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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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上，又奉谕云：
袁世凯奏请开去会办练兵差使一折，现在时事艰难，练兵为当务之急。前有旨派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宜，以袁世凯近在北洋，派令会办，原以该督于兵事夙所讲求，特加委任。惟当任怨任劳，挽回积习，认真整顿，毋稍推诿。所有练兵一切事宜，着随时会商庆亲王妥筹办理，以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所请开去会办练兵差使之处，着毋庸议。钦此。
清廷加此种种大权于袁世凯者，要亦不过令其高掌远蹠，若事事认真，则难矣。兹将袁处此时所行之政策，略言数端于下。
第二节“北洋”新政
袁世凯兼差虽多，究竟直督是其专责。而袁设施措置，亦以地方事为重。计袁所举之政策，首推裁撤书差、额定工食为极要。当时中国州县书差，有一县自数百人至千余及二千余人者，名为白役，以无工食故，即名曰白役。至书吏则恃舞文弄法为生计，差役则赖讹索诈骗以营生。积习既久，民不聊生。袁洞鉴此弊，首自天津县创办征收讼费，额定工食。时中国文化尚弱，社会不知司法、立法、行政之谓何。
初，张之洞亦知此害，曾条陈政府，拟裁书吏，雇读书安分者充当书手，募勇丁以充差役。卒以无款可筹，徒为空谈。而袁竟敢作敢为，而又明征讼费为工食，隐含文明裁判所之义。创办伊始，群起流言，谓从前官吏索贿，尚知避讳，今则当堂要钱，成何政体？绅衿士庶，众口沸腾，即有御史具折参劾。时清延任袁之专，非区区弹劾所能动，虽有弹章亦皆留中不发。袁则决然行之，不问其他。特加考验，分别去留，共用百名。差役之积习过深者悉数遣散。壮勇六十名，皂役四十名，此外不许另用散役一人。勇役均改穿号衣，悬挂腰牌，俾民间易于识别。应需用工食银两，酌收讼费，按月开支。讼费画分三等，上户限交制钱十吊，中户八吊，下户六吊，令理曲者当堂交纳，贫户酌量免缴。和息案交钱十六吊。遇有控追欠债，统按追出之数酌提一成，作为公费。并将限定数目悬示晓谕，俾众周知，以免额外需索。民间乐于去弊，且有定额，莫不甘心输纳，交口称便。自上年八月试办起，以迄今日，官无废事，役无贪索，民无扰累，业已著有成效。
中国官场陋习，凡小吏明送大吏者，另有一种贿赂，名曰陋规。三节两寿，视缺之肥瘠为轻重。相习成风，至为定例。袁以此风不除，吏治不能起色。而道府等官俸给甚微，难供眷瞻，专恃州县陋规。于是拟增俸给，裁去陋规，议定章程，具折奏闻。疏云：
奏为整顿吏治，现将道府厅州所有各项陋规，一律酌改公费，以端仕习而维政体，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维国家设官，大小相维，非第以辨等威，亦所有以示防检。故民受治于官，而官之小者又递受治于长官。长官不能正己以率属，斯下僚益务媚上而剥民，求其弊绝风清，必不可得。传曰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近世仕习日坏，吏治日偷，其贿赂潜通者，或当慑于公，益怵于人言，而不能公然婪索。具有明目张胆，昌言不讳，与之而俨为成例，取之而不觉其非者，则莫如收受陋规一事。查直隶道府并四路厅六直隶州，均有表率僚吏、考核属员之责，然惟直隶州尚有粮赋平余，其道府厅除廉俸外别无进款，禄入既甚微薄，而办公用度又甚浩繁，乃不得不取给于属吏。于是订为规则，到任有费，节寿有费，查灾查保甲有费，甚或车马薪水莫不有费。此等风气，大抵各省皆然，非仅直隶有之。虽相沿已久。不同暮夜苞苴，但平时既受陋规，即遇事不无瞻顾。设一旦见有不肖之属吏，为上司者欲破除情面，据实纠参，或往往为其下所挟持，不克径行其志。吏治之敝，所由来也。当此修明内政之时，必以整顿官方为当务之急。然平情而论，又必须先有养人之廉，而后可以止人之贪。使举所有陋规扫荡而廓清之，而不筹给办公之费，则一切应用之款均无所出，势难责其治理地方。