的“好学生”，反倒在客观上给他添了些乱，或许还曾使他感到心烦。至少有两件事甚为突出，成为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其一：　
　　“四人帮”垮台后，报纸上开始发表了一些声讨“四人帮”的文字，有的报刊杂志为了刊出较有理论性、较有深度的革命大批判文章，通过各种渠道与关系进行组稿，冯至先生麾下的一位仁兄，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发表过一些东西，在文化理论界小有“名气”，自然就成了报刊组稿的对象，于是，此人一篇名为《“四人帮”的彻底批判论必须批判》的文章在一家大报上发表了。在将要发表的时候，这位仁兄为尊重研究所的领导，特将校样送交冯至所长审阅，冯先生未作任何修改，表示了认可，起了“玉成其事”的关键作用。发表之后，一时的影响还相当大，因为“四人帮”垮台后开始一阶段的声讨，一般都是批“四人帮”的“极右”，而几乎没有批其“极左”的，而此文则向“四人帮”文艺思想与文化政策的“极左的实质”开火，甚是有点“个性”。更重要的是，不久之后，批“四人帮”的“极左”成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方向与普遍基调，这篇文章超前了一点也算是“撞上了大运”，“得风气之先”，听说外地有的文化单位甚至妄猜此文反映了“新的中央精神”，而曾在内部将它作为一篇“准文件”学习。　
　　这位仁兄整整十年没有尝到发表的乐趣，此文既出了风头，他不免踌躇满志，洋洋自得。正在这个兴头上，没想到遇到了“当头一棒”，在全所大会上，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却提出了严厉批评：报刊杂志来约稿，这么一件大事为什么不正式通过组织？为什么不向组织上请示汇报？为什么不将文章送审？擅自发表？完全是目无组织！目无领导！是个人主义在作崇！等等。挨批的这位仁兄，好像一块炽热的木炭，正烧得特旺，突然碰见有人射来一束冰冷的水，顷刻之间岂能不产生爆烈之声？他忘乎所以，一出会场，就在过道里针锋相对地发泄了几句，什么“不要鸡蛋里挑骨头”呀，“给所长审阅难道就不是送审，为什么偏要你审”呀，“不该你管的就不要管”呀，等等，虽然都是逞一时之勇的气头话，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措词，可是这是公开在过道里嚷出来的“公开言论”呀，而且矛头直指了实际上的“第一把手”，这就未尝不可以上纲上线到那七个字上去了。总之，此事被视为一个“政治错误”，必须严肃处理！幸亏第一把手领导水平高，态度虽严，处理却甚为宽大，只是开两次“一定范围的会议”，对当事人进行了批判，由他承认了错误，作出了检讨，并向有关领导同志道歉。　
　　在这个事件从始至终的整个过程中，冯至先生作为行政业务工作的领导人，没有公开表态，在大小会上，也没有对当事者进行任何批评，此后许多年，我也从没有听他对此事说过任何话。我想，这是因为那篇文章毕竟与他有关，是他放行的，而对那次“批判事件”，看来他也并非没有看法。我只是后来在一个场合听到他谈到“那位仁兄”时，讲了一句调侃而真诚的话：“只要×××一说话，我就胆战心惊，捏一把汗。”从这句话，我感到了他的关切之情与“那位仁兄”曾经对他的拖累。为此，我心底感谢他，也对他深感歉意。　
　　其二：　
　　七十年代末，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外国文学领域里也发生了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其标志是两件事，一是1978年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那次会议的主旨报告是一个名为《西方现当代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的长篇发言，对主宰中国文化界数十年之久的“斯大林——日丹诺夫论断”提出了全面的批评；二是外国文学所当时的“机关刊物”《外国文学研究集刊》连续三期开辟了一个专栏《外国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这两件事在文化学术界都是率先之举，起了破冰通航的作用，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而在广州会上作主旨报告的，就是上述那位曾给冯至所长造成“拖累”的仁兄，而《集刊》上三次讨论的组织者也还是他。当然，这两件大事，都是经过了冯至所长的正式批准，并在他的关切与支持下实施的。　
