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床-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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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只讲故事。　　　　
　　　　通常，我不把场面和人物有意扩张到极限。　　　　
　　　　通常，人们只接受一些故事。　　　　
　　　　人们和我一样有一双眼睛，人们也会看世界看得精确。当你看得很精确时，世界很小，很细致，世界上的人发生着他们本该发生的故事的时候，你因为精确的眼睛而和他们共鸣起来——这可能就是写故事人的初衷。　　　　
　　　　我有很多朋友，我需要“影射”他们，在过去的相当长的时日里他们帮助了我，他们知道我钟情于写作、沉溺于清贫，他们仍然帮助我。　　　　
　　　　我虚构了所有的场景和人物，却极力把我了解的各种性格写进去。更贴切地说，我变换了不同的位置去饰演他们，让时空交叉在我熟悉的人中间。过去的日子里，我看到了我身边的人的性格和走向，我看到了人性随着境遇的变换而出现的特征，坚强也好，懦弱也好，各种，各样，不同，相通。　　　　
　　　　世界太小了，小得如同故事一般了。　　　　
　　　　阿闻二ＯＯ四年春


第一章　眼睛的日子初潮

　　　　我的初潮来的天昏地暗的。春天的第一个月月末开始的第一次腰酸和腹痛，夏天的第一个月的月末才见到颜色。连续几个月固定的时日身体不适，我好像知道是要有什么来临了，可我那时还说不清楚，安娜姐哈哈笑着说我快生小宝宝了，我差一点骂她出口。　　　　
　　　　看到自己流血的一瞬间，我呆在卫生间里。我坐在马桶上，不想出去。我心跳得很厉害，怕自己的血这样一滴一滴的流干，甚至想该不该用止血药涂抹。我在走出卫生间之前的确哭了片刻。安娜姐和舒拉妈咪都在外面叫我，我才洗了脸开门。　　　　
　　　　我红着脸低着头不说话，安娜姐搂过我笑着说“有什么大不了的啊”，被舒拉妈咪打了一下。舒拉妈咪用生硬的汉语说安娜姐“没大没小”，安娜姐说“是喜事呢，又一个女孩儿变成女人了”。我竟然控制不住自己，又一次哭了。　　　　
　　　　真的很不舒服，我脑子总是被肚子里的酸涨牵带着，总是感觉自己的血往下流。我不敢坐，只好蒙头躺在床上，我甚至想用枕头垫高屁股，要抑制住流血。　　　　
　　　　一共四天时间，我哪里也没去。第五天我照镜子看自己，脸色已经惨白起来，眼睛也有些呆滞。我在屋里走了一会儿，想着自己已经干爽了，我对舒拉妈咪说：　　　　
　　　　“妈咪我去学校了。”　　　　
　　　　我的初潮来的晚。十五岁。那年是公元一九九四年。　　　　
　　　　一九九四年的春夏，我知道了我在今后的每个月里都要经受几天难过的时日了。我感觉，女孩子最无忧无虑的岁月我可能是走完了。我讨厌自己的衣袋里装着备用的卫生巾，不能容忍卫生巾占据了我平时装口香糖的位置。　　　　
　　　　老师依然，同学依然。我却一时不能依然。成人的冲击真的很大，我真的给冲击了。莫名地想深呼吸，莫名地想长叹，莫名地记起母亲的话：“细艳，爸爸是个倔强的人，你要像妈妈一样爱爸爸，容忍他做他的事情……”　　　　
　　　　我走出学校时已经习惯了去地铁的那条路，那条路到地铁站口要走五分钟，等地铁最多两分钟，在地铁上度过五分钟，然后还有三分钟的路可走。从学校到“麒麟城”大概需要十五分钟。爸爸和安娜姐都在“麒麟城”，那时“麒麟城”是爸爸的。　　　　