现以国帑空虚，诚不能另增公费，莫如姑就旧有之陋规，作化私为公之一法。臣通饬道府厅州各将每年应得属员规费，据实开报，和盘托出，即按其向来所得之多寡，明定等差，酌给公费。拟定大顺广道月支银一千两，清河道月支银九百两，通永道月支银七百两，天津道月支银六百两，口北道月支银五百两，霸昌道月支银三百五十两，保定、永平、河间各府均月支银六百两，天津、正定、顺德、大名、广平、宣化各府，均月支银五百两。东路厅月支银二百五十两，南路厅月支银一百三十两，北路厅月支银一百一十两，西路厅月支银一百两。赵州、冀州、深州均月支银一百两。遵化州、易州、定州均月支银五十两。其各州县仍将向来应出节寿等项，一律径解司库，不加耗费，另款存储。道府厅州应支公费，按月赴司库请领，不准折扣，闰月不计。司库统计出入，如有不敷，另筹弥补。自此定章以后，道府厅州不准与所属州县有分毫私相授受之事，倘敢巧立名目，藉端敛派，及不肖州县设计馈献，尝试逢迎，均准随时据实禀揭。查实后按赃私例严参治罪。其別经发觉者，与受同科。如此一转移间，化暧昧为光明，廉吏既不病难为，墨吏更无所藉手。长官不必有额外之需索，自可洁己以正人；下僚不敢作非分而钻营，相与奉公而勤职。庶几大法小廉，而吏治可期蒸蒸日上。臣为端仕习而维政体起见，除咨顺天府府尹外，理合恭折具陈。
清军绿营防勇，向属有名无实。盖由饷项不足以养瞻，其兵丁多以窝赌架娼为生计。甚至暗通盗贼，坐地分赃，不但不能保卫地方，反为害民之蠹。袁亦上疏裁撤，移此饷项充办警察费。
清人迷信佛教，庵观寺院财产甚富，多为无用僧道所盘踞。袁世凯又上疏着改庙宇为学堂，收庙产为学堂经费。驱逐僧尼，招募学生，广行教育，化无用为有用。
直隶地方自遭拳匪乱后，民贫土瘠，凋敝不堪，至是百废待举，筹款为艰。而中国国家素无信用，自昭信股票有借无偿之后，民间更不敢再放债于国家。袁以款无可筹，只得仿照公债例，招募公债。遂妥订归还章程，疏请特颁明谕，取信于民。疏云：
查外洋各国，遇有军国要需，率皆临时募债，不分本国外国，而踊跃输将，常逾定额，固由国民急公好义使然。而最要关键，尤在上下相孚，绝不失信。中国历来办理公债，半由官吏，不务远图，鲜克践言，以致民闻公债，辄多观望不前。即或勉集巨资，亦率视为报效，不敢希冀偿还，只求取便一时，而于国民维系之机相去甚远。利国便民之政，转为误国病民之阶，臣诚私心痛之。今欲开募债票，宜自公家严守信实，俾民间便利通行，方足以挽浇风而示天下。然示信之道，非可空言，又宜预筹的款，备偿本息，无论何项，不得挪用。又准其交纳本省库款关税各项，随时皆可兑用。信如四时，令如流水，既易筹集，尤便推行。在国家无利源外溢之虞，在商民得子母流通之益，维持民心，恢张国力，皆在此举。经臣详酌中外章程，以取信便民为宗旨，就本次筹款，岁可得银一百二十万两，计可贷公债银四百八十万两，以一年按七厘付息，逐年递加一厘，分六年还清。以所筹之的款，备付本息，有盈无绌。其期限、数目、章程暨筹定款项，另缮清单，恭呈御览。抑臣更有请者，此事系属创行，计在久远，一或蹉跌，继后为难。中国积习，往往始事者备极艰辛，而当新旧代易之交，辄鲜后先规随之美。不以率由定章为难，即以推卸责任为事，号令不行，官民不信，断由于此。此项公债票，如蒙俞允试办，拟请降旨作为永远定案。并责成臣暨布政使、盐运使并继任之督臣等，倘有违改定章，失信于民者，照误国病民论，予以应得之罪。庶天下士庶知朝廷于公债一项实力信行，断无愆改，方足以俾助国用，收集利权。
疏上，奉廷谕云：
袁世凯奏拟试办直隶公债票一折，外洋各国遇有军国要需，临时募债，无不闻风踊跃。独中国办理公债，辄多观望不前。良由官吏不能践言，民信未孚所致。兹据该督奏称，开募债票，以取信使用为宗旨，洵为扼要。所陈筹有的款，按年付息，分年还本，发给票据，准其交纳本省库款关税各项，并随处皆可兑用。拟具章程，尚属周妥，着即准其试办。仍责成直隶总督暨藩运两司，无论现任接任各员，一体认真经理，实力信行。经此次奏准之后，作为永远定案，断无改易，倘该官吏违章失信，仍蹈前辙，或启弊端，定行从严治罪，决不姑宽。钦此。
以上数端，乃袁世凯政策中最显著者。然此数种弊害，诚中国切肤之痛，袁世凯能骤然改除，亦人所难能也。
