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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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国库券必须运回去，怎么运回去？问题一下子摆在我们面前。大家都认为民航最安全，可是按规定，现券押运时装现券的箱包不能离开押运人员的视线范围，这么多的行李不可能随身携带，作为行李托运既不符合要求也不安全。有人建议，可以向当地航空公司包一架小型货运飞机运回。我为此去航空公司咨询此事，对方称可以提供专机，费用也不算贵，大概3万元左右，但是人家告诉我，由于是小飞机，当天到不了上海，晚上停飞，中途还得在其他机场过夜，过夜时，他们也不能保证我们托运货物的安全。
我把大家提出的各种方案逐一比较，最后决定还是走铁路。通过铁路走，最大的问题还是如何确保安全。那阵北方省份正闹“东北虎”，一批东北籍的歹徒在铁道线上为非作歹，猖狂一时。我为此请求当地工商银行保卫处支持，他们欣然同意，派出几位经警协同我们押运这批特殊货物。
在铁路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在火车上作了精心部署。货物放在行李车厢，轮流派人携带武器在行李车厢看护。此外，在距行李车厢最近的软卧车厢，我们包了两间休息房间，三人一批，两小时一换，轮流值班。每10分钟，软卧车厢与行李车厢之间通过对讲机通一次话，如有异常，立即增援。从当地到上海，火车运行时间为36个小时。因为不放心，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行李车车厢度过的。冬天的东北，室外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左右，行李车厢没有取暖设备，冷得厉害。我们为此准备了好多军大衣，值班人员几乎是埋在大衣堆里。公司同去的同事们从未接触过武器，拿着纯属摆设，于是，保卫处几个小伙子在行李车厢里当起了教官，教了这个教那个。一路上有惊无险，平安抵达上海，行里的运钞车早早等在车站的月台上，总经理李志道等也破例在车站迎候。此后不久，国家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撤销决定有所松动，北方那家信托公司也保留下来了。那家公司老总一见到我就说：“这一折腾，给你们赚了好几百万！”
正文 第二章 筚路蓝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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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次经历，朱德明有这样的回忆：
12月的北方，大雪飞扬，滴水成冰。人的眉毛挂霜，呵一口热气也会变成冰雾。我们一个个虽然身穿借来的皮大衣，但除阚总外，我们几个初到北国的人怎么也感到无法抵御寒冷。
先是点数国库券数得天昏地暗。麻袋装好了，什么时候走？怎么走法？都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也绞尽脑汁。本来特别想搭乘飞机回来，但保卫处的同志从当地人行借了几把枪，带武器不准上飞机。我们又想干脆租一架军用飞机，但军用飞机不可能一下子飞到上海，沿途要停几次，安全有保障吗？我们又打算包几间软卧包厢，但装国库券的麻袋体积太大，不允许上软卧。
最后，只好跟当地铁路局及铁路公安局派出所商量，把国库券放到前头行李车上，派人拿着枪日夜轮流值班，生怕“东北虎”组成的“铁道游击队”飞车抢劫。换下来待在软卧车厢休息的人，神经也不敢松弛一刻。对讲机始终开着，过几分钟就问：“怎么样？”行李车里的看守就答一句：“安全。”
在上海，无论经营机构还是个人，在证券市场赚得的第一桶金，大都出自国债。然而，也有人不择手段地在国债市场“淘金”，最后栽倒在国债市场上。万国证券公司国债部负责人及其下属，负责从外地向上海倒运国库券，采取多倒少报的手法，把一部分差价窃为己有，后来东窗事发，遭牢狱之灾。他们可能也成为了中国证券从业人员职业犯罪的先例。
从游击队到正规军
比起个人为主的国库券“黄牛”贩子，当年工商银行系统内的国库券交易规模要大得多。规模大了，必然要进行规范化，一个全国性的国库券报价信息网此时成为了一种迫切的需求。
我请公司业务二部虞志皓负责研究、筹划跨省市国债交易。虞志皓原是工商银行长宁办事处信贷科科级干部，调到信托投资公司业务二部后，说是从事证券和投资业务，实际并没有实质性的业务可做。我去后，他一再向我要活干。之后，工商银行总行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济师李时恩建议召开工商银行系统内证券业务专题会议，商讨这个问题。
分行也很支持，《新民晚报》为此曾采访毛应梁行长，毛行长当时明确表示“将独资经营专业性的证券公司，并与全国27个城市的金融机构在下月组建‘工商银行部分城市证券信息网’，这样有助于抑制黑市交易，促进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形成。”
正文 第二章 筚路蓝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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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工商银行系统内证券业务专题会议由我们筹备，地点放在上海大柏树的春江宾馆，全国３0个省市分行或信托投资公司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以工商银行上海信托公司为中心成立工商银行国库券报价信息网，以打破当时证券市场割断的、分散的、半封闭的格局。信息网的功能和任务是：探索、研究证券业务的理论、办法，提出发展规划和技术性建议，促进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形成，交流各地区的证券工作经验，沟通各地证券信息，探索跨地区发行证券的可能，为国家重点项目筹措资金以及促进各城市之间的证券交易。
各个单位每周以电报、传真、电话等形式向上海汇报当地国库券的买卖价格，由上海方面汇总后发给各成员单位。各地据此确定买卖意向，自寻对象洽谈成交。会议选举工商银行计划部主任武捷思担任信息网理事长，我任副理事长。
