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4年第5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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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我妈的话，朱老师有些不高兴。随着噼噼啪啪的燃烧声，朱老师一口就把剩下的半只烟抽到了肺腑之中，他张开大嘴，吐出一团蘑菇云，对我妈说，我这可不是一般的手艺。
我妈说，朱老师，我懂，我懂。
朱老师不屑地侧侧脑袋，言外之意是：你懂，你懂个鸟。
但他随即就感到自己的态度有些过分。
他笑了笑，问我妈，怎么没把他的画带来给我看呢？
这一次，我妈斟酌了好一会儿才说，我这个孩子没受过专业训练，得跟您从头学。
从头学也得有个头不是吗，朱老师一边说着一边走回到他刚才坐着的那几袋板结的水泥上，揉了揉额头。这样吧，他说，你让他在家随便画点什么，明天或者后天晚上再过来。
我们快走到门口的时候，青年画家又补充道，白天不要来，工作的时候我需要绝对的安静。
5
“家庭是一切私有制的根源。”政治老师说。他的额头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仿佛一场雨正从他的脑海里下出来。不过怪了，那些汗珠就是他妈的不往下掉，也不干涸。它们一成不变地挂在那里，就像是一些人为的装饰品，一些珠宝之类的什物。
在第二次去老朱的画室之前，我的额头上就曾经出现过一些类似的汗珠。我那天紧张极了，将我妈买来的一张整开的画纸铺到地上，画笔在手里拿了一两个小时了，纸上仍然一片空白。自打从老朱的画室回来以后，我就对他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同时又是不可遏止的仰慕之情。我隐隐感到他将会是发生在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情。我极想得到他的青睐。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投其所好，弄一张像他的画一样黑，甚至比他的画更黑的画拿给他看，让他一眼就能看出我是他的追随者。这做起来并不难。令我迟迟无法下笔的原因是，终日抽不带滤嘴的黑色香烟，而且可以把门牙熏得那么透彻的青年画家，注定是有思想的人，一个拾他牙慧的青少年能够引起他的重视吗？当然，如果我决定反其道而行，又会产生另外一种不安。最后我不得不用猜硬币的方法来解决，继之风卷残云般炮制了一幅光怪陆离的东西，取名叫《我的更年期》。
晚上我和我妈又找那个青年画家去了，这次画室里亮着灯，姓朱的青年画家正坐在水泥上与一个矮胖的少女谈话。他们的面前放了一堆铅笔画。青年画家不断翻动那些画，对着上面指指点点，矮胖少女竖着自己肥嫩的左耳，脑袋像上了发条似的，不停地点呀点呀。见我和我妈进去，他就对那个少女说，你先等一下。
我在他面前将那张整开的画纸打开，铺到地上。我注意到青年画家的眼睛登时就亮了一下。他弯腰就近看了看，又后退几步眯起眼睛瞧瞧，然后转过脸来以毋庸置疑的口气说，阿姨，你这个孩子是个天才。
我妈对此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她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羞涩地说，朱老师，您说笑了。
朱老师连连说了三个不。他说，不，不，不，阿姨，我说的是真的，相信我的眼光。他又转身搂住我的肩膀，两颗令我神往的黑门牙以几近于零的距离暴露在我的侧面。他说，小兄弟，你会成为中国的梵·高的。看到我迷惑不解的样子，他便扯着我的袖子在某袋板结的水泥上坐下来，花费了相当一段时间，用崇敬的语气向我讲述了梵·高的生平。
倾听的过程中，我有一种找到了组织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缺乏梵·高的疯狂和勇气。只要有必要，就算把两只耳朵割下来，我也在所不惜。我早就看这两个东西不顺眼了。
从此，我日以继夜地练习绘画技巧。
我几乎每一天的进步都让老朱瞠目。
每天晚上的20点至20点30分之间，他总会找个理由狠狠地夸奖我一通。就像个闹钟一样。
成为入室弟子两星期后，朱老师破例允许我可以在白天去找他，甚至允许我与他一起“工作”。休息的时候，朱老师常常递给我一支烟，说些与日常会话迥然不同的句子或者段落给我听。
例1：任何人不能代替我思考，就像任何人不能替我戴帽子。
例2：任何聆听小孩的哭声并知道其意的人都明白，哭声中潜藏着精神力量，一种与人们通常想像的事物决然不同的可怕力量。深深的愤怒、痛苦和毁灭的欲望。
这些话题听起来给人一种神圣、高尚的感觉，虽然我无法领会，却始终用专注的目光盯着老朱不停翕动的厚嘴唇聆听。这让朱老师更觉得我是个了不起的人了。他开始频繁地出入我家，开始与我母亲讨论我成名之后的有关事宜。