时北洋新政，实有可观，袁即具疏奏闻，两宫亦甚欣悦。下诏奖袁办理之善，通饬各省一律仿行。于是各省有派员来直考察者，有派学生来直肄业者。而北洋新政遂啧啧称道于各行省。至于中国警察制度之施行，陆军之改良，科学之输入，固当排袁世凯为首功。以此三端为袁功业之最显者。
北洋政治锢习驱除，袁遂思大兴科学，凡具有科学知识，皆优奖重用，学者皆闻风兴起。明时局者，知空疏文字无益社会，弃举业入学堂，并游学外国者亦日渐发达。而日国教育家亦多热心，以中国来游学者多年华老大，使必循序渐进，则时不我容，于是特设法律政治速成科，择科学之精华，授中国之学生。袁亦极力提倡。厥后北京进士馆诸人，以及各省候补道府，更有清贵如殿撰夏同龢，尊贵如蒙古亲王，皆至日邦就学。其极盛时有四万人之多，于是中国之文化，遂大有勃兴之气象焉。
第三节主张立宪
尔时留学日邦者，多数皆鼓吹中国立宪。袁世凯亦赞成其说。而孙文之党派又鼓吹种族革命，其风甚炽，清政府忧之。袁陛见入都，两宫问袁抑制革命风潮之策。袁乃陈各国宪政之善，当此时会，非行宪政不能免革命之风潮。故其时有五大臣考察列邦宪政之命。及五大臣归国，皇族中最开通之泽公，遂疏称立宪政体利国利民，惟不利于官。其余四大臣亦皆以立宪为然。而顽固党反对甚力，两宫为众论所惑，又召袁入都决议。袁力排众论，主张立宪，谓非此不能图强。两宫之意乃决。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秋七月十三日，遂颁预备立宪之诏，翌日又命袁世凯等会议改订官制。诏曰：
昨已有旨宣布立宪之预备，饬令先行厘定官制，事关重要。必当酌古准今，上稽本朝法度之精，旁参列邦规制之善，折衷至当，纤细无遗，庶几推行尽利。着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载振、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庠、寿耆、袁世凯公同编纂。该大臣等务当共矢公忠，摒除成见，悉心妥订。并着端方、张之洞、升允、锡良、周馥、岑春煊选派司道各员来京，随同参议。并着派庆亲王奕劻、孙家鼐、瞿鸿机总司核定，候旨遵行，以昭郑重。钦此。
预备立宪之诏既颁，彼顽固党人益肆口雌黄。于是梁鼎芬暨诸台谏皆交章劾袁，有谓其谋为不轨者，有谓其权高迈主者，有谓其天下兵权在握者。相传劾袁之疏多至数十份，两宫皆留中不发，特命庆亲王示意于袁上疏辞去兼差，以息浮言。袁将宫制议定，遂回天津，疏辞各项兼差。疏上，奉旨云：“该督办事均尚妥协，现定改订官制，各专责成。着照所请开去各项兼差。钦此。”
先是，昨年十二月二十一三日。袁世凯曾上疏恳辞兼差，奉诏慰留。兹并录迩时诏旨于下，以资考证。旨云：
袁世凯奏请开去兼差一折，现在时事艰难，正资整顿。该督公忠夙著，任事实心，仍着统筹兼顾，妥为经理，以副委任，毋庸固辞。钦此。
观以上两诏旨，相距仅数月，一留一准。一则曰公忠夙著，任事实心；一则曰办事均尚妥协，何其迥不相侔也？究其原因，虽由顽固党之诋排，亦由袁之自取。盖袁此次辞差疏间有牢骚语。夫倡立宪即应辞兼差，乃为惟一之宗旨，至辞兼差而语涉牢骚，则人疑为揽权也固宜。且袁系首倡立宪之人，权限不分，乌能立宪？顽固党所以藉口者，皆职是故也。袁之不学无术于斯略见。或谓此种奏疏多出自其书记辈之手，虽然，使袁左右有人，亦何至于此也。
袁世凯本具有坚忍性质，虽迭经挫折，屡负毁谤，其宗旨仍不稍变。自辞差后，遂一意经营地方新政。首创审判厅，次立自治会，皆由天津试办为起点。其他一切立宪应预备事宜，无不首任其难，不辞劳怨。乃其左右之人则不然，审判自治，皆属在地方之范围，自应委任于府县，而凌福彭辈不知新政之谓何，乌能胜任？特迫于袁之命令，不得不立一名目，以欺蔽人之耳目。故袁虽雷厉风行，终不过敷衍塞责，至袁甫去任，其所创之各项新政，即败坏不堪言状，实由于用人不当，遂断送于三五小人之手。至袁所位置之人才，惟花天酒地，纳贿循私，无所不至，人皆谓今不如昔。岂知创办之初，即有名目而无精神，故至今百弊丛生，现象之坏，不堪设想矣。嗟乎袁世凯有办事之热心，无知人之能力，是又不得不为袁惜，更不得不为袁咎也。
第四节兄弟之隙
袁自倡立宪后，圣眷即不逮从前，两宫之意，非恶其倡立宪，实为众口所煽惑也。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