　　　　在路上我可以看到那栋停工了两年多的高楼，塔吊悬在那里，一部分脚手架已经破烂了。这个高楼是和“麒麟城”同时开始施工的，“麒麟城”已经开业了一年，可这个结构漂亮的建筑却“冷藏”在这里了。莫斯科的报纸上有上百篇的文章谈论这个“未果工程”，但至今没有人插手接管它。投资方在“货币更新”时损失了几亿卢布，投资人几乎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普通百姓，再也没有能力继续这个工程了。曾有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和我同校读书，他是这个工程投资人的儿子，两年前和父母去了西班牙，再也没有回来过。老师曾经给我们读了这个男孩留下的作文，我记得那文章的题目叫《一九九三，你害死了多少俄罗斯公民》，他在作文里写了父亲曾要自杀被母亲拦阻的经过。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莫斯科。我不在中国。　　　　
　　　　我不在中国，多年前我就不在中国。那时我根本不懂什么叫根，什么叫浮萍，这些植物学里的名词我怎么也联系不到自己身上。虽然那时这些东西就表现在我身上。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根本不知道，我能看见有关中国的记号就是大使馆前面的五星红旗和偶尔在俄罗斯电视台上出现的中国新闻。　　　　
　　　　爸爸和我说，不止一次地说，我们的家在昆明，在中国最美的高原城市。能把昆明和莫斯科连接在一起的，那时只有爸爸。我，不会。　　　　
　　　　我对昆明没有记忆。　　　　
　　　　2002年秋天我踏上云南红土地的时候，我已经是个外商，我的身价近千万，虽然我还是个女孩子，仍然青春。　　　　
　　　　安娜姐在我初潮的日子里对我说，你终有一天扬眉吐气地回到中国，那时人人都会高看你。　　　　
　　　　“麒麟城”刚建成时没有名字，但投资的人把招租的方向早确定给中国人了。我那时每天都被家里坐的满满的中国人闹得头昏脑胀。他们和爸爸商量租楼房的事情，商量集资的事情。爸爸那时候会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而舒拉妈咪也陪着沏茶倒水整整三天三夜。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莫斯科有这么多的中国人，竟然能有人想出“麒麟城”这个名字。　　　　
　　　　中国人来我家抽烟喝茶的日子里，我认识了安娜姐。只有安娜姐能不理会大家的讨论来我的房间里和我说话。安娜姐的年龄在做我的姐姐和做我的妈妈之间，我征得她的同意叫她姐，我认为叫她姐比较合适，她美丽，年轻，时髦，快乐。　　　　
　　　　安娜姐可以和我用俄语说话，她的俄语味道很正，虽然她也是中国人。我知道了她在莫斯科大学读完了硕士，知道她叫赵安安，知道她没结婚。当然她也知道了我的很多身世，比方我七岁跟父母来俄国，八岁母亲去世，爸爸娶舒拉妈咪时我不同意，我内向，我丢过自行车等等。　　　　
　　　　那天晚上我对安娜姐说：“你以后能经常来看看我吗？”　　　　
　　　　“为什么不能呢？”安娜姐说。“也许我会在你爸爸的公司里工作呢，那样你去看爸爸时也能见到我呀。”　　　　
　　　　安娜姐真的在不久就成为“麒麟城”的人了。爸爸和俄国人合资，立了“娱乐业”的项，按照酒吧、舞厅、小博彩等概念规划“麒麟城”，安娜姐统管了全部的前台业务。我第一次去“麒麟城”找爸爸，爸爸没时间和我说话，安娜姐把我安排在酒吧的角落里喝果汁，她去不停地指点服务生们的工作。她可以大声训斥那些俄国人工作中的差错，并在指点、训斥过程中抽出空当儿来向我这个角落里婉婉一笑。　　　　
　　　　我在“麒麟城”看到的景象也没觉得怎么惊奇，虽然爸爸和安娜姐都说小孩子不该看到大人不太健康的夜生活，但我还是看了。“麒麟城”的酒吧、舞厅里很多不老实的人，接吻的时候会很投入，抚摸的时候会很大胆。我没觉得奇怪。　　　　
　　　　安娜姐很无奈地对我爸爸说：　　　　
　　　　“她和中国本土原装的孩子不一样，和我们这些后来俄罗斯的人也不一样，她是新生代，特种。”　　　　
　　　　我是特种。在十三岁到十五岁之前，我平静地接纳很多我面前的东西。包括安娜姐和爸爸的通奸。　　　　