　　作为这两件事的延续与具体化，上述那位仁兄又于1981年抛出了《萨特研究》一书。在中国，这要算是第一本全面介绍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与文学业绩的书，也确实是为萨特与存在主义全面翻案的第一本书。由于萨特的“自我选择”存在主义哲理与阐释了这种哲理的文学作品，投合并促进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地上的个人主体意识的解放与发扬，因而，此书大受读者欢迎，一时很是热卖畅销。　
　　但是，不久，在一次相当大规模的“清除”过程中，萨特被认定为“精神污染”而首当其冲，《萨特研究》一书被点名，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批判文章，出版社献出批判小册子，将上述那本书的一篇万把字编选者序，视为大敌，竟不惜用几倍、十几倍的篇幅加以批挞，语言之尖刻为“文化大革命”之后学术界、文化界所罕见。当然，炮制了这本书的那位仁兄在他工作的“翰林院”中也就受到格外的“关注”，全院大会上，院领导以崇高的名义进行呵责，不止一个层次的领导同志找他“个别谈话”，要求写出“我对萨特的再认识”的公开文章，当然，本单位还要进行若干深入的调查，了解此书的“出笼经过”，不止一个平日与肇事者毫无交往，而此时自认为负有“教化”职责的同志，或者是自认为不能坐视不管的同事，也都热情洋溢地前来进行分析辩论与思想帮助。冯至是负责业务工作的所长，萨特的评价问题以及与《萨特研究》一书问题，其实更是他管辖范围里的事，然而，在整个那一时期，据我所知，他只是在一次公开的会上，言简意赅地讲过几句稳当平和的话，大意是，对萨特这样一个内容复杂的思想家、文学家，我们了解得还不够，应该加深研究，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他。除此之外，他既没有进行过义正严词的批判，也没有过问过《萨特研究》一书，更没有找那位仁兄个别谈话进行“思想帮助”，总之，他完全置身于那次“时尚大合唱”之外，这个时期，他书房里的某个情景，似乎颇能说明一点问题。　
　　从批判伊始一直到最后雨过天晴、风和日丽，《萨特研究》也得以重印再版的整整一个时期里，我由于业务工作到冯至所长的家里去过两三次，有幸亲眼看见了他书房里的情景。　
　　我见过不少国内外文化名人的书房。冯至的书房是我见到的最典雅、最精致、最整洁、最质朴的一个。明窗净几，一尘不染。两大排高档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整套一整套外文书的精装本，内容丰富，色彩缤纷。洁白的墙上挂着茅盾书写、赠送的一个条幅，除此之外，别无任何装点，窗前一张紫木的大书桌，桌面上由两个书档夹竖着为数不多的几本文化学术书籍，几乎全是外文的，随时间的不同而有所调换，一看就是他近期关注与研读的书。在“清除”高潮时期，我第一次去他家时，他书桌的桌面上一如既往，整亮清爽，没有任何文牍，书档中夹着几本精装外文书，却有一本橘红色封面的中文书赫然在目，书脊有几个清晰的字样：《萨特研究》。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又有一两次去他家，同样，我都发现《萨特研究》仍在他的书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我每一次见到此书时，都假装视而不见，并且远远避开有关《萨特研究》的一切话由，而冯至先生也从没有跟我讲过一句有关萨特与《萨特研究》的话。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我之间始终都是一种不言、无言的状态，也可以说是一种最淡净的状态。　
　　冯至担任研究所所长的二十多年期间，虽然我一直是他领导下的一个重要研究室的“头”，但每当开所务会议时，我经常是远离中心会议桌而坐在门口，我总觉得自己既无庙堂之志，就尽可能不要有“登堂入室”之态，只求实实在在做出几件事就可以了，因此，我与冯至先生具体业务关系很多，但我与他之间的关系并不近乎，而总有着相当一段距离，这可能就是庙堂内与庙堂外的距离。当庆祝冯至先生88寿辰与悼念他逝世时，我这个本应写文章纪念他的“老学生”、“老部下”，却没有写出任何文字。我当时认为，这样的纪念活动与悼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