那次会议结束后，工商银行国库券报价信息网开始运作。那时传真机很不普及，不少成员单位没有传真机，报价要通过邮政部门的民用电报系统。为了省钱，我们约定用数字来表示券种和价格，比如19８５年国债买进价１０５
正文 第二章 筚路蓝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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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和此后的申银证券公司，不仅在国内早期股票发行、交易和国债交易市场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还参与了国债发行、企业债发行的大量工作。在财政部改变传统的国债发行方式，改为采用招投标的方式组成国债承销团，包销每期的国债发行业务之后，申银证券公司凭借实力，担当了多期国债承销团的主干事或副主干事。
申银证券公司还担当国家物资部开发总公司等大型企业长期债券的主承销商。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决定开发三峡水电，我们认为这对证券业是一个巨大商机，立即组成研究小组拿出一份三峡建设筹资融资建议书，一是建议发行三峡企业债券以筹措初期建设资金；二是建议葛洲坝水电改制为股份制，发行股票上市，为三峡水电项目筹集长期建设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那份三峡水电项目筹资建议书是由我亲手交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同志手中的。那天，我拿着建议书来到朱副总理办公室，本打算交到朱副总理的秘书李伟手里就可以了。不过李伟告诉我，总理在办公室，你可以直接交到总理手里。那是我第一次踏进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办公室，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同时担心是否过于贸然和仓促。但见到了朱副总理，我的一切顾虑全都打消了。
那天，朱副总理正与一位部委领导谈事，见我进去，便送走客人，接过建议书，拉着我坐在长沙发上，仔细询问了他离开上海后证券市场的情况，包括证券交易所和申银证券公司的发展情况。朱副总理为国内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感到高兴，同时又对快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感到担忧，指出众多企业领导并没有真正弄懂股票，却一哄而起，要求发行股票，这必将给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隐患。事后，我从李伟那里得知，朱副总理那段时间的日程排得很满，很多上海领导到北京求见，都没有排上日程。可见，朱副总理对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内证券市场的重视程度。此后，申银证券参与了若干期三峡建设债券的发行。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上海早年的企业短期融资券。当年，企业债券发行获准很难，股票发行仅仅限于获准试点的企业。为了帮助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们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帮助下，推出了股票、企业债之下的第一张企业短期融资券。融资券经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发行，期限最长一年，融资利率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发行主体是上海大中型企业，我们是承销商。这一融资工具当年深受企业欢迎，也是我们当年主要的融资业务。
1990年6月6日，《金融时报》介绍了当年上海融资券业务的情况：
正文 第二章 筚路蓝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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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积极利用短期融资券这一融资手段，帮助效益高、创汇多的企业筹集资金。三年来，该公司运用短期融资券为企业筹资累计已超过3
正文 第二章 筚路蓝缕（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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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的复出，一度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发行第一张飞乐音响公司股票采用的是面向集体和个人定向发行的方式，1万股，每股面值50元，筹资50万元。发行过程很顺利，股票被一抢而空。但人们对股票还是有很多的疑虑，这股票有什么用？既不能像现金那样使用，也不能像银行存款那样获得较高的利息。当时上市的公司虽然效益尚可，但每年的分红水平还不如银行定期存款利息。由此，股票发行并不是那么顺畅。
当年，股票发行是一项试点业务，可能是怕出大问题不好收场，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颁发的全国第一个《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发行股票。因此，早年股票发行的试点企业基本上都是街道企业和集体企业。用今天的眼光看，当年发行的股票都是极小盘股，发行额度也就是50万元、100万元，发行价格也基本是按照面值发行。这些股票放到今天还不抢疯了？
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街道企业，早年生产各种塑料包装袋和装饰玻璃，并合资搞了个延中汉堡公司，不久又办了个桶装饮用水厂。其董事长周鑫荣、总经理秦国梁，后来都成为了我的朋友。这家公司的股票实际上是上海第一张公开发行的股票，现在这张股票已改名为“方正科技”。