　　　　安娜姐和爸爸睡觉我是似乎早料到的。我曾在想象的时候心跳过，害怕过。但我看到安娜姐用毛毯捂住胸口惊恐地看着站在门口的我时，我却真的很平静。我对爸爸说“爸对不起哦”，然后对安娜姐做了鬼脸，退出房门。那是一天的半夜，舒拉妈咪去了圣彼德堡，我以为爸爸孤单。安娜姐什么时候来的我没听到，若我知道安娜姐来了，我想我不会去陪爸爸。我知道安娜姐来了爸爸就不会孤单。　　　　
　　　　在第二天我接到了安娜姐给我买的一辆最新款的自行车。我亲吻了安娜姐，平常我亲吻她的时候只是在她的脸上亲，这次我把亲吻留在她的嘴唇上了。　　　　
　　　　初潮后我上学，乘地铁的人不多，座位空着一半。我在要坐下的时候犹豫了一下。连续几天我都没有踏实地坐过，内裤里的纸巾老是提示我坐下来会湿糊糊的。那天我没有用纸巾，却仍有四天来的惯性。成人，大概就是时常被生理唤起紧张的感觉。　　　　
　　　　我还是坐下了，放心地扭动了几下屁股。我突然想回忆经血第一次冲出来的体会，终于没回忆起来，心想那血液一定也是热的，至少和我自己当时的体温一样。心想，大概就是因为和自己的体温一样，才没有让我产生或凉或热的印象。　　　　
　　　　我爸爸死了，我来到了昆明，按我爸爸的话说，我是回到了昆明。　　　　
　　　　巫家坝机场有些简陋，走出机舱门的一刹那，我被高原的热流冲击了一下。这个温度和我的体温不一样。从北方到南方，我有准备，但准备毕竟只是准备，当面对南方的时候，我还是有些眩晕。


第一章　眼睛的日子我的“办公室”

　　　　十年前，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在“麒麟城”。　　　　
　　　　我连续的、长时间的“敬业”精神，使爸爸感动了。于是我在“麒麟城”有了自己的一间“办公室”。这间屋子在爸爸办公室的对面。屋子里有一组漂亮的塑料家具，有一对皮沙发，还破例放置了一台１４寸的ＳＯＮＹ电视机。皮沙发合并起来足可以组成我睡觉的软床，我已经在等爸爸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享用过这张软床。好几次，我睡到天亮。　　　　
　　　　“麒麟城”在悄悄地改变着。俄国的法律在改，“麒麟城”也在改。大厅里橘红色的主色调被渐渐地用深绿色代替，博彩用的台案渐渐地加大、增多。我和同学们在暑假里去波罗地海疯玩了二十天后，回到“麒麟城”时终于看见了大厅正中央的“轮盘”。我站在门口端详了好半天，头脑里出现的是在ＶＣＤ上看到的电影中香港澳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连大厅顶上悬挂的工艺灯都像电影里的赌场一样堂皇。　　　　
　　　　莫斯科《晨报》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二日报道：　　　　
　　　　第一家由中国投资方独资经营的“卡西诺”开业，该赌城被投资人用极具东方特色的名字“麒麟城”注册……　　　　
　　　　那是开业时的轰动。我在我的“办公室”的门上贴上了字条，上面写明“此房间非业务部门”，以应酬老是敲错门的来访记者。但还是被别人走漏了我是“公主”的消息，我被两个难缠的年轻记者紧追，我只好拿出《三角函数》给他们看，告诉他们“我是中学生”。　　　　
　　　　我的“办公室”门钥匙放在爸爸那里一把，放在安娜姐那里一把。于是爸爸也躲进我的房间里来，还没等和我说几句话，安娜姐也做贼似的开门进来，看见爸爸坐在我这里，瞪着眼睛板住面孔，终于控制不住开心，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安娜姐对我说：“乖乖，给我们望风吧，望到那些讨厌的记者们离开赌场为止，我们要自由和清静啊！”　　　　
　　　　我说：“好的，你们可以看电视消遣一会儿啦，我在走廊里多晃几趟。”　　　　
