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陈伯达传-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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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文革”办公楼某个房间的保险柜里。　　　
　　3月8日傍晚，傅崇碧带人前往钓鱼台，想到“中央文革”核实一下。如果鲁迅手稿确实在“中央文革”那保险柜里，他的寻找手稿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那天傍晚，陈伯达吃过晚饭，跟秘书王文耀上西郊散步去了。我在钓鱼台值班。这时，在“中央文革”值班的是办事组组长肖力。肖力让办事员打电话给我说：“王秘书，傅司令现在东门，要求进来。”　　　
　　我马上给东门警卫室打电话，告诉他们让傅司令进来。因为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而且又有急事要求进来，我当然同意让他进来。　　　
　　这时，我又给钓鱼台警卫处打了个电话，要他们立即派一辆车，沿着西郊公路颐和园方向寻找，见到陈伯达的车子，马上追上，请他回钓鱼台处理急事。　　　
　　傅崇碧的车子进钓鱼台之后，没有上我所在的十五楼，而是直奔十六楼“中央文革”办公楼。　　　
　　傅崇碧到了十六楼后的情形，我不在场，不清楚。　　　
　　没一会儿，陈伯达给追回来了。他一回来，直奔十六楼，在那里开会。开会中间，陈伯达来到十五楼找我。当时，他脸色很难看。　　　
　　他一见到我，就问：“是你同意傅崇碧进来的？”　　　
　　我回答：“是呀。”　　　
　　他又问：“你为什么让他进来？”　　　
　　当时，我感到奇怪，便说：“他是卫戍区司令，我怎么能让他等在门外？在礼节上也说不通呀！”　　　
　　“你要写个检查！”陈伯达虎着脸对我说。　　　
　　我简直糊涂了，这要写什么检查呢？我就问：“伯达同志，这检查怎么写呀？”　　　
　　“你就写，你为什么不请示，就同意傅崇碧进来！”陈伯达说。　　　
　　“你出去了呀！”我感到委屈。　　　
　　“你就写吧，马上就写，我等着要。”陈伯达催促说。　　　
　　我只得写检查，主要是写了事情的经过。写好后，当场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拿着我的检查，又去十六楼开会。　　　
　　江青一看我的检查，生气了，说：“王保春写的是什么呀，他没有触及灵魂！”陈伯达拿着我的检查，又回到十五楼，要我重新再写。　　　
　　我很恼火。我说：“傅司令经常出入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这是他的工作呀。　　　
　　为什么这一次进钓鱼台就不许进来？我的检查，没法写深刻！”　　　
　　这时，陈伯达拿起我的检查，给我加了一些“深刻”的话，然后，要我照着他改过的检查，重抄一遍。我记得，他给我加上了“狂妄自大，不请示任何人，擅自同意”之类的话。　　　
　　另外，我自己一生气，又加上了：“由于本人水平低，不适宜于在中央机关工作，要求调离。”　　　
　　陈伯达把我抄好的检查看了一遍，似乎满意了，又去十六楼。　　　
　　很快的，一两天后，我看到一份中央的传阅文件，内中有江青对我的检查的两条批示：　　　
　　一、王保春同志应在组织生活会上作深刻检查，以使其他同志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二、王保春同志去留，由伯达同志定。　　　
　　当时，我是想不通的。后来，到了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我也去了。林彪说：“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　　　
　　我一听，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才明白为什么一次次要我作检查。我当时受到很大的压力。　　　　　　　　　　　　　
第六十章　掀起抓“小爬虫”“变色龙”运动　
　　陈伯达咒骂“王、关、戚”是“一些丑恶的变色龙，一些变色的小爬虫”。这种如同“牛鬼蛇神”那样没有严格、精确的政治含义的“帽子”，又引起一场新的混乱。　　　
　　※　　　　　　　　※　　　　　　　　　※　　　
　　“杨、余、傅事件”的“余”，即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所带的随员便有余立金。毛泽东对金立金的信任，使林彪死党、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极度不快。　　　
　　一种奇怪的逻辑，硬把“杨、余、傅”拉扯在一起：傅崇碧“武装冲击”钓鱼台，被说成是杨成武的命令，而余立金又被说成是杨成武的“同伙”，与杨成武“勾结”要夺空军的权……　　　
　　1968年3月24日晚9时，万人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者一色绿军装，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团以上的干部。　　　
　　等了快两小时，才见到主席台上出现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汪东兴。　　　
　　会议气氛紧张。唱主角的是林彪。　　　
　　林彪作了长篇讲话。　　　