1988年，何建华在《上海股票冲击波》一文中曾描述延中实业公司股票在静安区体育馆首次发行时的生动一幕：
凌晨3时，街灯晦暗，如同罩着一层薄雾的夜色中闪现出依稀的人影。气温在零下5度，人们把头严严实实地包在羊毛围巾、羽绒围巾和羽绒衣帽里，只露出眼睛和鼻子。渐渐地，像着魔似的，酣梦中的都市从大街小巷里奔涌起一股股人的激流，朝着同一地点汇聚，终于形成一股巨大的热浪：老年人，年轻人，怀抱婴儿的妇女，双目失明的盲人，拄着拐杖的残疾人，穿着时髦的“海派”，衣衫不整的农民，高个矮个，胖子瘦子……
剧烈的躁动。漫天的喧哗。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6万，在这超高密度的都市，人向超极限空间挤压。
股票！
绝迹30年后重返上海滩。当这一久违的金融商品像一个幽灵，在1985年再度徘徊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时，仿佛一道财神的灵光在天际照耀，人们的眼睛为之明亮，热情为之迸发。
作者的描写是真实的，但有点夸张，因为当时人们对股票远没有达到疯狂的程度，否则一个小小的静安区体育馆是招架不住的。
正文 第二章 筚路蓝缕（18）
2009…12…2 22：53：24 本章字数：370
上海延中实业在1985年1月14日首次发行股票10万股，面值50元，筹资500万元，由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部承销。当时担心的问题是股票发不出去，于是让企业拿出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和其他奖品，凡认购一股股票赠送一张抽签号码，发行结束后摇号。尽管是一套现在看来不起眼的小户型房子，在当年住房异常困难的上海，吸引力极大。因此才有人连夜排长队，不仅仅为了股票，更是为了房子。
《文汇报》高级记者郑重、陈可雄在撰写《中国第一股：申银十年风云录》一书时，曾千方百计地找到那天排在第一个、购买到50股股票的一家小厂仓库保管员谢海清，听他描述了那天买股票的经历：
最早哪能会想得起来买股票的？本来嘛，股票跟我浑身不搭界的，连我父亲都不曾见识过。那是我复员后成家，组织上给了我肇嘉浜路一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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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暴热
上海股市真正热闹起来是在１9８９年年底。那年，中央决定开发上海浦东地区，并决定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部分精明的人看到了机会，悄悄涉足股市，来我们证券业务部买进股票的人明显多了起来。股市渐渐趋暖，随后由暖变热，１９９０年夏天，上海出现了一场在中国股市上空前绝后的大规模的黑市交易。
１９８９年以前，我们的静安股票指数基本上在１００基点以下波动，1989年年中前后，静安指数跌到８０点左右，１９８９年１２月，静安指数回到１００点以上，这意味着上海股票的买卖价格回升到股票面值以上。
《解放日报》当时有过报道：
从5月28日开始到昨天，静安指数连续15天突破100点。昨天，电真空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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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来到坐落在西康路101号的工商银行静安证券业务部，这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有多达20多种国库券、股票、债券供顾客交易……不少精明的上海人，靠投资技巧合法增加收入，有的利用地区差价获得较高收益，有的投资者善于分析行情，避开投资高峰，掌握一套低进高抛的空门，靠时间差取得收益。
上海股市的情况汇报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他们对此十分重视，让我前去汇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罗时林等听后非常担忧，怕股市过热影响筹备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万一出点什么事，上海证券交易所还开的出来？”
他们都认为有必要抑制一下上海的股价，问我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回答说，有些国家和地区为了防止股市暴涨暴跌，设有涨跌停板制度。他们听我详细介绍后纷纷称好，“好，就这样，我们也搞一个涨停板规定。”具体商量后，最终以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下达这一规定。
第二天，由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发布的有关股市的三条规定，以通知的形式通过上海媒体发出。《通知》告诫投资者：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重申严格禁止私下买卖股票。《通知》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
“第一，股票交易改变以往当场过户的做法。股票成交后，延迟至第四个交易日办理交割手续；
“第二，股票交易实行限价。上一场股票交易的平均成交价上下浮动3％，分别作为当天股票牌价的上限和下限。”
坦率说，当时的涨停板制度规定的涨跌幅度究竟是多少，我这个经手人也记不清了。上述“3％”是我引用他人文章的内容。我曾想找到当年的报纸核实，但没能如愿。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尉文渊曾一度取消涨停板规定，不久由于股市过热，中国证监会重新作出涨停板１０％的规定。
涨停板都压不住的热潮
《通知》的公布对已经热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