　　　　我出门反锁上“办公室”，在楼上楼下转。“麒麟城”真的好大，我转了好久，站在二楼的栏杆那里看大厅里的纸醉金迷。有人赢了，服务生送上香槟酒；有人在牌桌上凝神犹豫手中的点数；有人输掉手里的筹码，气急败坏地用表情发泄……一伙年轻的中国人走进大厅，径直走向轮盘，庄家不停地按着铃铛提示下注，几个人危襟正座，摆弄着筹码，举手投足间，分明是从电影里学来的做派。我问身边走动的酒吧服务生那些“特酷”的男生是什么人，服务生嘿嘿一笑说，不是什么人，就是电影看多了。　　　　
　　　　身在异乡的中国人各自有各自解闷儿的方式，赌场，也许很能迎合这个人群。我不知道爸爸是被什么东西启发的敢做这个在中国本土完全不允许做的生意，是不是爸爸也喜好赌，或者爸爸赌的更大。　　　　
　　　　我没看见过爸爸赌博，甚至没看见过爸爸打麻将牌，我不知道爸爸的手气。我极力回忆在我小的时候和爸爸“猜大小点”，我记忆中好像爸爸和我输的一样多，好像都是妈妈在赢。　　　　
　　　　我的“办公室”里还有妈妈的照片。因为我时常看看她，心里就觉得安稳。实际上，妈妈给我的印象除了那张黑白照片和那句话以外，已经没有什么了。我在妈妈去世的时候还太小，小的连自己都记不住自己。　　　　
　　　　我把妈妈的那句“遗言”写在了妈妈照片的后面，因为妈妈为这句话强调了三次。她病重的时候我有预感她将死去，她说这话的时候是我的预感最强烈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记住了这些，以前妈妈强调过十次百次的话我都同样给忘掉了，唯一的这句话我没忘。　　　　
　　　　大厅里也有年轻的妈妈领着孩子在餐桌上吃饭，我又去回忆妈妈什么时候牵着我的手散步，但最终还是没有记忆。　　　　
　　　　晚上九点以后，“麒麟城”真的很热闹。熙熙攘攘的赌徒们毫无忌讳地在大厅里喧闹。我从正门一直看到最里面乐队的低台，没再发现有挎着照相机的记者，我开始往回走，要去告诉爸爸现在已经“安全”。　　　　
　　　　在我要打开我的“办公室”的一瞬间，我犹豫了。爸爸是和安娜姐单独在里面，我怕再次像在我家那样惊吓了他们。这一刻我心里有点儿堵，我是把妈妈的照片放在电视机上的，而电视机正面正冲着他们可能缠绵的地方，屋里唯一可以亲热的地方怕就是那对儿皮沙发上。那样，妈妈会把笑脸对着他们，当然，妈妈不会闭上眼睛。　　　　
　　　　我进入对门爸爸的办公室。爸爸的助手伊万在伏案计算着什么。我坐在爸爸老板台旁边的长沙发上，从房门看着我的“办公室”的屋门。门关着，上面还贴着我写的字条。　　　　
　　　　我心里泛上一阵燥热。这燥热一定带有青春期的特征了，我能觉察出身体里让我闹心的热量不再凝固在胸口，已经往我的腹腔运展。　　　　
　　　　十年后，我在昆明最繁华的昆都地段租用了一层办公楼，我把自己的办公室装修成两间，大的，留给业务，小的，没几个人进去过，那里和莫斯科“麒麟城”中爸爸给我的“办公室”一模一样，塑料家具，皮沙发，一个小小的SONY电视机。电视机上的照片有些变化，那里有爸爸、妈妈、安娜姐，还有舒拉妈咪。　　　　
　　　　


第一章　眼睛的日子舒拉

　　　　舒拉成为我妈咪的时候我刚满十二岁。爸爸在一天对我说“细艳，爸爸结婚了”，然后就领回来了舒拉。　　　　
　　　　我被眼泪泡了很久。爸爸在领回来舒拉妈咪的第一夜是陪我睡的。我整夜没睡觉，也没和爸爸说话。爸爸也不对我说什么，就是搂着我笑呵呵地抚摸我的头发。第二天早晨我的眼睛和爸爸的眼睛一样红。我们走出屋子到餐厅吃舒拉妈咪给我们做的日尔曼早餐。　　　　
　　　　舒拉妈咪是德国后裔。四十年代的战争把她的父亲留在了俄罗斯，娶了舒拉的俄罗斯族母亲。不知道什么原因舒拉妈咪从不提起她的父母，爸爸说舒拉的父母都回到了德国，而舒拉情愿自己留在莫斯科。　　　　
　　　　舒拉妈咪是个端庄、高雅的女人。我们的家在短时间里被她收拾的改变了“韵味”。而这给人舒服的韵味，则成为我和她沟通的桥梁。　　　　
　　　　交谈是从舒拉妈咪研磨咖啡