　　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陆、罗、杨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是不很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林彪历数杨、余、傅之罪，其中提及了那“大树特树”，提及了“冲击”钓鱼台……最令人惊讶的是，林彪把杨、余、傅与王、关、戚联系起来了：　　　
　　“江青同志有病时，他（引者注：指杨成武）同戚本禹这些人就搞江青同志过去的黑材料啊！早在去年春天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这种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　　　
　　他才是王、关、戚真正的后台！”　　　
　　简直像变魔术似的，这么一来，不仅“杨、余、傅”成了一伙，而且跟“王、关、戚”是一伙呢！　　　
　　会议进行到凌晨1时，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顿时全场欢声雷动。毛泽东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向大家招招手。他的出现，是以一种特殊的语言来表达———林彪关于打倒杨、余、傅的讲话，是得到他的允许的。　　　
　　陈伯达庆幸自己躲避了这场政治灾祸；上一次，“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他签发的，王力、关锋为他“替罪”了；这一次“大树特树”也是他签发的，而帐全都算到杨成武头上去了！　　　
　　“好戏连台”。3月27日下午2时半，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云集首都十万军民，举行“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哦，何等的“巧妙”，这一回把“杨、余、傅”说成了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大会由陈伯达主持。　　　
　　笔者从档案中查到当时的讲话记录，江青、康生、陈伯达在这次讲话中，才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中谈及了王、关、戚，而且上溯“二月逆流”，后挂“杨、余、傅”事件。　　　
　　江青提及了“大树特树”和“钓鱼台事件”，不断往自己脸上贴金，仿佛“先知先觉”。　　　
　　江青聒聒噪噪讲了一通之后，康生上场了，康生说杨成武“表面上也反王关戚，但实际上他是王关戚的后台”。康生说，“二月逆流”是对“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同志、副组长江青同志发起一个新的反扑”。　　　
　　真是巧舌如簧，康生作了一番精彩的演说。这时，江青连忙说：“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理论家”的演说，富有“理论”色彩。他一下子就把“文革”概括为“五个大回合”。　　　
　　陈伯达咒骂“王、关、戚”是“一些丑恶的变色龙，一些变色的小爬虫”。　　　
　　随着陈伯达的讲话印发全国，各地纷纷揪“小爬虫”、“变色龙”。这种如同“牛鬼蛇神”那样没有严格、精确的政治含义的“帽子”，又引起一场新的混乱。　　　　　　　　　　　　　
第六十一章　“第三次家庭破裂”　
　　“我看呀，文化大革命的第六个回合，挨着你！”　　　
　　当陈伯达作完大报告，回到家里，妻子刘叔晏挖苦这位“理论家”。　　　
　　从1967年2月10日开始，陈伯达的政治地位一次次摇晃。到了揪出王、关、戚，刘叔晏已在那里天天替陈伯达担心了。　　　
　　回到家里，心烦意乱的陈伯达和担惊受怕的刘叔晏遇到一起，三天两头吵架。　　　
　　好在陈伯达有钓鱼台的十五楼，那“十五楼”甚至成了他的代号———找“十五楼”，亦即找陈伯达之意，他常住十五楼，不大回新建胡同家中。夫妻之间的感情日渐恶化。　　　
　　林彪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事》一书中，写及叶群“调停”陈伯达家事的情况：　　　
　　叶群在工作人员中还不时透露，陈伯达和他的妻子刘叔晏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老夫子是多好的人哪，可是刘叔晏还不满足。她总是和老夫子吵闹，弄得老夫子非常苦恼。我真同情老夫子，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天，我正和于运深（引者注：林彪秘书）在人民大会堂值班，接到叶群从养蜂夹道打来的电话：　　　
　　“等一会儿，黄志勇到人民大会堂去，你们接待一下。他到后，叫他稍等，我很快就去。”黄志勇是装甲兵政委，平时与毛家湾的来往并不多，叶群这次叫他来干什么？我和于运深都觉得很奇怪。　　　
　　黄志勇到后，我把他请到秘书值班室。他已经年过半百，身材较高，但是消瘦。他知道，他只是奉叶群之召而来，因此并不与我们攀谈什么。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那里，我和于运深继续看我们手边当日的文件。　　　
　　时间不长，叶群到了。她一见黄志勇，就满脸堆笑地上前和他握手：“叫你久等了。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搬你的兵了。”　　　
　　黄志勇站起来，和叶群握手后又坐下。他微微露出笑意，但不像叶群那样形之于表。　　　
　　“我们到隔璧去谈谈吧！”叶群对黄志勇说。接着，叶群带头先走，黄志勇跟了出去。　　　
