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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传记]陈伯达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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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一听,肺都气炸了,激动地大声道:   
  “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陈伯达大骂阎红彦“顽固”,他说:   
  “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陈伯达说罢,挂断了电话。   
  陈伯达一席恶语,伤透了阎红彦的心。   
  阎红彦无法再入眠,到隔壁房间里,对云南省长周兴诉说了刚才陈伯达打来的电话。   
  “我要进城,去见那些造反派!”阎红彦气呼呼地对周兴说。   
  “到天亮再说吧。”周兴劝慰他。   
  “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阎红彦恨恨地说出了这句话。当时,周兴未听出他话中的特殊含义。   
  清晨4点多,小麦峪响起汽车轰鸣声。一大批造反派得知阎红彦在小麦峪,从昆明赶来捉拿。   
  秘书曹贤桢风风火火跑去报告阎红彦。阎红彦大约太累了,秘书大声喊他,没有应声。   
  秘书开灯一看,大吃一惊:阎红彦自杀身亡!   
  阎红彦在临死前,写下了一张字条:“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事后才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而死的。   
  阎红彦之死,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消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   
  阎红彦之子阎泽群是笔者北大校友。1991年4月,他从北京给笔者来信说:“后来,在1967年3月反击‘二月逆流’中,陈伯达曾在两次重要会议上谈到阎红彦之死(可惜这些材料因我当了十年‘反革命’而被抄走),记得他的讲话的大意是说:有些人未被敌人的枪所击中,但抵御不住敌人的糖衣炮弹,说阎红彦害怕群众。另外,就是表白他与阎红彦过去并无多少来往,等等。”直到漫漫长夜过去,阎红彦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的骨灰被迎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邓小平、胡耀邦参加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             
第三十九章 支持上海“一月革命” 
  1967年1月,是多事的1月:1月4日,打倒了陶铸。就在这一天,“中央文革”的两位大员———张春桥和姚文元,以“调研员”的身份,飞往上海。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宣告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革命”的先声;1月8日清晨,阎红彦在昆明饮恨离世。当晚,毛泽东召集陈伯达等开会,毛泽东说了那番批评陶铸的话。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陈伯达以及刚刚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的王力说,1月5日上海《文汇报》登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很好。今晚就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明天登《人民日报》。毛泽东还口授了一段《人民日报》编者按,由王力当场笔录,交毛泽东阅定。   
  翌日,《人民日报》头版醒目地刊登了编者按,指出:“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紧接着,上海《文汇报》又刊载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组织联合签署的《紧急通告》。毛泽东看后,再度肯定。毛泽东嘱令陈伯达起草贺电。陈伯达和唐平铸、胡痴一起起草。当时,唐平铸是《人民日报》总编,胡痴则刚刚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   
  陈伯达、唐平铸、胡痴写出了贺电,交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据陈伯达回忆,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起初,毛泽东没有到会。会议通过了贺电之后,毛泽东来了。毛泽东看了一下,说了一句意见:“署名加上‘中央文革’。”贺电原先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签署的。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改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共同名义发出。   
  这份贺电,对于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份贺电刊登在全国各报上,上海“工总司”顿时声望骤增,王洪文也就取代了王进喜,成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   
  这份贺电,对于“中央文革”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加上“中央文革”,是毛泽东提议的。从此,种种中央文件,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大大增加了“中央文革”的“权威性”。当然,作为“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也随之增加了“权威性”。谁反对陈伯达,那便是反对“中央文革”,那便是反对中央,那便是“现行反革命”。   
  这份贺电表明,“中央文革”已正式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成了一个无事不管、无处不伸手的“小组”。   
  自从贺电发表之后,“中央文革”不再是过去“逊称”的“政治局的秘书班子”、“参谋部”,而是手握实权、大权,可以直接向各级党委下指示了。   
  像走马灯似的,唐平铸、胡痴在1月11日还与陈伯达一起起草贺电,到了1月17日便倒台了。陈伯达、王力、关锋赶到《人民日报》社。   
  陈伯达说:“你们造唐平铸的反,造得对!……你们的几任总编辑都垮台了,一个邓拓,一个吴冷西,一个唐平铸,统统都垮台了。”   
  陈伯达宣布:“我建议‘中央文革’今后由王力、关锋同《人民日报》联系。关锋实际上要负责《红旗》杂志。他是《红旗》常务编委,实际上是总编。王力同志可能跟你们联系多一点……”   
  关锋插话说:“《人民日报》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陈伯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从此之后,“中央文革”便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陈伯达通过王力、关锋这两员干将,控制了中国最重要的舆论工具。             
第四十章 阻拦调查康生 
  1967年1月中旬,北京爆发出轰动全城的新闻:打倒康生!   
  康生此人,又刁又滑,奸诈阴险,自从成为“中央文革”的顾问以来,招摇过市,气焰逼人。终于,人们对康生的怒火,猛烈地爆发了。   
  北京冒出了一个“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写大字报,印传单,炮打老奸巨滑的康生!   
  一大批大字报突然在清华大学贴出来,痛快淋漓地大骂康生。人们争相传抄,消息不胫而走。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戏,是他鼓动的。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煸动文艺界去演鬼戏。他拍着胸,打着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胆地去演,出了问题,就说康生批准演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可是一转身,又是他康生把演鬼戏的、写鬼戏的都打成“黑帮分子”,有的已被迫害死了。   
  康生诡计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二月提纲》从头到尾他都是参与了的;他又是一贯正确,入污泥而一尘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立了功。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乱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那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术很多,施阴谋,设陷阱,残害多少国家的栋梁,他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康生是冯道式的人物,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什么都能干,什么他都能出卖。……   
  大字报文笔老辣,作者深知康生底细。奇怪,在工科大学———清华大学之中,怎么会有这等舌如剑、笔似刀的作者?   