每当谈起这种话题，我母亲总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老朱有时候也会谈起自己。有一天晚上，他在我家一边喝着我妈用大米和绿豆精心熬制的稀饭一边说，阿姨，别看我现在一无所有，住在没人要的工厂仓库里，骑着破自行车来看望您。这只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我再来的时候，冷不丁就变成四个轮子了，我会用四个轮子的车载着你，到我在世界各地购置的别墅轮番小住。
一起“工作”的过程中，他也时常提起类似的构想。每当完成一幅巨大而乌黑的作品，老朱往往情不自禁地告诉我，呶，又是一个轮胎；或者，呶，多漂亮的一扇门呀。
我觉得老朱更像个思想家。除了能够由自己的黑画联想到汽车轮胎和专门装在别墅上的门，老朱还可以从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掘出不同寻常的涵义。
他精通比喻。
我记得，也是某一天的晚上，他照旧坐在我五岁那年第一次见到爸爸时爸爸坐过的那个破沙发上，神态自若地喝着我妈用大米和绿豆精心熬制的稀饭。他忽然像想到了什么似的抬起头来，对正在他对面喝着同样的稀饭的我妈说，阿姨，你知道吗，我现在就仿佛正在升空的烟火，我正处在上升期。上升期。老朱将手臂垂直着抬起来，以此来强调上升的样子。这时候人们只注意到那些在低处绽放的烟花，而我只是升啊升啊，因为我对自己体内蕴含的无穷能量信心百倍，等升到真正需要的高度，我才会将自己在世人面前释放出来。巨大。璀璨。到时候，全社会的人都会为我欢呼的。
可惜我没有看到老朱在高空释放自己的样子，大约半年之后，老朱失踪了。那时候，在老朱的鼓舞下，我正惟妙惟肖地接近着梵·高。
他的失踪，对我不啻是当头一棒。
老朱失踪后，我依然在那间仓库滞留了一阵子，每天去那里“工作”。由于失去了老朱的赞扬声，我对手头的“工作”开始感到迷惘。
矮胖少女的父母去那里找过好几次老朱，有时候是父亲，有时候是母亲，有时候是父母一起。老朱失踪之前，悄悄在此少女的肚子里播下了一粒种子。这粒孽种几乎使这个三口之家解体，每次见面，他们脸上都带着标准的丧家犬的表情。
他们总问我老朱什么时候回去。
我一次次地告诉他们老朱失踪了。失踪了。
但他们对我一点都不信任，一次次地问呀问，口气恶狠狠的，就仿佛是我唆使老朱使他们的女儿怀孕的。
我记得，有一次他们一家三口同时来了。那天晚上，天空飘着鹅毛大雪，矮胖少女穿着一件白色的、新买的企鹅牌鹅绒服，一路践踏着那些好端端的雪。透过仓库大门的缝隙，我一度以为那是一个从远方滚来的雪球。
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老朱突发奇想让那个天体般的矮胖少女怀孕的呢？
到了我也慢慢学会不断使女性怀孕的年纪，我依然觉得当年老朱的想法很神秘。我特别想找个机会跟他聊一聊，揭开心中这个巨大的谜团。
可直到如今，我再也没见到雄心勃勃的老朱。他像自己想像的那样升啊升啊，最终从人间蒸发得一干二净。
6
那年第三场雪的前一天，我把老朱遗留下来的东西清点一遍，将较有价值的、可以称作财产的部分装入一只布口袋，决定离开这个鬼地方。出了门之后，我猛地掉过头，将那扇行将就木的仓库大门踹塌，狠狠地在上面踩了约一分钟。我当时的感受跟一个下岗工人差不多。老朱将我从梵·高的岗位上撤下来了。他玩忽了我。
回家的路上，我看到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两伙人在打群架。当时的天空傲慢而晦涩，预示着一场暴雪的来临。双方各为三人，在暴雪来临前的天空下拖泥带水地纠缠在一起。他们的力量悬殊不大，心里素质也差不多，看不出谁有将对手制约住的能力和愿望。他们像是一组永动装置。
后来我发现这组人里居然有个家伙酷似老朱。连牙都像。我过了马路，将布口袋挂到一株五岁左右的国槐树上，找准方位，返身一脚将那个酷似老朱的家伙踹翻在地，接着就在这个赝品身上踩开了。脚步声不断在他身上发生。我左一脚右一脚地踩着，就像是要将他发动起来。他倒地的一瞬，他的两个同伙分别往两个不同的方向匆匆逃离现场。另外三个在围观。一边赏析敌人的惨叫一边静待事态的发展。大约一分钟之后，我停下来，从那株五岁左右的国槐树上取下布兜。
他的三个敌人向我道谢。
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一周后，他们邀请我参与另外一次斗殴。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当我们第三次与其他团伙进行巷战的时候，我成了头，而且人数翻了一番。
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巷战却越来越少。那些在巷子里吃过亏的人把我们的风声传出去后，乐于拿自己身体闹着玩的人就很鲜见了。连一些历史悠久的老帮派都开始放下架子与我们称兄道弟。我们成了特权阶层，吃饭不花钱，坐车不花钱，打游戏不花钱等等，不一而足。货币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全面隐退。我们变得像是×
×部门的× ×。不同的是，×