　　过了20多分钟，叶群到秘书值班室，把于运深也叫了去。又过一会儿，小于回到值班室换衣服，忙着要走。　　　
　　“主任要我陪黄志勇去执行一项任务。”于运深告诉我。　　　
　　“什么任务？”　　　
　　“关于陈伯达的事。”小于说，“陈伯达的老婆又闹事了，主任派黄志勇去帮助处理一下。”　　　
　　“陈伯达家庭内部的事，主任也插手了？”　　　
　　“插手了，不插手还行？”小于一边发着牢骚，一边戴上军帽，急勿勿地出去了。　　　
　　快到深夜，于运深才回来。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想打听一下缘由。　　　
　　“纯粹是没事找事！”小于还在牢骚满腹，“陈伯达两口子闹别扭，主任派我们帮助陈伯达解围！我们成了派出所的民警了！”　　　
　　“怎么解围的？”　　　
　　“照主任交代，把刘叔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陈伯达两口子吵架，居然惊动叶群，由叶群派人去“解围”。终于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陈伯达的第三次婚姻又要破裂。　　　
　　陈伯达倒并不怕离婚，他已经离过两次婚。不过，这时候他已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这类事倘若张扬出去，对于“中央首长”的形象无疑是不利的。　　　
　　“刘叔晏吵得我无法工作！”陈伯达向周恩来诉说着。　　　
　　只得采取措施：把刘叔晏用一架飞机运往山东，到济南部队某疗养所疗养。说是疗养，实际上是强迫她离开北京。　　　
　　刘叔晏几次三番想回北京，可是无法脱身，她只得一直在山东“疗养”着。不过，倒是给她言中了———“文革”的“第六个回合”，所打倒的正是陈伯达！陈伯达被打倒后，她也就在山东被隔离审查……一直到1982年，她这才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刘叔晏当时对陈伯达很生气，回北京之后，把一子一女都从姓陈改为姓刘。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去世。　　　
　　刘叔晏虽然没有出席陈伯达的追悼会，但是送了花圈。七年之后———1996年6月，刘叔晏去世。中共中央办公室人事局为刘叔晏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她的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在刘叔晏离开北京之后，陈伯达搬了一次家，搬到了米粮库胡同去住。　　　　　　　　　　　　　
第六十二章　“热线”联系林彪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的日子，已经越来越不好过了。　　　
　　在打倒王、关、戚之后，“中央文革”只剩5个人，真的成了一个“小”组。可是，在这5个人之中，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嫡系部队”，康生是江青的“军师”，陈伯达这个组长在“中央文革”中处于孤立的地位。连他自己也渐渐意识到，第六个回合所要打倒的，十有八九是他了！　　　
　　他寻求新的政治伙伴，以求结成新的联盟，巩固自己每况愈下的地位。　　　
　　靠毛泽东吗？毛泽东当然要依靠的。但是，毛泽东接二连三的批评，表明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是很有限的。　　　
　　靠周恩来吗？周恩来正气凛然，是不可能跟他拉拉扯扯的。　　　
　　“第一号人物”毛泽东靠不上，“第三号人物”周恩来靠不拢，陈伯达的唯一选择，那就只有与“第二号人物”林彪接近。　　　
　　在历史上，陈伯达与林彪本来没有什么“友谊”的渊源可寻。在工作上，一个是文人，一个是武将，也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在“王、关、戚”被揪出来以后，在“杨、余、傅”　　　
　　事件之后，为着自身的生存，为着政坛格斗的需要，陈伯达渐渐从钓鱼台“离心”，改换门庭，投向毛家湾。　　　
　　林彪呢？在“杨、余、傅”事件之后，黄永胜取代了杨成武，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林彪在军队里的势力日益扩大。不过，林彪手下清一色的都是武将，他所缺的是“秀才”。看出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受挤，林彪当然乐于把这么一位“理论家”拉过来。　　　
　　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于各自的政治处境，林彪和陈伯达之间的来往渐渐多起来，以至陈伯达两口子吵架，也由叶群出面予以“调解”。　　　
　　陈伯达与林彪的暗中联系，那“中转站”是叶群。陈伯达跟叶群同乡，况且早在延安就已经有过来往，所以很快就建立了“热线”。　　　
　　林彪秘书张云生曾为陈伯达、叶群之间通话做过一次记录，他的回忆透露了陈伯达当年的心境：　　　
　　一次，叶群正在听我讲文件，陈伯达来了电话。叶群接电话后，我想退出，叶群用右手掌在空中向下压了两下，又作出拿笔写字的姿势，示意让我留下做记录。　　　
　　“你好？老夫子。”叶群接过电话后说，“几天没见了，真有些想念你……你讲吧，这里就我一个人。”　　　
　　我觉得很窘。叶群说这里就她一人，可是实际上还有我在旁听。叶群又一次做手势，再次示意我作好记录。“……啊！你想来毛家湾，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