  几天之后,中共中央党校里贴出的一张《勒令》暴露了炮打康生的主力所在地:“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限你24小时之内,必须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代,誓与你血战到底!”   
  康生深知这把火倘若不及早扑灭,很快就会酿成燎原之势。因为对于他的积恨,早已像干柴一样堆满大地。   
  虽然康生也手握大权,但是由他自己出面“扑灭”显然不便,说不定会惹起更大风波,他只得求助于“第一夫人”江青。江青是他的同乡,何况江青进入延安时得到他鼎力相助,他给江青挂了电话。   
  江青一口答应,为他“扑火”。这倒并不是为了感谢他过去的帮助,她在需要抛出谁的时候,从不手软的。她需要这位“顾问”,康生善于给她出点子。   
  为了“扑火”,最合适的“消防队”,莫过于陈伯达。他是“中央文革”的组长,由他出面保“顾问”,当然最为恰当。   
  陈伯达跟康生之间,有过一次次明争暗斗,但毕竟是一伙。陈伯达暗地里曾为康生遭炮打而欢欣,可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遵“第一夫人”之命,他出面保康生。   
  陈伯达以“中央文革”组长的身份,给清华大学那位“造反司令”蒯大富打电话。电话记录迅速被印成传单,撒遍北京大街小巷。   
  以下是档案中所存的当时的传单原文:   
  陈伯达同志与蒯大富同志通电话记录   
  第一次通话:1967年1月22日凌晨2时50分。   
  陈伯达同志:我是陈伯达,我和你讲一件事,今天我们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出的。这个组织内部,有你们清华“井冈山兵团”,你知道吗?   
  (答:知道)你们态度怎么样?(答:准备退出)你们应该出一个反公告。出这份《公告》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反动的,是同中央文革小组作对!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中央信任的。(原注:此时由于话听不清楚,即由陈伯达同志口授,关锋同志讲话)怎么样?   
  你们能说服他们吗?(答:能)如果不能说服则开除,你们这样干就等于与中央文革小组决裂。我们是支持你们的……   
  第二次通话:同日凌晨3时35分。   
  关锋同志:伯达要我补充几点。你们学校贴了一些攻击康生同志的大字报,建议你们挺身而出痛加驳斥!高级党校的权不能接管,那里的权在左派手里。向高级党校夺权,就是向左派夺权,向无产阶级夺权。建议你们撤出……公布人蒯大富借助于“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借助于蒯大富作为“喇叭”,随着传单的广为散发,四处贴出“康生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炮打康生同志,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和标语。很快的,“打倒康生”之火被扑灭了……   
  陈伯达保了康生,康生惊魂甫定之后,并不感激“伯达同志”。这两位“大秀才”依然在权力分配上明争暗斗着,却又在推行极左路线方面通力合作着。             
第四十一章 鼓吹“公社” 
  张春桥、姚文元洋洋得意,因为他们继发明“一月革命”之后,又发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细细追究起来,“上海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并不属于张、姚。陈伯达是一位“公社迷”。   
  ※        ※         ※   
  1967年2月5日,在上海黄浦江畔冒出了一个怪物,名曰“上海人民公社”。   
  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了百万群众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内中这样吹嘘着新生的怪物: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大风暴中,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我们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诞生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关,新型的上海人民公社,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诞生在黄浦江畔,屹立在世界东方……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张春桥、姚文元洋洋得意,因为他们继发明“一月革命”之后,又发明了“上海人民公社”。眼下,“一月革命”已在推向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在仿效上海的“一月革命”,都在向“走资派”们夺权。夺权之后建立的新政权,也将仿效上海,叫“人民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已夸下海口:上海的“一月革命”的意义,绝不亚于当年法国的巴黎公社。   
  细细追究起来,“上海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并不属于张、姚。陈伯达是一位“公社迷”。在50年代那场席卷全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陈伯达便是一位始作俑者,连毛泽东都说人民公社的“发明权”属于陈伯达。在“文革”中,陈伯达又一次鼓吹人民公社。   
  荷兰学者雅普·冯·吉内肯在其所著《林彪浮沉录》一书(JaapVanGinnekenTHERISEANDFALLOFLINPLAOPenguinBooksLtd1976),专门写了一节《上海人民公社》,十分详细地探索了陈伯达提倡公社的思想历程:   
  1966年3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巴黎公社诞生95周年。   
  陈伯达本人研究过外国革命史。后来,他和他的北京文化批评家集团中年轻的激进作家、记者一起,埋头研究历史上存亡攸关时刻如何巩固新生政权的实例,对它们进行哲学和历史的分析。在《十六条》的第九条中,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8月底,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一切领导人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当选人必须是人民的公仆,并接受他们的监督:选举者可以随时罢免和撤换被选举人。”接着,又详细地论述了这种选举制度,但马、恩、列、斯关于1871年经验的消极教训却略而不提。林彪也把自己与“大民主”的呼吁联系在一起。1966年秋,在天安门广场的最后几次群众大会上,他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陈伯达一次次提倡巴黎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受到“启发”,最初打算把上海新政权取名为“新上海公社”。   
  这时,《红旗》杂志正在准备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据社论的执笔者之一王力回忆,社论是毛泽东要陈伯达、王力、关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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