×们是背地里贪污受贿，偷偷摸摸将老百姓的血汗据为己有。他们虽然每时每刻都怀着东窗事发的担心，可一旦出现在公开场合却必须得硬着头皮去拼凑出一张问心无愧的面孔。我们不需要硬头皮，不需要拼凑自己的脸，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理直气壮的。相比之下，鬼鬼祟祟的×
×部门成了可笑的地下组织。
我妈又开始为我的未来担忧了。她总给我一种活得很憔悴的印象。
夏天，她买来一只冰柜，在我们家门口卖雪糕和冷饮，想以此增加积蓄，以便她百年之后，我仍旧可以维持衣食无忧的日子。我有时也会为她看看摊子。我坐在小板凳上，就是那只几年以后我每天早晨坐在上面吃两个鸡蛋的板凳上，以出售各种可以使人愉悦的雪糕来打发时间。
光阴在露天的情况下，缓缓从我身上淌过。
我就是在卖冷饮的时候认识毛亮的。
其实此前一年我就知道这么个人。第一次见他，是在商业大厦的门口，他和一个名叫陈明真的三等地痞站在那里。两人均目光呆滞，望着在商业大厦门口川流不息的女人们咽口水。当时是初春，毛亮穿着一件黑风衣，站立的姿势矫揉造作。他个子很矮，与那个叫陈明真的黑大个站在一起显得十分诡异。尤其令我难忘的是，那时的毛亮留了个三七分的头，但是却不像正经人那样将百分之七十的头发往右边梳。他那部分头发是甩在左边的。当我的目光落在他脑袋上时，眼神打了个趔趄，有些头晕。
刚好那次与我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个认识毛亮，经过时，跟毛亮打了个招呼。我问他那个跟陈明真站在一起的矬子是什么人。他说那是“一中”的老大，叫毛亮。从此，这个名字和他那脑筋急转弯般的发型便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去年夏末的一天，我坐在小板凳上，守望着面前的冰柜，不知不觉想起了童年的往事，由着性子在回忆中浸淫了起来。
你知道吗，童年是很值得回味的。
那时候，天渐渐凉快了，生意有些萧条，留在街上无事生非的人也不知去向。正适合怀旧。
后来，我偶尔抬头看见我的一个朋友和一个矬子走了过来。
那个矬子就是毛亮。他的发型还是老样子。他仿佛正在从我脑海里的印象中走向我本人。
他们在另外两个闲置的板凳上坐下，每人要了一支市场统一零售价为一元的维尔康牌雪糕，边吮边跟我聊起了天。我们聊着聊着，慢慢发觉没什么可聊的。秋高气爽，使人不愿意说话。矬子沉吟了片刻，莫名其妙地告诉我他现在在学画画。他还解释说，成绩不好，正常渠道肯定是考不上大学的，所以就想到了这一点。
我问他难道学美术就可以考上大学吗？毛亮说，也不一定，但是很值得一试，只要专业过了，文化课只要考正常大学分数线的三分之一就有机会。
毛亮歪着脖子从下面吮了吮将要滴落的维尔康，又下作地舔舔嘴角上的汁液。
“我听跟我一起学画画的同学说，你是当年一个叫老朱的高人的得意弟子，所以我想跟你学画画。”
我笑笑说，“我当时就学了不到半年，现在早忘得差不多了。”
“没事，你就是忘得一干二净，也比我们学校那帮傻×强。”
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克服一听别人说好话就头脑发热的弱点。
我的头脑热得厉害，被这股热浪擎带着懵懵懂懂地去了他们学校的画室。
在那儿呆了几个月，各高校美术系的专业考试时间到了。
毛亮让我跟他一起考考试试。
“试试？”
“试试就试试。”
毛亮让他爸爸帮我办了一份假的档案，冒充他们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参加考试。他爸爸是学校的老师，人缘不错，这点小事只是举手之劳。我很有自知之明，报了一所离家最近、档次最低的大学，还是专科。毛亮也很有自知之明，报了与我同样的学校。毛亮说，我跟定你了。
后来，我专业过了。毛亮没过。但毛亮的爸爸说会为他找到出路的。
毛亮再次出面请他爸爸帮忙，给我找复习文化课的地方。
于是，我便来到了这间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食堂。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第三章
1
政治老师讲授的课题，从我所处的位置听起来十分空旷。知识在房子里回荡着。我趴在课桌上，凝视着窗外，想像着政治老师口中传出的一段段政治佳话逐一从各个同学的左耳朵进去又从右耳朵出来的样子。
它们蜿蜒着、迂回着，绕有兴味地将所有人都串了起来。
我左边的裤兜突然发出一阵的骚动。我想起了那只在菜地旁捕获的甲壳虫。
我把它掏出来放到课桌上，下巴竖在桌面上与它对望。它并不喜欢这样，三番五次想从我的视线里走开。就像个害羞的乡下姑娘。于是我便即兴给它取了个名字——小芳。我一边轻轻呼唤着刚为她取的名字一边在它的肚子底下摸了一把。我们刚一接触，小芳就开始装死，脚爪缩进翅膀里，显出一副不省人事的样子。这种情形持续了一分钟左右，小芳猛地一下子醒过来，匆匆朝它以为安全的方向奔跑。我让小芳随便跑。等感到它快要脱离我的掌握时，才伸出一枚手指头轻轻戳它一下，让它装死给我看。这样搞了几次后，我感到不足以说明问题，尝试着在小芳装死的时候把它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